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回家——第1章 B连的噩梦

    第1章     B连的噩梦     1941年12月8日12点25分(马尼拉时间),我们连正在克拉克空军基地附近宿营,远处忽然传来飞机马达的轰鸣。我感到非常安心,以为这是我们的飞机在进行巡逻。几小时前(12月7日,夏威夷时间),日本人刚刚偷袭了珍珠港,我们有很多兄弟遇难,太平洋舰队的好几艘主力舰都被炸沉了。我们想,日本人的偷袭不可能接连得手,部署在菲律宾的美国空军会保护我们。所以,当我抬头看到远处飞来的54架漂亮的轰炸机的时候,一点也不慌乱,还有同伴对着机群欢呼。大家都以为这是执行完任务返回基地的,我们自己的飞机。     当炸弹呼啸着从我们头顶上掉下来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完全错了。我只感到大地在剧烈地颤抖,重磅炸弹急速掉落,与空气摩擦的怪声,让我毛骨悚然。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赶快找地方躲起来,可是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跑。日本人在进行地毯式轰炸,上千枚炸弹同时落到机场上,平整的跑道被炸出一个个巨大的弹坑,好多枚炸弹直接命中了我们停在跑道上的飞机。     日本人比我们快了一步,用不了多久,我们的飞机就会起飞去轰炸日本在台湾的空军基地。我们的飞机都加满了油,挂满弹药,与超级炸弹无异,航空燃油引发了剧烈的爆炸,瞬间就摧毁了毗邻的飞机,数以百计的兄弟被烈焰吞没,霎时血肉横飞。我趴在地上,紧紧地抱着头,一块弹片擦着我的头皮飞过。重伤未死的兄弟,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嚎,仅仅在几个小时前,大家还在兴高采烈地谈论,在狠狠地揍小日本一顿后,好好地享受回国的乐趣。     日本高空轰炸机的第一波攻击就使克拉克机场陷入瘫痪,我们残存的飞机所剩无几。第二波攻击接踵而至,大批零式战斗机从东南方向突入机场上方,我可以清楚地看到机身上喷涂的大红色的太阳标志。零式战斗机迅速抛下携带的炸弹,随后开始扫射整个机场。兄弟们四散开来,慌乱地寻找掩体,躲避枪林弹雨,很多人中弹倒下。     轰炸大约持续了15分钟左右,扫射却好像进行了好几个小时,而事实上也就不过30分钟。我眼睁睁地看着,我们在远东地区扭转战局的最后一线希望被日本人摧毁殆尽,太平洋西岸的战争天平继续向日本倾斜。我不得不说这又是一场悲剧。我们的高层获悉了日本人即将动手的情报,却没有迅速采取行动。在珍珠港悲剧发生几个小时之后,我们还是成为了又一场可耻的偷袭的受害者。     当时我刚满21岁,感觉命运把握在手中,“人生能有几回搏”是我的座右铭。在参军之前,我就梦想着复员以后,找一份好工作,和漂亮的劳拉长相厮守,白头偕老。日本人的空袭无情地击碎了我的梦想。我为前途担忧,理智告诉我,继续呆在菲律宾凶多吉少,我第一次感觉到命运无常。     现在讲这些事情,毫不费力。可我根本没有想到,这种不确定感,却会在不久的将来陪伴了我差不多四年时间。我当时甚至后悔,18月之前在满腔爱国激情刺激下做出的冲动抉择。     高二那年我辍学了。我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的水平已经超过了老师,继续读高中纯粹是浪费时间。我一直到芝加哥莱恩男子职业高中旁听航空动力学--一门对高中生而言十分高深的课程。18岁的时候,我就想在商界闯荡。当时我已经开始和劳拉谈恋爱,我不想读大学,想尽快挣钱,因为劳拉她爸希望女儿能嫁个有钱人,或者有体面职业的人。     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家小五金工厂上班,这家工厂生产装饰盘挂钩、水管支架之类的小玩意。