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在布绿克太太的小吃摊上吃咖喱香肠,足足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布绿克太太的小吃摊位于新市广场。广场在港口区,铺着卵石,风大、肮脏。广场上还立着几株矮小寒酸的树、一间公厕、三家小摊。许多高中孩子常在那里出没,喝着那种用塑料杯装着的阿尔及利亚红酒。往西,一片灰绿,是一家保险公司的玻璃大楼,再过去就是圣米迦勒教堂了。每天下午,教堂的尖塔就在广场上拉出一条影子。二次大战时,这一区几乎被炸弹夷平,只剩下零星几条还算完整的街道。布吕德街就是其中之一。我有个婶婶就住在那条街上。小时候我经常去看她,但私底下老爸总是不准我去。这个街区过去俗称“小莫斯科”,不用走多远,就是红灯区了。 后来我去汉堡,总会到那个区,走走那些街巷,经过我婶婶住的那栋楼(她已去世多年),最终再来到布绿克太太的小吃摊,尝尝她的咖喱香肠——这也是我走这一趟的真正原因。 “嗨唷!没什么特别的事吧?”布绿克太太总会这么说,仿佛我们昨天才刚见过似的。 她在一只大号的铸铁平底锅前忙碌着。香味不时就从她的窄篷架下飘散出来。篷子是用一块灰绿色军用帆布搭的,布满小洞,近乎斑驳,所以上面又盖了一片塑料布。 “这里没什么新鲜事啦。”布绿克太太说。她一边从滚油里捞着薯条,一边告诉我这段时间,谁又搬走了、谁又去世了。这个那个我都不认识的名字不是得了心脏病、疱疹、糖尿病晚期,就是早已躺在郊外的墓园中。布绿克太太则一直住在婶婶当年住的那间公寓里。 “看。”她伸出两手,慢慢翻转过来,关节都长了瘤。 “痛风。眼睛也快不行啦。明年,”每年她都会这么说,“我就要收摊啦,永远收摊啦。”这时她会用一只木夹子,从罐子里夹出几片酸黄瓜。“你年轻的时候就爱吃酸黄瓜了。” 可她从没收过我酸黄瓜的钱。“你怎么可能在慕尼黑那种地方活下来呢?”她问。 “那里也有小吃摊呀。” 她要听的就是这句话——仿佛这已成为我们之间的一种仪式——然后她会说:“是——喔——可那里也卖咖喱香肠吗?” “没。嗯,至少没这么好吃。” “看吧!”她一边说,一边在平底锅里撒了些咖喱粉,把一条小牛肉香肠剪成几块放进锅里,然后补上一句:“南德白香肠,可怕,还有甜芥末!简直倒尽胃口,对吧?”她会假装在颤抖,“恶……”,然后在锅里挤些番茄酱,将这些佐料拌一拌,再多撒些黑胡椒,最后才把煎好的香肠放在折好的纸盘上。“哪!这才是真材实料的东西。这风帮了不少忙。在这种冷风下,人们要的就是热乎乎的东西。” 她的摊子位于下风处。盖在摊子上的塑料布曾被风吹破,不时就有一阵强风扫翻广场上某张散置的圆锥型塑料桌,这种圆锥型桌子看起来就像是冰淇淋甜筒。你可以站在这里吃肉丸,当然,还有那口味独特的咖喱香肠。 “我要收摊啦,永远地收摊啦。” 每次她都会这么说,然而我知道来年我还是会再见到她的。但有一年,她的摊子真的不见了。 后来我就再也没回过汉堡,甚至也很少想起布绿克太太,除了偶尔在柏林或卡塞尔的小吃摊上,或者,偶尔会碰到的情况是,一群人争论着咖喱香肠的确实起源时,我才会再一次想到她。大多数人——事实上几乎是所有人——都认定咖喱香肠,是某个柏林人在一九五〇年代发明的。每次有人提到这点,我就总要说,其实咖喱香肠真正的起源地是在汉堡,发明人是布绿克太太,而发明的时间要比一九五〇年代不知早了多少。 大多数人都对咖喱香肠是被发明出来的表示怀疑。至少不会是一个人的杰作。各种神话、故事、传说不断地流传着。是谁发明蒸肉丸的?食物的发明难道不是一种集体成就吗?新的菜式往往是在意外的情况下诞生的。就拿德式蒸肉丸来说吧:你有几片剩面包、一些肉屑,想用它们来填饱肚子,最简单的做法就是把它们和在一起,捣碎搅成泥。德国人都是这么做的,而且四处皆然——你只要看看各邦如何用不同的方言来说同样一个“肉丸”就知道了。 “也许吧,”我说,“但是咖喱香肠完全不同,光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了:它把最远的东方和最近的西方结合在一起,咖喱和香肠。这种组合,就是一种发明,而发明的人正是那位布绿克太太,时间大约是在一九四〇年代中期吧。” 