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在童年时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德国人的经历，对公众来说一直是个极为陌生的话题，尽管这一代人的命运事实上是极为特殊的。“我是一名‘战争儿童’”这样的语句见诸文字非常罕见，更不用说能亲耳听到有谁把它说出来。而这样的一个时期，就在仅仅几年前，在德国历史性地结束了。 当本书在2004年初版之际，还不曾有人对那场战争给德国平民造成了怎样的深远影响进行过研究。所谓“心理创伤”这一概念，更多的是与纳粹罪行的受害者相联系的。“德国战争儿童”这一概念从未引起过公众的注意。随着2005年4月全德“战争儿童”大会在法兰克福召开，这一特殊的群体概念才首次为大众所知。公众媒体此前一直着重关注对如何清算纳粹罪行的报道，而从此之后，“德国人眼中的过去”，特别是“大轰炸”和“大驱逐”的恐怖场景在当年的德国儿童眼里是怎样的，也同样成为被广泛关注的新闻题材。 我们并不缺乏这样的时代亲历者。但数十年来，曾经的那一代“战争儿童”一直不愿正视他们早年遭受的心理创伤，至少刻意与之保持着距离，不愿提及。现在是时候把他们那些难以启齿的经历挖掘出来了。显而易见的是：大多数当事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一生实际上都笼罩在战争暴力和痛失家园的阴影里。 现在，这些当年的儿童已步入耄耋之年，他们对此仿佛幡然醒悟，并进而对曾经的经历提出各种问题。通常，他们会把那些来自童年的回忆记录下来，并试图从中寻找答案。很多老人目前都在这么做，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都认为，他们必须斜体字为原书斜体。——译者注这样做。因为随着年事已高，那种早年的心理创伤带来的压迫感越来越沉重。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目前正是一个写作回忆录的高峰期。 当“被遗忘的一代”这一名词出现之际，如前所述，“战争儿童”作为一个研究范畴还未进入公众的视野，更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相关研究。现在则完全不同了。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在那些孩童时代经历过战争和“大驱逐”的德国人中，在今天有8％到10％患有心理疾病。他们主要的症状为心理创伤造成的应激障碍。而与之相比，在瑞士同龄的已退休人群中，这一数字仅为0.7％。战争中每位儿童的经历自然都是差异巨大的，那些早年间对财产损失和战争暴力的不同体验，决定了那些经历对每一位儿童所产生的影响在过去及现在都是大相径庭的。另外还有大约25%的德国老人，尽管由此受到的影响似乎并不严重，但仍然是有迹可循的。正如慕尼黑大学的心理创伤专家米歇尔•埃尔曼（Michael Ermann）医生所归纳的那样：“他们社会心理意义上的生活质量因此而被完全限制了。”具体来说，很多老人极度缺乏安全感，极力避免因新的经历、新的思想所带来的头脑混乱。因此他们对年轻人的世界了解非常有限，与年轻人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淡漠。而生活环境的改变更会使他们陷入异乎寻常的压力之中。另外值得注意的，还有他们那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和对物质性安全感的极度需求。 研究还表明，那些始终无法从心理创伤中恢复过来的人，皮质醇值普遍较低。这使他们难以承受过大的精神压力。空袭，俯冲轰炸，家人离世，被驱逐和饥馑，这一切都对他们的身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那些童年或少年时代经历过战争，大约在1930年到1945年间出生的德国人中，有三分之一直到今天仍在不同程度上深受其害。而在那样的时代性灾难发生时年龄越小，至今所遭受的苦痛就越深。而那些出生于40年代的儿童，尽管他们很少或根本已不再记得战时的情景，但因此所遭受的心理创伤却是最大的。他们中很多人抱怨长期被自身的心理障碍折磨。提到最多的是经常性的情绪低落，内心莫名的痛苦感和遇事容易惊慌失措。这种一直伴随他们的恐惧感并不是由头脑中恐怖的战争画面所引起的，甚至从他们的梦境中也找不到任何解释。可以这么说，直到不久以前，所有人还都没有意识到，这种种心理问题的产生与他们早年战争中的经历有关。因此对他们所描述的诸般症状，即使是医生也感到大为费解。