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战略决策 甘肃省会宁县。山冈起伏，大野悄悄，絮絮秋风中弥漫着凄楚苍凉。这里的山被千百年无数次风雨袭击、剥蚀得只剩下赭色岩石或黄土山脊，巍峨耸峙，傲骨擎天。由于水土流失，河流切割，到处是土梁和沟壑。树是偶尔能瞥进眼的几株，草是灰蓬蓬的数丛。流水带走了沃土，只把贫穷和饥饿留下。豪强劣绅压榨盘剥，更胜于凄风苦雨，刮走了一层层的民脂民膏。现在虽是秋天，但收获季节的风也似乎吹不散笼罩在四野的阴霾，长空像裹着一层厚重的殓布。然而，终有回天巨手要将混沌的乾坤扭转。十月的金风里，飘来无数红色的军队，犹如午夜的闪电，划破了浓重的黑暗，搅动了山乡的凄凉。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一、二、四方面军于会宁地区实现大会师。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央工农###政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了《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向三个方面军领导人及全体指战员致以热烈的慰问和祝贺。 会宁城西津门拥进一队队红军。西津门这座清代建筑，两层飞檐挑角的阁楼上，插上了红旗，刷满了标语，飞起道道光华，十分耀目显眼。西津门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改称“会师门”，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大放异彩，闻名中外。 此刻，西津门下，一位剑眉飞扬、双目炯炯的军人正骑马通过。他身穿一 甘肃会宁会师门套灰色土布半旧军装，腰间束着一条半旧牛皮腰带，腿上裹着“人”字形的灰布绑腿，帽子上和所有红军一样也缀着一颗亮闪闪的红五角星。他三十出头，可是一脸肃穆，一派老成，连过长的胡楂也秋草一般灰蒙，仿佛落了土，带了霜。征程上的风雨，洗去了他青春的鲜亮，敷上了一层壮年的苍老。他，就是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 徐向前1901年11月8日出生在山西省五台县永安村。为了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他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后，毅然投身革命。他参加过著名的广州起义;坚持过东江游击战争;在粉碎“罗李会剿”中以少胜多，五战皆捷;他驰骋大别山，四次反“围剿”，创建红四方面军;西行转战三千里，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长征途中，率领红四方面军浴血奋战，迭摧强敌。徐向前投身革命之际，中国将要经历一次鲜血的洗礼。坐在南京总统府会议厅长桌上首的蒋介石举起右手比划着，然后像刀一样从上劈下，他要把孙中山先生充分信赖的共产党人斩尽杀绝。正是在蒋介石磨刀霍霍，准备把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淹没在血泊之中的1927年初，徐向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古老的会宁城焕发出青春的活力。花鞭鼓号与激越的歌声交响回 徐向前像荡，镰刀斧头和灿灿的红五星辉映闪光。会宁城几乎容纳不了这从天而降的喜庆，那头欢呼声、口号声刚停，这头又炸响爆竹。战友们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放下手中的武器，抛下肩头的背包，含着热泪互相拥抱，互致问候。 徐向前看着如潮的人群，也格外激动。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于夹金山下，但由于张国焘干扰，又于9月在茫茫草地中痛苦地分离，经过一年的艰苦转战，今天又在黄土高原胜利会合了。 到了驻地，徐向前总指挥便马上展开作战地图，研究地形和敌我情况。徐向前是一位专心致志的军事家，他的“军事劳动”特别细致艰苦。