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文世界里，胡适研究是一个由男性宰制的研究领域。这里所说的男性宰制的意思有两层。第一层意思是指当今中文世界里研究胡适的学者泰半是男性。举个例子来说，2011 年4 月在南京举办了一个纪念胡适诞辰一百二十周年的会议。在这个会议里发表论文的共有34 位学者，清一色都是男性。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也当然不会是主办单位有意造成的。然而，研究胡适的学者泰半是男性的事实，在这里是展露无遗了。如果研究胡适的学者泰半是男性，则胡适研究是一个男性宰制的领域的第二层意思就呼之欲出了。那就是说，中文世界里的胡适研究充斥着男性宰制的意识。这并不是说作为男性就不能有超越男性意识的可能，而毋宁是说除非男性有意识、批判地检视他们的性别意识，否则他们就无法冲破男性中心的藩篱。我在《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和隐私观》一文里，征引了茱蒂司•卫尔特（Judith Wilt ）一句警言。她提醒我们：一个人会批判社会上性别的不平等、男性的偏见与不负责任，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我这本《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是在2006 年12 月出版的。到现在为止，我还没在中国的学术期刊上看到对本书的书评。这或许是因为中文的学术世界里还没建立起书评的制度，或许是因为中文的学术世界对其不认定为学术的书籍不作书评。殊不知分析胡适的情感跟研究他的思想一样，都必须要有方法、要有理论，不管作者自觉与否。因此，都是学术品评的对象。如果我们不以学术体制内的书评为限，则这五年之间，倒是陆续出现了几篇长短、详略不等的书评。其中，尤小立的《历史真相与历史叙事中的“美”》是最值得拿出来讨论的一篇。这不但是因为这篇书评很有慧眼地点中了本书一个非常重要的缺失，而且因为它可以让我用来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胡适研究是一个由男性宰制的研究领域。第二个问题是：中文世界里的历史研究仍然秉承着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馀绪而不自知。虽然我用的是尤小立这篇迄今为止我所看到的最好的书评，但我所批评的与其说是尤小立，不如说是这篇书评所反映出来的中文世界里的胡适研究。 尤小立这篇书评最有见地的地方，在于指出我那“公”、“私”两相渗透的观念未能用来贯穿全书。他说： 作者注意到胡适“在所谓‘私’域里的行为，包括他对婚姻与爱情的处理方式，与他在‘公’领域的作为，是息息相关，有其共同的模式可循的”。他认为：胡适“在‘公’领域──国际关系和政治参与等──所揭橥的行为准则，与他在‘私’领域对自己所做的要求是一致的，那就是：理性、法治、井然有序”（页81-82）。但是，这个发现不知为何没有被作者当成指导原则贯穿全书的始终，从实际的内容看，似乎只有江冬秀独享着同情的理解，一旦超出江冬秀或胡江婚姻的范围，就不再适用。 尤小立这个批评我完全接受。这点疏漏，就证明了作者在写书的时候，如果不小心，可能就会产生首尾不相连、以及论点无疾而终、或虎头蛇尾的问题。我感谢尤小立电邮寄赠该书评，让我能在本书的增订版中针对这个缺失从事修订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尤小立的书评也同时流露了胡适研究领域里的男性宰制 的意识。他说：“从《胡适的情感世界》的描述中，不难看出，胡适这个所谓‘太阳’周围的‘三个月亮’以及若干‘星星’性格上的共性，这一共性就是外向和主动。韦莲司是教授的女儿，身兼现代主义画家，她的性格虽然不太外露，甚至常与胡适讨论严肃的问题，而被胡适称为‘知识上的伴侣’，可一旦感情的闸门打开，也是一发而不可收。