不过医学在今天最终对此做出了正确解释。在很大一部分上了年纪的患者中，一直令他们饱受精神折磨的心理创伤，正是由那场战争导致的。目前对此类心理疾病的有效治疗辅助手段还不多，但人们已越来越关注到诱发上述症状的这个潜在原因，特别是在老年护理领域。 我从90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战争儿童”问题。而作为一名新闻从业者，数年时间一直被一个题材深深吸引，这在以前还未有过。而使我最终将其看作一生研究课题的关键的，正是那场于90年代，在从地理上讲与德国近在咫尺的地方发生的战争。在一开始，人们并没说那是一场战争，而是一场冲突——波黑冲突。我投入了大量时间，通过电视了解了那里的儿童所遭受的苦难，并因此在头脑里产生了这样的疑问：那些德国的“战争儿童”今天怎么样了？他们的童年经历同样充满暴力、轰炸、逃亡、饥饿和失去家人，他们是怎样挺过来的？这种经历又在多大程度上对他们以后的人生产生了影响？ 令人惊讶的是，除了我以外，好像没有谁对这一问题同样产生兴趣。那些“战争儿童”自己没有，医生没有，连心理学家、牧师或新闻编辑也没有。因此我得出结论，在德国，人们俨然达成了一种默契的看法：“战争儿童”的人生从来都是风平浪静的，并未受到战争的影响。 在联邦德国电台的文献库里，我找不到任何相关的史料、数据和有价值的调研报告。我只好自己去寻找并采访当事人。实际上，我利用各种可能的机会进行采访，比如在火车上的偶遇。这样的访问有时会导致对方强烈的反应：“您是想伤害我吗？”听到这话我便会意识到，也许我坐得的确离被访者太近了。 大多数被访者只愿意谈论纳粹罪行和大屠杀。作为德国人，他们对此至今仍怀有深深的负罪感。而身为牧师、老师或者家长，他们会将这种情感继续传递给年轻一代。而当我再次向他们阐述，我的访谈其实另有重点时，其中一些人会因为我打算把“德国人”写成战争受害者而变得相当愤怒。 对我第一年访谈的总结就是：对战争本身的回忆源源不断，但对于战争导致了怎样严重的后果，这一问题却仍未被回答。每每在访谈结束时，我最经常听到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其他人的经历更糟”，或者是“没把我们怎么样”，又或者是“对我们来说这很正常”。这一年对我来说很不理想。被访者经常会把我弄糊涂，甚至使我内心充满困惑。一方面，我对自己说，现在的德国人如果不是对战争所带来的苦难的确深有体会的话，他们是不会如此关注战乱地区儿童的境遇，并为之捐钱捐物的；而另一方面，那些战争儿童对自身遭遇故作轻松的描述是如此如出一辙，以至于我对他们的话也深信不疑。 这些访谈，只有很少一部分可以深入而持久。现在回过头再去看我第一年的访谈工作，可以用一句话总结：我访问的人越多，事实就越发显得模糊不清。我常常会在结束访谈后感到迷惘无助，甚至内心开始动摇，身体也因此而感到疲惫不堪。当我向朋友们谈及此事时，他们会说：“你怎么会有心思去琢磨这么一个阴晦的题材？” 问题还不仅仅如此。尽管我有丰富的经验，知道如何去提问那些令人感到不快的问题，比如关于纳粹时代、大屠杀、心理疾病、儿童死亡等等，但由此得到的回答是如此令人沮丧并引起我思维上的混乱，这还是我此前在其他采访中从未遇到过的。实际上，我从一开始就误入歧途。直到后来我才认识到，所谓1930年到1945年纳粹统治及战争期间的儿童，其实已经涉及了几代人。在战争期间不同年龄孩子的经历之间是截然不同的，比如在当年的那些婴儿﹑幼童和青春期少年之间。 我当然还可以选择另一个更宽泛的时间段，比如1928年到1950年。但为了使我的研究保持条理清晰和严谨，我还是以“高射炮辅助射手”一代（德语惯用语，指代1945年二战末期15岁到17岁的少年，那时德国所有15岁以上少年必须服预备役，通常担任自己城市高射炮辅助射手。——译者注），以及同时期出生于“大逃难”路上的一代作为我进行研究的两个年龄界定。仅仅这两个年龄组之间15岁的巨大年龄差异，就已经明白无误地显示出，“战争儿童”事实上是由几代人组成的。 对于战争年代及战后那段艰难时期的述说，我听到的往往极其相似。比如下面这样的话：“那时候从没有无聊过”，还有，“那时候我们所经历的，对我们来说其实很正常”。这些话其实应该这样理解：对于战争给原来的生活带来的改变，我们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特别是当周围所有家庭都是这么过的时候。我们尽量让生活不被战争影响。 现在人们都知道，哪怕是小孩子，同样可以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中生存下去，如果必须如此的话。这种“艰难生活焕发生命力”的故事，是小说家们十分热衷的题材。