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问我是谁——8-9

8 心里想着那块西红柿地和小女孩的眼神，我回到那个后院。她不在那儿了，西红柿也不见了，连最小的绿色的西红柿都没了。但有很多画在纸上的箭头，纸被刺破挂在小树枝上，树枝插在地上。 我沿着箭头方向走，它们把我领到花园的一个很远的角落，最后一个箭头指向地下。我用手在地上挖，挖到一样东西，我把它拔出来，擦掉上面的泥，是个裹着金黄色箔纸的胡桃大小的东西。我把箔纸剥开，原来是块巧克力糖果。我把它掰开，里面有樱桃，红色的汁流到地上。我把糖果吃了，还舔舔手指。虽然不是榛子奶油乳酪，也差不多了。 我抬起头，看见那个小女孩在台阶上。 “你喜欢吗？”她问。 “喜欢，”我说，“但我最喜欢的是奶油乳酪，加榛子的。” “我春天种的，”她说，“我种了颗马铃薯种子，应该是马铃薯。但到了挖马铃薯的时候，却没有人去挖它。大家都把它忘了。” 她伸开双臂，耸耸肩，告诉我大家都忘了它了。“后来它就变成糖果了。马铃薯在地下待得太久都会变成这样的。你知道这些吗？” “不知道，”我说，“我叫米萨•毕苏斯基。我是苏联来的吉卜赛人……”我拿出黄色石头：“在我被绑架之前，我爸爸给了我这个。”我把关于我自己和我家里的所有情况都告诉了她。 她双眼圆睁，下巴撑在手上听我说。说完后，她说：“偷东西不好。你在看什么？” 我说：“你的鞋子。”我喜欢看她的鞋子，那双鞋子像她的眼睛那样乌黑闪亮。 她伸出脚，转转脚踝，把脚伸到我的面前，说：“看，看看你自己。” 我在鞋面上看见自己了，跟在理发店的镜子里一样清楚。我看着……看着……突然她笑了。我很专注地看着自己的影子，居然没有注意到她正慢慢放下脚，她的脚已经落到台阶上了，我仍然双手撑地，跪着一直看。 我们俩都笑了。 后来我问：“你是犹太人吗？” 她像鱼一样嘟起嘴，屏住呼吸，把手指放在唇边，摇摇头。她用手围住我的耳朵，小声说：“是的。但我不能告诉任何人。” 我说：“你爸爸要用胡子扫人行道吗？” 她皱着眉头说：“我爸爸没有胡子。” “你煮婴儿吗？” 她说：“当然没有。什么愚蠢的问题！” 我说：“我是个愚蠢的男孩。” 她扬起头盯着我：“你多大了？” “我不知道。”——乌里没有告诉我这个。 “我六岁了，”她说，“但明天我就七岁了。我要举行一个生日晚会，你要过来吗？” 我回答说好。 她从台阶上跳起来，来到我面前站住，她走得非常近，近到我们能互相碰到对方，她说：“站直。”我站直，透过她头顶棕褐卷曲的头发看着她家后院。 她把手放在她的头顶上，用力压下卷曲的头发，往前走，直到接触到我的鼻尖，然后逐渐往后退。 “我到你的鼻子高，”她说，“所以你应该是——”她盯着我，仔细想了想，手指掰开下唇，露出缺了一颗的下排牙齿—— “八岁！” 她跑到后门，又转过身来，指着我用细弱、鸟叫般的声音说：“别忘了……明天的宴会。”然后进了屋。 第二天我来了，她站在台阶上，手放在屁股上，生气地看着我，一件及膝的粉红色衣服在黑色天鹅绒外套下面隐约可见，头上戴着红色蝴蝶结，像顶小帽子。她弯腰对着我——我在她黑色闪亮的鞋子上看到那颗红色蝴蝶结——“你迟到了！” “什么是迟到？”我问。 “宴会应该开始了，但我和他们说还不行，要等你来。有两个朋友已经走了。”她生气地咕咕哝哝，拉着我走上台阶，进到屋里，大声说：“他来了！” 脚步声从四面八方传来，有跑的，有走路的。房间里有张大桌子，桌子上是食物，玻璃碗装着各种甜饼和糖果，但我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桌子中间的蛋糕。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漂亮的蛋糕。蛋糕是长方形的，像是撒上糖粉的花园：蓝色、黄色、绿色的撒着糖粉的花；撒着糖粉的红色小屋，蓝色的糖霜烟雾从烟囱冒出来；还有只撒着糖霜的小动物，看起来有点像小狗，但也可能是只猫。蛋糕中间用黄色糖粉不知写着什么。 