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特根斯坦与《哲学研究》——关于一种语法研究的观念

如前所述，维特根斯坦本人完全意识到了我们理解他的作品时面临的困难，甚至也意识到了我们会对他的思考方式表示抵触。他认为这种困难“不是具体科学的困难，而是实现态度转变的困难”（“哲学”，载于《哲学大事记：1912—1951》，第161页）。他要我们从事一种新的研究，这种研究不是要建构令人称奇的新理论或新阐明（elucidations），而是要考察语言。因为他相信，我们遭遇的哲学问题植根于“对我们语言的逻辑的误解”（《哲学研究》93）；它们“不是经验问题”，而是这样一些误解，“消解它们的办法……是探寻我们语言的运作过程，使我们识别出了这些过程：尽管有误解它们的强烈冲动”（《哲学研究》109）。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语言既是产生哲学问题的根源，又是克服它们的手段： 哲学是一场反对借语言迷惑我们的理智的战斗。 （《哲学研究》109） 我们正与语言相抗争。 我们致力同语言的抗争。 （《文化和价值》，第11页） 我们使用的“哲学”这个词，指的是一场反对由语言表达方式施与我们的魔力的战斗。 （《棕皮书》，第27页） 语言既然有这种通过错误类比和引诱进行误导的威力，那么，表面的相似性就必须被识破，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通过更清楚地了解语言的实际运作过程，亦即，了解构成我们的语言的不同区域的那些概念实际是如何发挥功用的。维特根斯坦有时将围绕某一特定概念而起的哲学误解比作一团“迷雾”（《哲学研究》5）。他相信，要驱散这团迷雾，我们就得拥有关于我们的概念如何发挥功用的一种清晰的观点，而唯有通过仔细考察我们的概念在其中被使用的一系列特殊的具体事例（其中有些是虚构的），方可获致这种观点。 在《哲学研究》90中，他将自己从事的这种研究，描述为“一种语法研究”，这种研究通过澄清我们语言的用法去解决哲学问题。“一种语法研究”的观念在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居于中心地位，也是理解其作品的关键。《哲学研究》可视作特殊语法研究的大汇总，其中的每一项研究，都考察我们语言的某个区域的详细运作情况，这个区域一度成为哲学神话和混乱的聚集点。这些关于我们语言的某个部分如何运作的研究，总是微妙而复杂的，而维特根斯坦到底如何以它们为手段来揭穿哲学问题，则只有通过查看他的方法实际是怎样工作的，方能正确地理解。我解说《哲学研究》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密切跟随维特根斯坦的特殊语法研究的思路，力图准确表明，他的语法研究方法是如何通过把握一种关于我们使用语词的清晰观点去诊断和预防哲学混乱的。因此，如下有关语法研究方法的一般评论只是想概括地指出，维特根斯坦是如何处理哲学问题的，以及他的处理方法是怎样面对传统哲学的。 维特根斯坦把语法研究描述为：在这种研究中，“我们提醒自己……注意我们就现象所做出的陈述的类型”（《哲学研究》90）。不应将这种研究理解为，仅仅是对何为合乎句法构造的句子感兴趣；就此而言，维特根斯坦是在与传统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语法”这一概念的。他对“语法”概念的使用，无关乎作为符号系统的语言，只关乎我们对语词的使用，以及我们使用语言的实践的结构。这里引入“我们使用语言的实践”这一概念，是想引出这样一个关于语言的观念：不是作为“某种非空间、非时间的幻相”，而是作为“空间的和时间的现象”（《哲学研究》108），亦即作为使用中的语言的现象。维特根斯坦的语法研究方法是这样：我们据之提醒自己注意那些各别的用法型式的细节，这些细节就构成他所称的“我们的概念的语法”。维特根斯坦用于描述我们的概念的语法——我们对语词的使用——的技法多种多样，主要有：设想我们使用某一概念或表达式的多种情况；追问我们如何把它教给一个孩子；追问我们如何去证实它适用于一种特定的具体情形；考察意见分歧所起的作用，以及它可能具备的确定性的性质；询问如若某些自然事实变了，它是否依然可用；设想我们在许多独特情形下会怎么说；把我们对某个表达式的使用同维特根斯坦虚构的例子相比较；如此等等。