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章 “我们对此不予理睬” 《波茨坦公告》震撼了东京的中枢神经，这一天决定着日本的命运。早上天气晴朗，预示着午间的酷热。相关人士估计今夜将平安无事，然而深夜，海外传来的电波像一只巨大的楔子插了进来，把日本的历史劈成两半。 开战四年以来，战局对日本不利，令人绝望。日本区区一国却与全世界为敌，是投降还是战斗到底？决定日本命运的时刻已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许多相关人士感到，尽管这一时刻来得突然，但该来的终于来临了，于是接受了《波茨坦公告》。此时，各处出现了无法掩饰的混乱局面和紧张情绪，惊恐和狼狈在军部尤其严重。政府下属的各省部厅刚上班，军人们就像事前商量好了似的，异口同声地叫喊道：“喂，公告里有斯大林的名字吗？”当大家从最初受到的惊吓中平静下来以后，才意识到没有对日宣战的苏联首脑，自然没有在公告里签名。 首先接到报告而感到振奋的是外务省。数月以来，外务省的领导们就在偷偷地考虑如何结束这场战争。但军部号召本土决战，国民对此深信不疑，在这样狂热的气氛中，终战一事最终未能说出口来。所以，当公告在握之时，他们意识到自己必须成为，不，已经成为“主角”了。 在外务省召开的紧急干部会上，外务次官松本俊一、条约局长涉泽信一、政务局长安东义良围在外务大臣东乡茂得的身边交换了看法，觉得应该接受公告，并就此达成一致意见。但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那就是苏联的态度。苏联政府克守中立，波茨坦会议就日本问题征求过苏联的意见，这一点大体上毋庸置疑，但是苏联政府并没有参与公告。外务省对形势做出的分析是：这难道不意味着苏联将一直保持中立吗？公告应该接受，但是抛开已经在进行的对苏工作，即请苏联展开和平斡旋，立刻接受公告，这多少令人感到不快。最终他们达成一致意见，即静观其变，对日本来说这或许是一个明智之举。 经过这番探讨之后，上午十一点，东乡外相进宫觐见天皇。在将《波茨坦公告》译文初稿恭恭敬敬地呈上去之后，他用低沉颤抖的声音说道：“公告里没有苏联首脑的签名；国体或天皇陛下的地位还不明了；无条件投降这句话只是针对军方而言的。” 在一阵令人感到沉重的沉默之后，天皇说道： “不管怎样，总算可以预料战争即将结束了。我想，仅此一点就很好了。尽管还有各种讨价还价的空间，但原则上只得接受公告，不是吗？如果不接受的话，战争还将继续下去。不能再让国民受苦了。” 遵照天皇的旨意，定期的最高战争指导会议①在一点半召开。此时，除东乡外相外，其余五人都认为《波茨坦公告》只不过是一纸宣言而已。下午召开了定期内阁会议。全体阁员一致赞成东乡外相主张的“静观”策略。于是政府决定采取“静观”的态度。这就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波茨坦公告》在结尾处俨然声明：“上述条件必须兑现。”总之，除此以外的任何谈判、活动一律不予理睬，这就是同盟国的意志。尽管如此，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也好，内阁会议也好，竟没有一个人把它看做是“最后通牒”②。 第二天，二十八日，各晨报在内阁情报局的指示下，向国民公开了《波茨坦公告》。但在报道中，各大报纸尽量保持低调，如删除了削弱国民斗志的条款，没有公开政府的正式看法等③。而且，为了不削弱国民的斗志，报纸上反倒出现了斗志昂扬、意志坚定的文字。《读卖报知》以“可笑，对日投降条件”为标题刊登了文章摘要，强调“战争迈入最后阶段，帝国政府并不在乎”。《朝日新闻》登出两排大标题：“政府对此不予理睬。”《每日新闻》则夸口说： “可笑！美英蒋共同宣言。粉碎敌人的自我陶醉，将圣战进行到底！” 在报纸的煽动下，军队总部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在苏联政府做出正式答复以前，日本政府不公开表态--军统帅部对这种懦弱的约定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从最前线接连不断地发来诘问电报。军令部次长大西泷治郎中将一伙对首相铃木贯太郎施压，说在这种情况下，对盟军诸国予以坚决的反攻，反倒有助于昂扬国民斗志。陆军中央也随声附和。 政府被夹在外交工作和军队旺盛的抗战意识之间，难以调和，处境艰难。碰巧那天下午举行了预定的首相新闻记者招待会，铃木首相在现场轻描淡写地陈述了自己的意见，以便达成某种妥协，军方姑且表示认可。 下午四点，当记者团问到如何看待《波茨坦公告》时，铃木首相表情阴郁地回答说： “我们认为那个共同声明是开罗会议的重新演绎。