无休止的戎马生活是紧张疲累的，可是徐向前求知砥砺，夜以继日地钻在作战方案、敌我情况、军事论著之中。李先念在《沉痛悼念徐向前元帅》一文中说：“他是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军事学识的启蒙教师。在红四方面军，他经常和我同吃同住。只要有点空闲时间，他就抓起书本，默默耕读。我养成攻读马列和军事著作的兴趣，结合战争实践不断提高作战指挥艺术，是与他的教育和帮助分不开的。” 徐总指挥也有自己的休息方法，宿营闲暇时，爱哼哼京戏，还拉拉京胡、吹吹箫，自有一番乐趣。此刻，三军会师带来的喜乐还激动着他，徐总指挥心里高兴，又拉起京胡唱起《甘露寺》中的一段： …… 他有个二弟，汉寿亭侯， 青龙偃月神鬼皆愁， 白马坡前诛文丑， 在古城曾斩过老蔡阳的头。 他三弟翼德威风有， 丈八蛇矛惯取咽喉， 鞭打督邮他气冲牛斗， 虎牢关前战温侯， 当阳桥前一声吼， 喝断了桥梁水倒流。 他四弟子龙常山将， 盖世英名贯九州， 长坂坡，救阿斗， 杀得曹兵个个愁。 这一班虎将哪个有? 还有诸葛用计谋。 …… 徐总指挥唱得忽而欢畅沸扬，忽而细如燕语。这段西皮原板转流水的唱段，经徐总指挥一唱，愈显高亢明快。 这时，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走了进来，看见总指挥唱到得意处，也分享着快乐。 陈昌浩生于1906年，湖北汉阳人，1926年加入共青团，在武汉从事学生运动，1927年底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转为中###员。陈昌浩和张国焘1931年4月从上海到鄂豫皖根据地，初时任共青团中央分局书记。1931年11月7日，红四军和红二十五军改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总政委。 陈昌浩像直到徐总指挥唱完，陈政委才说：“朱德总司令和张国焘总政委已赶到会宁，顾不上休息便派人叫我们去，研究一下行动计划。” 朱、张“两总”的紧急到来，自然是带着重大使命的。 红军在实行从南到北的战略转移时，中共中央就已经考虑到打通国际路线，解决红军的战略靠背问题。早在1935年8月5日，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明确指出：“西北各省是中国反动统治及帝国主义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在地理上又接近世界无产阶级祖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这更造成苏维埃与红军发展的有利条件。”1935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关于在何处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毛泽东说：由于一、四方面军已经分开，张国焘南下，使中国革命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所以一、三军团必须变更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计划，以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靠近苏联，在陕甘广大地区求得发展。1935年11月，共产国际派林育英(化名张浩)回陕北，传达了斯大林的指示：不反对中国红军主力从北方(外蒙方向)和西北(新疆方向)靠近苏联。1935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红一方面军东征，“拿三个步骤，达到打通苏联与巩固开展现有苏区的任务”。红一方面军东征，只完成了两个步骤，第三步(战略目的)未能实现，旋即回师陕甘苏区，复准备西征。关于西征，毛泽东1936年6月29日的电报指出：“从总的战略上看，无论站在红军的观点上，站在红军与友军联合成立国防政府的观点上，打通苏联解决技术条件是今年必须完成的任务。”打通苏联的道路有二，一是宁夏及绥西;一是甘、凉、肃三州。红军出动的时机亦有二，一是夏秋;一是冬天。