我还记得,我坐在布吕德街上婶婶家的厨房里。住在公寓最顶层阁楼的布绿克太太,也一起坐在这间漆有象牙色壁面的昏暗厨房里。布绿克太太告诉我们,光顾她的小吃摊的有黑市贩子、码头工人、水手、行骗的混混、妓女和皮条客——简直难以相信这些人在一起所发生的事!全是真的。布绿克太太一直说,这就是咖喱香肠带来的:它让你的舌头放松,也让你饱经世面。 我至今还记得这些,于是我开始调查。我问了一些亲戚和朋友。还记得布绿克太太吗?有些人依然清楚地记得她。还有她的小吃摊。她发明了咖喱香肠?怎么发明的?这却没有半个人知道。 即使像我老妈这种,任何小事连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的人,也完全没听说过布绿克太太发明咖喱香肠这回事。倒是那橡树子咖啡——那可是她在战后人们一无所有的那段日子里,长期实验的结晶。那也是她在战后刚开始摆摊时卖的热饮。老妈甚至还记得橡树子咖啡的配方:采几颗橡树子,将它们放在烤箱里烤干,拔掉杯状壳斗,然后把子磨碎、烘焙,再混入一般的代用咖啡就成了。这种咖啡喝起来有些苦。妈还强调说,长时间喝橡树子咖啡的人,最后都会丧失味觉。橡树子咖啡甚至还会使舌头麻痹,以至于在那个闹粮荒的一九四七年冬天,长期饮用橡树子咖啡的人甚至可以把木屑拌在面粉里烤成面包,还说烤出来的面包吃起来,就和用最上等的面粉烤出来的一样好吃。 然后是关于布绿克先生的传闻。“布绿克太太结过婚吗?”“曾经,但她把他踢出家门了。” “为什么?” 妈不知道为什么。 于是一天早上,我去了布吕德街。那栋老公寓已被翻新了。布绿克太太的名字,不出所料,并没有列在门口的电铃上。以前那个凹陷的木头阶梯已经被贴有铜条的新楼梯取代。楼梯间的自动灯不但明亮,还让我有足够的时间爬到最顶楼。在过去,那灯在爬到第三十六阶时就熄了。小时候,我们得趁灯还亮着时一路直冲上楼,才到得了布绿克太太住的顶楼。 我穿过这个区里的那些窄小、没有半棵树的街。这里曾是水手和码头工人所住的地方。这个离市中心不远的区域里已经没有旧房子了,它们全被重建成高级的大楼。乳品店、杂货店、外国货商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精品店、美容沙龙,甚至还有艺术画廊。 只有茨威格先生的小文具店仍在那里。在店外窄小的橱窗内,一个戴着印度遮阳帽、拿着烟斗的人,站在雪茄和小卷烟盒堆中。 我问茨威格先生,布绿克太太是否还健在。如果她还活着,现在可能住在哪里? “你到底想知道什么?”他用一种怀疑、令人紧张的口气问我。“这家店早已被租出去了。” 为了证明我年轻时就认识他,我说他曾经——一九四八年左右吧——他曾经爬上一棵树。那树是这整个区里唯一没在战时被夜袭的炸弹烧掉,或被后来的人砍回家烧的树。那是棵榆树。一只被狗追急了的猫,一爬就爬到高高的树上,下不来了。那只猫在树上过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早上仍下不来。曾经当过工程兵的茨威格先生,在众人关注的眼神下,爬上了那棵树准备救猫。没想到那猫竟然又往上爬,一逃就逃到树顶,可怜的茨威格先生爬得太高,也跟着一起进退维谷。最后只好叫来消防车,用云梯把茨威格先生和猫一起救下来。茨威格先生静静地听完我的故事,转过头来把他左眼的假眼球拿下来,用条手帕擦了擦。“啊,那些过去的日子。”他一边说,一边把眼球装回去,顺便用那条手帕擤了擤鼻涕。他说,“没错,当我发现我爬得那么高的时候,我呆住了。从上面看下去,我再也无法判断距离了。” 他是这栋建筑物里的最后一位老房客了。新来的房东两个月前给了他一份房租调涨的通知,租金高得吓人,茨威格先生根本负担不起。“如果不是因为房租,我还会继续住在这里的——话说回来,我明年就要满八十岁啦。一旦你老了,你就只好接受人们对待你的方式。你说什么?政府给的养老金?喔,是啊。钱少得可怜,饿不死,不过也吃不饱。这店很快就要变成一家酒馆了。我一开始还以为他们要经营唱片店什么的。布绿克太太?不不不,她早搬走啦。而且她大概也早就死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