作为政府，我们认为它没有任何重大价值。我们对此不予理睬。我们只管迈入战争的最后阶段。” 但是，当这个傀儡性的发言通过对外广播网向全世界播放的时候，却被当做日本首相的言论而受到了极大的重视。而后，这个“不予理睬” 最终在外国的报纸上被报道成了“日本拒绝（reject）《波茨坦公告》”。众所周知，这为日后投放原子弹和苏联对日宣战的正当化提供了理由。 没有时间留给日本了，可是如此宝贵的时间就这样一天天白白浪费掉了。除了接受《波茨坦公告》，没有第二条道路可以拯救日本了，但政府和统帅部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苏联身上，一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远赴苏联进行和平谈判的特使及其随从人员已大致选定：以前首相近卫文麿为中心，有外务次官松本俊一、加濑俊一、哈尔滨总领事宫川船夫、高木惣吉少将、松谷诚大佐，还有酒井镐次、富田健治、伊藤逑史、松本重治、细川护贞等近卫的知交们。前外相重光葵是位苏联通，也在候补人选之列。 但是大家对谈判能否取得成功缺乏正确的判断，只是在不耐烦地等待着苏联的答复，这比什么都不做更糟糕。明知失去哪怕一天都将酿成千古之恨，但大家仍然无所作为地任时间流逝…… 见谈判没有任何进展，东乡外相不禁有些沉不住气，开始焦虑起来。为此，在内阁会议席上等场合，铃木首相说： “要急着结束战争，最好的办法就是让最前线的官兵发动叛乱。古话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虽然激进的发言实属违心之言，但铃木的心情的确很愤慨，却又一筹莫展。 从近卫和内大臣木户幸一以及其周边与会人员那里不断地传来对铃木首相不相信的窃窃私语。置国内形势于不顾，苦等靠不住的苏联的答复而任光阴荏苒，由此产生的焦虑和不安，在日本的领导层里引起了混乱。 但是，铃木首相继续等待着。 “必须忍难忍之事” 八月六日，广岛清晨晴空万里，几乎没有一丝闷热的云彩。七点九分，三架B29飞机进入雷达的监测系统，虽然拉响了警报，但敌机没有露面，七点三十一分，警报解除。收音机里广播说敌机是为侦察而来。原来如此！约四十万市民放心地开始了日常的生活。 八点十五分，伴随着一道强烈的闪光，大爆炸发生了。一枚炸弹给四十万人带来的只有一个字--“死”。广岛市瞬间从地球上消失了。 在位于东京的日本各大要害部门中，最早知道广岛被毁灭消息的是海军省。八点三十分，由吴镇守府最先送来消息。海军省决定正午派出调查团。陆军中央直到很晚才知道这个消息。广岛的通信网完全被破坏了，所以第二总军司令部（在广岛）的报告，都是经过吴镇守府送来的。 下午很晚的时候，陆军省才通过内阁书记官长迫水久常向内阁报告了广岛的最新消息。天皇也几乎在同一时间，从莲沼蕃侍从武官长那里得知了广岛市被毁的消息。仅仅一枚炸弹就让广岛市变成了一座死城。天皇满面愁容，没有再问什么。 第二天，七日早晨，美国广播播放了杜鲁门总统的声明：“我们投入二十亿美圆进行了一场历史性的赌博，并且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六号，我们在广岛投下的炸弹是一颗给战争带来革命性变化的原子弹。只要日本不答应投降，我们就将在其他城市再次投放。”藤田尚得侍从长从外务省那里得知该事后，立刻直奔御文库禀报天皇。天皇听完禀报后，通过侍从长命令政府和陆军提供更详细的报告。 虽然陆军承认此事有可能发生，但在激愤和混乱之中，仍故作顽强和冷静，声称这可能是盟军方面的宣传或谋略。全国各地都发布了强行限制言论的命令。情报局、科学技术院以及军队的有关人士之间频繁地召开会议，讨论如何向国民公开被炸的事实以及公开的内容等问题。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达成协议，即在通过正式调查对事实进行确认之前，不使用“原子弹”一词。日本帝国竟敢对地球上突然冒出来的全能支配者说“不”，毫无疑问这是致命的一击。 下午三点三十分，大本营通过无线电，用一种简洁却令人毛骨悚然的文字向国民作了如下的广播： “一、昨天，八月六日广岛市遭少数B29敌机的袭击，死伤相当严重； 二、敌机在上述袭击中似乎使用了新型炸弹，详细情况目前正在调查中。” 该消息播送出去后，持不同立场、不同见解的人便络绎不绝地来到首相官邸。其中，有要求立即停战的，有扬言要战斗到底的，也有大声疾呼捍卫国体的，还有宣传皇国使命的。但政府仍未作出任何反应。 第二天，八日的早报刊登了昨天大本营广播的有关“新型炸弹”的报道，但是，弥漫在日本政界以及媒体的却是杜鲁门声明。谁也不相信大本营的“谋略”之说。当天下午，东乡外相决意进宫觐见天皇。