我也在那里谋了个差事,当推销员,把这些小玩意推销给百货公司和小商店。我真是经商的料子,第一年就赚了不少钱。钱多得我可以自立门户,--开了一家类似的小工厂,唯一不同的是,我的工厂生产我自己研制的产品。20岁的时候,我的事业已经小有成就,我看到了美国政府下达的征兵草案。征兵草案上说,要征集年满18周岁的男性公民入伍,对比了一下条件,我发觉自己非常适合。     我身体条件很好,体重185磅,身高5英尺10英寸,肌肉发达。我的头发乌黑闪亮,眼睛是灰色的,皮肤颜色很深,因此好多朋友把我当成了意大利后裔。一些意大利裔的朋友发觉我从来不跟他们说意大利语,觉得很奇怪。其实我们一家都是犹太人,祖父母是德国犹太人,外祖父母是波兰犹太人,他们很早就来到美国定居。我父亲是纽约人,母亲是费城人。我们家姓坦尼伯格。我哥哥在1930年代是摔跤好手,为了让自己更有气势,他给自己起了个外号叫“野小子比尔·坦尼”,“坦尼”比“坦尼伯格”叫起来,提气得多。     参军的时候,我用的姓是“坦尼伯格”,不过我很多同伴都叫我“坦尼”。1947年9月,我正式地把自己的姓改为“坦尼”,随即发现好多战俘朋友在芝加哥找不到我了。     就在我决定参军的时候,《读者文摘》上面的一篇文章,激起了我的义愤,坚定了我参军的信念。这篇文章纯粹是胡说八道,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我们美国的青年人,是战争婴儿,他们虽然已经长大成人,但是还不能担负起对于国家和民族的神圣使命。他们自由散漫,毫无生活目标,不够坚强,心智还不成熟。”     1940年9月,我决定主动参军,我要自己选择部队,而不是被莫名奇妙地与很多陌生人分在一起。我要以志愿兵的身份承担对国家和家庭的责任。我要在战争中证明,自己并不是《读者文摘》上所说的那种人。     我准备参加芝加哥的国民警卫队,跟老乡一块当兵,多少有个照应,服完一年兵役后就回家重操旧业。我挨个地参观我家附近的国民警卫队,这些部队没给我什么好感,他们对我的简历也不是很满意。于是我怀疑自己参加国民警卫队的想法是不是错了,直到我在《芝加哥论坛报》上读到了伊利诺斯州国民警卫队第192坦克营B连的理查德·E·丹卡中士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当国家需要的时候,我为自己能够报效祖国而感到自豪。祖国母亲哺育我长大,现在到了我挺身而出,扞卫母亲的尊严的时候了。”     他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他为应征服役感到自豪,这种积极的态度我很欣赏。我随即搞清楚这支部队的位置以及行车线路。这支部队离我家并不远,就在芝加哥以西22英里外的梅伍德。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出发,看看这支部队里的其他人是不是也像丹卡中士那样。周四晚上,我早早地动身了,转了两次火车、两次汽车,花了一个小时带一刻钟,我到了这支部队的所在地--梅伍德军火库,找到了第192坦克营B连的指挥部。     和我以前参观的那些国民警卫队相比,这儿很有亲和力,他们把军火库弄得像一个乡村俱乐部。第一句问候就让我如沐春风:“你好!兄弟,你叫什么,从哪来?”随后他们就邀请我参加撞球游戏。哈哈,我本来以为他们会合伙从我身上捞一笔。可是我错了,这是他们对新成员的迎接方式。他们真是一群好相处的人。     打完了撞球,他们又邀请我打保龄球。国民警卫队竟然有保龄球大联盟,这太让我震惊了。我感觉呆在这个“乡村俱乐部”里很不错。就在这时,一个伙计走过来,要我跟他比赛。他自我介绍叫刘易斯·布里坦,也是刚来的,他笑嘻嘻地说:“以后叫我卢就可以啦。”和我一样,布里坦也是过来看看这里氛围的。     卢比我高一点,大约有6英尺高,身体很健壮。他有一头深黑色的头发,看起来比我大两三岁,一字胡刚蓄不久,还很短。他的声音里透着和善,我无法拒绝这种真诚的邀请。