挣扎的周立太 周立太认为“挣扎”两个字最能说明他的处境与心境,他把这两个醒目的大字装裱起来,挂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2004年6月13日,中央电视台做了一期《挣扎》专题,报道了这位“打工者的保护神”周立太。对每一个前来采访他欲做深度报道的记者,周立太总是建议他们看看这个专题片。他认为这个专题片拍得不错,将他现正面临着的道德、经济、制度三方困境表现无遗。 于是记者猫在周立太律师事务所的员工宿舍房间里看《挣扎》。周立太时不时走进来,插话解释。他不止一次地强调说,“这个片子说的就是我这个人,很真实”。 《挣扎》从三个方面讲了周立太的现实处境。 一是在人道主义上,周立太受到来自社会的压力,特别是向当事人追讨代理费事件后,他被某些人说成是利用民工沽名钓誉的人,他的名誉是用断手换来的。 对此,周立太说:“说实在话,打官司前很多当事人甚至跪到地下给我磕头,管我喊爹喊爷;打完官司以后,我要跟他喊爹。我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也还知道鲁迅说过的话,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我付出了要回报,这天经地义,不关道德的事!” 二是在经济上,周立太一直在承担着风险。很多案件,往往会因为执行难可能赢了官司输了钱,即使胜诉还要赔上诉讼费。如果得到赔偿款的当事人走掉,付出的工作和诉讼费也是血本无归。在周立太的欠账名单里,这样的当事人目前已有400多名。另外,租房子供找周立太打官司的打工者吃住也是一笔不小的成本。“说老实话,我的运行成本是高风险的,其实都按20%的回报率计算的话,也远远不够。” 三是在制度上,缺乏保障。这是让周立太感到最头疼的问题。正是不健全的法律体制,才会让劳动力市场出现民工讨薪难,出了事故赔偿难。而周立太正是在这样具有巨大风险的市场环境里工作,他本身显然也缺乏必要的保障。“对这个问题,我考虑过很久,我曾建议制定规定:法院执行到赔偿款后发给银行,由银行扣出律师费直接划归律师事务所,但没得到任何回音。如果我们的法制一直这样不健全的话,我的生存空间无疑将遭到进一步压缩。” 除了这个电视专题片之外,一个现居美国的上海人也为周立太拍了一部同名纪录片《挣扎》。这部《挣扎》,拍摄了周立太为了那些在外资企业里面受到工伤的人打官司,多是个人讲述,在个人讲述的时候有一些在别处拍摄的场景,对内容进行补充解释。纪录片中,周立太自己也数次说自己如何为人打官司,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心路,并说很多弱势群体要帮助,但也需要教育。纪录片透露出浓厚的社会责任感。 周立太说他只是一个律师,不是雷锋,也不愿意做一个高大全的人物。 “这么多年,从农民律师,到一文不名,到小有名气,不管什么时候,我都会遵循自己做人的准则:刚直不阿是我的性格,真诚保护是我的原则。我做事向来都要讲规则、讲正直,遇到什么事也不怕。”周立太说,“我只是个律师,我要做好一个律师该做的,办了这么多案,我问心无愧!” 周立太还说,“我不是一个神,不要把周立太神化”。他仅仅是一个律师,之所以多年来致力于替农民工打官司,与他的出身、经历、性格分不开。 2004年五一节期间,在周立太律师事务所,除了安排的值班律师,其他的人都休假了。此时周立太已债台高筑,一连数月也没有给员工发工资,几个他很器重的律师甚至就此离开了他。那段日子,周立太心情极坏。趁这个黄金周,他一个人跑到一个叫鸡公嘴的寺庙。身处清静世界,他甚至动了出家当和尚的念头,从此和红尘世界一刀两断。 在寺庙住了两天,一日三餐全是吃素,爱吃肉的周立太憋不住了,三天之后他返回了重庆。 “实不相瞒,像我这样一个耿直的汉子,在许多困难面前也曾有过悲观厌世的时候。那次有出家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实在快撑不下去了,想从此逃避现实社会。但我的性格,真正出家了就不是我周立太了,逃避问题不是我周立太的性格。所以,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在困境中艰难挣扎,以求一线新的希望。事实不止一次地证明了,方法总比困难多,再大的挫折我也挺过来了!”周立太看着窗外,夜色中的长江、熠熠闪亮的霓虹灯、沉默的重庆火车站,身后是宽敞的办公室、电脑边玩游戏的儿子,一切显得安静而和谐。 回望自己的人生经历,周立太说精彩总在风雨后。对未来,他说:“前途是光明的!我做这些农民工的官司,它带来的社会价值远远超过了它的经济价值,我会这样继续下去!直到哪天我老了,走不动了!” “当然,我也不是没有想到自己的退路,哪天我不做律师了,还是回家种田去。我户口还在农村老家,还有责任田呢!”周立太补充说,“做农民不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