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眼中的师长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也在自己的文章中介绍了他心目中的周立太。 1998年1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从法院知道有个名叫周立太的重庆律师在深圳为伤残外来工打索赔官司。两天后，在深圳龙岗镇三和村一幢村民楼房里，我见到了周立太和他的当事人--10多名伤残工人。他们的悲惨遭遇给我心灵以极大的震撼，驱使我深入到工厂、医院去了解深圳繁荣里面包含的血泪。 这些伤残工人跟我一样，都是怀着梦想从全国各地来到深圳的，但当机器把他/她的肢体碾碎时，他/她的梦想也破灭了。很多不幸的工人拿着一点可怜的补偿金伤心离去，可是有少数伤残者发现自己身体付出的沉重代价并没有得到合法的补偿。于是，他们找到周立太，帮助他们告老板、告政府。我一直注视着他们的漫长诉讼。同年6月19日上午，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公开审理王琼等7名伤残工人状告深圳市社会保险局龙岗分局的行政诉讼案，并当庭作出终审判决，王琼等人胜诉。周立太流泪了，工人们也流泪了，我深深地理解这泪水中包含有多少喜悦、期待、辛酸和痛苦。 次日，我在自己供职的报纸独家报道这则消息，并在6月28日以头版头条的显著位置，首度详细介绍这起民告官案件的曲折过程以及“民”与“官”之间的意见分歧，从而引来国内外新闻媒体对深圳工伤问题的广泛关注。 1999年，专栏作家连岳撰文认为，深圳的周立太从1996年至今，代理外来工伤残索赔案200多起，坚韧地诠释着弱势关怀这一主题。龙年春节前，一个获赔十几万元的伤残外来工却拒付代理费，而1997年以来，有9个类似这样的人逃之夭夭，其中的5个还是由他收留、一起吃住一年多的人，结果还是拿了钱就跑。 当违背一次信用就能得到相当于几个月甚至是几年的收入时，而他们被漠视的伤残又是因为社会失去信用而造成的，他们的逃跑是由贫穷的引诱和凶暴的教唆领路的。也就是说，强行施加于贫困者的损害最后还得由整个社会来承受，在周立太这件个例中，最后的损害转嫁给了周立太。 余雨是西南政法大学一名学生，她拜周立太为师，对周立太崇拜已久。她说：“我可以向你们保证，我笔下的周立太绝没有任何修饰和夸张，保证原汁原味的呈现在大家面前。就像照镜子一样，我把心里看到的原原本本地copy到纸上，愿有缘读到这些文字的朋友，能够从一个侧面的周立太中得到一点启示。” 她这样写和周立太结缘的故事： 和周律师结缘是在2002年夏天，那年学校三下乡的主题是“心系弱势群体，情牵百姓人家”。在我拿到这个主题，准备拟定策划书的时候，“周立太”这三个字莫名其妙地就蹦入我的脑海（现在想来，可能是看过媒体关于他的报道吧），于是我将策划的最后一个活动定名为“走访为弱势群体维权的律师周立太”。 噔噔噔，重庆立太律师事务所办公室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老大回来了！”周律师的办公室响起了一个快乐的声音。这时，一个中年人已走进了主任办公室。 “老大”是何许人也？正在迷惑之时，所里人向我介绍，眼前这位中年人正是我要拜访的人，周立太是也。我晕！传说中的江湖大侠这四个字在我脑子里一闪而过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古惑仔”、“教父”等诸如此类的黑帮术语，“老大”这个称呼让人不得不产生怪异的联想。 接下来的谈话，使我对眼前这位只有小学文化的大律师只能用“万分惊讶”来形容了。不！或许用句古诗更形象--“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他是一个奇人。 我清楚地记得，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可能不是一个好人，但也不是一个坏人，首先，在人格上，我没什么瑕疵。”（这句话后来演变为媒体用来形容他的一句时尚经典：他可能不是一个高尚的人，但绝不是一个卑鄙的人。） 周律师的这句开场白确实吓了我一跳。一个敢把自己公开定位为“可能不是一个好人”的律师确实需要勇气，而他这种不矫揉造作的坦诚，让人心里有一种温暖感。毕竟，一个敢把自己的丑陋暴露在阳光之下的人，比起那些把肮脏藏在心底的人要崇高得多。 “四川在线”的署名文章《周立太为啥不是活雷锋》，里面写道： 周一边为民工打官司，一边也按市场价格收钱，这二者是并行不悖的。他获取自身利益的同时，也为民工维护权益，为弱势群体呐喊。但却不能因为他专门打民工官司就与“活雷锋”等量视之，一旦沾钱带利就非议四起。周立太当然有选择做雷锋的权利，就如其他一些律师偶尔免费为弱势群体打官司一样。但是周立太也有选择不做雷锋的权利，就如这次为了讨回民工拖欠的律师费而与民工对簿公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