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他伸出手握住,我们俩哈哈大笑。(我和卢从认识就很投缘。在菲律宾保卫战、巴丹死亡行军以及日后的监禁生涯中,我们都在一块,相互鼓励,相互支持。战后我们又一起攻读迈阿密大学的学位,而且在那个时候还合伙做过生意。我们的友谊持续到1990年9月23日,那天他心脏病发作去世于家中。)     我又接触了B连其他的一些成员。我发现他们都有丹卡中士那样的信念,“在祖国需要的时候为国出力”。我很乐意与这样的伙伴并肩作战。B连是一个伟大的团队,所有的成员都具备一个优秀战士应有的素质和快速反应能力。也许知道即将奔赴疆场,所以他们玩起来不要命。现在想来,也许这才是一支优秀的部队在大战之前应该具备的心理状态,放下一切负担,尽情地放松。     被他们感染,那个晚上我很尽兴,我一点也不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大家亲热得就像一个娘生的。我知道我离不开这个团队了。(我很荣幸加入了这个团队,在我的记忆当中,兄弟们一直相互关心,在巴丹死亡行军当中,我的命就是兄弟们捡回来的。在20世纪90年代,硕果仅存的B连成员--164人当中的14人,仍然亲密无间,关照着彼此的福利。)     1940年10月12日,我们这些放养的“鸭子”,要上正规化了。正式的入伍登记开始了,我站到了队伍的前面。因为即将成为一名军人,我非常激动,始终把胸脯挺得高高的,我确信我一定会成为B连的一分子。不过,倒不是所有人都能如愿。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兄弟被问及出生年月,回答完之后,他被告知:“很抱歉,小伙子,你还未满21岁。我们准备接收你之前,还需要先征得你父母的同意。”这出乎我的意料,我还以为18岁是入伍的法定年龄呢,7月1日我刚满21岁。     终于轮到我啦,登记员问我:“你是哪一年生的?”我两脚一并,大声回答:“1919年,长官。”就这样,我成了第192坦克营B连的光荣一员。我急切地想要开始我的军营生活啦。     当我穿着军装回到家的时候,家人都为我感到骄傲。我是家中的老小,有四个哥哥,大哥比我大10岁,四哥比我大6岁。哥哥们给我很多鼓励和建议,比尔还抽出时间,对我进行了摔跤强化训练,用他的话讲,“留一手战场上总会用得着”。虽然好几次,我急着想见劳拉,但是我也不好辜负他的一番好意。     事实上,我上面还有两个姐姐,大姐叫伊迪丝,二姐叫露丝,她们都夭折了。所以我的父母见到小儿子快要上战场,多少有些担心,他们不想再经历失去至亲骨肉的痛苦。事情是这样的。1918年,我们家住在费城。在12月里一个寒冷的上午,我父亲去上班了,我母亲出门采购,只有两个姐姐在家。家里没有人气,挺冷,12岁的伊迪丝想点燃煤气炉让屋子里暖和些。她打开了煤气,划了根火柴,火柴熄灭了,于是她到橱柜里又拿了一根,没顾上关煤气,煤气泄漏了。当她划着第二根火柴,火花引起了爆炸,她的衣服着了火。二姐露丝站在一旁吓呆了。两个小女孩跑到外面,伊迪丝在雪地上打滚,想把身上的火弄灭,而露丝不知所措地大声哭泣。伊迪丝在去医院的路上停止了呼吸。露丝在那噩梦般的一天得了感冒,在一周之内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一周内痛失两个爱女,对我父母打击很大,家庭医生建议他们尽快再生个孩子,于是我就在灾难后降生了。我知道,他们很想再要个女孩,可是从来没有因为我又是个男孩,而表现出任何失望和懊悔。爸妈从小就教导我--把握现在,憧憬未来。我在入伍前就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生活哲学。     11月25日,国民警卫队第192坦克营的4个连正式被编入联邦军队战斗序列。A连来自威斯康星州詹尼斯维尔;B连,也就是我所在的连队,来自伊利诺斯州的梅伍德;C连来自俄亥俄州科里顿港;D连来自肯塔基州的哈罗兹堡。(亚洲太平洋战争爆发时,D连被归入第194坦克营战斗序列,成为该营的C连)。