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辛亥革命，我希望先了解它的前奏”，朱维铮先生对我说，“我重读近代史，就是希望了解，从明朝晚期一直到‘五四运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希望把历史弄清楚。” 这是2010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窗外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我坐在朱先生的办公室里，听他讲述自己的治学历程。 今年七十五岁的朱维铮先生是无锡人，五十一年前他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最初我跟本师陈守实先生学习中国土地关系史，陈先生是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时的研究生”，朱维铮先生告诉我，“我后来跟着周予同先生编写大学教材《中国历史文选》。” 1919年5月4日，周予同作为北京高师的代表，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活动。不过，这位“五四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后来潜心学术，尤其长于中国经学史。所谓“经学史”，就是中国中世纪统治学说的历史。周予同一直希望朱维铮跟着他学中国经学史，但是朱维铮没有兴趣做。 “文革”后期，毛泽东开展了“批儒尊法”运动，复旦大学成立了一个“章太炎著作注释小组”，正在做“牛鬼蛇神”的朱维铮从工厂调回来“一批二用”。在这期间，他重读了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等清末民初思想家或研究者的作品。朱维铮说：“清末民初是中国从帝制时代走到共和时代的关键时期，恢复工作以后，我觉得这段经历是非常重要的，就转向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对于中国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历史，中共执政以来的教科书有一套固定的论述，即中国近代化是从鸦片战争而被动开始的。但是朱维铮在研究中发现，中国从晚明开始就进入近代化的过程，而且是主动地“走”，并不是被大炮轰出中世纪的。 在《走出中世纪》一书里，朱维铮对中国“走出新世纪”的历史进程作出了独特而新颖的阐述。“它是一个内部的从旧的东西变成新的东西的过程”，朱维铮说，“在我看来，这种被近代化、被现代化的解释不符合中国历史的实际状况。” 朱维铮成为备受争议的历史学家，因为他的许多观点颠覆了一些人对历史的认识框架。“很多人不懂历史，疯狂骂我，真的很悲哀”，朱维铮对此有些无奈，“我们的历史研究本来很发达，假如把自己历史搞没了，中国人反而要到外国去学习中国史，那是很糟糕的。” 糟糕固然糟糕，但是并非不可能。俄罗斯独立以后，所有的学校历史课都停了。可是，一个国家不能没有历史课啊。结果，就把一个法国人写的俄罗斯历史翻译成俄文，暂时替代。俄罗斯的教育部长说：“我们俄罗斯的历史都是进口的。” 当然，现在俄罗斯的历史学家们终于写出了自己的《二十世纪俄国史》。该书出版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不到一年就再版数次。该书的作者们沉痛地说：“1917—1952年这三十五年的历史是极其悲剧性的，研究这段历史让人撕心裂肺。所以许多人宁愿佯装不知。然而如果后人不能与先辈产生共鸣，那么先辈的痛苦经历就毫无意义了。” 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中国的历史道路同样充满了曲折和艰辛，值得人们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