在胡适的美国恋人中，哈德门、瘦琴、罗慰慈，无一不是主动热情，甚至大胆而近乎偏执。” 韦莲司是否外向和主动，是否“一旦感情的闸门打开，也是一发而不可收。”我自己的看法完全跟尤小立相反。胡适是三生有幸，得着了韦莲司这样一位有智慧的恋人。在所有胡适的女友里，韦莲司可能是在自制、在谨守隐私──甚至帮胡适谨守隐私──方面，最能够跟胡适匹配的。她也是所有胡适的异性朋友里最富有创意，对爱的思考、体会、和付出最为深刻，写下隽永、深刻、让人可以吟咏、咀嚼的珠玑最多的一位。但这不是此处讨论的重点。重点在于尤小立把这些胡适的“月亮”、“星星”归纳出了一个共性：外向和主动。言外之意，胡适其实是蛮无辜、无奈的，都是这些“月亮”和“星星”主动去招惹他的。她们既然“大胆而近乎偏执”地自己送上了门，我们怎能苛求胡适要向柳下惠看齐呢！ 尤小立接着说：“抛却婚姻的道德不谈，胡适与这些中外女性的婚外情并不存什么私心杂念。几位女士虽都是主动出击，但并没有贪图胡适的名和利。反过来看，胡适似乎也没有太亏欠她们。她们大多不是社会名流，更谈不上漂亮。罗慰慈因为杜威的关系算最为知名，徐芳略有诗名，但绝称不上一流，至于其他几位都是普通人。假使如作者所说胡适擅长‘猎艳’，以其名望和地位，应该不会仅仅满足于此吧。”这所谓胡适对这几位女性没有什么“私心杂念”、她们也并不贪图胡适的“名和利”也者，似乎意指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属于一种双方各取所需、银货两讫、恕无售后服务与承诺的“交易”。如果这是尤小立的意思，其实是颇现代、前进，颇符合现在的一夜情精神的。然而，尤小立的重点其实不在此。他接着说的话才是关键。他说：“胡适似乎也没有太亏欠她们。”原因是因为“她们大多不是社会名流，更谈不上漂亮。”换句话说，胡适如果真的擅长猎艳，他就不会看上这些“称不上一流”、“都是普通人”的女子吧！ 当男性意识天经地义地宰制着我们的思想的时候，任何有意凸显出性别意识的尝试都会受到质疑，说它失之于偏颇、偏激，不但有把性别的问题无限上纲的危险，而且有一杆子把女性的问题都算到男性身上的倾向。尤小立批评说：“但可能是作者太过有意地避开男性的视角，反而忽略了胡适本人的性格对其恋情的影响。”事实上，在男性意识宰制我们的思考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有办法可以“有意地避开男性的视角”。那就好像是说，我们有意避开我们赖以思想的语言、或者我们赖以行动的手脚一样，是不可能的。男性的视角是无所不在，所向披靡的。作为男性，我有自知之明，知道我自己绝对不可能“避开男性的视角”。 如果一个社会里有所谓女性的视角存在，这个女性的视角是附丽在这个无所不在、所向披靡的男性视角之下。事实上，男性与女性是相对的概念，没有一个能独立于男性之外的女性的视角，也没有一个能独立于女性之外的男性的视角。一个社会里的男女观念是互相制约、互相生成的。尤小立所谓的胡适本人的性格对其恋情的影响，不就是他所处时代的性别观念──那互相制约、互相生成的男女观念──的产物吗？ 胡适研究领域里充斥着男性宰制的意识，这已经是到了下意识，如反射作用的地步。试问：有多少人觉得跟他同时代的人相比，胡适已经作得很好了，因此任何对他的批评都是苛求。诚然，研究历史必须要把研究对象放在他所处的时代脉络里。没有人会去要求胡适要有今天的性别意识。那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犯的是历史研究法上所说的“时代错误”的谬误。换句话说，一个活在穿长袍马褂时代的人，我们不能硬要他穿上一套西装。然而，这并不表示研究历史的我们，就必须摆脱我们今天理应有的性别意识，而用当时的性别观去研究当时的历史。这原因很简单，我们研究历史一定是用今天的眼光、今天的价值、今天的学术语言去研究，想不要这样作都不可能。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说，我们今天研究小脚为美的时代的审美观念，即使我们知道我们不会不假思索地去犯那“时代错误”的谬误，我们也一定会有自知之明，知道我们自己的审美观念是迥异于那个时代的审美观念。