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本人,显然将这种同我们关于科学的方法和目标的观念相关联的讲理论的态度视作为这样一种主要的障碍:当我们问诸如“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思想?”“我们对我们语言的理解在于什么?”之类的问题时,它会妨碍我们获得所寻求的那种理解。他写道: 哲学家们总是觉得科学的方法就在眼前,禁不住要以科学的方式提出问题,回答问题。这种倾向实际成了形而上学的根源,并引领哲学家们进入完全的黑暗。 (《棕皮书》,第18页) (心理学中的)实验方法的存在,促使我们认为,我们拥有解决困扰着我们的问题的手段,尽管问题和方法互不搭界。 (《哲学研究》,第230页) (哲学的最大障碍之一,就是对新的、深刻的//闻所未闻的//阐明的期望。) (“哲学”,载于《哲学大事记:1912—1951》,第179页) 维特根斯坦这里,并不是想表达对科学的任何总体上的反对。他想说的毋宁是,科学的方法,或者更具体些讲,科学中的提问和回答方式,要是被运用到诸如“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思想?”之类的问题上,就是引人误解的、不合适的。他这样提醒我们:当我们把这些问题阐释为对解释的要求,或者阐释为需要像回答“黄金的比重是多少?”这类问题那样,去发现某种东西时,我们就走上了一条不是通向对这些现象的理解,而是通向“完全的黑暗”的道路。 在《哲学研究》89中,维特根斯坦区辨出了一旦被视为对解释的要求便会引起误解的那些问题: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说:“那么,什么是时间呢?如果没有谁问我,我倒还知道它是什么;可是,当我被问及它是什么,并试着解释时,我却糊涂了。”——对自然科学问题可不能这么说(比如:“氢的比重是多少?”)。没有谁问我们时我们还知道、可是要给它们一个解释时又不知道的东西,正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注意的东西。(而这显然是我们由于某种原因难以提醒自己注意的某种东西。) 我们若以讲理论的态度去对待就会误解的东西,也正是“没有谁问我们时我们还知道、可是要给它们一个解释时又不知道”的那些东西。维特根斯坦对这些典型的哲学问题做出了如下的解释: (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这一物体的比重是多少?”“今天的天气会一直好下去吗?”“下一个穿过这道门的会是谁?”如此等等。可是,我们的问题中,有一类显得很特别。面对它们时,我们会有一种不同的体验。这些问题似乎是根本性的。而我要说:假如我们真有这种体验的话,我们便抵达了语言的界限。) (“哲学”,载于《哲学大事记:1912—1951》,第167页) 我们在问“什么是时间?”“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思想?”这种形式的问题时,所关注的是构成我们的世界的现象的本质。这些现象构成我们处身其中的世界的形式,而我们在问这些问题时所表达出的,是一种更清晰地理解它们的愿望。然而,就在我们拟出这些问题时,我们会被引诱去对这些现象采取一种态度,而维特根斯坦认为,正是这种态度,让我们以一种错误的方式处理它们,这种方式假定我们必须揭示或解释某种东西。当我们问自己这些问题时,我们会对这些现象采取一种姿态,在这种姿态中,它们会突然变得神秘莫测,因为一旦我们以我们的问题似乎要求采取的方式去试图抓住它们时,我们就会发现无法做到;我们发现我们“不再知道了”。这就将我们愈来愈深地引向一种让人失望的哲学混乱状态。我们觉得,错误出在我们的解释上,我们需要不断构建更微妙、更让人称奇的解释。这样,我们便“走入歧途并想着一定得探出个究竟,可是,以现有的手段却又完全不可能描述出至精至微的东西。我们感到,我们仿佛不得不用手指去修复一张残破的蜘蛛网”(《哲学研究》106)。维特根斯坦相信,真正的错误不在于我们的解释,而恰在于这样的想法:我们感到的困惑,可通过做出一个发现来消除。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扭转我们的整个探讨,不去关注解释或理论建构,而只关注描述。构成我们的世界的那些现象的本质,并不是我们通过“挖掘”发现到的东西,而是在“我们就现象做出的那类陈述”中展现出来的东西,这种展现,靠的是表征着我们语言的不同区域的那些各别的语言用法形式。我们真正需要的是这样的方法:“只把每一样东西摆在我们眼前,既不解释也不演绎任何东西。——由于每一样东西都明摆在眼前,所以没什么要解释的。”(《哲学研究》126)正是通过注意到明摆在我们语言的用法中的东西的那些独特结构,我们才得以克服哲学困惑感,并达到我们所寻求的理解;困难只在于,我们没有做好准备,也极不情愿承担这种描述的任务:“事物的最为我们看重的模样(aspects)由于既简单又熟悉,而被隐匿起来。(我们无法注意到某种东西——因为它总在我们眼前。)”(《哲学研究》129) 理解《哲学研究》的困难之一是,由期待一个模型或一种理论的构建,转回到关注我们日常语言实践的特殊情形的细节,这太难以做到了。语法研究所包藏的思想风格,似乎走在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因为,这一方向同讲理论的态度要我们所取的方向截然相反。