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61 年开始，中国近现代的改革史，绵延至今整整150 年。除了中间的68 年（1911—1979 年）以“革命”为主旋律之外，此前的晚清50 年（1861—1911 年）及此后的32 年（1979—2011 年），“改革”都是全民族的主旋律。 时至今日，当代改革开放已经走了三十多个年头。 从历史上看是一道坎。近代第一轮改革开放的今日，正值1894 年的甲午战争。甲午战争的失败，令晚清的改革开放彻底改道，从“制度”和“主义”层面寻找灵丹妙药和捷径，成为精英阶层的共同追求，而围绕器物与技术层面的“洋务运动”，本应继续推进和深化，却在“制度万能”和“主义万能”的“大跃进”中被忽略。晚清改革，自此走上了一条“主义”取代“问题”、口号取代实干、旗帜取代行动的歧途，终至政权分崩离析，“改革”被“革命”所替代。 如今，无论从经济发展模式，还是社会利益结构，乃至政治体制框架，同样走到了堪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时刻。罕见的宽松尺度，显然是基于对形成全民共识的期盼。读史可以知兴替，从历史的角度看，当代改革可能还会跌倒在哪里呢？ 绊脚石之一：既得利益集团 导致清政权崩溃的主导力量，并非主张暴力革命、武装起义的革命党，这一点史实，基本为各方所认可。推翻清政权的主流，正是所谓的“立宪派”，而这些人的大多数，都是晚清改革中形成的新兴既得利益集团。 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其主体是官僚、企业家。在大清特色的资本主义下，他们往往是“官商一体”的身份，无论其之前出身于官场还是商界，几乎无一例外地既是官员，又是商人。即便是所谓的“商办”（民营）企业，其领导人或者是官方任命的转岗老干部，或者是获得了官位品秩的商人。策动“保路运动”、引爆辛亥革命的川汉铁路公司，其高层就是这两种人的结合。这类企业，虽然打着民营的旗号，亦几乎完全依靠公权力的扶持而得以维持和发展。 这些在晚清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并且先贵起来的一群人，当他们实现了“富+ 贵”之后，形成了一个既得利益集团。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必须两线作战：一方面，他们要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争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流动的；另一方面，他们要回避并切断“先富带后富”、走共同富裕的道义责任，并且为他们的“富+ 贵”继续提供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在这方面，他们希望利益是固化的。 老的既得利益集团，以旧贵族为主，在改革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未直接得到“效用”的增量部分，却被稀释了曾经在政治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因此，他们往往会成为改革，尤其政改的阻力。这种反对，尽管会打着意识形态的旗帜（祖宗家法、中体西用之类），但其实只是出于利益担忧及心态失落。总的来说，这个集团希望的是经济改革“大跃进”、政治改革慢慢行。 在与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争斗中，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因为不存在当家包袱 和维稳顾虑，采取的是攻势，敢于高举改革，甚至是宪政的大旗，而希望持续稀释和解构老的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力与利益。如果从个体的角度去考察清末宪政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比如张謇等人，其基色都是“利益”，绝非“理想”。 这个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对付抱有“共同富裕”期望的草根阶层方面，却不惜过度地、破坏性地、不择手段地利用公权力，以图固化利益格局。比如以财产和文化水平限制草根阶层参与基层政治，以国家专政权力为后盾强行收取集资股本金（“租股”），这是典型的“牧民”之道——草根阶层被他们当作奶牛，吃的只能是草，挤的必须是奶，甚至是血。 而且，因为其“民营”性质而逃避了官方既有的监管体系，其酷烈和贪婪程度，比国有企业或“官督商办”的企业有过之而无不及。辛亥革命前，四川的民怨沸腾，并非因为政府苛政，而是川汉铁路公司将全省“公司化”，权力资本化、资本权力化，“羊吃人”的权力资本主义成为主旋律。而这些民怨，又都被这个既得利益集团巧妙地转嫁到了政府头上，转嫁到了老的既得利益集团头上，异化为政府与民众的对立，这正与革命党在川省推行的“离间官民”策略相吻合。两股力量叠加，再加上政府内部已经丧失凝聚力和执行力，最终导致局势失控。 这种新型的既得利益集团，既可以成为权力的执行者，又可以成为民意的代言人，欺上瞒下，在两边都占尽信息不对称的绝对优势，成为“改革”异化为“革命”，甚至是“暴力革命”的催化剂。