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的一天，雪声剧团头牌名角袁雪芬在明星大戏院的后台一边化妆，一边听导演兼编剧南薇读故事。不久前，南薇在丁英所著的《妇女与文学》一书中，读到一篇题为《祥林嫂——鲁迅作品之女性研究之一》的文章觉得很有意思。文章介绍了鲁迅的小说《祝福》，使他产生了将其改编成越剧的想法。随着南薇的讲述，袁雪芬被作品中描述的人物和绍兴的风土人情深深地吸引了,因为这些都是她所熟悉的。南薇刚读完，袁雪芬就决定了：“你写出来，我演！”一个多月后，越剧《祥林嫂》诞生了。 丁英是谁？南薇是从哪里得到这本书的？丁英是中共地下党员丁景唐在1940年代为避免暴露真实身份而使用的众多笔名中的一个。以下叙述主要依据1996年对丁景唐的访谈（见图4-1）、丁景唐的回忆文章以及他在1946年出版的《妇女与文学》一书综合梳理而成。（见图4-2、4-3） 丁景唐自幼失去双亲，独自一人从家乡宁波来到上海，与嫁给了“中等资本家”（丁景唐语）的姑妈一起生活。1936～1939年，丁景唐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中学读书，和同学一起参加了学协的工作。学协是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专门动员协调全市的学生，支持抗战。学协成员的职责包括发行传播学协刊物《学生生活》，组织读书会，以及协调今北京路一带几个中学的学生活动。丁景唐于1938年加入共产党。他解释说：“我们这一辈在抗日战争期间走上革命道路的人，几乎都有一个从爱好新文学作品，进而阅读马克思主义启蒙读物，然后在实际工作中受到锻炼而入党的过程。”1939年，丁景唐考入东吴大学。1940年冬，他成为《联声》的主编。《联声》由上海基督教学生联谊会主办，实际工作受中国共产党学生运动委员会的指导。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孤岛”上海，《联声》和其他同类刊物全部停刊。上海全面沦陷后情势极其危险，中共上海委员会解散。为保存上海的地下力量，上级向丁景唐和其他同志下达了停止一切活动，长期隐蔽的指示。 1945年8月，抗战一结束，丁景唐即着手重新出版宣传左翼思想的刊物。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写就并发表了关于祥林嫂研究的文章。对此，丁景唐在1982年回忆说： 抗战胜利后，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受刘氏夫妇之托，约我为他们一个取名《前进妇女》的刊物写稿、拉稿。9当时，我联系的都是缺乏经济来源的学生刊物，常常因为经费无着，随办随夭。现在，有了这个机会，我就约了田钟洛（袁鹰）、周绮霖、赵自等去占领这个阵地……抗战胜利后，我曾计划连续写一些有关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的妇女形象的文章。当时写了两篇。第一篇即为《祥林嫂——鲁迅作品之女性研究之一》，发表在《前进妇女》第二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出版）。用了“黎扬”的署名，写作日期是一九四五年十月，后收入一九四六年二月上海沪江书屋出版的《妇女与文学》论文集中，笔名改为“丁英”。 国民党上海委员会指责《前进妇女》为共产党做宣传，刊物仅出版了4期即被勒令停刊，而上海沪江书屋也只是丁景唐为出版《妇女与文学》一书杜撰的一个名字，其实并不存在。由于国民政府对左翼刊物的审查极为严格，《妇女与文学》一书没能在书店出售，只在朋友和志同道合者之间传阅。通过同志、朋友和亲戚网络，这本书传到了南薇手里：两个中学同学的偶然相遇，竟启动了越剧《祥林嫂》这一里程碑式作品诞生的一系列事件。（见图4-4、4-5） 丁景唐有个好朋友叫吴康。他们俩在基督教青年会中学时是同班同学，都是学协中的活跃分子。1939年，丁景唐介绍吴康入党。