外相在御文库的地下室见到天皇，外相向天皇详细禀报了从昨天开始的英美有关原子弹的广播，并对天皇说，短波无线电正在疯狂地反复播送着有关原子弹的消息。天皇对此早有所闻，并已作出重大决策。天皇低声地对外相说： “连这种武器都使用了，看来战争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不可能了。要想得到有利的条件，就不能错失良机。要想法尽快结束战争！把这个意思转告给木户内大臣、铃木首相！” 得知天皇准备投降的决定之后，铃木首相着急想在当天召开一个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但有两三个与会人员另有他事，会议被迫推迟到第二天早上。 此时，铃木首相收到了决定性的报告。这是一份飞往广岛的调查团送来的实地考察报告，报告里正式提出“投放广岛的炸弹是原子弹”。迫水书记官长拿着报告敲开了总理的房门。 “明天是九号，上午必须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今后的方针。” “就照这样办吧。”首相说道，然后又以十分轻松的语气补充说道，“在明天的内阁会议上，我要讲清楚，战争应该结束了……官长，请写一下发言稿。” 首相的意志很坚定，但停战方案仍确定不下来，又一天被毫无意义地浪费掉了。不，不是毫无意义的一天，而是决定性的一天结束了。 八月九日凌晨三点，首相官邸桌上的电话铃声响了。迫水书记官长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同盟通信外信部长的声音： “不得了啦！旧金山的广播里说，苏联对日宣战了！” 天一亮，书记官长就拿着各种各样的情报资料和在内阁会议上的发言稿，朝首相私邸飞奔而去。铃木首相冷冷地说：“要来的终于来了。” 上午五点，东乡外相也急匆匆地跑到首相私邸。首相只说了一句话：“就让这场战争在这次内阁会议上结束吧。”说完，就再次陷入了沉默。 由内阁提出的请苏联从中斡旋的和平工作以失败而告终，铃木内阁此时应集体辞职，这是长期以来的政治常识。书记官长一见到首相，马上就提出了这件事。然而，首相刚才说的那句话，却表明了他对该常识的蔑视以及准备火中取栗的决心。 局势危急，上午十点三十分，最高战争指导会在宫中召开了。铃木首相直接进入正题： “广岛原子弹爆炸也好，苏联参战也好，从形势上看，战争不可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只有接受《波茨坦公告》，结束战争。我想听听诸位的想法。” 让人心情郁闷的沉默笼罩着整个会场，长达数分钟之久。阿南惟几陆军大臣和梅津美治郎参谋总长等在考虑：是否要将战争进行到底，要对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进行讨论。 米内光政海军大臣打破沉默，开始发言。 “沉默是无济于事的，不是吗？大家尽管发表意见。如果要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话，我们是无条件地全盘接受呢，还是提出我们的要求，有条件地接受？我看有必要对此进行讨论。” 此言既出，大家便在无意之中接受了《波茨坦公告》，并在此基础上，开始讨论追加附带条件的问题。会议进展颇不顺利，甚至中途触礁。 米内海相、东乡外相提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前提是：（一）不改变天皇在国家法律上的地位。阿南陆相、梅津参谋总长、丰田副武军令部总长主张：为了保住天皇制，除了（一）里的条件外，还要（二）占领范围小，占领兵力少，占领时间短；（三）解除武装；（四）战犯交给日本人处置。铃木比较倾向于海相、外相的意见。 这四个条件是为捍卫国体而提出的最低要求。如果连这些要求都不坚持，而只是一味地无条件屈服的话，这对天皇，对国家，只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阿南陆相这样说道： “将我们的天皇交给敌人，以此来捍卫我们的国体，作为臣子，这种事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出来的……苏联不可信，美国惨无人道。我坚决反对将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皇室交给这些国家。” 外相质问陆相，如果提出（一）以外的条件导致谈判破裂，该怎么办？陆相回答说，只有进行最后的决战。有获胜的信心吗？不敢断言一定能取得胜利，但也不能说一定会失败。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 会议陷入混乱。