我们觉得,我们的问题只能通过构建一种说明某一给定现象在于什么的解释才能回答,而维特根斯坦却要求我们去看我们语言实践的具体实例的复杂细节。维特根斯坦表示,他的方法试图将我们拧向一个方向,而我们在很多关节点上,都不愿顺从这个方向: 就像这么一个人,他在一个房间里面对一面墙站着,墙上画着一扇扇假门。他想出去,笨手笨脚地想打开这些门,挨个儿地试,一遍又一遍地在那里瞎忙乎。这自然都是白费力气。他没有意识到,在他背后的那面墙上,就有一扇真正的门,他需要做的只是,转过身来打开它。要帮助他走出这个房间,我们只需让他朝着另一个方向看。但这样做很难,因为他既然想走出去,就听不进我们的劝告,不会把头从他认定出口所在的地方转开。 (“作为教师的维特根斯坦”,Gasking and Jackson, 第52页) 一个人会被困在一个有门、没上锁、向内开的房间中;只要他没有想到去拉门,而只是一个劲儿地推它。 (《文化和价值》,第42页) 我们说,维特根斯坦反对整个这样一种思考风格,这种思考在处理(例如)理解语言如何发挥功用这一问题时,会试图构建一种阐明表达式的意义在于什么的理论,完全不等于是说,他一心只想反对关于意义的某种特定的解释。同样,这也绝不是说,维特根斯坦是要以他本人的新理论,取代某种被拒斥的意义理论。《哲学研究》这本书还要激进得多,它不止是攻击某些特定的关于意义的学说,例如,由前期维特根斯坦或者罗素或弗雷格所持有的。维特根斯坦所考察的那些关于语言如何运作的哲学学说和图像(其中有些可视作某些哲学家的观点)真正引起他的兴趣的地方在于,它们代表着一种思想风格,而这种风格,在他看来,使误解和混乱在所难免。此外,他所感兴趣的,是这种思想风格施行之初便导致的那些哲学混乱,也就是一开始的那些错误步骤,这些步骤把我们引向歧途,离真正的理解渐行渐远。通过仔细考察我们的语言研究进路的根源,以及由之而生的关于语言和理解的图像,维特根斯坦希望逐步揭示出由“看透现象”的要求将我们引入的那种黑暗。他用于反对他所考察的那些误解和错误图像的,并不是一种关于语言如何发挥功用的替代解释或理论,而是一种不同的思想风格,这种思想风格通过关注我们使用语言的具体实践的独特结构,得以逐步揭示出:“这里不涉及任何超乎寻常的东西”(《哲学研究》94),“每一样东西都明摆在眼前,没什么要解释的”(《哲学研究》126)。 于是我们看到,维特根斯坦的批判性评论着力考察的那些特别的学说和图像中,包括一些幻想、神话、迷信和神怪故事,而在他看来,这些玩意儿滋生出来,全怪我们在回应“什么是意义?”“理解在于什么?”之类的问题时,采取的是一种讲理论的态度。他并不认为,以我们所采取的方式问这些问题的那种诱惑,或者接受特定的错误图像的那种诱惑,反映出了理智上的缺陷,相反,他认为,这种诱惑源自我们语言的形式。是语言本身,促使我们从不自觉地使用它转向对它持一种反思的态度,而一旦我们采取了这种反思的态度,语言便为理解设置了一系列陷阱: 对每一个人而言,语言都包含着同样一些陷阱,亦即由保持完好的//可通行的//歧路构成的巨大网络。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又一个人行走在同样的道路上,我们早已知道,他会在哪儿转弯,又会在哪儿一直往前走,不理会那个弯儿,如此等等。 (“哲学”,载于《哲学大事记:1912—1951》,第183页) 因此,由讲理论的态度而起的那些混乱,不止是错误。它们是误解,我们一经反思语言,语言自身就有能力将我们拖入这些误解中。维特根斯坦有时暗示,语言既是导致哲学混乱的根源,也是导致人类的各种心理失调和各种原始思想风格的根源。由语言引起的问题是深层的问题,它们产生于去反思或欲退出人类生活实践的情境,“当语言像一台发动机在空转,而不是正常工作时”(《哲学研究》132): 由于错误阐释我们语言的形式而产生的问题,具有某种深度。它们是深层次的焦虑;它们的根源就像我们语言的形式一样,深植于我们之中,而其意义,就像我们语言的意义一样重大。 (《哲学研究》111) 维特根斯坦挑战我们在反思语言如何发挥功用时所建构的图像,并非一心想驳斥具体的学说,而是想把我们从某种特定的思想风格中解救出来,使我们得以摆脱一度控制着我们的哲学想象的那些理智的妖魔。为实现这一目标,维特根斯坦并不是径直挑战我们走某条路或采纳某幅图像的欲望,而是还给我们一片自由的天地。他鼓励我们去探究或运用那些强烈吸引我们的解释和图像,以使自己发现,它们代表的不过是“假门”,它们无力解决我们面对的理解问题。维特根斯坦在那些试图引导我们发现我们构建的那些图像之空洞不实的评论中,穿插进了一些提醒我们注意具体语言实践的被忽略的细节的评论。正是通过将这些细节以正确的方式放归一处,或者通过使用一种新的类比或对照以使我们重新看待我们的语言实践,我们才得以发现,我们获得了原以为只能通过理论构建才能获得的那种理解: 我认为,寻求解释的企图之所以错了,原因之一是,我们只需要以正确的方式将我们知道的东西放归一处,勿需添加任何东西,而我们试图于解释中获取的那种满足会自行到来。 (“关于弗雷泽《金枝》的评论”,载于《哲学大事记:1912—1951》,第30页)
维特根斯坦与《哲学研究》——拒斥哲学理论
书名: 维特根斯坦与《哲学研究》
作者: [英] M·麦金
出版社: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译者: 李国山
出版年: 2007-3
页数: 260
定价: 20.00元
装帧: 平装
丛书: 劳特里奇哲学指南丛书
ISBN: 9787563364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