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几次争论中的引文均转引自陆象淦:《20世纪一桩未了历史公案——二战期间教宗是否同纳粹狼狈为奸?》,《国外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此外,本书中所有出现“外交部文件”(或“外交部案卷”)的注释均是指英国外交部;所有AA字样的注释均指德国外交部文件。 国际史学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梵蒂冈,更确切地说,这一时期罗马天主教会的教宗们在对待德意日等法西斯的态度上有相当大的争论。这场争论在近些年来更为激烈,出版了一批观点不同但都有相当影响的着作。大体而言,围绕这个问题引发的争论有三次。第一次是在二战结束前后,人们就对教宗和教廷同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签订协议及面对德意法西斯暴行保持沉默提出质疑。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人物有亨利·汤森博士(DrHenry Townsend),他在1944年就任自由教会委员会(The Council of Free Churches)主席,在其就职演说中猛烈抨击了梵蒂冈。美国《新教》杂志编辑肯尼恩·莱斯利(Kenneth Leslie) 先生也曾于1945年2月22日,代表美国1600名基督教牧师给温斯顿·丘吉尔拍发了一份长电,指出“在当前全人类的这场斗争中,梵蒂冈一直站在民主国家敌人那边”。《基督徒和危机》(Christians and Crisis)、《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早期也发表过不少激烈批评梵蒂冈战时表现的文章。这一时期不仅新教徒中对梵蒂冈持激烈批判态度的大有人在,就是天主教徒中也有人对这期间教宗的表现提出批评,例如法国天主教作家莫里亚克就曾写道:我们没有听到教宗“用明确而清楚的语言,而不是用含沙射影的外交辞令来谴责杀害无数‘主的兄弟’的暴行”。他要求教宗和教廷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错误行为有所反省。但这场争论很快便沉寂下去,50年代东西方冷战的局面,使西方学者更多地对庇护十二世持肯定态度。 第二次争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及70年代初。1958年庇护十二世去世,天主教内部要求改革的呼声增高,新教宗约翰二十三世决心走改革之路。他于1963年召开了举世瞩目的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对天主教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天主教会主动与其他宗教改善关系,特别是积极地与犹太—基督教系统的其他宗教开展对话。在这过程中教宗和教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一些表现,特别是纳粹对犹太人实行大屠杀时教宗所持的立场和态度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1963年,德国柏林上演了剧作家罗尔夫·霍希胡茨的新作《天主代言人》,此剧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及教宗庇护十二世对此的态度为主线,将庇护十二世描写成一个疏远西方,亲近纳粹,对犹太人毫无同情心的人。该剧上演后引起轰动。不久,英国伦敦和美国纽约相继公演。该剧本很快就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成为教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表现不佳的证据。当然,剧本是无法作为真实历史依据的,因为它只是一种艺术的夸张,表明了作者本人的观点,但该剧却推动了这方面的史学研究。法国历史学家邵尔·弗里埃德兰德尔于1964年在巴黎出版了一部很有分量的历史着作《庇护十二世与第三帝国》。由于作者的亲身经历:父母死于奥斯威辛集中营,他本人则在法国的一个天主教修道院里幸存下来,加上该书的主要依据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驻梵蒂冈大使的秘密报告,因此有相当的说服力。