我们很快要出发,目的地是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     夜幕很快降临,我们穿着崭新帅气的军装列队,身背行囊,立正点名。我们的连长西奥多·F ·维克多德上尉沿着队伍巡视。他身高5英尺10英寸,穿着笔挺的军服,昂首挺胸,很有指挥官的派头。他不时拍拍兄弟们的肩膀,帮一些兄弟整理背带和帽子,是个带兵的老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当地电力公司的主管,也不过32岁,唯一的不足是年纪轻轻就开始谢顶。     巡视了一圈之后,上尉开始询问每个士兵:“在这支队伍里,你想做什么工作呢?”,似乎是想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过了好半天,他才来到我面前,因为我的姓是以“T”开头的,排在队尾。他微笑着,问我这个问题。我响亮的回答:“坦克驾驶员,长官。”“嗯,很好!有没有第二个意向呢?”我再次朗声答道:“无线电接线员,长官。”上尉接着又问:“那第三个选择呢?”这一问让我毫无防备,我曾经在芝加哥的一家高级酒店做过短期的学徒工,于是我开玩笑地说:“炊事员,长官。”而这个回答正是他所期待的。全连164个人,包括他,却没有一个想做炊事员,于是我就稀里糊涂地成为了我们连的“火头军”。     连长很人性化,怕我一个人忙不过来,专门挑选了几个士兵去当地的厨师学校和面包师学校接受3个月的培训,回来做我的助手。在他们没有出师之前,我必须独担重任,照顾好160多个人的肚子。我们已经成为正规陆军,管理也严格起来了。不像在国民警卫队那会,晚上肚子饿了,还能到厨房弄点吃的。连长专门给炊事班配备了15个警卫。     没有下手,倒也罢了,厨房的家伙什,我使得也不顺手。要命的是,做饭只能用煤炉,这就使得做每顿饭都大费周章。我必须在凌晨3点钟起床生炉子,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连兄弟在6点吃上早饭。除了准备一日三餐之外,每隔4天我还要给警卫们做一顿宵夜,这是连长给予午夜执勤的兄弟们的奖赏。     等我们移驻诺克斯堡的时候,10个兄弟体力不支,获准回家,我们连补充了10个新兵,他们跟我是老乡,都是芝加哥人。连长觉得我一个人太辛苦,就把他们分在炊事班。这帮兄弟很给我这个班长面子,兢兢业业,干得很好,我让他们干什么活,就干什么活。有他们帮忙,我轻松多了。没几天,去厨师学校和面包师学校培训的兄弟回来了,我的厨师生涯告一段落。连长给了我10天假期,让我回家看看。临走之前,他跟我说,准备推荐我去读军校,具体学校由我选。     我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满怀期待地想见到可爱的劳拉,我很自信,她一定愿意嫁给我。一路上,我仔细地回味着和劳拉相爱的过程。     我和劳拉是在芝加哥城南的特瑞安隆舞厅认识的。当时我17岁,是一个疯狂的追星族。6月里的一个很特别的周六晚上,我和4个同伴驱车25英里到特瑞安隆舞厅去看鲁姆巴多乐队演出。这支乐队由凯·卡斯特、汤米·多尔斯、保罗·怀特曼和本尼·古德曼组成,他们在芝加哥及其周边地区的舞厅巡演。我喜欢在他们的音乐声中跳舞。那晚我太幸运了,因为我遇见了劳拉,她和她的三个女伴也来跳舞。     我刚进舞厅的时候,就眼前一亮,发现门边站着一个大美女。这个美人,身高5英尺4英寸,体重约115磅,身材曼妙,凹凸有致,杨柳纤腰衬出胸部的丰满,蓝色的大眼睛清澈明亮,顾盼生辉,照亮了整个舞厅。她的发型是流行的流畅蓬松的齐肩内卷发,淡棕色的长发拂在她的双颊上,一颦一笑,倾倒众生。我看得两眼发直,失态而浑然不觉,她正好也看到了我,大眼睛眨了眨,长长的黑色睫毛上下翕动。她发觉了我的偷看,娇羞地低眉颔首,咧嘴偷笑。天啊!这就是我的梦中情人,一位仪态万千的温柔淑女。     说实话,第一眼我就爱上了她。