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也许只有梵蒂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虽然它的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故宫的面积,但对世界的影响相当大,因为它是全世界天主教会的中心,教宗和教廷就在此行使和发挥其对世界各国天主教会及信徒的权力和影响力。正因如此,梵蒂冈一词的含意常常成为罗马天主教会领导中枢的代名词,而作为国家含意上梵蒂冈往往称为梵蒂冈城国。 梵蒂冈城国于1929年正式成立,在此之前教宗世俗统治的领地为教宗国。梵蒂冈城国是由教宗庇护十一世与墨索里尼签订了拉特兰条约解决了“罗马问题”之后建立起来。所谓的“罗马问题”是由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引起的。这还要从历史上意大利与教宗的关系谈起。475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从此意大利便四分五裂。754年法兰克人的国王丕平应教宗斯德望二世的邀请进入意大利,将伦巴德人赶出了拉文纳,然后将这块位于意大利中部从拉文纳到罗马的一大片总督管区的土地交给教宗,史称“丕平献土”,由此形成了教宗国。1000多年来教宗们一直统治着罗马,权力扩展到拉文纳总督管区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于6世纪在意大利设立的行政区。8世纪中叶,法王丕平击败伦巴德人,把该总督区划归教宗统治。和五座亚得里亚滨海城市——里米尼、佩扎罗、法诺、锡尼加尼亚(Sinigaglia)和安科纳。近代以来,特别是法国大革命以后,教宗国领地锐减,但罗马始终属于教宗。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教宗国得以恢复。当时它与撒丁王国、那不勒斯等并列为意大利九个邦(当时意大利还只是个地域概念)。1840年后意大利民族主义兴起,最着名的民族主义者有加里波迪、加富尔、马志尼和撒丁国王维克多·伊曼纽等人。1849年加里波迪发起第一次统一意大利运动,使近代的教宗国处于危急中。教宗在法国、奥地利、西班牙援救下,击败了意大利统一运动,使教宗国得以保留。当时教宗庇护九世(Pius IX,1846—1878年在位)说:“教宗必须要有世俗的君权,以便为宗教利益而自由行使其神权”。1860年,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再次兴起,教宗国再度陷入困境。第二年,意大利王国宣告成立,由原撒丁国国王伊曼纽二世任国王。当时教宗国2/3的领土及3/4的臣民均并入了意大利王国。罗马城靠着法国军队的保护才未被占领。但到1870年,法军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被迫撤离罗马,加里波第率军在当年9月占领了罗马城。10月2日,经全民投票表决,将罗马并入意大利,并定为新意大利的国都。于是,教宗国不存在了,教宗成了意大利一位特殊的臣民,意政府为他保留了梵蒂冈宫供其居住。为防止外国对此事的干涉,意大利政府于1871年制定了《保障法》,并于同年3月由国会通过。其内容大体上包括《教宗的新国与罗马问题的解决》,《东方杂志》,1929年。: 1教宗本身神圣不可侵犯——即不受意大利法律之限制及裁判。 2在意大利国境内,教宗享受与意大利君主同等的尊荣。 3意政府年纳三百二十二万五千里拉于罗马教宗,限于教宗本身,后嗣不得继续。 4指定某数处宫殿及邸宅归教宗使用,此等宫殿邸宅,超越意大利的法权管辖,非经教宗允许,军人不得闯入。 5选举新教宗时,意政府负责保障其选举自由。 6教宗得自设行政机关,并得与世界各处教会自由交通,意政府不加干涉。 7教宗得直接派遣使臣驻在各国,并得接待各国所派之外交代表,此等外交代表在意国境内,得享受充分外交待遇。 《保障法》表面上似乎很尊重教宗的权力,但实际上表明:教宗的某些权利和最高荣誉是由意大利法律授予的,不承认这些权利和荣誉是教宗早已拥有的,当然也决不承认和允许教宗拥有自己的臣民。该法律使教宗彻底失去了领地,因为《保障法》中意政府故意将梵蒂冈说成是罗马教廷的“所在地”,而不是“领地”,意大利已将原教宗国全部领土纳入意大利王国的版图内。就连意大利承认教宗居住的拉特兰、梵蒂冈两座宫殿以及几处邸宅及花园也是只给予其使用权,而决不给予治外法权。实际上意政府是将这些场所作为意大利皇家财产对待,只是让教宗享有某些特权,如规定教宗神圣不可侵犯,不受意大利法律之限制,意方治安人员不得进入教宗宫殿,不可进行搜查和没收文件等。但根据第四条款,将来某一天,意大利政府也许还要对梵蒂冈博物馆和图书馆进行维修和管理。这些都表明意大利根本不承认教宗有任何世俗领土的宗主权。 对这些,梵蒂冈当然无法接受。因为该法根本不是双方通过对等协商而订立的协定,完全是意大利单方面的行为。这种立法,根据意大利的宪法,国会有权修改或废止它。因此,在教宗看来,接受《保障法》就意味着教宗自甘彻底丧失最珍贵的独立性,也就是自愿承认教宗国的灭亡,自动放弃对罗马和教宗国所拥有的主权,意味着他从此只能寄人篱下地居住在梵蒂冈,一旦意大利政府变卦,就随时有被赶出梵蒂冈的风险。在教宗看来,其在罗马的独立主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为该主权是建立在“圣彼得世袭领”指罗马教会的教产。的基础上,任何世俗国家无权剥夺。 为了表示对意大利政府的强烈抗议,教宗庇护九世自称“梵蒂冈囚徒”,从此不出梵蒂冈一步,过着自我监禁的生活,并且拒绝接受意政府给予的年金。