不论采取哪一条道路与选择哪一个时机，给马鸿逵以坚决的打击，都是决定的条件。为此，要求一方面军必须于一个月内做好打击宁马及西渡黄河的准备工作。 张国焘南下失败后，内外交困，被迫放弃川康计划。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复北上，抵甘孜、炉霍、道孚一带休整。5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四、二方面军领导人：外蒙与苏联已订立了军事互助条约，共产国际盼望中国红军靠近外蒙、新疆。一方面军自东征回师后正猛力发展陕甘苏区，以渐次接近外蒙;二、四方面军宜趁此有利时机，速定大计，或出甘肃，或出青海，以便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出动，进行策应。张国焘及四方面军领导人同意上述方针，准备待与二方面军会合后，共同北进。6月上旬，张国焘宣布取消伪中央，成立西南局。二、四方面军会师后，为统一两军的行动，7月下旬经中央同意，由两个方面军的领导人组成西北局，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8月，二、四方面军根据中央指示出甘南。9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西北局领导人，介绍了陕甘宁苏区情况：地广山多、沟深林稀、水少粮缺、物产贫乏、人口稀少，“不能供给大军久驻”。同时，还介绍了全国现存红军游击区的情况，强调指出：“通南巴以北之巴山山脉，有王邵春部活动，似散川陕鄂豫边境，可造成大规模游击战争之重要的战略地区。”西北局领导人故向中央提出了西进甘西或出川、陕、豫、鄂的方案。9月8日中共中央复电：向西行动须求得苏联协助。“你们提出的出川、陕、豫、鄂方案，是一种向南京进攻的姿势，只在不能出西北及与南京谈判决裂之时，才是可行的与必须的。我们已将此点电告国际，我们向国际提出的亦是出西北与不得已时出东南两方案。”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占领宁夏及甘西。中共中央研究了共产国际的复示，决定一、四方面军合力先取宁夏，然后分兵再取甘西。经过电报反复商讨，四方面军领导人表示服从中央的决定，北上静宁、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合。9月底及10月上旬，四、二方面军均分别下令北进，不久即在会宁地区与一方面军会师，准备实现夺取宁夏、打通苏联的战略计划。 红军接通苏联的意图，蒋介石早有猜测。1934年秋，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为了摸清红军北上意图，彻底“剿灭”共产党，蒋召开了军事会议。在会上胡宗南做了重点发言，他说：“共产党之所以放弃在江西多年的根据地而到处流窜，就是因为共产党没有苏联的援助，连根据地也保不住。因而，它只有转移到新疆或者外蒙古附近，才能取得苏联的物资援助，进出甘、青、新一带，打通国际交通线，伺机反扑。”在座各级将领无不为之惊服，蒋亦认为胡之分析有理。他为能有这样有见解、有头脑，且忠实于自己的下属而感到自慰，遂宣布胡宗南由第一师师长升任第一军军长。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造成了横跨黄河两岸发展、打通苏联、雄峙西北的战略态势。蒋介石忧心如焚，焦灼万状，加之对共产党与东北军、西北军的秘密联系已有风闻，生怕“三位一体”，抗日反蒋，他慌忙处理完“两广事变”便回戈西北，全力“剿共”。蒋的“剿共”部署分为两步：第一步，组织通渭会战，在西兰通道地区，给红军主力以致命打击，防止红军渡过黄河，北进宁夏或西进新疆;第二步，组织最后“围剿”，将红军主力压迫在黄河以东、西兰通道以北地区，一举消灭。在“围剿”红军的同时，乘机观察张学良、杨虎城的动向，如不服从军令，则撤职查办，并将东北军、西北军调离西北，予以肢解。张学良把蒋介石的通渭会战计划通报中共，提议红军及早进行宁夏战役：“朱、张速通过西兰大道与一方面军会合，执行宁夏战役。” 红军三大主力会宁会师前，鉴于敌情变化，中央军委即考虑提前执行《宁夏战役计划》，以三个方面军合力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以实现西北抗日的新局面。