那些在艰苦环境中成长的孩子，在接触到外面的社会以前，往往很自然地将这种艰苦视为生活本来的形态。而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并学会自我思考的时候，他们就会逐渐明白，这样的童年生活曾经是怎样的沉重。 但一般情况下，我的那些采访对象却并不是这样。他们在讲述自己童年的故事时往往这样开始：“那时候我们也经历了很多美好的事情。”大多数被访者往往表现得并没有那种经历过大恐怖后应有的情绪。像那种“曾经留下过许多美好回忆的亲爱的姑妈家，后来被完全炸毁了”的故事，他们通常只是一语带过。这使我留下这样的印象：很明显，他们把那些往事尘封了起来。当我与被访者谈到这些往事的时候，甚至他们自己都没有发觉这种不合适的——甚至可谓麻木的感情有什么不妥。 这个访谈题材不仅仅对那些被访者来说是艰涩而无聊的。当我最初把这类访谈稿提供给报纸或电视台那些同样身为“战争儿童”的编辑们时，他们无一例外都婉拒了。准确地说是，在大多数情况下石沉大海。我的稿件很明显被搁置一边并被有意忘却了。我本来希望这样一个题材可以令所有人打破缄默，但很明显我完全力不能逮。 “战争中的童年是如何影响一生的？”这样一个提问绝不像它看上去的那样轻描淡写。随后我很快意识到，这样一个题材令我们德国人内心感到不安的程度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一直都有，但也一直被深深隐藏在由纳粹大屠杀罪行而导致的负罪感和羞愧感之下。 为什么尽管如此我还是紧紧抓住这个题材不放？因为我相信，这个题材与我自己所属的那代人，也就是战后不久出生的一代也是密切相关的。在我还是小小孩的时候，我也曾看到过被摧毁的科隆市。那时的我听到“战争”一词的反应与大人们完全一样：不言而喻，那意味着一些非常坏的东西。我那时相信，等我长大了，我就会对那些“过去”的事情真正有所了解。而长大以后，多数同龄人总是忙于当下的生活，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过去”的事情。“过去”无处不在，但尽管如此，那似乎始终是个应该回避的神秘禁忌。而少年时代的我却对此充满了好奇。在学校里，我们了解了纳粹的罪行，了解了奥斯维辛集中营。但父母对我提出的相关问题却总是表现得十分愤怒或者干脆沉默。 三十年以后，当我开始研究“战争儿童”这一课题时，我又有了极为相似的体验，又看到了那种面对这类问题时僵硬的表情。我知道我一定又触到了什么，我的发问又一次被拒绝回答。这样的事实却也又一次明白地告诉我，我其实对“过去”真的一无所知，但很有可能的是，在这种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已经触及到了那个群体性的秘密。 当我写作本书的时候，发生了件我并不期望见到的事情。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在2002年出版了他的新小说《蟹行》（Im Krebsgang)，并由此在德国国内外引发了一场对“作为受害者的德国人”这样令人尴尬的话题的大辩论。引起社会广泛忧虑的是，部分人借此对二战中德国所应承担的责任相对主义式地有意进行淡化。而特别应使我们警惕的说法是：相对于纳粹的受害者、大屠杀等等，德国平民也遭受了“大轰炸”﹑“大逃难”和“大驱逐”这种种苦难，两者可以相抵。 君特•格拉斯在书中坦言，他已经对此沉默了太久。他成功地把公众注意力转移到了战争和“大驱逐”的德国受害者身上。下面所引述的他书中这句话，清楚表明了他的思想是如何发生转变的：“历史上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只是因为自身的罪责过大，忙于为之忏悔而对自身所遭受的重大苦难避而不谈。这种过疏简直闻所未闻……” 2002年年初，《明镜》（Der Spiegel)杂志把《蟹行》用作封面故事，来配合当时社会各界对“大逃难”和“大驱逐”的讨论。这样做的原因就是，这个小说的内容非常符合当时各大报纸杂志一致的观点：重新全面审视纳粹时代和战争给德国自身造成的后果。当我在《明镜》杂志上读到这篇中篇小说时，我清楚地意识到，转折的时刻到了。“德国战争儿童”这一人群的遭遇，现在终于也可以被公开讨论了，因为他们是目前世上最后一批那个时代的亲历者。 在由君特•格拉斯的这部小说以及同样出版于2002年的史学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Jrg Friedrich）的著作《大火》（Der Brand)引发的这场激烈的辩论中，首先喷涌而出的，就是直到今天都未停止过的大量有关战争的回忆。