不容别人动手,我立马走上去,做了个优雅的姿势,邀请劳拉跳舞。劳拉在女伴的嬉笑中,向我伸出了玉手。我敢保证,整个晚上我一定是全场最受妒忌的男生。我和劳拉跳完了全场,每支曲子都跳,我幸福得快要昏厥。舞厅打烊的时候,我才和她恋恋不舍地分开。     当我和朋友们一起离开舞厅的时候,我告诉他们:“从今晚开始,我不会再和其他女孩约会了,我已经找到做我老婆的女孩子了。”到家之后,我使劲地掐自己,确定自己没有做梦,能找到如此迷人的另一半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啊。在几次共舞之后,劳拉成了我的恋人,我感觉她的美貌无人能及。我对她是一见钟情,可是她却在后来告诉我,她是在相处过程中才爱上我的。     在我休假的这些美好的日子里,我天天与劳拉厮守在一起。我们热烈地讨论着未来的计划和抱负。我们都感到,对方对自己无比重要。10天的假期,转瞬即逝,我和劳拉依依惜别。     回到诺克斯堡,我告诉连长,我想去无线电学校学习。连长立即开了一封介绍信,让我去无线电通讯员学校去接受培训。培训期间,除了学习,没有其他任务,课余时间不少。因为心里想着劳拉,我没有像其他单身同学那样到舞厅、酒吧鬼混。我在离诺克斯堡18英里的路易斯维尔找了一份兼职,在威尔格林药房调配消毒水,一小时可挣25美分。我当时还是列兵,工资不高,1个月30美元工资。节省一点,休假的时候手头还算宽裕,足够给劳拉买小礼物了。     上了6周的课,我就获准毕业,居然被分配到了连长的坦克上做无线电通讯员。刚回到诺克斯堡,我就从报纸上嗅到了浓重的火药味。报纸上说,日本对于美国的禁运政策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在“掐日本的脖子”,变相地支持中国。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美国人,我早已料到美日之间必有一场大战。美国政府很不满日本独霸中国的政策,公共舆论对于日本在中国进行的野蛮侵略非常愤怒,我们的驻华记者连篇累牍地发表日军摧残中国军民的血腥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始于1931年,在1937年发动了全面进攻。     截至1940年4月,扩大化的中日战争使日本的石油储备全面告急,降到灾难性的低谷。美国政府意识到日本的战争资源正在迅速减少,并想借此施加压力,实行了钢铁禁运政策。日本的战争资源行将枯竭,被逼入绝路,难免不狗急跳墙。1940年9月27日,德、日、意三国签订三国同盟条约,建立轴心国同盟,大言不惭地宣称柏林、东京、罗马是改变世界的轴心。日本激烈地谴责美国的“干涉政策”。     轴心国同盟建立后不久,美国就开始大规模征兵,开始全面备战。这不是一种巧合。不过美国和日本还没到达剑拔弩张的地步,日本人希望美国解除禁运政策,双方就此问题,一直在进行外交磋商。                                                          1941年的母亲节,我写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我想要表达我对她的强烈的热爱,想告诉她我即将走上前线的忧虑,请她不要为我担心,我对于保卫祖国有着清醒的认识。在此我仍然想强调母亲对我的影响:首先是她对生活的积极乐观的态度,其次是她信念坚定,始终相信美国是世界上最好的居住地。当我回忆往昔,能清楚地感觉到自己承继了她对祖国的挚爱和她积极向上的人生观。而这种乐观的人生态度是我能够走出日本战俘营,写下这本书的根本原因。信的内容如下:     亲爱的妈妈,     今年的5月11日,周日,是母亲节,我却不能在家陪您过节。我无法看到您那开心的笑容,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地流泪。在这里,我无法佩戴起象征着您仍然在世的红色石竹花,也没有人能佩戴象征母亲已经过世的白色石竹花,所以我写了这封信作为送给您的母亲节礼物。     