不仅如此,教宗庇护九世还发表了着名的通谕《不允许》(Non Possumus),禁止意大利信徒参加政府选举及议会活动,禁止他们作为候选人参加竞选,违者开除教籍。教廷还规定,意大利王室成员一概不许领受教会圣事;外国元首到罗马访问者,凡谒见意大利君主者,教宗即拒绝接待。这些原则均为其后的几任教宗所继承,以表示对意政府的强烈抗议。 意大利立即还击,取缔了原教宗国的一大批修会组织,没收了他们的财产,强令修士还俗,甚至当兵,并颁布了针对教会和宗教修会的西加尔第(Siccardi)法律。于是,都灵大主教被捕入狱,整个皮埃蒙特主教区不能与教宗保持通讯联络,教会国外传教部的基金被没收,教会善会(Catholic Social Societies)被解散。1887年意大利首相克里斯皮弗朗切斯科·克里斯皮(Francesco Crispi,1819—1901)是出身于西西里的意大利政治家。他支持加里波迪远征西西里。1887—1891年、1893—1896年先后两次担任意大利首相。在一次着名的讲演中公开提出“让教宗向我们下跪”,默许人们侮辱教宗。在他的鼓动下,一些人对教宗进行人身攻击。最过分的一次发生在庇护九世出殡时。当时遗体正被人们从圣彼得大教堂移往罗伦佐大教堂,突然一群人围了上来。他们唱着猥亵的歌,并动手想把遗体扔进台伯河,双方为此发生冲突。意政府还有效地阻止了梵蒂冈出席1899年和1907年的海牙会议。1915年,意政府与协约国签订伦敦秘密协定时提出的条件之一就是:协约国一旦获胜,不得邀请梵蒂冈参加和平会议。 意大利与罗马教廷之间这种对立关系持续了近60年,双方矛盾的焦点就是罗马城,即争夺罗马的归属问题。他们都声称绝不放弃2000年来罗马帝国的这一旧都,于是产生了意大利近现代政治外交史上有名的“罗马问题”,成为双方关系中最难克服的障碍。教宗利奥十三世在位时曾派人与意政府进行接触,表示并不想恢复教宗国,只希望能和平解决罗马问题,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当时意大利首相克利斯皮说:“谁解决了罗马问题,谁就是意大利的伟人”。 为什么教宗和意大利都如此看重罗马城?对教宗而言,罗马城是古罗马帝国的首都,当基督教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并在地中海沿岸发展后,罗马一直是教会活动的重要中心。4世纪基督教被确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后,罗马主教也因其特殊地位而较之其他地区的主教更为重要。君士坦丁大帝将国都从罗马迁至君士坦丁堡之后,罗马远离皇帝的统治,罗马教会便顺理成章地成为西部教会,乃至西部帝国的中心。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亡,罗马主教的地位更为突出,罗马主教便成为西部教会最高的领袖(教宗),也成为罗马的代表和象征,由此发展出教宗制。中世纪早期,罗马主教中曾有一些人为保卫罗马抵御外族入侵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利奥一世(Leo I,440—461在位)是位杰出的代表。在汪达尔人和匈奴人入侵时,他曾以其卓着的外交能力,成功地与匈奴王缔结和约,用和平方式保卫了罗马城,成为基督教史上的一段佳话。罗马主教正式拥有自己的世俗领地是在8世纪。当时的法兰克王矮子丕平为报答教宗对他篡位的支持而将意大利中部的一大块土地赠与教宗,建立了教宗国,罗马成为教宗国的中心。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出罗马对西部教会的重要性。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罗马城是耶稣的大弟子——使徒彼得的殉道之处。罗马教会历来将圣彼得视为第一任教宗,因为主耶稣基督将建立罗马教会的重任交给了彼得,其后所有的教宗均是圣彼得的继承人(参见《马太福音》十六15—29)。这些都充分说明为什么天主教会决不能轻易放弃罗马。该城在历史上也一直是罗马天主教会的政治、文化中心。 有关罗马城对天主教会的重要性,以及它与教宗的关系,我们可以在教宗利奥十三世(Leo XIII,1878—1903在位)于1886年6月15日致其秘书厅枢机大臣朗博拉(Rampolla)的公函中看出。他说:“教宗之无上权威,为基利斯督(基督)所亲自建设,授之于伯多禄(彼得),更由伯多禄授与继其位者之罗马教宗。故教宗者,专为在世界上,组织一赔补圣子之功业的法定社会。兹功业也,为直至世界末日,不应中断之事业,富有一切特殊恩宠之事业,具备一切完善及公正权力之事业,更应由一个真正社会之正式政府,所督促施行之伟大事业,故教宗之威权,以其本来之性质言,不特不能受制于世界上之任何统制权,抑且应绝对享受一纯全之自由,极有关系于圣教会之全部组织,故在由天主上智安排。而任此职守之教宗,应得其独立与自由之承认,之保障,直至世界之末日。今罗马既为历代教宗之天然驻在地,为圣教会之中心,为圣而公会之首都,理应尊为绝对独立,完全自由之教宗行使职权地。盖罗马固有宗座管理指导普世信众,发号施令之处;罗马固为普世信众,朝谒,聆听,尊重,信仰之地,所以教宗之对于罗马,应绝对享受其独立之主权,不特任何人不能侵袭教宗之自由,抑且任何人应尊重此普世需要之权利也”。玉予:《罗马教宗是圣教元首是华缔冈君王》,《圣教杂志》1929年12月号,第17页。此信充分表明了教宗坚持要求维护世俗权利的态度,教廷将以重返罗马为满足,以体现教宗统治的主权。 