作者说,他所见到的文献表明:“教宗看来对于德国有所偏爱,而且这种偏爱并未因纳粹制度而有所减弱,对此教宗在1944年之前并不讳言。” 弗里埃德兰德尔还希望梵蒂冈能够开放档案,以期通过“同梵蒂冈档案中的相应文献进行对比”,来检验他本人着作中所叙述内容的真伪。此书很快被译成英文,于1966年先后在纽约和伦敦出版。此外,还有一系列的着作相继问世,较有名的有龚特尔·列维的《天主教会与纳粹德国》(1964年纽约出版),书中指出无论教廷有多少正当的理由,面对这样骇人听闻的大屠杀而保持沉默,在道义上也理应受到谴责。卡罗尔·法尔科尼的《庇护十二世的沉默》(意大利文本,1965年;英文本,1970年)一书通过大量文献资料,认定教宗庇护十二世完全了解克罗地亚法西斯组织乌斯塔什的暴行,但他不置一言,无动于衷,从而表明他对法西斯制度的认可。罗伯特·卡茨的着作《黑色安息日》(1970年)从庇护十二世对于纳粹在占领罗马期间的暴行的反应着手,来研究教廷与纳粹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是庇护十二世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矜持不啻,甚至不惜牺牲半数犹太人的生命,与纳粹“狼狈为奸”,只是为了保护制度化的天主教会。这些说法引起了庇护十二世亲属的极大不满。在他的另一部作品《死亡在罗马》被意大利着名导演卡尔罗·蓬蒂改编成电影公演后,庇护十二世的姐妹和外甥以污蔑罪把他告上法庭,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除了上述这些批评教宗和梵蒂冈的着作外,这一时期还有不少为教廷和教宗辩护的着作,这些作者认为面对嚣张一时的德国法西斯,教宗和教廷本身处境岌岌可危,如果发表公开声明谴责纳粹暴行,不但无济于事,而且可能使事态更加恶化。从实际效果来看,教廷的沉默反而使各国的教会成为犹太人和其他受迫害者的避难所,挽救了众多犹太人的生命。例如曾经当过以色列驻米兰总领事的E拉皮德在《最近三任教宗与犹太人》(伦敦,1967年)一书里强调,教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给予犹太人的帮助比包括红十字会在内的任何一个西方人道主义组织都多。根据他的计算,庇护十二世直接或者间接地挽救了86万犹太人的生命。由于作者本身是犹太人,他站出来为庇护十二世辩护自然很有说服力。另一位作者恩格尔-雅诺西的《在法西斯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的梵蒂冈》一书(佛罗伦萨,1973年)中也强调需要以比较符合实际的观点来解释教宗的政策。他说:“存在着说明庇护十二世的‘外交’方式极为有效的某种令人惊异的证明:由于这种方式在罗马将近90%的犹太人能够得到拯救;而在局势有所不同的荷兰,那里圣俗人员反对纳粹暴政的公开抵抗比较激烈,却有79%的犹太人殉难。” 这些史学家都针对一些人指责教宗没有对希特勒实施绝罚令(开除教籍)一事进行辩护,认为应根据当时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因为毕竟法西斯时代与中世纪有天壤之别。中世纪教宗是公认的精神领袖,教会对人们的影响远超过军队对士兵的影响。当教宗威胁说要颁布绝罚令时,受罚者就会不得安宁,也会动摇人们对他的忠诚。这也就是当教宗格列高里七世绝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时,亨利四世不得不在隆冬季节一连三天赤足站在卡诺莎城堡外请求教宗宽恕的原因所在。但现今教宗对像墨索里尼、希特勒这类人物的指责会有什么效果呢?事实证明,有时对法西斯采取强硬态度,只会给教会和信徒带来更大的灾难。正因如此,教宗在表面上看似软弱,暗中却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包括保护了不少犹太人。 面对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关注,教廷作出了积极的回应。1964年教宗保罗六世指令一批耶稣会学者组成一个专门小组着手编辑整理梵蒂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文献。从1965年到1981年的10多年间,在《教廷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件和文献》这个总标题下,共发表了11卷档案。