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明知道会输，也要干 此时的周立太名不见经传，但他已经在那个小小的县里搅起风云。可是这一切仅仅是一个开始，有更多的人已经就此止步，而广阔的天空永远属于敢想敢干的人…… 进入2000年，中国仍是一个农业大国，13亿人口有9亿农民。尽管农村实行了以“大包干”为标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连年获得大丰收，但农民的日子并不好过，成千上万的农民每年浩浩荡荡地背井离乡，涌进各地城市打工。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农民，境遇更差。 作为农业大县的开县是一个缩影，周立太家可算做其中的一个代表。 此时的周家和许多家庭一样，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一年累到头，平均收入只有几百元，月收入仅三四十元。各类税压得农民透不过气来。当地的许多农民还住在阴暗、狭小、破旧的泥坯房子，有的甚至连屋瓦也置不起，房顶还是树皮盖的。 可就是在这样一个偏僻贫穷的山村里，乡村干部们不仅爱搞浮夸风，而且吃喝成风。 风波：“刁民”寄税款给总理 许多农民看不惯。开县陈家乡（现合并为长沙镇）的谷云才、郭兴旺、张善云就是其中三个，他们多次到乡里和县里上访，情况却依然如故。 1990年12月，谷云才、郭兴旺、张善云联名给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寄去了一封挂号信。信的内容如下： 我们是四川省万县地区开县陈家乡农民。出于与地方村干部腐败行为的抗争之目的，我们把年终的提留交给国务院。其具体缘由作如下陈述。 我们地处川东贫困山区。由于人多地少，人均耕地只有五分，加之地里栽有柑橘树（主要收入来源），故粮食收来还不够吃，不足部分要靠柑橘收入买粮填补。就我家（指郭兴旺家）六口人，年收稻谷1100斤，种粮食不能糊口保本，家里一年收入仅靠柑橘收入1500多元（纯收入）。而我们每人每年缴款要50元左右（临时摊派除外），四个人要交200元，大大超过纯收入的5%。在当地，我家收入水平还算中等偏上，多数农家还很穷，收入极低，年终交款支付能力差。 对此，村干部不是带领群众扶贫攻坚，想尽办法节约开支以减轻农民负担。反之，他们乘机巧立名目滥罚款。如有人迟交款就罚款40~50元，美其名曰延误费。有人交不齐的，他们就派民兵强行摘他家的柑橘，挑走他家的粮食，赶走他家的肥猪，搬走家具……他们胡作非为，为所欲为，农民兄弟对此忍气吞声，敢怒不敢言。更令人发指的是，他们把这些钱或者大办酒席吃光喝光，或者装进自己的腰包。 …… 除了滥罚款以外，村干部利用上交款来欺诈农民、鱼肉百姓。如：1、郾上交款项目多达20多个，其费用额层层加码，譬如乡分下来每人国防费0.30元，而村下达的是每人0.60元，凡此种种，全村年终收入竟高达5万多元，而实际上交不过其30%，余下3万多元，全由村掌管，每年几万元，5年内是多少万元？然而5年后仅有3000多元积累了，其余的钱哪里去了呢？用公款发工资、滥发奖金、团年费，几乎花光了全村的积累；2、郾簿簿一张合同书，竟要价0.50元，合同书每户一张纸，好比一道命令书（其实不要这张纸一样交款，这合同书根本不起什么作用）；3、郾完成合同每人仅得了3~4斤化肥，每人每次分得二两，实在可怜。国家下达指标数那么多的化肥到哪里去了呢？与百姓对比一下，乡村干部一次就分一包化肥（80斤），而百姓不得不买高价化肥；4、有时上级来的救济农税款，早被村干部截住，想给谁就给谁，只为他们少数人谋利，甚至欺上瞒下，根本不让群众知道来了救济款。 “罚款”尤让农民胆战心惊，其“威力”无比，在农村成了“尚方宝剑”，搞生产罚款，年猪税交迟了罚款，公粮上迟了罚款，甚至说错了话也要罚款……罚款，罚款，花样真多。 …… 鉴于此，我们所欠的款不愿交村干部手里，怕他们吃光贪光，宁愿交给国家用之于民。我们这样做出自我们心里的想法，对不对，望您批评指正，我们怕遭报复，没写真实的地址，但姓名和事实是真的。 此致 敬礼 郭兴旺谷云才张善云 一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经万县邮电局证实，当时谷云才寄缴了200元，郭光胜寄缴了150元，张善云寄缴了100元，寄款时间是1990年1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