妈妈,当我想您的时候,我会想起将我们紧紧连在一起的诸多的往昔琐事,这些事情现在仍然让我感动。我记得,我第一次想要一辆自己驾驶的汽车的时候,您为我向父亲求的情,您说,我已经长大了,可以有一辆了。我还记得,您带我去商店,给我买我期盼已久的第一套西装的情景。我第一次偷爸爸的剃须刀刮胡子,就被您撞见了,这件事好像过去没有多久。     我坐在这里给您写信,脑中里浮现出很多很多事情。我永远无法忘记,我去诺克斯堡,您把我送出家门口时,那种复杂的眼神,既有着一种欣喜,又有一些担忧。我能看得出您的矛盾,一方面您不希望我去,但同时又觉得我正在做您一直教导我的事情。您也教导过我要帮助弱者,保护他们以及他们的权益不受伤害。我会为自己即将承担的神圣的责任,做好一切准备。不仅仅是我这样做,在我身边还有成千上万的年青人也在这么做,我们时刻准备着去保卫我们所爱的人,不让敌人将他们从我们身边夺走。                         您只是全美国所有在母亲节这天收到自己儿子或女儿来信的伟大的母亲当中的一位。我身边的每一位母亲尚在人间的战友都在给母亲写信。如果她过世了,他也在深切地缅怀她。     就此搁笔。衷心的感谢您对于我的养育和教导,您知道我的长处和缺点。您总是在试图引导我改正缺点,发挥特长。您在我需要鼓励的时候微笑,您在我做错事情的时候痛心疾首。我对于您所做的一切满怀感激。我知道,我一辈子也无法偿还您的恩情。     您一直深爱着并为之默默付出的儿子     列斯特     1941年9月初,在我们离开诺克斯堡去路易斯安那州演习之前的那一周,劳拉来到肯塔基与我小聚。我们决定抛开一切,立即结婚。我必须承认,当时我们都没有理智地去考虑这件事情。很显然,我这个大头兵并不是劳拉父母所认为的合适的女婿人选,他们态度很明确,希望劳拉嫁个有钱人,或者可能有钱的人。     就是否应该结婚,我们讨论了几个小时。似乎每一个支撑我们应该结婚的理由的背后,都有两个以上的反对我们结婚的理由。不过,就像电影里经常发生的那样,浓情战胜了理智。那一夜,两颗相爱的心水乳交融了。我向她承诺我们会过得很幸福,只要我们肯尝试我们就一定能做到。第二天早上,我发现劳拉心神不宁。作为一个本分的女孩,她对于昨晚发生的事情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她担心地问我,会不会怀孕。(当时的美国社会和现在的美国社会完全不一样,社会风气还是相当保守的。)对于这方面事情,我也知之甚少,但是我知道,未婚先孕会让她的家族蒙羞。于是我们决定毫不迟疑地找牧师举行婚礼。     第二天我借来卢的车,开车沿路寻找教堂,或者能为我们举行婚礼的人。只要我们结婚了,之前的行为就是合法的无损声誉的了。我们的汽车在肯塔基连绵的群山中奔驰了两个多小时,也没有见到教堂。于是我把车停在一个小镇的便利店前面,下车打听镇上是否有相关人员能为我们证婚。     无巧不成书,便利店的老板就是一个牧师。他很乐意帮助我们,这让我们喜出望外。特事特办,我们就在便利店里举行了婚礼。没有那些繁文缛节,牧师简单地问了我们几句话:“坦尼伯格先生,您愿意娶这位女士为你的合法妻子吗?”我说:“愿意!”他也问了劳拉同样的问题。劳拉也说:“愿意!”接着我们立完了结婚誓言。最后,牧师祝福我们,并交给我们一些看起来很正规的合法证件,其中包括结婚证。     我把这些证件放进口袋,计划锁到床头柜里妥善保存。好客的牧师邀请我们那晚住在他家中,享受洞房花烛夜。我们愉快地接受了邀请,并被安排在他家顶层的一间客房里。这个房间装饰非常粗犷、古朴,家具都是老式风格的,乡情浓郁,都是主人用包装盒和废木材做的。劳拉开心地说,这里就是我--她心中的白马王子的城堡。我们在“城堡”里度过了美妙的一夜。     相聚匆匆,分手亦匆匆。我很快归队,劳拉也回家了。     一个星期之后,第192坦克营的四个坦克连继续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波克基地进行军事演习。