众人议论纷纷，然而声音却平静而沉郁，没有高谈阔论。一切都在暗淡的气氛中进行着。正在此时，第二枚原子弹在长崎投下了。 第二枚原子弹投放的消息传来，大家忧心忡忡，神色黯然。最高战争指导会比预定时间延长了一个小时，最终仍然没有结果。因为接下来要召开内阁会议，所以下午一点过就休会了。内阁会议连续召开了两次，第一次是从下午两点半开始，持续了三个小时，吃过晚饭后，第二次从下午六点一直开到晚上十点。会议上就是否应该接受《波茨坦公告》进行了讨论，但这里也一样，阁僚们的意见也不统一。 但在有一点上，大家达成了共识，那就是：日本几乎无力再战了。阿南陆相愤然地说道： “我十分清楚目前的局势。但今天我决定：面对现实，继续战斗。” 大家对争论已经感到有点厌烦了。文部大臣太田耕造像突然想起一件事似的，对首相说： “对苏谈判失败，而现在内阁意见又不统一，从道理上讲，内阁应该集体辞职，不是吗？总理，您说呢？” 这是重要的发言。事实上，请苏联出面斡旋以求和平的计划是上奏了天皇并得到首肯的。但因判断失误而造成了彻底失败，仅此一点，内阁就理所当然地应该集体辞职。 铃木首相睁开紧闭的双眼，漫不经心地说道： “我没有集体辞职的打算。我决定让我的内阁来解决现在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有几位阁僚此时都在注视着阿南陆相。如果陆相赞同太田文相的提案，就能逼迫内阁全体总辞职。然而，陆相却像什么也没有听到一样，挺直了背，端然而坐。 陆军部内不停地对阿南陆相施加压力，而且势头越来越猛。参谋次长河边虎四郎中将私下向应邀参加内阁会议的陆相提出建议：向全国发布戒严令，发动军事政变，推翻内阁，建立军人政权。 然而，阿南不为所动。面对阁僚，他继续用冷静但铿锵有力的语气侃侃而谈，要想结束战争，就必须迫使同盟国先答应这四个先决条件。如果对敌人唯命是从，在连国体能否继续存在下去都不知道的情况下就无条件投降，这样做未免太不负责任了，也太可悲了。手脚都被拧下来了，还怎么去捍卫国体呢？ “如果就这样结束战争，大和民族的精神与死何异？” 陆相陈述完自己的主张后，便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 继第一次内阁会议之后紧接着召开了第二次内阁会议，两次会议没完没了地开了七个小时，晚上十点，铃木首相决定稍事休息，说还要再召开一次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为了谋求政治战略上的思想统一，将再次召开内阁会议。首相的想法是，把这次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作为御前会议来开，将一切交由天皇圣断。 接到在御前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的通知，大本营更加担心起来。 “为什么要召开御前会议？结论会是什么？” 在电话的另一边，愤怒的声音震得书记官长的耳朵嗡嗡直响。 “没有结论。只是将没有结论的争论向陛下禀报一下。” “愚蠢透顶！…… 即便如此，有陆海两总长的‘花押’（起源于10世纪左右的一种签名方式，不同于签字和图章，是把文字打乱，画成图案的样子--译者注）吗？” 法律上规定，召开御前会议，需要有首相、参谋总长和军令部总长的“花押”。当天上午迫水书记官长已经拿到了他们的花押。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了。我这么到处追着两位总长画花押，实在是非常抱歉。但情况十万火急，请在文件上画花押吧。我们得遵守相关的程序，在开会之前先取得二位的同意。” 听书记官长这么一说，两总长也没多想就画了花押，却并不知道这是一个策划了很久的计谋。 就这样，召开御前会议所需的正式手续都齐全了。 八月九日晚上十一点五十分，研究是否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御前会议在御文库附属的地下防空洞里召开了。除了最高战争指导会议的六位成员以外，枢密院议长平沼骐一郎、陆海两军务局长和书记官长陪同出席了会议。虽然有通风设备，但只有十五坪的狭小房间仍闷热难当，令人窒息。但无人在乎这一点，只是偶尔见到有人用白色手帕擦拭额头上的汗水。 在天皇面前，围绕着是提出一个条件还是四个条件的问题，大家都轻言细语但却极其认真地继续着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三比三：东乡、米内、平沼对阿南、梅津、丰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