除了第一卷用英文发表,其余10卷均以文献原文并附法译文出版。对这些出版的文献,有人提出批评,认为梵蒂冈在公布这些材料时还有所保留,没有完全敞开,但更多的学者肯定了梵蒂冈的这一做法,并通过对这些资料的研究对这一时期的教廷和教宗作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献面世,80年代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不少学者从人性及梵蒂冈当时的具体处境等方面挖掘分析庇护十二世和教廷与纳粹的关系及对犹太人的态度。例如英国学者瓦尔特·拉克尔《骇人听闻的秘密》(伦敦,1980年)一书中,一方面表示坚信梵蒂冈通过“高层组织与十分广泛的国际接触”,“比欧洲其他任何机构消息更加灵通”,对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所谓“最终解决”计划不可能不知情;另一方面又申述教廷之所以不公开表态,乃是庇护十二世有不得已的苦衷。他认为:“这种情况也许是怯懦所致,而非反犹主义。如果梵蒂冈对于数以百计的波兰神父没有能伸出援助之手,听任他们惨死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那么企望梵蒂冈为了犹太人而更加勇敢和积极,显然是不现实的。”另一位英国着名的教会史专家欧文·查德维克在《二战期间的英国与梵蒂冈》(剑桥,1986年)一书中也认为:“庇护十二世远不是一个冷酷无情的外交家,而是我有幸在漫长的一生中见到的最具热血人性、仁慈、富有同情心的(而且也是圣徒般的)人物。我深知他那敏感的人性尖锐地不断体验着战争所造成的人类痛苦的全部悲剧,他会毫不犹豫地准备为人类免遭其害而献身。而且,这同民族和信仰完全无关。但是,他实际上能够做什么呢?”在查德维克的笔下,庇护十二世的形象虽然生性怯懦,但敏感而高尚,其所作所为无不怀着善良的动机,无奈陷入了一个无法预料的困境之中,进退维谷。比利时学者克萨维埃·德蒙特克洛斯在《面对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基督徒——极权的考验(1939~1955年)》一书中(巴黎,1983年)认为,那个时期梵蒂冈外交政策的基调之一乃是“和平的渴念”。也就是说,教廷当时竭力避免有偏袒交战某一方之嫌的表态,从而保持有可能作为双方调停人的中立立场,以有利于停止战争,结束一切暴力和恐怖。充当各国政府之间理想的调停人,历来是梵蒂冈外交政策的一个基本信念。不介入各国之间的争端,不偏不倚地在它们之间进行斡旋,这几乎是作为一个超国家实体的梵蒂冈教廷的怀旧情结。在教宗看来,从1939年开始把世界各国卷入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恰恰需要这样一种超国家权力来发挥不偏不倚的仲裁者的功能。这样的理念十分明确地见诸于庇护十二世和先后出任教廷国务卿的加斯帕里和塔蒂尼的许多言论之中。意大利历史学家安德列亚·里卡尔迪在《教宗的权力——从庇护十二世到若望·保禄二世》(罗马,1993年)一书中认为,不应把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或者战争恐怖保持沉默的历史责任归咎于庇护十二世个人。正如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所说,在屠杀犹太人事件上,美国的政策本身有纵容之嫌,也应负多方面的责任。当时的环境要复杂得多。教宗庇护十二世没有选择直接扞卫人权的途径,而是选择中立,从而使教会成为一个避难空间,要求各地主教团肩负起直接的责任,以利于构建结束战争的道德和政治条件的框架。这种态度同梵蒂冈的外交传统完全一致,虽然直到战争结束之时,不能不说这种政策和态度是失败和不得人心的。安东尼·罗兹的《独裁时期的梵蒂冈,1922-1945》(1986年)一书认为,二战期间庇护十二世对纳粹保持沉默,一方面是考虑到当时德国教会和天主教徒的处境,另一方面与他反共有关。庇护十二世始终认为,在对待宗教的态度方面,法西斯比苏联好,因此要公开谴责德国纳粹,也应该同时公开谴责苏联,但庇护十二世本人对纳粹并无好感,而且私下积极帮助犹太人。 前任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这方面有自己的看法。他在任上积极改善与犹太教的关系,曾先后两次访问罗马的犹太教会堂。1998年3月12日他发表了《我们铭记不忘:关于大屠杀的反省》讲话,为基督教反犹的历史表示忏悔,但对二战期间教廷和庇护十二世在犹太人问题上持相当肯定的态度。