我们B连是全营唯一的参与进攻方军事行动的部队,其他三个连都是防守方参战部队。演习结果显示,全营成绩优良。视察演习的长官宣布我们是参演部队当中最优秀的坦克部队。我们全营打得有声有色,我们连进展神速,毫无瑕疵。全营兄弟们都觉得很光荣。     时至今日,我觉得这场演习纯粹是一场游戏,而且是一场乱七八糟的游戏。我们用扫把代替枪支,用标志物代替坦克,演习场面热热闹闹,却压根没见到我们的主战装备--坦克的踪影。我们这支优秀的坦克部队,打了一场没有坦克的坦克战,而且赢得了胜利。尽管如此,由于我们考核成绩优良,视察长官欣喜地告诉我们,已经入选派往菲律宾的坦克部队。我们后来才知道,在几周以前,第192坦克营就在入选名单之列了,我们被纳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麾下,执行他制订的旨在保卫菲律宾群岛的“橙色Ⅲ计划”,这个计划简称为“WPOⅢ”。    麦克阿瑟将军在1941年4月,制订了“橙色Ⅲ计划”。这一计划预测,交战对象只有日本,为收缩战线,美菲联军将放弃马尼拉市,把兵力收缩到巴丹半岛,依托工事坚固的克雷吉多岛,固守待援,等待太平洋舰队护送援军到达。苦心经营多年的、俯瞰整个马尼拉湾的克雷吉多岛,将成为一座巨大的炮台,其配备的重炮将为巴丹半岛的守军提供炽烈的火力掩护,直到援军到来,将日本人从菲律宾群岛驱逐出去。     1941年10月,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美国又酝酿了一个新的作战计划,前提是美国卷入欧战,同时陷入与德国和日本的战争,该计划就会被付诸实施。考虑到会与英国并肩作战,通力合作,美国和英国军事高层共同制订了“彩虹V”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确定欧洲战场是主要战场,德国是英国和美国等盟国打击的首要对象,在扭转了欧洲战局之后,再转移重心对付亚洲的日本。“彩虹V”计划沿袭了“橙色Ⅲ计划”的作战方案,决定在菲律宾采取守势,菲律宾的武装力量要随同驻菲美军行动。     在演习结束时,全营被命令开到波克基地的大操场集合。我的老连长维克多德已经晋升为少校,被提拔为营长了。维克多德容光焕发,大声命令我们整理好队形,接受巴顿将军训话。乔治·S·巴顿将军说道:“小伙子们,你们做得很棒,你们今天赢得了优胜!我为你们感到骄傲,你们即将走上战场。你们要远赴海外,为祖国而战!小伙子们,祖国注视着你们,你们将承担反抗暴政的神圣使命。你们很棒,你们是美国坦克部队的精英。……”巴顿将军一席话让弟兄们热血沸腾。     随后维克多德做了结束讲话:“兄弟们,大家辛苦了!我以带领你们这些优秀的士兵为荣。我们即将调赴海外,至于去哪里,我不能告诉你们。给大家10天假,回家好好地跟家里人告个别,该安排的事情,安排妥当。几周之后,我们就会从安吉尔岛出发。”安吉尔岛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在接下来的24个小时当中,我们在医务室外排起长队,接种伤寒、破伤风、黄热病和白喉疫苗。除此之外,部队还检查了我们每个人的血型,以备急救所需。我们营的装备发下来了,全是崭新的坦克,我们没有一个人见过,更没有一个人会操纵。我们营拥有装备的优先供应权,仔细检查之后,我们发现有些坦克是从别的部队征调过来的,这些坦克上面遗留着一些操作说明。我们抛弃了“旧爱”,把以前训练时用的老坦克留给了本土的其他坦克部队,我们带着这些“新欢”去了菲律宾。     放假以后,我跟自己新婚燕尔的劳拉,在一起厮守了美好的10天。她很为我担心,我劝她:“亲爱的,不必担心!我运气这么好,连你这样的大美女都娶到了,上战场不会那么容易挨枪子的。更何况我是坦克兵,比步兵多一层保护,普通枪弹拿我没辙。” 劳拉笑了。我们总是说不够,我俩都知道在战争结束之前,我们再没有见面机会了。其实,很多同伴都面临着与我同样的问题。