大人们和三个穿着鲜艳衣服的小女孩围着桌子，小女孩盯着我咯咯地笑。一个女人开始往蛋糕里插蜡烛，一支蜡烛恰好穿过那座红色的房子，接着一个男人斜着身子拿着一根点燃的火柴，他把火柴拿到每根蜡烛上，直到所有蜡烛都点亮为止。我很震惊，他们要把蛋糕烧掉！没有时间了，我马上吹灭蜡烛，抓过蛋糕，逃出房子。雪花在我脸上盘旋。 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乌里后，他倒在床上开怀大笑。我喜欢乌里笑的样子——红色的头发看起来更闪亮。后来他和我说了些生日蛋糕和蜡烛的知识，我听了也笑了。 由于我一路跑，那个漂亮的生日蛋糕碎裂得像被炸毁的人行道。 乌里说：“看来我们要自己吃完蛋糕了。”在吃之前，乌里看了写在碎裂的蛋糕上的话，他告诉我，上面写着“甄妮娜，生日快乐”。我用手挖起这句话，先把它吃掉。 第二天，我从面包店里偷了个我能找到的最漂亮的蛋糕。等到天黑，我拿蛋糕去那个叫做甄妮娜的女孩家，把蛋糕放在屋后的台阶上。我从口袋里拿出蜡烛，插进蛋糕，用火柴点亮，然后敲敲后门，跑了。 那天剩下的时光，我都在城里游荡，直到天黑才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听到嘈杂的声音。我拐过一个街角，看见有火在黑夜里烧着，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有人在开美妙的生日宴会。但燃烧着的却不是蜡烛，而是火把。在我白天偷蛋糕的面包店前面，有人举着火把，玻璃窗后面的果馅奶酪卷和大蛋糕在火光的照耀下若隐若现。有人在窗子上画了一个大大的黄色的五角星。 一个穿着长袜，拿着件外套的人从边门走出来，起初并没有人注意他，他说：“喂！你们在干什么？” 拿着火把和漆刷的人转过来，看到他，他们很兴奋。他们走到他身边，拿过他的外套，那伙人中的一个从背后抓住他的双手，另一个在他脸上涂抹用来画五角星的黄色颜料。涂颜料的那个家伙极力把那个人的胡子都涂抹过遍。然后他们脱了他的衣服，那人乱踢乱叫，有人拿着一束火把贴着他的脸，他才安静下来。在火光的映衬下，他的眼睛像面包店的窗子那样红彤彤的。 涂颜料的那个家伙把那人身体其余部分全都涂上颜料，白色、黄色，从头到尾。为了看得更清楚些，他们举着火把渐渐后退。被涂抹颜料的那个人看起来像是个伤心的小丑。那些举着火把、拿着刷子的人在狂笑，其中一个伸出手在那人屁股上划拉一通，引发了新一轮的号叫。后来有个人厉声说：“滚！滚！”那个被涂抹一身的人赶紧钻进家里去了。 从那时起，我注意到有很多火把在街上来来往往。到处是碎玻璃。我在另一个角落转弯，发现到处都是这样：火把、笑声、碎玻璃、拿着漆刷的人在涂抹窗子。 我听到一匹马跑过来，心头一动：格里塔！然而它却不是杂色母马。有人骑着马，但不是以正常的方式骑，他被倒着栓在马肚子下，长着胡须的下巴在马屁股下方上下震荡，脸在马尾巴的甩动中若隐若现。 我想：幸亏我不是犹太人。 回家的路上，我抬头看商店上方的窗子，有人住在那里，但窗子却都是黑漆漆、静悄悄的。街上的人扔石头砸玻璃，但仍然没有人出现，没有灯亮。 第二天一早，我拉乌里到外面看。还有人在涂抹商店的窗子，但这次涂写的人是长胡子的——是店主自己。 我问乌里：“上面写的是什么？” “是‘犹太人’。” “他们不是早就知道这些是犹太人了吗？” “他们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为什么？” “那样就没有人再到他们的店里买东西了。” 我沉思了片刻。 “乌里，你要在理发店的窗子上写上‘犹太人’吗？” “不用。” “但你是犹太人啊。” “首先，他们并不知道我住在那儿；其次，谁听说过红头发的犹太人？” 我想了更久。 “我呢？我要写上‘吉卜赛人’吗？” “不用。” “好。”我说。但实际上，即使要在窗子上写“吉卜赛人”，我也不太在乎。我甚至想，我可能会喜欢被人从头到脚刷成黄色和白色呢，尤其是如果他们不脱掉我的鞋子的话。