为此，10月2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关于提早攻宁问题，请你提出意见。”同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刘伯承，提出：“如果四方面军之渡河技术能保证在中卫地段渡河，则以早渡为妙，对南敌一般可暂取钳制手段。”10月9日，毛泽东、周恩来将蒋介石的通渭会战以及张学良的意见电告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任弼时、贺龙、关向 会宁大成殿——三军会师庆祝大会会场,朱德总司令在此发表讲话应、刘伯承、彭德怀九人，“请兄等提出意见”。 朱总司令和张国焘赶抵会宁，就是要和徐、陈共同研究，拿出意见供中央参考。 会宁城内的一座普通居民院落。屋内叠放着一份份电报和作战方案的土炕小桌边，坐着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张国焘。“你们来了，快坐下!”朱总司令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对走进屋的徐、陈说。张国焘也挺起身来，抑郁的眼睛闪出了些许亮光。此时，张国焘还背着另立“中央”的包袱，心情显得沉重。 徐、陈走到铺着地图的桌前坐下。这是一幅军用地图，上边记着无数的符号、线条、绿色的斑点、黑色的曲线、红色的箭头。徐向前冷峻地扫了一圈地图，抽出别在腰带上的旱烟锅，从吊在烟锅杆上的黑色烟袋里拈出烟叶，慢慢地摁进烟锅里，吧嗒吧嗒地抽起来。 朱总司令目不转睛地瞅着地图，凝神思考了片刻，然后在屋里来回走着，灰军衣的下襟来回摆动着。朱总司令和大家共同分析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军事和政治形势。他们四人决定向中央建议：首先争取一、四方面军一部，从靖远地区西渡黄河，而后三个方面军的主力跟进，夺取宁夏;如渡河不成，则在西兰通道地区与敌进行部分决战，拖延时间，待黄河结冰后再行渡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参考各方面军领导人的建议，权衡轻重，决定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在《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发出的第二天，即10月11日，中央发布《十月作战纲领》，主要内容如下： 甲、根据目前敌我情况，为着集中一切力量克服困难条件，完成基本战略任务起见，十月份作战纲领拟定如次。 乙、四方面军以一个军率造船技术部迅速进至靖远、中卫地段，选择利于攻击中卫与定远营之渡河点，以加速的努力造船，十一月十日前完成一切渡河准备;四方面军主力在通(渭)马(营)静(宁)会(宁)地区筹粮休整，派多数支队组成扇形运动防御，直逼定西、陇西、武山、甘谷、秦安、庄浪、静宁各地敌军附近，与之保持接触，敌不进我不退，敌进节节抵抗，迟滞其前进时间，以期可能在十月份保持西兰大道于我手中。 丙、二方面军进至通渭马营以北、界石铺以南地区，休息数日，转静宁、隆德线以北地区休整，派支队伸出静隆线以南，威胁胡敌侧翼，滞其西进，准备尔后以主力或一部接替一方面军在固原北部之防御任务。 丁、一方面军之西方野战军主力保持同心城间之枢纽地段豫旺城于手中，其第二师相机袭占庄浪，待二方面军到达静隆线后，北上归还建制;第一师及陈支队暂在黄河、海原间，威胁与抑留于学忠部使不敢东进，尔后逐渐西移归还主力;二十八、二十九两军集中定、盐地域，一部逼近灵武，准备居民条件，完成侦察任务;独四师确保环曲苏区，其余东方部队任务不变。 戊、攻宁部队，准备以一方面军西方野战军全部及定盐一部、四方面军之三个军组成之;四方面军之其余两个军及二方面军全部，一方面军之独四师，组成向南防御部队，可能与必要时，抽一部参加攻宁。 己、攻宁开始时机，依造船情况决定，但至迟十一月十日前须完成一切攻宁准备。 庚、十一月十日前，各部队注重休息、补充、扩大，尤特别注意训练，以便有力地执行新任务。 …… (引自《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上，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第287页) 中共中央为统一军事指挥，团结对敌，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未予追究，确定由毛泽东、彭德怀、王稼祥、朱德、张国焘、陈昌浩六人组成军委主席团(周恩来因准备与蒋介石谈判，暂不参加)。《十月作战纲领》指出“各部任务由朱、张两总转及各方面军首长以个别命令行之”。当日，中央书记处又致电朱、张两总并告彭、贺、任、徐、陈：“现三个方面军已完全会合，新的伟大战斗即将开始，为统一指挥起见，拟请朱、张两同志以总司令、总政委名义，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密切前后方联络。” 红军北进宁夏，打通苏联，自然会招来蒋介石不惜一切代价的阻止。蒋介石的“围剿”正在展开，刺刀与炮火结成的网，从四面八方向红军拉了过来。 “你当过木匠，指导造船有办法!” 向暮时分。夕阳跌落在荒山秃岭上，碰伤了，刺破了，金浆从山坡上流下来，整个山谷被染得金碧辉煌。两骑马飞驰着，马匹伸成一条线，肚皮几乎要挨着地。因为骑得飞快，前面的一匹白马，恰似划过一道透亮的闪电。会宁城渐渐地清晰起来，马慢了下来，两肋汗淋淋的，像水洗过一样，马头扬起，鼻中喷着雪片似的白沫。骑在前面的人二十六七岁，他那张敦厚的方脸盘轮廓十分鲜明，锐利的线条，凝结着直指云天的山峰般的坚毅。他是红四方面军三十军政委李先念，跟在后面的是他的警卫员，年龄只有十六七岁。李先念接到徐、陈紧急通知，特意赶到四方面军指挥部。 “啊哈，你来得好快!”李先念一进来，徐向前和陈昌浩的脸上露出会意的笑容。 徐向前和李先念既是老上下级，更是老战友，他们曾互相用生命救援过对方。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西征时，在枣阳新集，敌人突然包围了总指挥部，徐向前把身边的警卫人员和机关干部组织起来，硬顶住敌人。李先念见总部被围，脱下上衣，率领部队冲锋，打垮了敌人，解救出总部。子午镇一仗，敌人把四方面军的四个师截成两段，李先念负伤，徐向前对他说：“你先走吧，后面我来指挥!”将敌击溃，冲出重围。 徐、陈、李三人随便坐在炕上或炕沿，围着一张摊开地图的小炕桌。一盏在当时算是奢侈品的马灯挂在天花板下面，照亮着桌上 李先念像的地图。徐总指挥将烟锅中的烟灰在桌边磕了磕，指着地图说：“指挥部拟定，三十军率先在靖远渡过黄河，迅速逼进宁夏南部，占领黄河弯曲处之枢纽地带，袭取宁夏战略要地定远营!” 徐、陈以及四方面军其他首长，对渡河方向已是考虑再三。天堑黄河，奔腾万里。古代跋涉在丝绸之路的人们，从长安启程西行，或从西域穿过河西走廊到长安，都要遇到这条大河的险阻。从甘肃到宁夏，黄河上较大的峡就有乌金峡、红山峡、黑山峡，其余地段也都石山峭立，河道狭窄，水流湍急。这段黄河，丝绸之路的著名渡口就有临津、金城、金城津、鹯阴口、索桥、灵武等处。而这些渡口目前都被武威的马步青部和宁夏的马鸿逵部重兵把守。靖远县境内有索桥和鹯阴口两个渡口，丝绸之路从甘肃境内的北线进入河西走廊，就必须通过这两个渡口。不过，红军是不能通过渡口过黄河的。 陈昌浩两道细而浓的剑眉下的大眼睛流露着信任的神色，恳切地说：“先念，为全军开辟道路的重任就放在你肩上了。当年强渡嘉陵江是你们三十军实施的，你又当过木匠，指导造船有办法，造船和强渡任务就交给你!” “我们一定完成造船任务，做好强渡的准备工作!”李先念沉吟片刻，斩钉截铁地回答。他分明感到了所承担的千钧重任。他知道马步青已在黄河沿岸构筑了严密防御工事，企图阻截红军。背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正虎视眈眈、穷凶极恶地扑过来。在这敌军重兵围剿，军情瞬间逆转的形势下，危机就像乌云低垂在红军将士的头上，伸手可触。突破黄河，挺进宁夏，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的战略决策。他不惜粉身碎骨，也要完成强渡任务，为全军打开胜利的通道。 根据《十月作战纲领》，四方面军的任务，一是迅速造船，完成一切渡河准备;一是南向西兰通道地区防御，拒阻南面敌人的进攻。