他认为在这点上庇护十二世没有任何事情需要道歉,他所做的一切皆光明磊落,值得自豪。若望·保禄二世说道:“教宗庇护十二世的外交睿智,在许多场合得到富有代表性的犹太人组织和人士的公开承认。”例如,代表意大利犹太人委员会的约瑟夫·纳坦博士于1945年9月7日发表声明:“无论如何,我们承认教廷和执行教宗指示的基督教善男信女们清楚地认识到是他们的兄弟在遭受迫害,他们努力而无畏地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全然不顾自己面临的可怕风险。” 尽管如此,对庇护十二世的这段历史还是有不同看法。在1999年又发生了第三次争论。 这次争论的起因是英国出版了题为《希特勒的教宗——庇护十二世秘史》的一本书。作者约翰·康韦尔认定庇护十二世是“希特勒的教宗”。康韦尔是英国剑桥大学耶稣学院的资深研究员,曾经出版过《夜间窃贼——若望·保禄一世之死》等揭露天主教会内幕的着作,并为《伦敦时报·星期日周刊》等报刊撰写有关教廷和若望·保禄二世的专栏文章 。在1999年出版的这本新着中,他列举了庇护十二世在20世纪开始的10年中,如何作为梵蒂冈的着名法学家而竭尽全力树立起空前的教宗极权意识;在20世纪20年代,他又如何作为驻慕尼黑和柏林的代表,利用狡诈手段在德国确立梵蒂冈教廷的权威;1933年,他又如何同希特勒达成“宗教协定”,保证纳粹上台不会受到世界上最有势力的德国天主教社团的反对,从而把欧洲犹太人的命运交到了法西斯手里。据此他得出结论,认为庇护十二世对于纳粹屠杀犹太人保持“沉默”决不是偶然的,与他一生不择手段地为加强教宗权力的经历有关,正是这些经历使他本能地具有泛德意志和亲纳粹以及反犹主义情结。康韦尔全盘否定庇护十二世这个人,他认为,庇护十二世对待犹太人的态度只是一个枝节问题。在全面否定庇护十二世的同时,他对当时的教廷却有所肯定,给人的印象是庇护十二世本人与法西斯站在一起,而与教廷无关,而且他还将庇护十二世与其前任庇护十一世作了区分,肯定了庇护十一世的反纳粹行为。 他的观点得到了一些人的支持,有的人甚至比他更激进,如法国历史学家安尼·拉克罗瓦·里兹在《思想》杂志第322期(2000年第2期)上以《教宗与希特勒》为题发表长篇评论,不仅完全肯定康韦尔将庇护十二世说成是“希特勒的教宗”的立论,而且还认为康氏应进一步揭露庇护十二世在任教宗之前与墨索里尼的关系,他不赞同康韦尔试图将庇护十二世与教廷作区分以及肯定庇护十一世的做法,在他看来庇护十一世和整个教廷均是支持法西斯的。 但康氏的着作也受到许多人的质疑,例如负责梵蒂冈多卷本文献集《教廷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文件和文献》的主编者之一,耶稣会神父布列于1999年9月17日在法国《费加罗报》上以《一个反教会的阴谋》为题着文批驳,认为该书的立论毫无根据,属于“苏联人遥控的来自东方的关于庇护十二世的黑色传说”,纯系无稽之谈。在同一期《费加罗报》上,还发表了法国史学家皮埃尔·肖努的文章,他甚至认为康韦尔根本没有资格被看作是史学家,充其量只是一个充当文章枪手的记者,《希特勒的教宗——庇护十二世秘史》一书“没有任何历史价值”。而法国的另一家重要报纸《世界报》也在1999年9月17日这一天发表了素有“自由派”天主教历史学家之称的埃蒂耶纳·富尤的批驳文章,强调“康韦尔除了被反复炒作过多少遍的陈词滥调,没有提供任何新东西”,由于“相当多的细节错误”,康韦尔的书“在总体上经不起推敲”。 无论何种看法,争论的本身说明这一时期的梵蒂冈相当值得研究。从史料看,它确实与法西斯国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曾先后与德国、意大利、日本签订了条约。实际上梵蒂冈城国的建立也是墨索里尼的“功劳”。当然梵蒂冈与法西斯国家也有不少矛盾和斗争,尽管在有些学者看来,他们之间的妥协大于斗争。 本书并非从天主教的信仰亦或教会学和灵修学的角度来探讨,而是从史学角度研究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天主教会在艰难处境中的选择。笔者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力图如实反映这一时期梵蒂冈与法西斯国家的关系,梵蒂冈与英美苏等国的关系,以及梵蒂冈对所发生的纳粹迫害犹太人事件的态度。在论及所有问题之前,首先要从梵蒂冈与意大利的关系入手,因为这涉及梵蒂冈城国的建立。
梵蒂冈的乱世抉择(1922-1945)——前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