很多同伴在出征前闪电结婚,他们的对象大都是青梅竹马的儿时伙伴,很多同伴与女友依依惜别,计划着回国后就结婚。(很可惜,只有很少一部分人做到了,绝大多数同伴再也没有机会兑现他们的承诺,享受家庭和朋友的关爱。)     临走之前,劳拉给我做了一个写信的软垫,我把叠得整整齐齐的牧师给我的诸多证书,包括结婚证书,塞在里面。     假期结束后,我立即赶回波克基地,发觉有些年长的拖家带口的兄弟没有回来,没有家庭负担的年轻人都回来了,像我这样刚结婚的回来的也不少。部队对于一小部分没有回来的人也没有追究的意思。后来陆续有一些已经生儿育女的兄弟回来之后不辞而别,炊事班就有两个,我猜他们是放心不下家人,不想背井离乡。为了照顾已婚的、有孩子的兄弟,部队给予他们的家庭特别照顾,他们的家人能够享受特殊津贴。很显然,很多回来的“老大哥”不是为了拿到这些津贴才归队的。我很思念劳拉。     维克多德荣升后,上级给我们派了一个新连长唐纳德·汉斯。大批装备源源不断的运到,除了用于备用坦克之外,还有崭新的半履带车和指挥车。汉斯忙着指挥我们把这些装备往开往安吉尔岛的平板车上装。部队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个橄榄色的军用帆布包,供我们放置个人用品。     1941年10月20日,我们登上军列,离开路易斯安那前往天使岛(等到了之后,我才知道它在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湾里。)由于负载过于沉重,军列开得很慢,而且要时不时地停下来,检查是不是有绳子松了。我们第一天晚上,吃的是冰冷的炸鸡、凉拌菜丝、加了葡萄干的胡萝卜沙拉,每个人还有一个苹果,餐后甜点是一块巧克力蛋糕--看得出来这些玩意是从快餐店里买的,乱七八糟地挤在6英寸×8英寸×2英寸的塑料小饭盒里。     胡乱地吃完这顿毫无滋味的晚饭,兄弟们三五成群地围坐在一起,讨论着各自在假期里所做的事情。我能感受到所有人都笼罩着悲伤。没有人提及战争,相反,我们自己骗自己,笑着说,我们只不过是去进行一次冒险旅行。聊了一会,索然无味,大多数人早早地钻进被窝。我很疲惫,马上就睡熟了。     我睡得朦朦胧胧,不知道被汉斯连长叫醒是几点钟,他站在我的铺位旁使劲地摇我。我睁开惺忪的睡眼,他用沙哑的声音说道:“嘿!坦尼!麻烦你起来给大家弄早饭,连里的炊事员都走光了。”我明白这不是在征求我的意见而是命令我。于是我挣扎着起床,摸索着来到餐车,餐车在车尾的倒数第5个车厢。我抬腕看表才4点半,嘿嘿,当真是能者多劳,看来多一门手艺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呵呵!     我找了几个兄弟打下手。为了准备一天三餐,我们从早上4点一直忙到晚上8点。我们要在这么长的时间里生火做饭,在一个只有60英尺长8英尺宽的逼仄车厢里来回打转,经常要给通过这个迷宫的战士让路。     1941年的美国军用火车条件也不好,在军列上当厨师并非是件美差。做饭要生煤炉,最头疼的是火车上的水很宝贵,我们必须精打细算,合理分配饭菜的用水量、洗炊具的用水量、洗碗抹桌的用水量,我们还要留出一部分水,“烧咖啡”。军列上的主要饮料就是咖啡,不过我们没有现成的,我们得把咖啡豆磨成粉末,然后放水煮。我们有一个40加仑的咖啡壶,煮沸之后,就可以到车厢里分给士兵们了。这样的咖啡,闻起来很香,不过放一会儿,咖啡豆的残渣就会沉到杯底,你往里面续一点凉水,也会沉到杯底。我们倒咖啡的时候,战战兢兢地不敢倒太满,如果这个时候火车正好晃动,咖啡就会泼掉,有时某些“享用者”还要挨烫。     当我们到达安吉尔岛,当地的码头工人赶来帮忙卸车装船。我们列队接受一系列测试--我敢保证,到了这个时候很多人希望自己不及格,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如愿,我们全都顺利过关。由于即将离开故国,大家倍感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