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言麟定说公孙，鲁语能污帝阙尊。蜡泪满前君莫笑，沛公如厕在鸿门。——民国八年，章太炎先生寓沪上也是庐，予《洪宪纪事诗》成，呈稿请序。先生谓有故事一则，属予撰诗，佳则序之，不佳则无有也。……诗成，走呈先生，先生曰：“毛厕诗甚佳！坐片刻，为子序之。”疾书一小时，成本诗诗序。今春，在吴会祝先生寿，先生尚曰：“毛厕诗甚好！” ——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簿注》 《章太炎自定年谱》“中华民国七年”条曰：“自六年七月以还，跋涉所至，一万四千余里，中间山水狞恶者，几三千里。” 本年10月11日章太炎归抵上海，11月13日有信致吴承仕（检斋），其中谈到：“仆此行自广东过交趾，入昆明。北出毕节，至于重庆。沿江抵万县，陆行至施南。南抵永顺、辰州，沿沅水至常德，渡洞庭入夏口以归。环绕南方各省一帀，凡万四千二百余里，山行居三分一。” 其中排印版“帀”作“币”，本文据影印版引。叙述生动豪迈，文字亦跌宕流走，可见其当时的心情。 此次回到上海，章太炎行年五十有一， 随后卜居苏州，终有晚年安定生活。而这之前的三十多年，其真可谓奔走天下，为王者师。先因颠覆清廷系狱海上，流落东瀛；及民国建立，复由于反抗洪宪帝制遭软禁于北京。袁世凯死后，他南行广东，参与护法。为调停孙中山与西南军阀之间的关系，太炎自讨印信，以军政府秘书长的身份行于粤川滇之间，纵横捭阖，这便有了他所说的“跋涉所至，一万四千余里”。 回到上海后章太炎的中心工作仍是护法。但整个护法运动的阵营矛盾重重，西南军阀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等各有算盘，首鼠于战和之间。孙中山空有印信，号令不能出府门。太炎早年就与中山不和，此时二度合作，想法也不一致。他争取的目标是与他交厚的黎元洪复位总统和旧国会的重开。但就在他回到上海的前一天，徐世昌在北方就总统职，而此人章太炎可谓极为厌恶，“因念帝制复辟僭立，皆此一人为主。自袁氏死，黎公继任，海内粗安，其间交搆府院，使成大衅者，亦世昌也。二年以来，乱遍禹域，则世昌为始祸，冯国璋其次也，段祺瑞又其次也”。可是，受日本支持的唐绍仪被西南方面推为议和总代表，章太炎“见同志无深惎世昌者，西南群帅，且屈意与和好”，大受刺激，乃至于“发愤杜门，不时见人”。 并在12月2日《时报》上发表《章太炎对于西南之言论》，历述西南之行，声称“西南与北方者，一丘之貉而已。仆固不欲偏有所助，是以抵家五十日间，未尝浪发一语……中土果有人材能戡除祸乱者，最近当待十年以后，非今日所敢望也” ，愤懑与绝望之情，溢于言表。 闭门不出的章太炎只好移情于他事，11月13日致吴检斋信中说：“在蜀搜得古泉数十品，葬玉一二事，聊可自慰。”并要检斋在宛平为他收集铜器，看来他是打算以此遣闷了。同函还议论到当时学界：“颇闻宛平大学又有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往者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仆甚谓不宜。老成攘臂未终，而浮薄子又从旁出，无异元祐党人之召章蔡也。” 实际上“新文学旧文学之争”和“季刚辈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都与章太炎或多或少有点关系。1909年章太炎《与人论文书》将林纾之文列为最下品，林纾反唇相讥，至称章氏为“庸妄巨子”。太炎目高于顶，自是绝不介怀，但弟子们多少都会上心。民元后黄侃等入北大，其实不止“与桐城诸子争辩骈散”，最终是将林纾、姚永概等排挤出学校，章太炎说：“每见欧阳竟无辈排斥理学，吾甚不以为是，此与告季刚勿排桐城派相似。盖今日贵在引人入胜，无取过峻之论也。” 正是他一贯不知世故该有的议论。此时新旧文学之争，林纾又是头号靶子，也以他弟子钱玄同的打击最是不遗余力。