我们自己的审美观念，不可避免地一定会渗入、型塑我们对小脚文化时代的审美观念的诠释。 同样地，我们对胡适的态度也是如此。胡适既然是他所处时代的人， 我们当然不应该强求他要有今天的性别意识。然而，不“时代错误”地去研究胡适，跟不用今天的性别意识去研究胡适是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儿。曹诚英可以不假思索、理所当然地把胡适比为太阳，而以月亮自视；哈德门太太可以以星星自居，在1950 年6 月江冬秀到纽约跟胡适团聚以前，就自动搬出她跟胡适同居的公寓让贤。这些一点都不奇怪，毕竟因为她们都是她们所处时代的产物。对她们而言，星星、月亮、太阳的高下地位，不但是常识，而且是命定的。但如果处在今天的我们，也不加括号地以“星星、月亮、太阳”为天经地义，不管是把它拿来当做传诵的佳话，还是把它拿来作为窥淫的愉悦，那就是活在今天的性别意识的社会里，而却仍然在替胡适做着那曹诚英、哈德门太太时代的黄粱梦。 然而，这个“星星、月亮、太阳”的黄粱梦，今天还有很多人在替胡适作呢！君不见今天还有多少人继续在帮胡适编他的群芳谱。只要看到可以引人遐想的片语只字，就马上喜滋滋地在随手携带的群芳谱上添上一笔。因此，连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后来在纽约唐人街的教堂从事圣职的李美步（Mabel Lee），也莫名其妙地被写进了胡适的群芳谱。窥淫的狂想是可以上穷碧落下黄泉、无垠无际的。光是胡适在1936 年11 月19 日给李美步的一封英文信，翻成了中文，就可以让他们诠释得如痴如醉。胡适在这封信里称呼李美步为“我的圣女”（My Saintly Lady），就让他们觉得“暧昧”；胡适在信里说他常惦记着她、说他“想到在我的旅舍中我们的谈论”、“在帝国大厦顶塔上那美丽的夜晚”、问她“真正快乐吗”这些字眼硬是被他们想入非非、望文生义，从英翻中的字里行间里窥淫地“感觉出不为外人所知的情愫”。他们完全不知道胡适在写这封信时的心情。在两个星期前，胡适才收到了韦莲司给他的那封“伊人鸟”──见本书《序曲》──的信，着实地打了他一大棍。韦莲司用了很抽象但又很鞭辟的隐语责备他骗了她的感情，没老实告诉她曹诚英其实是他的情人而不只是“表妹”。 胡适问李美步是否真正快乐？用胡适的话来说，那完全不是“小我”的问题，而是一个有关“大我”的宗教与人生哲学的问题。直接地说，那完全是跟胡适反基督教、推崇社会改革的工作有关。他在这封信里所提到的珍•亚当丝（Jane Addams ）在芝加哥所创办的赫尔社区工作屋（Hull House）， 以及李莉恩•华德（Lillian Ward ）在纽约所创建的亨利街社区工作屋（Henry Street Settlement），其实是暗示李美步与其在唐人街传教碌碌终生，不如效法珍•亚当丝以及李莉恩•华德去为整个社区的改革奋斗。这就是胡适所谓的“快乐”的意思；这就是胡适在李美步的教堂里题字：“功不唐捐”，淑世、济世的精神。窥淫者不去作抽丝剥茧、沉潜寻思的工作。看到了“旅舍”、“美丽的夜晚”、“快乐吗？”这样的字眼，就淫心大动，根本就是侮辱了从事圣职工作的李美步。 最不可思议的是，连胡适的好友任鸿隽夫人陈衡哲也被他们强列到这个群芳谱上。他们硬是要把1934 年笔名象恭的一个无聊文人所窥淫想出来的一个谣言重新撩拨起来，亦即，胡适自知是已聘未婚的人，于是忍痛把他所爱的陈衡哲让给了任鸿隽。这真是匪夷所思！仿佛陈衡哲可以像货品一样，可以用来转赠的！这不但是彻底变态的意淫，而且是彻底把女性视为男性的玩物和货品！胡适在1922 年8 月10 日的日记里提到了北大经济系教授马寅初有一妻一妾。他的理由是：“寅初身体很强。每夜必洗一个冷水浴；每夜必近女色。故一个妇人不够用，今有一妻一妾。”①胡适这则日记，若不是有他所不自知的语病，就是他的性别观赤裸裸的写照。然而，至少胡适老实，能把他心里的想法不眨眼睛地写了出来。不像那些帮胡适乱编群芳谱的人，却犹抱那探幽、解密的琵琶来半遮面，恣纵其把女性视为男性的玩物和货品的意淫与窥淫狂。 这些人不需要证据。