与此同时,罗马对意大利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罗马帝国的首都原就在罗马。意大利人是当然的罗马帝国的继承者,罗马的得失关系到意大利民族的存亡。罗马是意大利民族数千年文化历史的象征,其地理位置又是在意大利的中部,是意王国的中心,没有罗马便谈不上意大利的统一。19世纪意大利爱国主义者不惜流血牺牲,就是要建立起一个以罗马为中心的统一的意大利国家,这也是全体意大利民众,包括罗马居民在内的意愿。 自1870年开始,教宗虽然失去了罗马,但影响力还存在,这也构成了对意大利的潜在威胁。这种威胁主要表现在:一是教宗国虽不存在了,但许多国家尤其天主教国家仍与教宗建立外交关系,到20世纪20年代末与之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还有奥地利、比利时、捷克、波兰、匈牙利、罗森堡、德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荷兰、瑞士、巴威略、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智利、哥伦比亚、莱多尼亚、巴拉圭、秘鲁、委内瑞拉及中美洲诸国。在一些难以解决的国际纠纷中,教宗仍常常被邀请充当仲裁人。在许多人心目中,罗马仍属于教宗。二是意大利占领罗马的合法性受到国际社会的质疑。按国际惯例,一国领土的割让要取得对方的同意(尽管往往是被迫的),以条约或协议的方式约定,才能得到国际上的正式承认。而意大利占领罗马之后,教宗从未承认过,而且也未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这就使意大利政府处于理亏的状态。最令意大利政府担心的是法国和奥地利这两个天主教国家很可能借此进行干涉。长期以来,法国自称是“教会的长女”,以罗马教会的保护者自居。历史上,法国常挟持教宗“以令诸侯”,拿破仑曾迫使教宗为之加冕(在实施加冕礼时,拿破仑从教宗手中抢过冠冕给自己戴上)以便“名正言顺”地当皇帝。1809年,拿破仑又将罗马等意大利领土划归法国。教宗的反对无济于事,他被逮捕并押解出罗马城,在萨沃纳避难,直到拿破仑失败。1814—1815年英、俄、普、奥四国召开了维也纳会议,意大利又恢复成各小公国,教宗国也得以恢复。不久意大利民族运动兴起,罗马始终是争夺对象,只因法国的武力威慑,才使教宗国得以保存。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1870年,随着法国军队的全部撤离,以及意大利军队进驻罗马,教宗国不复存在了。1904年法国总统赴罗马会见意大利国王,为此教宗向法政府提出抗议,导致法国政府与教宗断交。尽管如此,法国也无时无刻不构成对意大利统一的威胁。奥地利也是如此,传统上它也是个天主教国家,对罗马自然十分关注。历史上它就经常与法国争夺在意大利的土地和权利,意大利统一显然对其不利。1881年意大利政治家马志尼曾奉意王之命,前往中欧几国磋商如何确保意大利领土,尤其是罗马的安全,但遭到奥地利政府的拒绝。1883年德国总理俾斯麦为对抗俄国和法国,实现大日耳曼帝国的野心,拉拢奥地利结成德奥同盟,并请意大利参加,三国同盟由此建立。当然这种同盟并不牢靠,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意大利并没有与德奥结盟,反倒与英法结盟,这点说明,意大利与奥地利之间的矛盾相当深。因此,意大利总是担忧重新失去罗马。 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关系有所松动。梵蒂冈禁止天主教徒参加意大利议会选举的《不允许》通谕也逐渐放宽了。教宗认识到这道禁令的实际作用只能是削弱天主教徒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促成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自由主义思想家们去控制选票。因此,在庇护十世(PiusX,1903—1914年在位)治下,他已允许各地主教可暂不执行《不允许》通谕,参加有利于教会的投票活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意大利与梵蒂冈的关系有所改善。虽然并没有消除彼此的偏见,但在感情上已有所接近。梵蒂冈严守中立,这本身对意大利就十分有利。加之教宗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1914—1922年在位)是意大利人,在战时不自觉地流露出民族感情。他曾指示神职人员为意大利军队提供给养,祝福意大利取得胜利。在他治下,实际上默认了意大利政府。1917年,“主教们在面对敌人侵略和为国家贷款方面所做的爱国工作”Thomas E Hachey:《英国—梵蒂冈关系,1914—1939年英国驻圣座公使的机密年报》,《世界宗教编译参考》第1集,第47页。而备受政府的赞扬。因此,当英国某些人连篇累牍地攻击梵蒂冈是造成卡波雷托战役失败的罪魁祸首时,意大利政府根本不响应。相反,意首相还批驳了英国对梵蒂冈的指责,梵意关系逐渐转热。 1918年以后,意政府与教廷双方都表示出继续谈判的愿望,只是由于国内局势混乱,无法实施。1920年6月1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了通谕《和平,天主的最大恩宠》,宣称:政府首脑和亲王间的会谈可能有助于国家间的和解,因此教宗考虑到时代条件的变化,为了达到重建国家间兄弟般合作的目的,不会不愿意修改由其前任们规定的有关天主教国家首脑访问罗马的条件。与此同时,梵蒂冈立刻宣布了西班牙国王和比利时国王来访的消息。