据此，三十军奉命到靖远地区秘密造船，侦察渡河点，准备渡河。四军、五军、三十一军，沿会宁、界石铺、华家岭、马营、通渭、宁远镇、葛家岔、静宁等地，梯次配置，抗击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军的进攻。九军置于会宁至靖远之间，作预备队，如三十军渡河成功，九军即迅速跟进;如渡河不成而南敌突击，则以四、五两军牵制敌之侧翼，而以三十军、九军反击南敌，为三十军渡河争取时间。为了及时造好船只，实施战略计划，毛泽东通知彭德怀，红一方面军火速从前方大力搜集木板、铁钉、桐油、棉花、破衣等材料，寻找木匠、铁匠等技术人员，支援三十军。 李先念离开总指挥部，天已经黑下来了，到处亮起飘忽的灯光。走到街上，李先念的目光因兴奋而变得明亮，造船任务把他当过木匠的记忆的火星又燃了起来。 李先念1909年出生于湖北省黄安县(今红安县)九龙冲李家大屋一户贫苦农民家庭。青少年时代，他种过田，当过店员，学过木匠，人称“小李木匠”。疮痍满目、充满不平的社会现实，使他早就萌发了革命的思想。因此，当黄安县一燃起革命烈火，他就马上投身到了当时的革命洪流中。“小小黄安，人人好汉;铜锣一响，四十八万;男将打仗，女将送饭。”临去世前的李先念，在病中经常念起这首当年攻打黄安的歌谣。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黄麻农民暴动也遭到了血腥###。但是，黄安县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纷纷转入黄陂北部山区，继续开展农民革命斗争。当时，年仅18岁的李先念，受上级的委托，也来到了黄陂，从事共青团的组织和发展工作。 李先念以学木匠为掩护，白天和师傅一起干活，晚上不是到黄安开会，就是走村串户地联络当地的贫苦农民和窑工，向他们宣传革命的道理。他还秘密教唱革命歌谣——《穷人歌》和《农友歌》： 穷人生的埃(埃，黄陂俗语，即困窘之意)，没有粮食买，只得上山去砍柴，挑到街上卖。一进龙五街，眼前尽是柴，今天柴多不好卖，卖不起价来。匪军和民团，做事尽拉蛮，不管大担和小担，随便把钱开。柴卖一吊三，慢慢往回转，落雪下凌路放光，穷人真可怜! 农友快快觉醒：天天起五更，回家披月星;热天里，冷天里，总是苦辛勤。豪绅和地主，要债逼人命，一年忙到头，自己难脱身。……农友们，快快觉醒，参加革命! 由于晚上经常熬夜，李先念白天干活有时就实在支持不住，不知不觉打起瞌睡来。有一次，他推刨子，推着推着，便倒在刨花上睡着了，被师傅发现了他藏在身上的手枪。师傅知道他在闹革命，用手拍着他的肩膀喊醒他，小心地问道：“这是怎么回事啊?你到底在搞什么事?”李先念知道再也瞒不过师傅，便爽直地说：“我参加了革命!”师傅再三关心地嘱咐他千万要小心，他却乘此机会做师傅的思想工作。在他的积极诱导和耐心启发下，师傅和其他一些青年农民及窑工都要求参加革命组织。不久，李先念便创建了陂安南县第一个共青团支部，并担任了该团支部的书记。 鄂豫皖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李先念正指挥部队激烈战斗。“政委，你妈妈来了!”当通讯员带着他妈妈来时，他着急地说：“怎么在这么危险的时候来了，打着你怎么办?”妈妈望着两眼发红的儿子，拉拉儿子皱起的衣角，叮嘱一番，抹去眼角的泪光，悄然离去。部队转移，李先念在行军途中发现衣袋里有两块银元，不禁流下两行热泪。家里那么穷，常常揭不开锅，这两块银元凝结着母亲多少心血和汗水!带着母亲的关怀，李先念踏上了西征路。他怎么也想不到，战场一别竟是与母亲的永诀。他一生都在想：“妈妈，那天我不该对你发火……” 迈出城门，啊，爽快!凉风撕扯着薄薄的夜幕。李先念干脆解开灰布军衣的扣子，敞怀迎风而立。夜景好奇特啊!西天，乌云密布，东天，却从山峦上浮出一弯银白色的上弦月。看着弯弯的月亮，他突然觉得这月亮多么像他将要制造的木船。 “渡河刻不容缓” 靖远城南，一条灰色的浑浊的河蜿蜒喘息。这条河在地图上称做祖厉河，因河水含有大量硭硝而苦涩，不能饮用和灌溉，当地群众叫它苦水河。苦水河滩全是白茫茫的硭硝和盐碱，只在离河几里远的地方才渐渐开始有零星的树和瘦弱的草。苦水河像一条病病歪歪的巨龙，长年蠕动在从会宁到靖远的山峦间，最后进入黄河。只有在下雨的时候，奄奄一息的河水，才像是注入了顽强的生命力和不屈不挠的意志，利箭般地向黄河射去，任什么高山深壑也阻挡不住。 