其实，证据是可以任由他们去创造、或者想像出来的。君不见他们得意洋洋地指出胡适早逝的女儿的名字，说“素斐者，莎菲也。”仿佛胡适以陈衡哲的英文名字莎菲来给女儿命名，就表示他是情系“莎菲”，就那么轻易地可以骗过了他那个不懂英文的妻子江冬秀！况且，就是他骗得过江冬秀，他能骗得过同样留学归国的任鸿隽吗！殊不知这是留学美国的胡适、莎菲、任鸿隽所熟知的美国人的习惯，亦即，用好朋友、家人、亲戚、自己所敬佩的人的名字来给自己的孩子命名。这所反映的，是最下下的窥淫欲。仿佛胡适是一个时时都处在人皆可妻、人皆可欲、以致于朋 友之妻亦可淫的发情状态之下的性欲狂。 这就是一个社会窥淫成狂的反映。其实，不只是谣言、谎言、梦呓，都可以变成窥淫狂的饲料。我完全能够想象我这本《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也可以被窥淫狂挪用去作进一步的恣纵，以享其窥淫的愉悦的材料。处于后现代社会的我们，完全可以理会作品出版以后，读者如何诠释与挪用，这完全不是作者所得以置喙的。只要男性意识继续宰制着胡适研究，只要男性意识继续成为常识（common sense）、约定俗成（Habitus）、天经地义（Doxa），胡适的群芳谱就可以继续任人一笔一笔加入。当人们知道胡适一生有诸多的“星星”与“月亮”以后，凡是每一个跟胡适有过过从的女性，在窥淫狂的眼中，个个看起来都像是“星星”的样子。 言归正传，尤小立的这篇书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只是本书的书评，还是历史哲学问题的省思。《历史真相与历史叙事中的“美”》，顾名思义，讨论了历史真相与历史叙事中的“美”这两个重要的历史哲学上的问题。尤小立说： 历史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的重要差异，还在于叙事和表达之上：自然科学只要在揭示真相之后，用精确的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即可；而历史研究，特别是人物研究，除去“求真”要求的精确表达之外，尚有一个“美的问题”。叙事的精确固然重要，如果没有美的呈现，历史著作给读者提供的也只能算是手术刀下的肌肉，跟人们的审美期盼尚有距离。 尤小立在这里所谓的“真相”，或者说“还原”也者，其实都是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馀绪。换句话说，今天受到后现代主义洗礼的我们，如果一不小心，就常常会掉进实证主义的窠臼而不自知。于是前面才谈建构、论述云云，后面却又开倒车，非常实证主义地要回去寻求或还原历史的“真相”。 所有的历史，包括所谓的史料，都是建构的。尤小立说：“史学研究不排除推理，但任何主观的推理都要依据史料，合乎情理。”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着独立于我们之外、可以让我们去“依据”的“史料”。所谓作为历史的素材的史料，本身就根本已经是建构的产物。“史料”不是自己生成或呈现出来的，而是人们去“整理”、“汰选”、“撰写”──亦即， 智的控制，史家与史实的距离感就要么松动，要么消失了。 其实，“猎艳”与“理性”并不是绝然不可相容的。每一个人的性格都是多重的，只是轻重不同罢了。我希望我在这本书里呈现了一个能理性猎艳的胡适。事实上，就正由于胡适的“理性”，他“猎艳”的手法不同于徐志摩，而有了他在本书所呈现的“胡适之体”的猎艳模式。 然而，尤小立这一段引文里最关键的话，是他说我在胡适情感的世界里探险，那发现一个个“新大陆”的快感，导致我在下笔的时候，“理智的控制，史家与史实的距离感就要么松动，要么消失了。”这就是我所谓的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馀绪。所谓“理智的控制”，就是“客观”的意思；所谓“史家与史实的距离感”，就是让事实自己去说话的意思。