这一通谕暗示长期以来导致梵蒂冈与意大利不和的因素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改变。该通谕被视为向着梵-意关系改善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但双方真正开始谈判则是等到1922年2月6日庇护十一世(Pius XI,1922—1939年在位)当选为教宗以及同年10月以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为首的新法西斯分子政府上台后才得以实现。 墨索里尼早期是一位公开反对教权的人,着有小说《枢机主教的女儿》。书中将神父比喻为“黑色的细菌,就像是结核病菌那样使人类致命”。1919年,当时他任《意大利人民报》编辑,在该报上写道:“由于我们憎恶各种形式的基督教,而且像憎恶马克思那样憎恶耶稣,所以我们对现代异教崇拜力量与勇气的复兴便怀有极大的同情”。他还说:“我们党(指法西斯党)要求政教分离,取消天主教的一切特权,没收教会财产。国家必须把教会作为一个民法管辖下的纯粹私人结社,宗教活动必须限制在教堂内进行。”《意大利人民报》,1919年5月11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对此公开提出抗议,反对“这位不正当地自称意大利人民的代表发表诽谤我们神圣救世主的可怕渎神言论”。 但墨索里尼很快就认识到,要使法西斯取得政权并得到巩固,就要联合一切力量去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股在意大利影响最大的势力,而意大利天主教会正是这一反对势力的代表。更何况墨索里尼还有更大的野心,他要使意大利重振罗马帝国的国威,使罗马成为世界的中心,要做到这点,他深感不利用教会的影响力是决不可能达到的。随着大权在握,他对教会的态度也在迅速地改变。他说:“当我看到其他国家建立国家教会时,我很不安,因为这意味着亿万人民将不再朝向罗马。”他深刻地认识到天主教会在罗马帝国传统中所起的作用,因此特意抬高了天主教在意大利的地位。1921年6月21日,当时他还只是议会里代表法西斯党的议员,进一步阐述了这种观点。他说:“我宣布,罗马帝国的传统和拉丁传统是以天主教会为代表的。正如毛姆森(Theodor Mommsen)毛姆森(Theodor Mommsen,1817—1903),德国历史学家。在25年(或30年)前所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普世思想就不能留在罗马。我坚持认为今天在罗马所具有的普世思想就只能存在于罗马。我还坚持认为,今天罗马所具有的普世思想就是来自于梵蒂冈。”Thomas EMoore:Peters City,NY1930,Chap2这种感受在他参加新教宗庇护十一世当选后在圣彼得广场所举行的降福仪式后更加加深了。面对如此壮观的场面,他发出感叹道:“自由主义派政府不懂得教宗的普世性,真不可思议。只有它才是整个罗马帝国的继承人,代表着意大利历史和传统的最大的光荣。”他第一次作为内阁总理讲话时,声称自己是“奉天主的旨意”来治理国家的,“愿天主帮助我圆满地完成这个沉重而艰巨的职责”。此后他多次发表这类看法,并宣称在意大利实行一切宗教自由政策的同时,“要特别关照天主教,使之居于主导地位”。他曾对一位西班牙新闻记者说:“意大利人不仅把教宗尊为宗教领袖,而且也把他尊为罗马教会的象征。缺少这种象征,我们自中世纪以来的历史就无法理解。今天,意大利的许多政治现象是一种精神复苏现象,虽然仍未完全被理解。因此,意大利政府的宗教政策不能不重新建立在一种全新的基础上。”Anthony Rhodes: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Holt,Rinehart and Winston, NY,1973, P29这些都表明他已充分地认识到要实现他的野心必须与天主教会这个历史悠久、负有盛名的组织结盟,这不仅有利于他在国内的统治,也有利于使他得到世界的公认。尤其是他已看到要将意大利的国威扩张到欧洲以外的地区去,例如巴勒斯坦、叙利亚、远东地区,更离不开与罗马教廷的合作。 教宗,特别是庇护十一世对墨索里尼领导的法西斯党有一定的好感,这出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恐惧。19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席卷全国,北方的工业工人与南方的农业工人都组织起来要求提高劳工的待遇,少数极端的人还搞暗杀等活动,使整个社会处于较为混乱的状态,地主和资本家深感恐惧,政府曾采取镇压手段,但未成功。天主教反对通过暴力废除私有制,对社会主义的恐惧促使教宗放宽《不允许》敕令中有关天主教徒不得参与政治的禁令,允许天主教徒公开投票参加议会选举。于是,自由派政府毫不犹豫地同教会人士达成协议,争取天主教徒的选票。这的确很有效,在天主教徒的支持下,1913年二百名自由派候选人得以当选政府官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罢工和骚乱的浪潮席卷意大利全国,仅1919年的工潮便达1871次,参加者有155万人次。社会党人在费拉拉-博洛尼亚(FerraraBologna)平原组织了农民联盟,工人组成的工会占领了一些乡村和城市,赶走市长和当地官员。他们确信只须几个月的时间,整个欧洲都会仿效布尔什维克派,苏维埃政权很快就能建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墨索里尼于1919年3月在米兰组建了第一个“战斗的法西斯”组织。