随后，丁景唐考入上海东吴大学，吴康考入之江大学。中共党组织鼓励他们去考基督教男女青年会发起的清寒学生助学金。丁景唐的姑妈、姑父都很开明，富有同情心，也同意他投考助学金，用来资助吴康。吴康的家境较为贫寒，加上他几乎将业余时间全部用在为党工作，没有时间赚钱，单靠一份奖学金是无法支持其就读学费昂贵的之江大学的。尽管东吴大学和之江大学都在南京路上大陆商场（今东海大楼）内上课，但根据共产党对地下工作的组织规定，两个朋友从不互相串门互访。1946年的一天，丁景唐在街上偶然遇到吴康，得知吴康的妹夫南薇在雪声剧团做编导，便给了吴康一本《妇女与文学》，嘱咐他把书给南薇。吴康也希望妹夫能向革命靠拢，便请丁景唐介绍些文艺界的朋友给南薇认识。丁景唐回忆说： 当时，我已调文委系统工作，在主持党领导的上海文艺青年联谊会工作，有不少青年党员在开展各种文艺活动。于是，我就让从事业余戏剧活动多年、担任《时事新报》影剧特约记者的廖临（笔名罗林、叶平），以“阿康哥（指吴康）介绍我来认识你”的名义去同南薇交朋友。 此后，廖临便成了雪声剧团的常客。廖临的女友（后为他夫人）童礼娟也是党员，在上海市妇女联谊会工作。妇女联谊会名义上由鲁迅遗孀许广平组织，实际上是接受共产党领导的。童礼娟和另一位女共产党员以许广平的名义，分别为《联合晚报》副刊《妇讯》及《时事新报》副刊《妇女生活》担任编辑。廖临和南薇成了朋友，同时童礼娟也成了袁雪芬的朋友。这两位年轻的地下党员鼓励南薇和袁雪芬努力将鲁迅的作品搬上舞台。廖临告诉南薇,将鲁迅的作品搬上舞台将会成为他艺术生命的制高点。童礼娟安排袁雪芬、南薇与许广平见了面，许广平很支持雪声剧团将《祝福》改编成越剧。演出结束后，廖临和童礼娟把袁雪芬、南薇带到中共地下文委负责人、剧作家于伶家中，他们在那里见到了田汉，和田汉一起认真探讨了地方戏改革的问题。由此可见，虽然越剧《祥林嫂》的创作和演出完全是袁雪芬和导演南薇的自主行为，但在这个过程中，中共地下党基层干部扮演了重要的催化剂角色，并帮助袁雪芬和南薇与中共高层知识分子建立了联系。 《祥林嫂》的上演使越剧及其改革成为主流媒体讨论的话题。左翼记者和评论员为这部戏大声喝彩，赞扬它是越剧改革的里程碑，是越剧从一个“庸俗”的地方戏向有尊严、具有社会意义之艺术转变的转折点。这样的评论不仅出现在《文汇报》《新民报》等左倾报纸上，并且也出现在国民党控制下的《新闻报》和《时事新报》上。《祥林嫂》开演前一周，廖临即用笔名“罗林”在《时事新报》的“六艺”栏里发表了《鲁迅名著搬上越剧舞台——袁雪芬主演“祥林嫂”，创纪录改良旧规矩》一文。13首演后的第三天，廖临又写下了题为《田汉与袁雪芬南薇谈改良越剧》的新闻报道，再一次将越剧带进了主流文化。在另一篇文章中，廖临以“叶平”为笔名这样写道： “祥林嫂”的公演毕竟有它严正的意义。地方戏已经摸索地一步步跨向前去，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希望“祥林嫂”的演出能影响各种地方戏，使担负起更大的教育任务。 《文汇报》登载了左翼记者梅朵采访袁雪芬的文章《后台的祥林嫂》，文中引用了袁的话： 她［袁雪芬］说雪声剧团一共有二十多个人，她们在一块工作已经很长久了。她们在一块的目的，不只是为钱，而是为着能够用大家的力量来把越剧（绍兴戏）改良，使它进步……她说，自然因为一般绍兴戏的内容都是公子落难和儿女私情，所以人们把它看成没有价值。但是，我们是可以把内容改变而让它有社会意义的。 《世界晨报》登载了署名俞苹的评论：“‘祥林嫂’的改编为越剧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并且赋给了它以新的生命……一般说来，它的改编没有背弃了鲁迅先生原作的精神。虽然它稍强调了男女之间的情爱，但它并没有忘记从这里面烘托出、显示出封建社会的农村里一般妇女所背负的苦难与她们悲惨的命运。” 另有一篇评论发表在《新闻报》上，作者署名俞玉，称赞越剧改革改变了大众娱乐的庸俗性：“当平剧还在研究应不应该改革的时候，当‘京朝派’靠‘劈’、‘纺’［指《大劈棺》、《纺棉花》等色情戏］，‘恶性海派’靠‘四脱舞’之类苟延残喘的时候，他们看不起的‘的笃班’却一步一步迈上了光明大道。” 