殊不知所谓的“理智的控制”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名词和概念，换句话说，理智要控制到什么程度，才可能让作者不失于“客观”？更进一步地说，作者是否要作到完全的“控制”，才可能企及“客观”的理想？如果我们这样推理下去，则所谓的“客观”，就必须要在作者屏除了所有的诠释与判断──也就是“完全的理智的控制”──以后才可能逼近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思想与写作本身就是一个选择、诠释与判断的过程。我们的脑子并不像照相机或录像机一样，只是去“如实”地拍摄下眼前的“实景”，且不论照相机或录像机的使用也不是“如实”地显现出“实景”。我们在照相的时候，常常会说要懂得“取景”，这句话就道尽了一切。换句话说，照相要“取景”，就意味着摄影者有其意向、鉴赏和判断，也就当然不是“如实”地复制出来的“实景”了。同样地，所谓“史家与史实的距离感”也是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馀绪。如果“史实”是“史家”自己去建构出来的，则这两者之间还有什么“距离感”可言呢？ 尤小立又说：“从‘求真’的意义上看，《胡适的情感世界》并无不妥，作者为读者揭示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情感故事。这些情感故事涉及的胡适婚外情的女主角，一些是以往未知的（如哈德门、瘦琴、陆小曼等），属于新发掘的‘出土文物’。即便是已知的韦莲司、曹诚英、徐芳、罗慰慈等，书中关于她们情感方式以及与胡适交往的细节，较之以往的著述，也更详尽、更丰富。”把哈德门、瘦琴、陆小曼比成“出土文物”，当然是一个无心的语病。重点是：这些所谓的“文物”并不是本身已经具有了“文物”的形式而被挖掘“出土”的；它们是诠释下的产物。哈德门、瘦琴、陆小曼等人所写的书信，只有被放在“星星、月亮、太阳”的脉络之下，才能呈现出其意义。而这“星星、月亮、太阳”的脉络是我去建构出来的。换句话说，“史料”本身没有意义，它的意义是研究者赋予的。在研究者赋予它意义以前，它并不具备“史料”的地位和意义。 其次，针对那些读者“已知”的胡适的异性朋友，亦即，韦莲司、曹诚英、徐芳、罗慰慈等等，这本《星星•月亮•太阳》的意义并不在于：“书中关于她们情感方式以及与胡适交往的细节，较之以往的著述，也更详尽、更丰富”。这个说法反映了一个常见的盲点。学术研究的成绩固然是积累的，但这是针对着典范内的积累而言的。当新的学术研究成果挑战了既有的典范的时候，它与那些在旧有的典范之下所积累出来的成绩之间，就已经不再存在着积累的关系。这就是孔恩（Thomas Kuhn ）所提出来的“典范”（paradigm）的概念。典范的特色，在于它决定了诠释的语言、假定和概念。因此，新、旧典范之间往往不具有同质性，是不能交叉混用的。这就好像鸡与鸭虽然同样可以是食物，但我们不会把它们丢进同一个锅子里煮来吃的道理是一样的。 胡适从整理国故的经验里所悟出来的道理，就是孔恩“典范”的真谛：“二千年的‘传说’（tradition ）的斤两，何止二千斤重！不是大力汉，何如推得翻？何如打得倒？”①同样地，一个世纪以来的胡适研究的“传说”，包括胡适自己所建构出来的“传说”，恐怕也何止千斤重！所谓学术研究可以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来作整合的工作云云，是胡适的“大力汉”、孔恩的“典范”以前的思维方式。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把……资料加以整合。”这句话是陈毓贤在《胡适生命中争议最少的一段》给我的建议。该文是她应《东方早报》之邀，对拙著《舍我其谁：胡适，第一部：璞玉成璧，1891-1917 》所写的书评。②虽然评论的书不同，但其主旨在此处是切题的。我感谢陈毓贤用电邮寄这篇精辟的书评给我看，也感谢她的美言，说我“能用新的眼光审视胡适，替胡适研究 带来新气象。”然而，她批评我有“走火入魔”的危险。她说：“可是写胡适传若存心要解构，则怕应了英语一句俗语：‘你手里握着铁锤，就到处看到钉子。’”