他运用这些技法并不是想将主导语词使用的规则系统化，而是要唤起那些表征着我们对规则的使用的独特用法型式；正是通过意识到这些各别的用法型式，我们才得以澄清概念的语法。 维特根斯坦唤起我们使用不同语言表达式的实践细节，有两重目的。一方面，他要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关于某个概念如何起作用的哲学反思观念，同这个概念实际发挥功用的方式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他是想让我们去注意，表征着我们语言的不同区域的那些用法形式之间的深层差别。维特根斯坦称后一类用法差别为“语法差别”；他的语法研究方法的核心，就是让我们意识到这些差别。他谈及我们需要?把握一种关于我们的语词的用法的清晰观点”时，既想到了我们需要揭露我们的哲学观念与我们的概念实际发挥功用的方式之间的冲突，也想到了我们需要意识到，于我们语言的不同区域的概念被使用的方式上所体现出的语法差别。不过，尽管他相信，只有通过达到这种关于表达式用法的清晰性，才能诊断并克服哲学问题，可他同时也认识到，难以让我们心甘情愿地将注意力从理论建构转向描述我们使用语言的日常实践细节。我们固有的理智习惯，妨碍着我们去做他所倡导的那些详细的语法研究，因为我们就是看不出，描述我们语言的语词如何被使用能有什么意义： 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去承担描述“思考”一词的用法这项任务。（我们又为什么要做这种准备呢？这样的描述能有什么用呢？） （《字条集》111） 我们不能凭空猜测一个词如何发挥功用。我们必须看它的用法，并从中学到点什么。 但困难在于，如何将挡道的偏见移开。这可不是什么愚蠢的偏见。 （《哲学研究》340） 维特根斯坦还意识到，他如此攻击哲学理论建构，并坚持让我们只注重描述如何使用语言，会导致不满与失意： 我们的研究既然只是摧毁每一种有趣的东西，亦即，所有那些伟大而重要的东西，那么它的价值又从何而来呢？（仿佛大厦都已倾倒，只留下碎石乱瓦。） （《哲学研究》118） 所谓“我们必须废弃一切解释，而只以描述取而代之”（《哲学研究》109），或者“哲学让一切如其所是”（《哲学研究》124），似乎是将一种完全没有根据的理智压抑强加给了我们。我们肯定会觉得，这种压抑是不让人满意的、毫无价值的。起码，一开始会有这种印象。我们确切地感到，语言和心灵状态是迫切要求解释的现象。例如，语言表象世界的能力在于什么，我们对语言的理解在于什么，思考是什么，一种意向或一种感觉是什么，凡此种种总得有个解释吧。试着去阐明这些现象，去说它们在于什么，或者去提出某种关于它们的解释，怎么可能就是错误的，或不适当的呢？ 这便是我们不情愿进入并理解维特根斯坦要我们从事的那种研究的根由之所在；我们碰到了其思考风格中与我们“格格不入”的那个关节点。因为我们就是弄不明白，这样一些似乎完全没有例外的问题——“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思想？”“理解在于什么？”——怎么可能不用一种解释或阐明这些现象的理论加以回答呢？我们觉得，只有凭借供我们以关于这些现象的某种解释的阐明，才能满足我们欲更清晰地理解它们的强烈愿望。说无法给出，或不该给出这样的阐明，或者说哲学的任务不是提供阐明，依我们看来，就等于是说，这些现象无从解释，它们是自成一体的，甚至是神秘莫测的，而这听起来真是荒唐至极！我想用一个特定的名称来标示这样一种态度，它促使我们敌视维特根斯坦要我们关注于描述使用中的语言的想法。这样做会是有益的，因为它对于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深层辩证法至为重要。我将其称之为“讲理论的态度”。当维特根斯坦说“我们感到必须看透现象”（《哲学研究》90）时，他要表征的就是这种态度。看到这种态度的价值，及维特根斯坦由何反对它，对于理解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是关键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