此后的几年该组织热衷于打击“赤色分子”,到处抢劫和焚烧社会党组织所在地,破坏罢工,有效地镇压了“威胁国家和教会的共产主义分子”。他们得到意政府及社会中上层担心“赤化”人士的同情和支持,他们相信只有靠墨索里尼才能制止国家的混乱。1924年度(英国)外交报告:《梵蒂冈和意大利的关系》1925年2月25日。梵蒂冈也是如此,当时英国驻梵蒂冈使节奥多·拉塞尔(Odo Rusell)爵士报告说:“梵蒂冈最终看到,唯有墨索里尼才能把国家这艘船驶入平静的海面。他赋予意大利铁腕。”梵蒂冈的这种态度,特别是庇护十一世(在当选前为枢机主教拉底)的态度也为墨索里尼所察觉。1920年拉底被教宗本笃十五世任命为米兰教区主教。当时墨索里尼正在米兰任民报编辑,他所领导的法西斯党已有相当的势力。几年后,墨索里尼曾回忆道:“我预计意大利和梵蒂冈的关系将会由于教宗庇护十一世而得到改善。米兰的法西斯主义者与目前这位教宗有直接关系。在为阵亡的无名战士举行仪式的前夜,教堂内忙于各种安排。在这些神职人员中,枢机主教拉底表现得最谦恭。几十面法西斯旗帜擎举进入了教堂。作为一位攀登过阿尔卑斯山的年迈而英勇的人来说,这位枢机主教确实已达到了顶峰。”Thomas E Moore: Peters City, N Y 1930, Chap2正因如此,墨索里尼很高兴拉底当选为教宗。他说:“作为一个米兰公民,尽管它只是我的第二故乡,在拉底枢机主教当选为教会首领时,我也置身于米兰人普遍的欢乐中。这位新教宗除了有那些我称之为宗教的品质之外甚至对我们的世俗世界也抱有同情心。他是位具有很高文化、历史、政治和哲学修养的人。由于曾在许多国家居住过,他非常熟悉西欧的情况。就像所有那些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奋斗和生活的人们那样,他对意大利仍然怀有最美好的感情。”同上。 墨索里尼的这种感觉并没有错,1922年当选的教宗庇护十一世是一个坚持反共立场的人,为此他宁可选择法西斯党也不愿支持共产党或社会党。这与其经历有关。1918年至1920年拉底曾被当时的教宗本笃十五世派往波兰工作,在那里他听到了从苏俄逃出来的人对他讲述无神论者对宗教迫害的情况。他还经历了1920年布尔什维克对华沙的包围。他深感,如果不对布尔什维克进行有效抵制的话,也许他们就会占领德国,进而抵达西欧各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担忧成为他以后思考很多问题的基点。1920年他被召回意大利,当时正值国内动乱之际,在苏俄布尔什维克影响下,社会党人领导罢工,法西斯党则用武力破坏罢工,冲击社会党总部。拉底本能地对受共产主义影响的社会党人没有好感,同情法西斯党,并相信只有法西斯党才能确保意大利走上正常轨道。 1922年1月本笃十五世去世后,枢机主教们前往罗马选举新教宗。他们最终选择了拉底,最重要的原因是他具有同共产主义者打交道的经验。在他们眼中,共产主义是自宗教改革以来教会所遇到的最大的威胁,正是这种对共产主义的恐惧才促成了拉底当选。 这位新教宗一当选便迈出了与意大利和解的步伐:亲自出现在圣彼得大教堂的阳台上,向圣彼得广场上跪着的信徒赐予宗座的遐福。这是自1846年庇护九世登基之后76年来第一个恢复了这一做法的教宗。之前的几任教宗登基时都只在圣彼得大教堂内举行加冕仪式,从不在阳台上露面,因为他们要向世界表明自己是“梵蒂冈囚徒”,以示对意大利政府的抗议。而庇护十一世却走出了这一步,预示着“梵蒂冈囚徒”将不再是被囚之人。此外,他在1922年圣诞节发表的第一个通谕中,虽然也重申庇护九世及其继任教宗们的抗议,但却以最平和的语调提到他的祖国意大利。 墨索里尼对此心领神会。执政后他毫不犹豫地宣称,一个意大利人可以同时效忠国家和效忠教会,两者并行不悖,并将改善与教会的关系列为他的许多重建工作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政府宣布法庭上必须悬挂十字架,“作为神圣公正的标志”,还规定在学校里,国王像旁边也要悬挂十字架,并强制恢复宗教教育。教会的节日成为公众的节假日,而对一些可能会伤害圣座感情的节日则保持低调,特别是罗马占领日,不再像以往那样大肆庆祝了。政府还主动配合一些大型宗教活动,例如为1923年9月在热那亚举行的圣体大会提供方便,当时参加者中枢机主教就有40人,群众队伍长达15公里。还恢复了在自由派政府时代早已取消多年的渎神罪,对那些渎神的及败坏天主教规的行为均要给予处罚。1923年,定居在罗马的美国新教美以美会信徒买下梵蒂冈附近马里奥山丘的大片土地,打算盖一所美以美会大学、一座教堂和一所学校,使梵蒂冈变成新教徒朝圣之地。他们谩骂教廷,称它为“巴比伦淫妇”。为此,梵蒂冈求助墨索里尼政府,政府立即宣布“不能宽容这类亵渎罗马的行为”。于是罗马市政府宣布,要从美以美会手中赎回这些土地。如果他们不肯,那就没收,改建成但丁博物馆,费用将由公众捐款和意大利新闻界的资助来解决。AA(德国外交部文件缩写):《圣座对外关系》,卷2,1923年6月6日。政府还对始终敌视教会的共济会成员进行了镇压。 为表示对教会的友善,政府恢复了一系列自1870年以来在公共场所早已停止的教会活动,例如在复活节时敲响罗马市政厅的大钟以示庆祝;恢复罗马大学内的教堂——“智慧堂”(The Sapienza)的教会活动。对教会看重的圣人百年纪念和圣年等活动,政府也十分重视。为庆祝1924年12月24日开始的圣年,当局修好了通往圣彼得大教堂的道路,并大大改善罗马四大教堂之间的交通,此举深受天主教界的欢迎。1925年为筹备来年的纪念圣方济圣五伤·方济各(1181?—1226),意大利修士,方济各修会创建人。