如果我们说，那曾经的禁忌就此被打破有点夸张，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来自“战争儿童”的、有如决堤的洪水一样一泻而出的往事回忆，将再也不是他们心头的重负。对他们来说，这些忆述往往是他们今生的第一次。当然，关于他们讲述的这些故事，从前也没有谁问起过。 在我的书中，对内容的阐述都是从被访者自身的视角进行的。我倾听了很多人的故事，但最终的选择范围却十分有限。只有那些带着深刻战争烙印的生平遭遇才被选入本书（书中所有以星号标记的姓名都隐去了真名)。我最感兴趣的是那样的女人或男人：他们或许知道，但从未真正体会到童年时所发生的某些特殊的或者可怕的事情，对他们的一生有着怎样的意义。 对德国进行的灾难性“大轰炸”在今天仍然是不适合公开讨论的内容，因此在本书中，有关“大轰炸”幸存者的篇幅远远少于关于逃难者和被驱逐者的篇幅。 在整理这些可被公开的“战争儿童”的生平故事时，我清楚地感受到，当事人的回忆往往与当时真实发生的并不一致。但由于缺乏其他资料来源，我对书中很多内容无法一一考证。更不可避免的是，对书中当事人的诸多看法，我连表示质疑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对类似问题的看法，我此前甚至都没有听说过。而那个年代的人或历史学家们对那些肯定知道得比我更清楚。因此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还请读者多多包涵。 事实证明，接受全面的教育、良好的工作成绩和健康的身体对消除早前心理上的创伤有着巨大的帮助。因此我在寻找适合的当事人的过程中，曾求助于医生和医疗保险公司。我希望能找到有关1930年至1945年生人目前身体状况的统计分析，借此找到合适的对象，但这只是徒劳无功。因此我抱着强烈的目的性，再次翻阅了我存放信件的两个文件夹。那里有收听我那个极为小众的、有关“战争儿童”广播节目的听众写来的600多封信。其中大部分都是请求得到原稿的。其中约有20%还更加说明了，为什么这个节目对他们个人来说意义重大。这些富有启发性的来信大大地支持了我。但在其中我仍然没有发现我心目中合适的人选。尽管他们仿佛是隐形的，我对他们的存在却始终坚信不疑。 本书中有关那些居住在原民主德国的“战争儿童”的内容也相当少。主要原因是，我本人来自科隆，目前住在德国西部边境上，而与东部德国少有交流渠道。我有关“战争儿童”的广播报道也仅仅在西部德国播出。在众多对我这本小书帮助甚大的听众来信中，甚至没有哪封是来自德东地区的。我对此感到极为遗憾，因为我知道，在原民主德国生活的那些被驱逐者的命运尤为悲惨。他们必须称呼自己为“移居者”，并必须对自己的遭遇始终缄口不提。在大多数这类被驱逐者家庭内部，这段历史始终是个禁忌话题，即使在两德已统一20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 但这也终将改变。至少那些新兴通信媒体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自从我有关“战争儿童”的文章在互联网上发表以来，我收到了大量电子邮件。其中一些来自奥地利。和德国国内情况极为相似，那里的“战争儿童”也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着缄默。而令我最为惊讶的是，我还收到了那些旅居国外的德国人的来信。他们的信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现在居住的地方远离德国数千公里，但那场战争却仍旧时时在梦里出现。 从六年前开始，我会定期在作品诵读会上与那些“战争儿童”见面。此间我见证最多的，就是情感上的桎梏是如何瞬间就被打破的。“战争儿童”那一代经常会与他们的孩子一同参加诵读会，并爆发激烈的言语冲突。各个家庭借由这样的机会，共同探索发掘出那些长期只能在“战争儿童”自我意识里呢喃的到底是什么，而又是什么原因让好几代人都不能把它真正表达出来。 目前各类公众媒体对这个论题都极为热衷。数不清的相关文章清楚地表明公众对此论题的兴趣与日俱增。这使得我们不由得心生希望：也许就在并不遥远的将来，其他那些在今天看上去还是漆黑一片的领域，也终将被光芒普照。就如同“大驱逐”和“大轰炸”，这样的往事在德国人的意识里还从没有像今天这样鲜活地存在过。当这本《被遗忘的一代》在2004年出版时，我在引言里写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正站在起跑线上。” 而今天一切都已完全改变了。 我们再也不会重新回到起跑线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