但是被背天向地捆绑在马身上，脸在马尾巴下面藏进露出，这才是我真正害怕的。 这次我终于大声说：“幸亏我不是犹太人。” 乌里说：“先别高兴太早。” 9.冬 天 他们在夜里来了，我能听见他们在我们上面不停地吆喝、大笑、砸玻璃、扔头发护理液——那可是五彩缤纷的漂亮东西啊。 乌里把我拖起床。“外套！外套！”我在黑暗中摸索我的外套。 “鞋子！”我抓起鞋子。他拉着我，穿过从地下室通往后院的舱口。 我们走到外面的时候，他对我说：“快跑！” 我没有动：“我的糖果！” 他啪地打我一下。我们跑了，把叫喊声甩在后面。后面传来枪击声。那块黄色的石头在我脖子上跳动。 我们跑了很久之后，停下来穿好鞋子，继续跑。我们来到一座被炸毁的建筑物的残墙边，穿过碎石堆。玻璃在月光下闪闪发亮，霜雾在坍塌的石块和木料堆里冷冷发光。乌里拉着我的手，走下碎石堆。 乌里在周围打探了一阵，找到一个地方，说：“好了，睡觉吧。” 我睡着了，梦见我站在水底，也可能是在瀑布下，又或许是在水龙头下，水泼到我的脸上，泼进我眼睛里，我喘不过气来，醒了。在碎石堆边上，我的头顶上方，有个小男孩，肩膀上用绳子绑着教科书，在湛蓝的天空下笑着朝我脸上撒尿。 “滚开！”乌里大声叫着扔个石块过去。那个小孩跑了。 我们从那里转到别处，再到别处，睡过许许多多地方，到处都是冰冰冷冷的。有时候我醒来，发现耳朵里塞满了雪花。我们再也没有睡过床，也再没有坐过椅子，也不能伸手从冰柜里拿吃的了。 我们在街上走，乌里一直四处察看，有时他迅速把我拉进巷口或者是房子之间的黑暗缝隙里。凡是窗子上画有五角星的商店我们都不进。 每次听到马叫，我总想看看是不是格里塔。 乌里要到越来越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泡菜了。他总能找到肉和蔬菜罐头，水果和花生坛子，经常每样拿两个。糖果，他是专门偷给我的，每次我找到榛子奶油乳酪，我都笑得合不拢嘴，以致不能咀嚼。 以前，我到处都能看到棕色的面包纸袋，现在却少了很多。 一天，我从一个女人那抢了一片面包，那女人在我后面喊：“站住！龌龊的犹太人！” 我站住，回头面对着她，以我能叫出的最严厉的声音冲着她喊：“我不是龌龊的犹太人。我是吉卜赛人！我的名字叫米萨•毕苏斯基！” 她在空中挥舞着双手，向人行道上的人们大声喊：“这是个龌龊的吉卜赛人！拦住他！”她开始追我，狐狸皮衣上棕色前凸的狐狸嘴巴在肩膀上一蹦一跳。 以前我从来没有对拿面包的女人生气过，我把袋子倒过来，把面包倒在地上，双脚蹦到面包上踩，然后一脚把它踢到街上。我嘲笑着那个追我的女人，大声叫：“龌龊的面包婆！”迅速跑了。 第二天我偷了五块面包，每抢一次，我就冲着被抢的那个人喊我的名字： “米萨•毕苏斯基！” “米萨•毕苏斯基！” “米萨•毕苏斯基！” “米萨•毕苏斯基！” “米萨•毕苏斯基！” “你这个蠢货，”我回来后，乌里对我说。“太多了，你真浪费。”他拿走四块面包，“我拿给那些孤儿。” “什么是孤儿？”我问。 “就是没有父母的孩子。”他说。 “像你一样？” “我，库柏，还有我们全部都是。” “除了我，”我说，“我有爸爸妈妈，还有七个兄弟五个姐妹。” “我忘了，”他说，“除了你。” 我们把面包拿给孤儿们，他们住在一座很大的灰石头建成的方形房子里。乌里按门铃，门开了。 乌里说：“科尔扎克医生，这是给孩子们的面包。” 科尔扎克医生是个秃头，长着浓密的白胡须，山羊胡像扫把一样，仿佛本该长在他头上的毛发全都跑到脸的下方了。他看着我们，微笑着点点头，说：“谢谢！”我朝他身后的阴暗里仔细张望，希望能看见个孤儿，但他把门关上了。 我有了个新想法。第二天，我抢了两块面包，一块给乌里，另一块拿去那个叫甄妮娜的女孩家里。雪下了一晚，给花园盖上了一层白色毯子，枯黄的植物残梗刺破了白毯。我扫干净最顶层台阶上的雪，放下面包，敲了敲门就跑了。 第二天我过来看，发现面包不在了。 那是故事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