逝世700周年的活动,墨索里尼亲自写信给意大利驻外使团,为前来参加活动的各国来宾提供方便,并且为教宗特使梅尔维·德尔瓦尔(Merry Del Val)枢机主教派出专列。当德尔瓦尔途经奥尔托、特尔尼、斯帕莱托站时,月台上奏起了意大利国歌,到达西西里时,还鸣放了21响礼炮以示欢迎。在正式举行纪念活动这一天,教宗旗与意大利国旗并排飘扬,担任仪仗队的士兵们穿上了节日盛装。这些举动感动了这位被称为对法西斯“不妥协”的枢机主教,他称赞墨索里尼对国家和宗教做出了贡献。 1925年法西斯政府还做了件最令教会感到高兴的事,即恢复了罗马竞技场上的十字架。这里是历史上基督教第一批殉道者流血之地,为了表示纪念675年教会在此竖立了十字架。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期间,这个十字架被共济会人士铲除,取而代之的是“罗马凯旋者”雕像。如今十字架又立了起来,梵蒂冈将它视为是战前意大利政府反教权政策结束的一个标志。梵蒂冈还高兴地看到,意大利王储及政府的正式代表出席了在安科纳举行的圣体大会,表明了政府对天主教的支持。为此教宗使节威尼斯宗主教拉·丰丹在典礼结束时表达了对政府的感谢,说:“由于政府坚忍不拔的意志以及所做出的坚持不懈的努力,意大利特别成功地恢复了宗教信仰。”Thomas E Hachey:《英国—梵蒂冈关系,1914—1939年英国驻圣座公使的机密年报》,《世界宗教编译参考》第1集,第53页。不仅如此,政府还废止了1886年10月制定的宗教修会必须具有政府的批准书的法令以及还俗令。1927年3月25日经议院批准,意政府将宗教基金会与司法部分离,使之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 对墨索里尼的这些做法,梵蒂冈教廷起初持谨慎态度,尤其是对法西斯所表现出的极端民族主义也表露了某些不安。教宗在1923年1月发布的第一个通谕《天主奥旨所在》(Ubi arcano Dei consilio)中依然抱怨意大利剥夺了他的领地,不过,已用较温和的方式,并且使用了“母国”这一词来强调他的意大利祖籍。1925年梵蒂冈的官方报纸《罗马观察家报》公开称赞法西斯政府,声称“这个政府的历史现实感和政治影响非常突出,毋庸置疑是高于其他小党派的一切旧观念”。《罗马观察家报》,1925年11月4日。这使法西斯欣喜万分,将此文全文转载。1926年,墨索里尼在博洛尼亚险遭暗杀,《罗马观察家报》对此事立即发表评论表示庆幸。同年12月,教宗在御前会议上对此也作了最明确的表态,声称:“危害他(墨索里尼)的生命,就是危害国家本身。”这些都表明梵蒂冈对墨索里尼法西斯党的信任。梵蒂冈对墨索里尼的许多做法感到满意,他们担心反教权的自由派政府再次上台。 墨索里尼有许多观点与罗马教廷相似,两者都认为“罗马是世界首领”。墨索里尼一心想要继承梵蒂冈保存下来的帝王传统,将意大利建成现代的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和法西斯主义都是独裁统治,都是绝对主义者,不允许对他们的信条有丝毫怀疑,都强调个人服从组织,都鼓励建设大家庭。正是这种共同点,拉近了两者的距离。正如一份耶稣会杂志所写的: “早先自由派政府口头上宣称不理睬宗教,但实际上走得更远,对宗教进行了迫害。而法西斯主义正好相反。它承认宗教的社会意义,承认天主教会对政府来说是一种可以利用的力量,因为它们之间有某些相同的理想。它对教会的政策是承认和恢复天主教意识的权利,承认和恢复在50年间自由民主派政府时期遭受凌辱的神职人员所应有的权利。”Anthony Rhodes: 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P30—31 墨索里尼对梵蒂冈作了不少让步,同时,教宗对墨索里尼也作了让步,取消被法西斯视为眼中钉的天主教政党——人民党便是一例。 人民党是由西西里的一位神父唐·斯图佐(Don Luigi Sturzo)按1891年利奥十三世所发表的着名通谕《新事物》的精神建立的。该通谕肯定了天主教会应该成立劳工协会,吸引无产者,以同社会党人争夺群众。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经济瘫痪。大批工人失业,农民无以为生。在布尔什维克思想影响下,社会党人一度得到人民的拥护,他们领导工人罢工,占领工厂,领导农民采用暴力手段占领大地主的土地,社会处于动荡中。天主教会不赞成用暴力手段,希望通过改良的办法改善劳工生活和工作条件。为了争取民众,与社会党对抗,在本笃十五世的支持下,斯图佐将一些分散的天主教政治势力组织起来,于1919年1月发表宣言,成立了人民党。宣言的内容节录董霖、佩萱:《法西斯主义与新意大利》,上海黎明书局,1932年,第27页。如下: “谨告我们自由的健康的意大利人:在这严重的时刻,我们都要舍弃成见,一心一德,共同为我们的祖国努力,努力维护自由与公平的理想。当战胜国代表正在开会,寻求世界和平的基础时,各国的政党也应该向这方面努力,鼓吹那些可以免去二次大战的理论,使各国的秩序稳固,实现社会正义的理想,增进劳工的社会地位,发展国家物质的精神能力,并与神圣的国际联盟合作……” “国家应该确为人民意志的表现,我们要求国会的改革。国会必须应用比例代表制,妇女也应有选举权,我们希望改良政治与行政,并且划一立法……” “现时的社会福利的改革,劳工立法的改革和小有产者的保护等,必须着眼在提高工人阶级上;同时,国家经济势力的开发,关税的系统化,赋税的革新,海外贸易的发展,南部农民问题的解决……都该顾到如何始能消弭战后的恐慌。” 人民党提出的在议会中的比例代表制、注意劳工立法和农民问题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一部分人脱离社会党转而加入人民党,因此成立数月人数便达到120万。