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关注现实，雷颐先生对现实的关怀尤其强烈。这并不奇怪，因为除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他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也包括当代中国史。 他在《经济观察报》上长期开专栏，我每期必读。尤其是那些讲述近代史的随笔文章，读着读着，我总觉得似乎就是在讲述当下的中国。我曾经和他开玩笑说，您是不是在以古喻今呢？他说，不是，只能说明中国进步太慢，许多方面在不断地重演历史的悲喜剧而已。 今年五十五岁的雷颐经历丰富。按着他的说法，“工、农、兵当年三个最重要的社会阶层的角色我都有体会”。小学没毕业文革就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后升入中学，但是也不学文化课，每天就是“天天读”毛主席著作，也曾经到工厂去学工。后来，他下乡在农村待了四年，又入伍当兵，在军营度过了三年时光，直到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历史系。 在这所当时东北最好的综合性大学里，雷颐遇到了历史学家李时岳先生。那是一位心胸开阔、才气纵横的史家，也是一位能开风气必为师的史家。章开沅先生在《忆时岳》一文中深有感慨地说：“几十年来，我有幸结识众多中外几代著名学人，相较而言，时岳的天分、素养、才华都堪称上乘。” 雷颐回忆说：“一开始我的兴趣在外国史，后来上李时岳先生的中国近代史，听着听着，就觉得80年代初那个环境跟近代中国非常相像，很有意思。都是闭关锁国了很长时间，突然开放，一下子有很多争论和迷惑。很快我的专业兴趣就转到中国近代史了。”在他看来，读中国近代史，对于理解中国现实极有帮助，“如果我们认认真真地读中国近代史，后来好多的不必要的争论曲折实际上是可以避免的”。 为了帮助大众了解近代史，近年来雷颐做的一个主要工作，就是“把历史说给大众听”。与多数历史学家的高头讲章不同，雷颐“会讲故事”，三言两语，便勾勒出历史的场景与情势。雷颐说：“其实从古希腊起，历史都是以叙事为主，你把事情叙述清楚了，根本不需要你去下结论，读者自然就能体会。” 或许因此，一些学界人对于雷颐有些不以为然，雷颐也不以为意。他不愿意写作刻板的学术文章，也不愿意静守书斋，总是热切地把身子探出窗外。开博客、写随笔、在报刊上撰写评论文章，甚至开设大众历史讲座。为了笔者的这次采访，雷颐先生就是在参加了一个讲座后，匆匆忙忙赶到蒲黄榆地铁站附近的一家咖啡馆。 雷颐的语速很快，似乎他的语言跟不上思想的脚步。“我只能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来研究和传播历史真相”，他说，“我写文章反复谈到遗忘历史、回避历史、篡改历史的可怕之处，‘当过去不再昭示未来，心灵便在黑暗中行走’，这是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一句名言，值得我们深思”。 雷颐的文章，不就是从历史投向未来的一束光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