著名剧作家田汉的《剧艺大众化之路》一文，集中体现了左翼知识精英对越剧改革和《祥林嫂》上演的看法： “祥林嫂”是使我感动的。战前我也偶然在大世界之类的地方看过“的笃班”，即所谓绍兴文戏。那时没有引起我的甚大注意。其后在重庆，我听得从孤岛回来的朋友们盛称绍兴戏的进步，说他们已经发达到可以演出许多有现实意义的戏，而且有了自己的剧场了……但我对绍兴戏没有做太高的估计。及至看了“祥林嫂”才发现他们这八年来的努力其成就已经多少超过我的想象。 《祥林嫂》还引起了中共高层领导的注意，促使中共对上海地下工作中的文化政策做出调整。1946年10月，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在南京参加和平谈判，在会议间隙，他多在上海活动，还秘密观看了雪声剧团演出的、由袁雪芬主演的《凄凉辽宫月》。周恩来祖籍绍兴，在南开中学上学时，就很喜欢演剧活动，还擅长跨性别表演，是当时小有名气的乾旦。袁雪芬表演之精彩、观众数量之多，让周恩来惊讶，他因而专门听取了于伶有关女子越剧及其改革情况的口头汇报。1946年11月，国共和谈破裂；回延安之前，周恩来与上海地下党两次讨论地方戏问题。他对于伶，以及另一位中共党员、剧作家、后来加入雪声剧团并担任剧务部主任的刘厚生说：“应该很好地注意这个剧团。我晓得有绍兴戏，但不晓得绍兴戏在上海有那么多观众，影响很大。”还指示说：“你们应该动员党员从戏剧艺术入手，主动地接近他们，尊重他们，帮助他们，耐心地引导他们逐步走上革命道路。她们有观众，这就是力量。” 因认识到地方戏的大众性及其重要性，周恩来要求把地方戏纳入党的文化工作蓝图，并指示将中共在上海娱乐业的地下工作分为三条战线。第一线为公开的左派话剧，完全在党的控制下。第二线为昆仑影业公司、观众演出公司，这两者都由左翼知识分子管理，但更具有大众娱乐性。第三线包括地方戏和一些私营电影制片厂，它们其实是大众娱乐业的核心。当国民党政府镇压左派话剧运动时，这个几乎可以肯定会发生，其人员可以流动到第二线甚至再到第三线。周恩来强调地方戏的观众多，影响大，应当重视。但他提醒上海地下党，一定要挑选正派的、品德端正的同志去地方戏剧团开展工作。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上海地下党组织着手选派党员去剧团工作。1947年，中共地下党员钱英郁和外围人士吴琛加入了越剧剧团。1948年，刘厚生本人进入雪声剧团做导演，并任剧务部主任。到1949年，上海5家最大的越剧戏班都被渗透，每家都有一两个话剧出身的中共地下党员任编剧或导演。随着二战后话剧市场的持续衰落，而电影业能吸收的人才又十分有限，许多话剧界知识分子不得已觅职于地方戏行业，谓之“下海”。在有经验的话剧界人员进入越剧班子的同时，左翼新闻人继续支持越剧改革，在报刊上大力推进新型越剧女演员形象的塑造，在《祥林嫂》上演后所发生的一系列冲突中为女演员广泛地争取公众的同情。此外，田汉、于伶等文化名人还做了年轻的越剧改革者的良师益友，为她们出谋划策，给予她们精神和道德上的支持。田汉和妻子安娥更动笔为越剧编写新戏。当时，政治上颇为天真的袁雪芬和其他越剧演员并不知道这些令人尊敬的“好好先生”都是共产党员。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挺进上海，刘厚生和吴琛多次召集越剧女演员开会，讨论迎接解放的准备工作。5月，解放军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在上海的最后抵抗力量，五大越剧团的女演员通过电台广播欢迎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并敬告上海市民待在家中，保持冷静，因为人民解放军不会骚扰普通百姓。接管上海后，中共于1949年6月5日召集上海的文化名流开了一次会，陈毅市长做了讲话。新政府从上海的大众娱乐界挑选了两名代表与会：一位是著名京剧演员周信芳，另一位就是袁雪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