到1919年11月选举时,人民党在议会中已获得了99个议席,到1921年,上升为110名议员,仅次于社会党,成为意大利的第二大党。这个党在许多重大政治决策问题上都与社会党意见相左,成为社会党人的强大对手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可怕劲敌。1920年社会党领导的罢工,因人民党的反对而失败。 墨索里尼上台后首先消除了社会党的势力,此后他的目标便对准了人民党,因为人民党已成为唯一对他造成威胁的党。1924年大选时,人民党在布里昂扎赢得了24000张选票,而法西斯党仅得了12000票,这更加深了法西斯对人民党的敌视。法西斯指责梵蒂冈与人民党是一丘之貉,并对天主教童子军进行武力攻击,迫使梵蒂冈处置人民党。 教宗庇护十一世在许多方面与他的前任本笃十五世不同。本笃十五世继承的是利奥十三世的传统,比较注重天主教社会运动,不管是出于与社会主义争夺群众还是其他什么原因,他们对劳工运动都很关注,因此本笃十五世对人民党持支持态度。有人将这类教宗称之为“政治”教宗。庇护十一世与他们不同,属于“灵性”教宗。他不赞成天主教会参政,而更注重天主教从事慈善、教育、道德和社会工作,并认为只有通过这类工作,实施天主教会所阐述的基督精神,才是用以对抗“令人目眩的、混乱的现代生活”的唯一武器。为此他热心于组建专注上述工作的公教进行会,而不支持人民党这种政党。在政党问题上,他宁可要一个与梵蒂冈无联系而又亲梵蒂冈的政党来统治意大利,而不是由一个自认为代表天主教徒利益的政党,因此在他看来法西斯党比人民党更可取。如今人民党既然已成为法西斯党的眼中钉,并影响到梵蒂冈与墨索里尼的关系,庇护十一世便决定取消人民党,以表明梵蒂冈对法西斯的诚意,换取罗马问题的解决。1924年2月1日,教宗下了一道最严厉的禁令:一切宗教活动必须超脱于任何一个政党,要避免与政治“危险地混同”,他特别警告神父和所有教会人士注意,不要给任何政治团体套上“天主教的”这一头衔。他令其所组建的公教进行会及其下属机构完全脱离人民党。在教廷的压力下,作为该党书记的斯图佐不得不于1924年7月辞职,流亡国外。意大利天主教徒的政治运动就这样被断送了,而这正是与法西斯达成宗教协议所迈出的关键性一步。 尽管如此,墨索里尼与梵蒂冈之间还是磨擦不断。一是在根本理念上两者有许多不同之处。梵蒂冈不想成为墨索里尼向外扩张的工具,也不想造成这样的印象:因恢复某些宗教活动,教会就对法西斯感恩戴德。它要与法西斯党始终保持距离,反对法西斯自诩为天主教的代理人。因此梵蒂冈在处理问题时非常注意将意大利政府与法西斯党区别对待。教宗往往在对墨索里尼表示尊重的同时,谴责法西斯极端分子犯下的种种暴行。如教宗在1925年12月24日的御前会议的讲演就表明了这一态度:一方面对墨索里尼政府为教会提供的一切帮助表示感谢;另一方面,他认为法西斯政体决非是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常的永恒之物。他表明,当道德法则遭到法西斯分子践踏时,就要抗议。同时,他也不允许教会的社会活动受法西斯思想的同化。1926年3月教育部长罗科先生在巴里作讲演,将法西斯党的新帝国主义与天主教会相联系,说:“意大利不能作为一个没有世界使命的国家而存在。这个使命不是别的,就是罗马人和天主教的使命。墨索里尼先生是自查理曼大帝以来天主手中最伟大的工具。”Anthony Rhodes: The Vatican in the Age of the Dictators (1922—1945),P32—33这引起梵蒂冈的反感,教会通过自己的出版物《罗马观察家报》和信函对此提出了抗议。再如意大利法西斯理论家詹蒂列夸耀法西斯在国立学校恢复宗教课,“已把天主教带回到意大利”,便遭到《罗马观察家报》《罗马观察家报》,1928年3月25日。的驳斥,说:天主教不是乞丐,无须从国家的饭桌上捞取残羹剩饭。教会有教育青年的神圣权利,而政府仅仅是在恢复某些本来不应该被去掉、不可以被剥夺的东西。从逻辑上说,一个承认天主教信仰的国家,必须遵循天主教的社会教导。梵蒂冈坚决反对法西斯提出的“党就是国家”的主张,特别是社会立法方面的主张。1926年意大利法西斯政府在社会和政治上排除异己,查禁了一切具有政治性的报纸,并只准许法西斯工会存在,为此又引起了双方的磨擦。梵蒂冈指责法西斯这种做法是侵犯人权。在梵蒂冈的坚持下,虽然那些带有人民党色彩的天主教大报纸被迫停刊,但一些纯粹由教会领导的报刊得以复刊,公教进行会中由平信徒组成的工会也得以恢复。法西斯政府还作出了保证:在技工及体力劳动者中从事纯社会和宗教工作的工会将不受干涉。同年,法西斯党的总书记法里奇大肆攻击梵蒂冈国务卿枢机主教加斯贝里,因为加氏曾与人民党有过联系。于是双方又引起了很大的冲突,最终墨索里尼解除了法里奇的职务才使矛盾得以缓解。尽管如此,梵蒂冈对所谓的法西斯哲学持保留态度。同年12月的御前会议上,教宗作了长篇发言,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墨索里尼对国家的贡献;另一方面强烈抗议一些头脑发昏的法西斯分子对天主教社会团体所作的攻击。他指出,现在盛行着的一种关于国家的观念是与天主教思想相对立的,因为它把国家变成一种自身的目的,而个人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工具。天主教会一贯主张“国家是为个人才存在,而不是个人为国家才存在”。这种根本理念上的不一致随处都会显露,虽然在某些场合双方作些妥协,但从根本上是难以克服的。 二是在教育问题上,法西斯一直想垄断青少年的教育权,这与其国家观有关。