这句话更传神的翻译是：“对手里握着铁锤的人来说，凡事看起来都像是该被敲平的钉子。”其实，这句话还有另一层的寓意：“手里握着铁锤的人，总以为那是解决万事的法宝。” 殊不知这句话就是典型的旧典范的卫道者会说的话了。英语也有一句俗语：“真金不怕火炼。”如果那旧典范的屋子盖得还牢靠的话，铁锤敲敲打打，不无补强的作用。但是，如果那旧典范的屋子是玻璃做的，那恐怕就真的应了英语的另外一句俗话：“玻璃屋里是扔不得石头的──我们是否应该说扔不得‘砖块’的！”玻璃屋是禁不起铁锤挥舞的。那铁锤一挥，不要说钉子了，连那屋子都要整座垮了下来。事实上，从孔恩的“典范”转移的论点来看，“旧典范”就不折不扣地是玻璃屋做的，借用胡适在别处所说的话来说，是必须非得“把它打破，再从头改造翻新”不可。①这不纯只是斗嘴皮儿，而是要指出观点有决定性的主宰力。观点决定了材料的选择、诠释，也自然型塑了结论。 从胡适的“大力汉”、孔恩的“典范”以前的思维方式来看，知识是成直线积累的。因此，新、旧“出土”的资料，可以像混凝土一样搅拌起来，就仿佛鸡鸭同锅可以烹制出一道绝品佳肴一样。殊不知世界上没有什么资料是可以“出土”而现成可用的。这又是中了那十九世纪实证主义的馀绪而不知。试想：连所谓“出土”的文物，都需要经过鉴定与诠释以后才能成为“文物”。所有的资料都是诠释的产物。在没有透过诠释而赋予意义以前，“资料”等于是不存在的。杜威说得好：那些在山上岩石里的铁矿石，毫无疑问地，是“粗犷的素材”。但在人类发展出技术把它们提炼成铁以及后来的钢以前，它们的存在对人类并不具有任何意义。在那个时候，铁矿石跟其它岩石并没有什么不同，都只是岩石而已。换句话说，只有在人类发展出炼铁技术的脉络之下，铁矿石才被人类赋予了新的意义。② 从胡适的“大力汉”、孔恩的“典范”以前的思维方式来看，“新”典范的建立者看起来不是张牙舞爪，就是无事忙。陈毓贤说我吹毛求疵、多臆断、好抬杠，只可惜她完全没举证说明。在她眼中，“新”典范的建立者俨然是因为手中握着一个大铁锤，不用白不用，于是四处找钉子敲。殊不知他们手中即使有着那么一个大铁锤，他们所要敲的还轮不到那些凸出来的钉子呢！那些钉子全都要重新铸造过以后才能再用！ “大力汉”手中的那把铁锤，不是要大材小用地拿来敲钉子用的，而是拿来摧枯拉朽用的。敲打钉子，等于是在那“旧”典范里作补苴罅漏的工作。试想：如果不拿那大铁锤来作摧枯拉朽的工作，何以能有另辟蹊径、重起炉灶的可能？那大铁锤挥舞起来固然看似破坏；那大铁锤挥舞起来，看似不知感恩“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道理。但这是新、旧“典范”交替的自然过程，就像留学时期的胡适所说的：“死亡与凋谢，跟新生与成长，同样是有机的演进里必要的过程。”①那眼前看似张牙舞爪的新典范，不消多时，就会变成众人皆曰是的“典范”。然后，等那长江后浪推前浪的新典范崛起以后，这也曾经“新”过的典范，又会成为被摧枯拉朽的对象。 如果这本《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有什么新的意义，它不在于“较之以往的著述，也更详尽、更丰富”，而毋宁是取代、推翻既有的观点。如果我们接受了我在本书的论述架构之下的叙述，则所有从前对胡适的情感世界的理解，就不能一成不变地拿来跟本书里的叙述混用“送作堆”，而必须放在本书的论述脉络下重新诠释、变成了新的“事实”以后，方能使用。等三、五十年以后，等“新”的典范出现，则本书里的“事实”，就必须又在经过重新的诠释与汰选以后，方才可以为新的典范所用。 尤小立书评里所提到的“历史叙事中的‘美’”诚然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问题。我们都知道“美”的定义是见仁见智的，但对美的鉴赏是可以归纳出一些大致能够让人接受的一些规则的。比如说，文笔有奔放与内敛之别；叙事的手法也有露骨与含蓄之分。尤小立说得很有道理：“本来，没有杂念的情感生活是会幻化出‘美’的历史叙事来的，这并不需要太多的文学描 写和艺术上的夸张，只需如实地呈现。