前些日子，苦水河两岸小村，狗汪汪地叫着，胆小怕事的村民紧闭着柴门，躲在家里不敢出来。只有一些大胆的孩子，不顾大人们的呵斥，偷偷地溜出来，怯生生地望着往来穿梭的一群群“共产”。 红三十军开赴这里，驻扎在离黄河20里至40里的小芦子和大芦子一带。红四方面军造船队开始在苦水河边加紧造船。担任突击任务的红三十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的指战员以班、排为单位，紧张地演练着上船、渡河、登陆和强攻滩头阵地的战术动作。斧、锯、刨的响声，阵阵冲杀的喊声，汇成了热闹的一片，删改着黄土高原肆意的凄凉。 苦水河，水流击岸，河声盈耳。岸边土坡上，红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正在观察部队训练。他敦敦实实，面色红润，中等个头，圆盘脸，一双大眼像是为了扩大视野，几乎拉向太阳穴上，双眼透出火热的光芒。他席地而坐，从河滩演练处望过去，蓝湛湛的苍穹下，秋阳疲倦地将它灿烂的光辉洒向大地，山峦和田野披上了一层耀人眼目的金色轻纱。稀疏的树丛和衰草带着秋色的金黄与火红，为荒凉破败的黄土高原乡村点缀着少得可怜的生机。 熊厚发1914年3月5日出生在湖北省大悟县宣化店甘家湾一户普通农家。父亲以榨油为业，艰难度日。因家境贫寒，童年时的熊厚发只读了两年私塾就辍学在家，帮助父亲榨油。黄麻起义的隆隆炮声震醒了熊厚发的家乡，宣化店也爆发了起义。起义的勇士们举起如林的大刀和长矛，射着破旧的土炮和鸟铳，赶走了反动民团，没收了豪绅地主的财产。这次壮举，熊厚发的父亲是领导者之一。年仅13岁的熊厚发跟在父亲身后，举着一把小砍刀，参加了火热的斗争。不久，父亲积劳成疾病故。1930年，16岁的熊厚发告别了断墙残壁的甘家湾，告别了朝不保夕的母亲、两个姐姐和新婚的妻子萧阳春，毅然参加了红军。部队转移后，宣化店反动民团把他的大姐熊厚兰抓去卖到河南，生死不明，他二姐因生活所迫当了童养媳，两年后他妻子萧春阳也被迫改嫁。母亲一人寡居，苦受苦熬着，在望子不归的期待中悄然离开人世。 革命者也是血肉之躯，熊厚发常常思念鹰巢燕窝，多少次梦回故里，泪洒母怀!泪水、血水……枪声、炮声……唤起熊厚发慓悍的血性，点燃他向旧世界复仇的烈焰。他经受了战火的洗礼，在硝烟中傲然挺立。1934年9月，他刚刚20岁就当上了红八十八师师长。 红八十八师是战争烈火中冲杀出来的钢铁队伍。1934年3月，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命令将八十八师的二六三团、八十九师的二六五团和九十师的二六八团编成八十八师。这三个团，都是从鄂豫皖出来的老红军团，在反“六路围攻”胜利以后，方面军总部给三个团授予荣誉称号：守如泰山二六三团，夜老虎二六五团，攻如猛虎二六八团。这些荣誉称号，表明三个团的坚强战斗力和独特战斗作风。八十八师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只铁拳头。 天高气爽，浮云流动。熊厚发看见远处十几匹战马掠河而过，拖着一股卷起的黄尘飞奔而来。为首的两人挥鞭纵马，带着一股雄风。他看清楚来人是总指挥徐向前和政委陈昌浩，便小跑着迎上去。 徐、陈和熊厚发一行沿着岸边小径，折向开阔的洼地。由红八十八师二六三团抽调指战员组成的渡河先锋连正在演练。二六三团为渡河前卫团，该团强渡嘉陵江时担任渡江前卫团，出色完成了强渡任务。 “谁是英雄，谁是好汉，渡河战斗中比比看!”先锋连连长赵海丰从队列首位跨前一步，粗壮的胳膊一挥，简捷有力地向徐、陈首长报告。 渡河先锋连迅速分成小队，分别登上用厚重的木板扎在树上或木桩上的浪桥。浪桥来回荡着，像小船似的颠簸。先锋连的“船”像一匹真正的马，一头狂傲不羁、睥睨一切的战马，它扬鬃奋蹄，急欲摆脱凌驾于自身意志之外的一切羁绊。战士们或蹲或卧，端着枪，提着刀，那“船”甩开汹涌波涛，带着尖利的风声冲向“对岸”。战士们一跃而起，呐喊着向敌滩头阵地冲去。 徐总指挥对熊厚发说：“战局的发展，使渡河刻不容缓!” 蒋介石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惊恐不安，急忙调集部队围追红军。10月21日，国民党第三路军总司令朱绍良命令第一军胡宗南部、第三军王均部、第三十七军毛炳文部，分别由东、南、西三面向静宁、通渭、会宁地区大举进攻。