墨索里尼曾在《法西斯主义学说》中说,“法西斯主义者认为,在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具有人性和精神的东西,更没有什么意义可言”,“国家是至高无上的,是民族的法律形式,在国家之外,既没有个人,也没有集团(政党、团体、工会、阶级)”。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体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0—321页。在这种观念下,法西斯分子便要垄断国家教育,一个人从孩提起直到成年都必须由他们控制。这遭到梵蒂冈的激烈批判。在天主教会看来,青少年应当受到三种“社会”的教育:家庭、教会和国家,这三者中的排位,国家是在最后。第一位的教育是来自家庭,因为家庭具有天主所赋予的自然权利去教育培养后代。如果家庭无力做到,那国家就要介入,但只能是给予帮助。教会具有永恒的拯救人类的全部手段,因此,对人类的教育是教会的职责。这既包括进行道德教育,也包括智力和体育教育。但法西斯的青少年组织巴利拉巴利拉是一位意大利热那亚的青少年。他在1848年12月5日首先勇敢地用石块反抗奥地利侵略者,从而激发了热那亚市民的反抗精神,纷纷拿起石块、棍棒等作为武器,在五天内将侵略者赶出了该城。坚持体育教育是它专有的权利。他们垄断了足球、徒步旅行、侦察活动、小规模射击等运动,并只准加入巴利拉的青少年才能穿制服和佩带帽徽领章,而这些对青少年具有特别的吸引力,通过这种垄断方式法西斯达到了削弱公教进行会的分支——天主教童子军的目的。不仅如此,到1928年法西斯还宣布解散天主教童子军,将其全部并入巴利拉,这引起了梵蒂冈的强烈抗议。双方的矛盾更因为1928年5月4日将在罗马举行女子体操比赛而加剧。教宗在致罗马教区宗座代牧的信中说,女子在大庭广众面前进行体操表演的这项拟议有损于女性的娇柔气质,这种气质即使在罗马受异教徒统治时代也没有受到损害。圣座表示他不希望发生类似的过分不端庄的行为。他还说,他并没有任何要阻拦女子参加适当的体育训练的意图,但令他深感不安的是这项拟议中的体操表演的虚浮和狂热。实际上教宗反对的是法西斯对青少年进行的半军事化的训练。尽管梵蒂冈作了这些表态,法西斯并没有停止这一活动,只是原拟定让女孩们手持来福枪改为手持弓箭作为对梵蒂冈的让步。几天后,墨索里尼为了不与教会过分僵持,通过公布他对高级官员的信函,表示只准备解散那些半军事性的非法西斯组织,暗示公教进行会的有些机构,如公教学生青年会等不在此列,双方矛盾有所缓解。但在对青少年的教育上,双方都不会放弃,因此这一斗争从根本上看也是难以解决的。 三是罗马问题,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梵蒂冈虽然对法西斯政府抱有一定的好感,但它从来没有忘记随时提醒意大利天主教徒和全世界注意,教会与意政府之间存在着根本分歧,即罗马问题,这是关系到教会精神独立的大问题。梵蒂冈强调这个问题决不能由一方擅自处理,必须经双方讨论。《罗马观察家报》多篇文章及教宗的不少讲演中都常常涉及这类内容。即使当墨索里尼为讨好教廷作出各种让步时,梵蒂冈也要不失时机地提到这点。如1925年,墨索里尼提出了一个改革教会立法和改善教士处境的计划。他亲自选定一个委员会制定教会立法,其中有三位教会人士协助工作。该委员会工作了一年多,提出承认一切公共教堂和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性;国家应给教士生活津贴;取消采用申请书方式任命主教,代之以世俗当局与教会事先磋商的制度。此事让天主教会不少人士感到高兴,以为圣座与意政府公开联盟了,但《罗马观察家报》对此进行了澄清。梵蒂冈以教宗给国务卿枢机主教公开信的这一特别严肃的方式,表明了态度:在该委员会协助工作的教会人士无权代表梵蒂冈,要想同圣座协作,首先必须挽回1870年错误所造成的后果。 上述三方面中,第三个问题是导致双方关系无法正常的最关键之点。只有罗马问题解决了,双方才能签订宗教协定,其他问题也就有解决的可能。墨索里尼决心解决它,他深知此举对他个人的威望及权势的增长是绝对有利的。天主教会势力遍及全世界,其影响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大帝国,决不会因意大利占领罗马而有丝毫减弱,与此相反,这种“梵蒂冈囚徒”的处境更增加了世界对教廷的同情。因此对意大利而言,特别是对法西斯而言,如果能解决罗马问题,在政治上必定会赢得全世界的支持,墨索里尼也将成为像查理曼大帝那样的伟人而永载史册。为此他逐一清除了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中那些持异议者,并迫使其中的一些人保持沉默。在扫清了内部障碍之后,墨索里尼便开始谋求与教廷正式接触。 对于如何解决罗马问题,墨索里尼早在1922年上台之前就有所考虑。当时他还只是议会议员,私下同教廷国务卿加斯贝利接触,表示罗马问题的解决可以通过国家赠予梵蒂冈一块领土来解决,还表示如果议会不同意这个方案,他就解散议会。所以,从那时起教廷便将解决罗马问题的希望寄托在墨索里尼身上。他们担心一旦自由派取代了法西斯党执政,就会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变得遥遥无期。教廷预计到法西斯政权在意大利为期不会太长,当时的国务卿加斯贝利甚至精确地预测它只能存在20年。因此,必须趁墨索里尼当政时解决罗马问题,于是当他对此有所表示时,教宗很快作出了回应。
梵蒂冈的乱世抉择(1922-1945)——第一章 罗马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