但作者似乎很难抑制自己发现的冲动，他把胡适定位于擅长‘猎艳’的‘情圣’之后，往往用手术刀将可能存在的一点美也一一剖开，并配上主观色彩极浓的话外音，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让读者理解。” 从叙事的手法有露骨与含蓄之分这个角度来看，尤小立的这个批评是非常有道理的。换句话说，尤小立主张含蓄比露骨更“美”，或者我可以加一句话说，可能反而可以更加动人和有力。我完全同意。我在本书的叙事采用了露骨的手法。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一个有意的选择。本书全然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的结果。我从来没想过要写胡适的情感生活，虽然我从一开始就非常不喜欢1980 年代后期开始风行的胡适爱情生活的文章。我在1990 年代末期开始去北京看“胡适档案”的时候，一心想作的是胡适的传记研究。由于档案不能复印，只能手抄，而胡适所留下来的材料又非常多，中文材料就有两千卷，英文材料有五百卷。我就决定先从也许可以看得完的英文档案看起。就这样我发现了许多情书，多到了我觉得可以写成一本书的地步。由于我非常不喜欢从前写胡适爱情生活的文章，我在这本书里的写作策略是特意要挑战──既向胡适挑战，也向那些窥淫胡适的作者挑战。因此，我的叙事手法是露骨、不含蓄的。但这是有意的，是我在写作本书的策略上所作的选择。 含蓄诚然可能是更上一层的笔法。我们都知道，说过了头，可能不如少说。不说破，可能反而更动人。然而，我认为含蓄跟沉默或朦胧之间还是有距离的。尤小立说：“一个原本没有太多想象空间的中年男女［指胡适和哈德门太太］的同居生活，竟可以从胡适年轻时代开始追索，加上政治学的阶级论和种族关系的分析，最后落实到胡适高超的侦探小说家手法般驾驭生活的技巧结束。这类评论，不要说破坏了读者的审美欣赏，就是对胡适而言，彼时有如此多的顾虑，用如此多的心思，假如此多的手段，布置如此多的侦探小说式的伏笔和悬念，连他自己怕也早已兴味全无了。” 我可以想象朦胧有朦胧的美丽。我们说朦胧之美，所谓的“烟色朦胧更多情”。然而，我认为朦胧是审美里一个相对的名词。换句话说，朦胧是相对于亮丽而言的；是相生相济，两相辉映的。朦胧之美，是要在看过云过天清之美，两相比较、惊艳以后的所得。苏东坡说得好：“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尤小立在这里的评语有他自己可能都意想不到的反知识、反智的倾向。他说：作者分析一对中年男女的同居生活，“竟可以从胡适年轻时代开始追索，加上政治学的阶级论和种族关系的分析，最后落实到胡适高超的侦探小说家手法般驾驭生活的技巧结束。”如果一个作者不能“举一隅以三隅反”，如果一个作者不能从混沌中寻出其条理、脉络与模式，如果一个作者不能“化平凡为神奇”，如果一个作者不能“点石成金”，则其作为作者的价值何在？学术研究的意义又何在？ 再推进一步，我认为尤小立的这段评语有两层意思。一方面，他认为我用心分析胡适跟哈德门太太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杀鸡焉用牛刀”。用他的话来说：一对“中年男女的同居生活”是“没有太多想象空间的”。在另一方面，他觉得这种“杀鸡焉用牛刀”的分析，太过不含蓄，破坏了读者的审美欣赏。矛盾的是，如果“中年男女的同居生活”是“没有太多想象的空间”，则读者能从中得到什么东西让他们去“审美欣赏”呢？ 我用“杀鸡焉用牛刀”的分析，尤小立认为不但会使读者失去了“审美欣赏”的乐趣，他认为连胡适自己都会觉得吊了他的胃口。他说：“对胡适而言，彼时有如此多的顾虑，用如此多的心思，假如此多的手段，布置如此多的侦探小说式的伏笔和悬念，连他自己怕也早已兴味全无了。”殊不知胡适在如此布置、如此帮他的情人取化名、如此埋下伏笔的过程中，实在乐在其中。我在《男性与自我的扮相：胡适的爱情、躯体与隐私观》一文里，分析了胡适的“男性唱和圈”。①这唱和圈是胡适的“公”与“私”领域的分际，是胡适享受以及演练他男性唱和乐趣的场域。 