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安羌一役不但表明中国军队中有像新三十八师这样训练有素、士气旺盛的劲旅,有像孙立人这样判断力超群、深谋远虑和坚毅果断的出类拔萃的将才;也表明在新三十八师这样一支优秀部队官兵身上具有中国的传统美德,义薄云天,侠骨铮铮,舍己救人,不背盟信。在第一次缅战中孙立人有两次“抗命”的记录,第一次“抗命”创造了仁安羌大捷,挽救了7000英军的生命,使盟军的西翼免遭崩溃;第二次“抗命”是后来未按杜聿明军长命令将新三十八师带进野人山,使该师免遭像第五军那样的厄运,全师(缺一一四团一营)完整地撤入印度,为第二次缅战大获全胜,修筑和打通中印公路奠定了基础,并使盟国对中国军队刮目相看。 仁安羌大捷是第一次缅战中盟军公认的唯一胜利,孙立人将军也因之成为威名远播的真正英雄。史迪威将军的中国战区参谋长窦恩曾记述: 一向目中无人的史迪威对孙立人将军倍加赞许,他骄傲地说:“好得很,这家伙太有种了,又不怕打仗,一个货真价实的军人,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孙立人,我希望英国人永远记住孙立人为他们做了些什么?” 被一一三团救出来的各国记者,都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如实报道了中国军队英勇无比,战胜七倍于己的敌人的经过。包括路透社记者在内的各国记者,都认为: 这是近百年来中、英、日军在同一时间,同一战场所做的第一次较量,结果中国赢得胜利。 有位美国作家写了一本《同史迪威撤退》(Retreat With Stilwell)的书,其中第二章第八节即以“中国人万岁!”为题,盛赞新三十八师的仁安羌大捷。当时的国际舆论中唯有英国官方为了顾全“面子”,与世界各国舆论唱反调。史迪威的总指挥部在例行发表的一份公报中说:“4月19日中国远征军曾经攻克了油田区。”但就连这样一段不痛不痒的文字,亚历山大总司令也根本不准在印、缅传播,而是另发表了一份抹杀事实的公报称:“英国军队自己从困难环境中解救了出来”。而在私下,亚历山大和史林姆二将军又都以个人名义在5月3日各派专人给孙将军送来了“感谢信”,并代表英皇向孙将军颁发“英帝国司令勋章”。亚历山大和史林姆的信译文如下: 孙师长将军麾下: 谨代表我军第一军及其他英帝国军队对阁下热诚襄助及贵师英勇部队援救比肩作战之盟军美德、深致谢忱。本人奉英皇陛下命赠阁下以“英帝国司令(Commander of British Empire)勋章”尤感欣慰。因阁下受命掩护贵国第五军之故,未得盘亘,殊以为憾! 谨祝阁下及无比之贵新三十八师康泰百益。 缅甸作战区统帅 亚历山大上将(签字) 史林姆将军的信是: 孙师长将军勋鉴: 欣喜亚历山大上将已代表英皇赠阁下以“英帝国司令”荣誉勋章,借兹表扬。 阁下对鄙第一军无价之援助。为此敬请接受本人及鄙军全体官兵之衷心感谢敬贺。在未将该勋章奉上之前,谨先将该勋章之绶带奉呈,敬乞佩戴为祷。谨此再申谢忱,并代表全体官兵致意。 史林姆中将(签字) 五月三日 收到亚历山大和史林姆的信后,孙将军向全师官兵作了宣读,并说:“勋章的授予,是全体官兵的光荣,尤其是死伤的同胞,以血肉之躯换来的光荣!它的意义不仅在于这是中国军官第一次以战功获得外国的勋章,而是表现了中国和盟军第一次并肩作战所付出的血汗和舍己救人、不背盟信的中国精神,这一精神已得到了公平的评价!” 就在我最后完稿之际,原新一军中校军医卞声宠先生(定居纽约)又给我寄来美国纽约中文报纸《世界日报》1992年4月下旬的一份剪报,上面赫然刊登了该报记者沈正柔的洛杉矶专访:“仁安羌战役五十周年纪念,英国军民不忘救援之恩,撒切尔夫人向刘放吾致谢”,报道说,4月上旬,在原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拉菲尔博士的安排下,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在芝加哥的卡尔登酒店大厅里接见新三十一师一一三团团长,目前定居在美国洛杉矶的93岁高龄的刘放吾将军及其次子刘伟民。撒切尔夫人见到刘放吾先生后,立即快步向前握住刘将军的手,殷殷致意,说: “今天我代表英国政府和人民,对你表示深深的感谢与敬佩,希望将来有时间能坐下来听你详细述说当年怎样打赢仁安羌战役的。” 又说: “我听过很多关于你的英勇故事,当年你不但救了7000多名英国人的性命,同时也救了许多其他人的性命。” 可见孙将军指挥的仁安羌大捷今天仍深深铭记在英国朝野和人民的心目中,是永载史册的英雄史诗! 仁安羌大捷对于孙立人将军本人和新三十八师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孙立人的军事指挥才能一直被忽视,新三十八师一直被蒋介石和军事当局视为“杂牌”军,入缅之初也被分割使用。自从仁安羌一役之后,才令人刮目相看。仁安羌大捷,使日后以新三十八师为主力的中国驻印军,反攻并收复北缅,击灭日军五个师团和一个旅团,修筑并开通中印公路成为可能,使孙立人将军能成为中国军队的主将,出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缅甸战场上。 在仁安羌一役中壮烈殉国的烈士张琦是湖南人,盟军当局感念张琦营长的功绩,1943年初向孙将军授勋的同时,特追赠“银星勋章”一枚,由孙将军代为领取保存。近半个世纪里,孙将军一直在寻觅张琦营长的家属,直到1988年夏末,孙将军旧属蒋元(台湾)与胡德华(澳大利亚)两位先生,在报上看到孙将军以“张琦勋章未能发出”为念的信息,先后主动写信到湖南祁阳县政府和公安局,并嘱故乡亲友(蒋元是祁阳人)查询张琦遗属与家庭情况。后得到答复:张琦的父母早已亡故,有独生女张锦兰,嫁婿杨得规,现在祁阳县标准计量管理所工作,系科技人员。孙立人将军郑重表示:“张琦是抗日殉国的军人,蒙获盟国追赠‘银星勋章’一枚,这是国家的荣誉,迄未颁赠给张琦的亲属,希望台湾‘国防部’将张营长列入忠烈祠祭祀,颁发褒扬令,颂一次抚恤金,并派人去香港将勋章转颁给张营长亲属。” 上述四项要求虽经台湾《中国时报》刊登及蒋元多次向台湾“国防部”申请,但是,除列入忠烈祠奉祀一项外,其余均未照准。故孙将军特竭力为张琦烈士遗孤筹集生活补助金,最后只好委托蒋元回大陆探亲时将勋章带回,转颁给张营长独生女张锦兰。孙将军自愧有欠隆重,故为张琦撰文立碑,并题: 精忠报国,严于律己,勇于任事,绝甘分少,感怀畴昔,不禁老泪渍纸也。
中国驻印军印缅抗战——仁安羌大捷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