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的周立太 周立太认为“挣扎”两个字最能说明他的处境与心境，他把这两个醒目的大字装裱起来，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2004年6月13日，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期《挣扎》专题，报道了这位“打工者的保护神”周立太。对每一个前来采访他欲做深度报道的记者，周立太总是建议他们看看这个专题片。他认为这个专题片拍得不错，将他现正面临着的道德、经济、制度三方困境表现无遗。 于是记者猫在周立太律师事务所的员工宿舍房间里看《挣扎》。周立太时不时走进来，插话解释。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说，“这个片子说的就是我这个人，很真实”。 《挣扎》从三个方面讲了周立太的现实处境。 一是在人道主义上，周立太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特别是向当事人追讨代理费事件后，他被某些人说成是利用民工沽名钓誉的人，他的名誉是用断手换来的。 对此，周立太说：“说实在话，打官司前很多当事人甚至跪到地下给我磕头，管我喊爹喊爷；打完官司以后，我要跟他喊爹。我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也还知道鲁迅说过的话，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付出了要回报，这天经地义，不关道德的事！” 二是在经济上，周立太一直在承担着风险。很多案件，往往会因为执行难可能赢了官司输了钱，即使胜诉还要赔上诉讼费。如果得到赔偿款的当事人走掉，付出的工作和诉讼费也是血本无归。在周立太的欠账名单里，这样的当事人目前已有400多名。另外，租房子供找周立太打官司的打工者吃住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说老实话，我的运行成本是高风险的，其实都按20％的回报率计算的话，也远远不够。” 三是在制度上，缺乏保障。这是让周立太感到最头疼的问题。正是不健全的法律体制，才会让劳动力市场出现民工讨薪难，出了事故赔偿难。而周立太正是在这样具有巨大风险的市场环境里工作，他本身显然也缺乏必要的保障。“对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很久，我曾建议制定规定：法院执行到赔偿款后发给银行，由银行扣出律师费直接划归律师事务所，但没得到任何回音。如果我们的法制一直这样不健全的话，我的生存空间无疑将遭到进一步压缩。” 除了这个电视专题片之外，一个现居美国的上海人也为周立太拍了一部同名纪录片《挣扎》。这部《挣扎》，拍摄了周立太为了那些在外资企业里面受到工伤的人打官司，多是个人讲述，在个人讲述的时候有一些在别处拍摄的场景，对内容进行补充解释。纪录片中，周立太自己也数次说自己如何为人打官司，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心路，并说很多弱势群体要帮助，但也需要教育。纪录片透露出浓厚的社会责任感。 周立太说他只是一个律师，不是雷锋，也不愿意做一个高大全的人物。 “这么多年，从农民律师，到一文不名，到小有名气，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遵循自己做人的准则：刚直不阿是我的性格，真诚保护是我的原则。我做事向来都要讲规则、讲正直，遇到什么事也不怕。”周立太说，“我只是个律师，我要做好一个律师该做的，办了这么多案，我问心无愧！” 周立太还说，“我不是一个神，不要把周立太神化”。他仅仅是一个律师，之所以多年来致力于替农民工打官司，与他的出身、经历、性格分不开。 2004年五一节期间，在周立太律师事务所，除了安排的值班律师，其他的人都休假了。此时周立太已债台高筑，一连数月也没有给员工发工资，几个他很器重的律师甚至就此离开了他。那段日子，周立太心情极坏。趁这个黄金周，他一个人跑到一个叫鸡公嘴的寺庙。身处清静世界，他甚至动了出家当和尚的念头，从此和红尘世界一刀两断。 在寺庙住了两天，一日三餐全是吃素，爱吃肉的周立太憋不住了，三天之后他返回了重庆。 “实不相瞒，像我这样一个耿直的汉子，在许多困难面前也曾有过悲观厌世的时候。那次有出家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实在快撑不下去了，想从此逃避现实社会。但我的性格，真正出家了就不是我周立太了，逃避问题不是我周立太的性格。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在困境中艰难挣扎，以求一线新的希望。事实不止一次地证明了，方法总比困难多，再大的挫折我也挺过来了！”周立太看着窗外，夜色中的长江、熠熠闪亮的霓虹灯、沉默的重庆火车站，身后是宽敞的办公室、电脑边玩游戏的儿子，一切显得安静而和谐。 回望自己的人生经历，周立太说精彩总在风雨后。对未来，他说：“前途是光明的！我做这些农民工的官司，它带来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了它的经济价值，我会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哪天我老了，走不动了！” “当然，我也不是没有想到自己的退路，哪天我不做律师了，还是回家种田去。我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还有责任田呢！”周立太补充说，“做农民不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