谁说胡适如果替未来要为他立传的人埋伏笔，会让他索然无味？作为一个历史家、考据家，胡适是索隐的高手。他同时也是一个要向历史负责的人。所以，他才会常常要人家写自传，为历史留下见证。然而，他是一 个喜欢跟历史家玩捉迷藏的顽童。要入他的宝山，还得先亮亮身手。胡适的殿堂，可不是谁都给进的。谁说胡适如果帮他的情人取化名，就会兴味全无？不管是用化名、或者是用代号、英文缩写，这除了可以作为障眼术之妙以外，还有调情的作用，且不论还有那别人不知、只有你我知的“偷情”的快感。 尤小立说：一对“中年男女的同居生活”是“没有太多想象的空间的。”这句话是完全错了。尤小立错了，因为他还太年轻。“人老心不老。”这句话只有真正上了年纪的人才能体会。谁说人到中年就没有想象的空间？爱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爱不只是活在记忆里，还活在生活的当下里。那一举手、那一投足；那一瞥眼神、那一声关爱，即使是无声的，都是爱的流露。美丽并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诚然，人上了年纪以后，皱纹出来了，体型也走了样。然而，那鱼尾纹、那多出来了的脂肪，都是恋人给与我的爱与奉献在她身上所留下来的印记。如果那不是美，什么才是美？天下还有什么比这更值得去珍惜的美呢！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诚然。只是，这句话所告诉我们的，可以不是惘然，而是砥砺。“夕阳无限好”这句话可以有它更高的一个境界。夕阳即使已近黄昏，我们仍然可以让它绚丽得每一个片刻都成为永恒。韦莲司说得好：“我所想象的是……［要］为我的人生作最后的冲刺；人生最后的一程，心无旁鹜地献身于真善美，摆脱庸碌与妥协。我所要的是那么一种人生的际遇，让我的心智与品味能永保敏锐，让我能够坦然地与我最崇拜的人们交会；只要能作出一幅画就可以，但必须是一幅杰作；只要能作出一道佳肴就可以，但必须是人间极品；只需要一个小窝就可以，但必须是一个素净典雅的极品屋。” ※※※ 这本《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的增订版，除了针对尤小立所指出的缺失进行修订以外，还增加了一些内容。其中，增加最多的部分都集中在第三章，特别是第二节《烟霞山月，神仙生活》有关曹诚英的部分。这增加的部分，主要并不是新材料的发现，而是从旧材料中的新发现。 这也就是说，领悟出“米桑”──或法文“Michon”──是胡适给曹诚英取的一个代号。这是我在本书的第一版已经付印以后才发现的。现在趁这个出增订版的机会把它加了进去。其实，这与其说是新发现，不如说是从旧材料中悟出了新的意义与关联。这也就是说，我发现了胡适和曹诚英在烟霞洞的高潮，居然是演出了胡适爱读的大仲马小说里的一出戏。 另外主要增添的部分是第三节《摘星弄月，啼声初试》。我加入的有两个面向。一个面向是胡适在1926 年以及1930 年代初期跟几位白人女性一些零星的罗曼史。第一个，是我新近发现的胡适留学时期在哥大的同学芙丽妲•芙丽格曼。我加写了她1926 年在巴黎与胡适的一段情，还有她的惋叹：为什么男人对聪明、有思想的女人，就是产生不了罗曼蒂克的感觉？另外，还有1932 年那封告诉胡适，说她已经恢复了自由之身、像一只“蓝鸟”一样自由、署名“小皇妃”引人遐想的一封信。更特别的，是共产国际的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史沫特莱形容胡适是一个性欲旺盛的人。她夸口说她可以搞得让胡适家庭破裂。另一个面向，是胡适跟两位女学生的韵事。我在第一版里已经处理了胡适跟女学生徐芳的故事。现在新添两位。其中，最有意味的是，胡适几乎被迫上演一出“新道德楷模胡博士娶新妾”的戏码。 此外，我还趁这次出增订版的机会，更正了一些错误，以及作了一些字句上的修订。更重要的是，这让我有机会再度琢磨如何更神准地去翻译一些韦莲司隽永的字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