这样的既得利益集团，如今有没有？其规模有多大、能量有多强？他们既 没有对政权的忠诚，又没有对民生的责任，却享受着改革的成果，且不必承担改革的成本和风险。以大规模资产外逃为核心的“移民”运动，或许只是证明了“让一部分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共同富裕”政策的天真。而囿于跨国移民的配额限制和司法壁垒，这一群体的主流，还必须扎根故土。他们未必会愚蠢到公开反对改革，但为了维持、壮大既得利益，他们一定会运用已经获得的政经资源，积极影响改革的路径、方向、步骤、力度，甚至争夺下一步改革的主导权。这对下一阶段的改革，包括政改，影响极大。 晚清的既得利益集团，从经改中大得其利后，积极参与到政改之中，成为所谓“立宪派”的主流，获得了政改的话语控制权。而他们主导下的政改，上掏空政权，下掏空民众，即便在形式上获得成功之后，也沦为既得利益集团内部的游乐场，反而进一步刺激了革命——清末三年，上千起群体性事件（“民变”），都是因草根阶层不满承担过高的改革成本而起。 绊脚石之二：“大跃进”心态 我们这个民族的一个共同心态是：不耐烦，总想走捷径，一蹴而就，跑步进入理想社会。 这种“大跃进”心态，表现在改革上，就是经济上总是追求超常规、跳跃式发展，而在政治上，也同样希望进口或者构建一个“主义”的框架，就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种认识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我们相信：无论改革还是革命，似乎都是越快越好、越激进越好。我们总是为不断提升的“高铁”时速而欢呼，直到超速颠覆、车毁人亡，才能反省下“大跃进”的危害。 近代著名思想家严复在《宪法大义》中告诫国人：“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快的未必就是好的，激进的未必就是进步的。速度绝对不是改革的核心问题，实效才是核心。 晚清改革第一阶段的“洋务运动”，基本建成了近代化的工业体系，尤其是国防军工体系。北洋舰队的规模和战斗力，甚至名列东亚第一，可谓成就斐然。但在这个过程中，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如商战救国），权力成为资本之母，催生并且扶持资本“大跃进”发展，这形成了一个寄生于权力母体之上的既得利益集团，并令中国资本主义从诞生的时候起，就与权力血脉相连、密不可分，权力至今仍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要素，既妨碍了资本的发展，也难以阻滞权力的膨胀。 至于超常规发展的经济，造成严重的资源浪费和企业腐败，更是不胜枚举。张之洞的汉阳铁厂、张謇的大生纱厂，虽然所有制不同，但决策之粗糙、经营之无能、管理之混乱、风气之腐败，都同出一辙，却至今还被人断章取义，奉为近代优秀企业的榜样，以作为厚古薄今的工具。 当代改革中，与经济超速发展伴生的资源能源低效、生态环境被破坏等，已经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致命因素，其害之深，已成为社会共识。在政治领域，清政权的崩溃绝非主流史家所说的政改太慢而导致革命，恰恰是政改太快导致失控出轨。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行，必须有权威资源的保障，这是改革的基本前提，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考察了世界各国的改革后，对此有相当精辟的论述。晚清推行宪政改革，初定的预备期是9 年，大大低于日本的30 多年及英国的百年，但还是被人指责为太慢。责难者的主流，正是我们前文提及的新兴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需要从政改的“大跃进”中，尽快地为自己攫取更多的权力，而这种超越基本国情的“大跃进”，根本不可能实现他们口头宣称的普通民众分享权利的动听愿景。 即便在推翻了清政权之后，长期以激进面貌出现的孙中山，也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论，其预备立宪期与晚清相比，更为漫长。这充分说明，无论哪一种政治势力，当它占据了中枢地位，成为执政者之后，都不能不认识到——政改上的“大跃进”，不切实际，无法操作，其功能只是帮助在野者夺取政权而已，无法成为执政行政的根基。 晚清因政改超速，而导致政权崩溃，这并不足惜，但这一超速颠覆，也中断了循序渐进的、有规则的温和改革，而代之以暴力流血的、无规则的武装争斗，“枪杆子里出政权”成为主旋律。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主义”大旗下，精英阶层裹挟草根阶层党同伐异、争权夺利，谁也无暇关注培育民生与厚植国力这种关乎国家复兴、崛起的根本，这种“城头变换大王旗”，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如今又到了政改的关键时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