章门弟子对老师都极为尊敬，但做起事来未必听他的，太炎也只好跟检斋这样置身事外的学生发表高见了。 大概吴检斋在回信中谈了一些当时的情况，章太炎12月6日函曰：“所称北都现象，令人发笑。然非蔡孑民辈浮浪之说所能平也。” 接着又是佛学铜器古钱等事，毫不及于他面临的政治斗争，对于这类足不出书房的弟子，说也无用。不过在接下来1919年1月11日的去件中，还是轻描淡写了一句“得书久未复，因近亦有少许烦恼也” ，多少流露出时下的心境。 2月，徐世昌派朱启钤与唐绍仪谈判，南北终于开始议和。章太炎不能再以沉默相抗议，排门而出，“集同志茅祖权咏熏、方潜寰如、简书孟平等为护法后援会，破徐唐之谋也”。他的原则非常清楚：“今西南所以自名者，护法也。曩日为保持国会，今国会已集矣，但令世昌退位，伪国会解散已足，不当先论他事。”“伪国会解散”是南方总体立场，但太炎所争还在“世昌退位”，并“重以帝制、复辟、僭立三罪”。3月因陕西战事，和会中断，而孙中山策略较章太炎灵活，并不绝对地以战和为是非，不久又让唐绍仪重开谈判。接着，显然是为了统一意见，中山招饮太炎，“言和议为外人所赞，必欲反对，外人将令吾辈退出租界。余笑不应，归，力争如故” 。随后他又致函中山，坚持反对立场，并提出“纵使言和，惩办祸首与国会行使职权两件，必当提出” 。 在此期间，北京大学部分学生于3月20日创办《国故》，其大后台之一黄侃寄了一册给章太炎。章回信季刚，厉声责问“《月刊》中有何人言‘炭石训钜，古代所无’”。太炎对晚辈本一向和气，但恰逢心绪不佳，又是私函，“姑为弟言之”，因而语气有点失控。这封信很快转到学生编辑手里，师太爷教训，当然不能怠慢，4月20日该刊第二期刊发全信并诚惶诚恐附言道：“太炎先生学问文章，本社同人素所景慕。此次锡之教言，匡其不逮，同人极为感激。谨将原书载入通讯栏，并拜佳惠。” 半个月后，北京大学又发源了五四运动，这一不期而至的事件在章太炎自然也成了南北斗争的一部分，《自定年谱》“民国八年”条曰：“五月四日，京师学生群聚击章宗祥，欲尽诛宗祥及陆宗舆、曹汝霖辈，三人皆伪廷心膂，介以通款日本者也。事起，上海学生亦开国民大会，群指和议为附贼。” 这场运动的导火线是巴黎和会，而中国之所以参加巴黎和会，是由于介入一战并成为战胜国。当初章太炎是站在黎元洪一边，坚决反对参战的，再加上现在“伪廷”丧权辱国，与北方议和自然即是“附贼”。在各方面压力下，唐绍仪向朱启钤提出八条和谈建议，除国会问题外还有废除中日密约，作为妥协，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由于北方不可能接受，和会中断。在此期间，太炎几度向国会建议选举大总统，“虽分立亦无害”，说明他为了达到去除徐世昌的目的，已放弃让黎元洪归总统位的努力，而在护法运动伊始，他力劝孙中山组织军政府，只任大元帅，目的之一就是让南方“遥戴黎公”。 8月以后，北方以王揖唐为和谈代表，但军政府和国会都反对重开谈判，西南军阀也渐有战志，和平终至于无望，章太炎算是达到了目的。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他跳踉叫喊，奔走最力，“自余始宣布徐唐罪状，其后八次与绍仪书，道其隐情，留沪议员亦相与应和，至是徐唐之谋暴著，和会始破” 。其言行之激烈，真不愧章疯子之目。 不过，超然于双方之外的人士未必皆以太炎为然，冀望和平者不会太少。民间各种力量格于利益，也多有希望南北谈判成功。对此他必定痛斥，1919年3月31日上海《神州日报》刊载章太炎《劝告商团书》，对“和议停顿，上海有商民公团五十三种，自称商团联合会”，“悬旗请愿，力求和平，恳请唐朱速开和议”，予以警告。该报全文照发，却拟了一个大标题，曰“章太炎之大放厥词” ，恨恨之情，令人发噱。 （初刊陈平原、夏晓虹主编《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 广州出版社1999年4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