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坐镇，亲自监督执行他10月16日下达的“进剿”令。南线国民党军来势凶猛，攻势凌厉，已占领华家岭、会宁、通渭、静宁、界石铺等地，正拟全力向郭城驿、打拉池和海原方向突击。如国民党军沿靖、会大道前进，渡河计划将遭破坏。 早在10月18日，徐向前、陈昌浩鉴于战局发展，以及李先念他们能造出十只渡船，向朱、张两总作了可以渡河的报告。当日，朱、张两总即电报毛泽东、周恩来：“三十军电谓二十日晚即可开始偷渡”。次日，毛、周给朱、张回电指示：“三十军渡河至少备足十个船为宜，恐船少载兵不多，不能一举成功。二十日渡河问题，是否推迟数日，请依具体情况斟酌。”据此指示，方面军总部推迟了20日渡河的计划。 这时，红三十军已造船16只，还从就近搜集了部分船只，争取渡河有了可能。根据南部国民党军队大力压迫的情况，中央电令四方面军应以两个军渡河，控制河西沿岸;以三个军拒阻南敌。朱德、张国焘在打拉池会见彭德怀后，亦完全同意彭德怀提出的宁夏战役要旨，电令红三十军首先渡河，红九军跟进;如渡河不成，南敌突进，则以九军配合南线部队击敌。 23日，徐、陈令红三十军渡河。 亲身经历者谈渡河准备 西路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 李卓然像西路军过黄河的宗旨在于打通国际路线，从苏联那边得到援助，得到新式武器。这是一个很吸引人的计划，我们那时正缺乏武器，自然很高兴，士气很高。 总部作战科长吕黎平—— 1936年10月中旬，我跟随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赶赴渡河先遣军三十军的驻地。 我们顺着沿山崎岖的羊肠小道，来到黄河边看地形。黄河冲开山岩，咆哮而去。拟定的渡河点，宽处有三四百米，贴近河岸有一片平川。岸边和附近山头，星星点点地布满了马匪河防团的碉堡。 我们来到山后茂密的梨树林里。三十军的工兵部队和在当地请的木匠，正汗流浃背地修造渡船。指战员们以班、排为单位，紧张地演练着上船、登陆和强攻滩头阵地的动作。英勇善战、年仅23岁的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向方面军首长报告说：指战员听说西渡黄河、打通国际路线是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既可以得到苏联的直接援助，又能建立新的根据地，士气非常高昂，各项渡河准备工作都能提前完成。 沿路上，几十名老乡向部队驻地走来。男的扛着木材和粮食，妇女提着满筐的黄河梨。原来，经过我们宣传群众，打土豪、分粮财，当地老百姓都明白了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听说红军需要木材造船和口粮，就主动送来了。 红三十军代军长程世才—— 西路军准备由甘肃靖远县附近渡河，那时我是三十军副军长(后代理军长)，李先念同志是政治委员。 为了避免暴露我军的行动方向，部队在离黄河30里的地方驻扎下来，秘密地进行侦察，选择渡口，并在那些密密层层的梨树林里造船，进行强渡登陆的军事训练。 红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 我们三十军为了战胜对岸有马匪重兵把守的黄河天堑，自上而下地进行着紧张的准备：司令部在作战前侦察，部署战斗;政治部在做群众工作，筹集粮食，搞树造船，封锁消息;供给部在筹集物资，分发、补充被服;战士们在赶造船只，进行河川战斗演习。 任务艰巨，各领导机关都派了干部，深入部队帮助进行渡河准备工作，我们军里的几个领导同志，也不断到部队里进行检查督促。这天，我去了一个住在树林深处的老乡家里的连队，只见树底下摆着十几条新做的木船，战士们正以班为单位演习着上船、登陆和强攻滩头阵地的动作。老乡家里静悄悄的，只有大门外边土墙跟前蹲着两个战士。一位体格魁梧，留着一撮黑黑的胡子，汗渍渍的帽子推到后脑勺上，挽着袖子，拿把斧头，在修理面前的一堆桨板;另一位看上去还是个孩子，大概只有十五六岁，又肥又大的军装褂子遮住了膝盖，他正在一针一线地缝一张没有毛的羊皮。我走到他们跟前，他们都站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