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学输入与近代城市————叶晓青《西学输入与近代城市》感言

在学术中得到快乐与永生 ——叶晓青《西学输入与近代城市》感言 夏晓虹 叶晓青生前是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的高级讲师，她是那种见过一面就让你很难忘记、而且可以谈得很深的人。细数起来，我和她的直接交往其实并不多，可感觉上却是平生知交。 第一次见面大概在1995年，晓青应邀来我所在的北大中文系讲演，主持人为陈平原。那时晓青正关注晚清上海的城市文化研究，讲题大抵与她随后发表的《上海早期的城市化与城市文化》（《东方》1996年4期）相关。其中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是，晓青重新考辨了外滩公园那个著名的“华人及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她根据1919年出版的《老上海》书中记录的这条禁令全文，即第一条“脚踏车与犬不准入内”与第五条“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力图还原晚清民族主义思潮在该禁令被简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见其论文《民族主义兴起前后的上海》）。这个在今日学界已经获得更多认可的说法，当场还是激起了强烈反弹，一名博士生对此提出质疑，另一位出身上海的资深教授更以亲眼所见，强调此木牌的真实性。晓青的回应大抵是说，她对弄清历史真相更感兴趣。但我可以感觉到，她对自己的现实身份有一种内在焦虑，那是一个从大陆出去的学者，面对这类涉及民族主义的话题时必然产生的挣扎。 这个感觉再次得到印证，是第二年去晓青家做客。当时，晓青的先生康丹（Daniel Kane）正担任澳大利亚驻华文化参赞，我和平原应邀于2006年9月13日去他们使馆中的家吃晚饭。这是我们第一次进入外国使馆，按照庞朴先生的描述，那座深灰色建筑物的外形酷似监狱。不过，他们的家却很舒服，因为相当中国化。这与康丹也是一位汉学家有关，只是他的研究更集中在几成绝学的女真与契丹文字上。自然，我们首先观赏的就是康丹从潘家园和各处商店淘来的古玩，其中很多都是鲜为人知的金、辽文物。而由于在座的多为晓青的同行，康丹也参与了我们的讨论。记得当时又发生了争论，已忘记因何而起，但肯定是关涉到国族这一敏感问题，我看到晓青很着急地为她的丈夫解释：“康丹不是一个西方主义者，他认为自己是世界公民。”从这样的感性经验出发，我对晓青的最初体认就是一位努力求真的学者，尽管这可能会招致很多误解。 由于1986年赴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留学，遇到了生命中的另一半——康丹，晓青因此定居国外，但她的中国情结始终不曾释怀，或者还因为空间的阻隔而愈形强烈。《澳洲新快报》2009年曾为她发过一篇专访，记者起初拟定的题目是《“特别中国人”》，晓青认为这会造成“与众不同的中国人”的歧义，所以建议改为“最中国的中国人”。但无论哪一种说法，其实都是对她的中国人身份的强调，这显然是她喜欢的自我表达。而记者以此名篇，出典也正在晓青的一段叙述：她在一次课上给学生们看介绍马王堆的纪录片，有人没兴趣，在下面聊天，让她很生气。因为片中介绍的一件素纱蝉衣非常精美，曾让沈从文感动得落泪。晓青因此对学生说：“你们不尊敬我没有关系，因为在人生旅途中，我们很可能只是擦肩而过的路人，但是你们至少要对中国文化有点敬意。”她说自己“在这些方面特别中国人，对中国的文化特别有感情”（匡林《一个“特别的中国人”》，《澳洲新快报》2009年7月11/12日）。 1997年，康丹结束了在中国的外交使命，回到澳大利亚，此后，我们的联系便断断续续，多半是在晓青回国的时候见面。当然，她的研究有了新进展，也很愿意与我们的学生分享。起码在1999年9月与2004年12月，平原先后请她来做过两次演讲，题目分别是“园林植物与文化认同”以及“历史档案中‘琐事’的意义——看若干清代皇帝的内心世界”。所讲内容，日后在她的《园林植物与中国文化认同》（《二十一世纪》2003年4月号）以及《四海升平——乾隆为马戛尔尼而编的朝贡戏》（《二十一世纪》2008年2月号）、《光绪帝最后的阅读书目》（《历史研究》2007年2期）三篇论文中得到了充分的展开。不过，这两次我恰好都不在国内，错过了先听为快的机会。而将自己尚未成文的思路与资料公开，使学生们可以尽先受益，我从这里也领略到晓青的胸怀。 与晓青的交往中，只有一次不是她来看我们，而是我们去探望她。那是2007年的8月，平原应邀参加莫纳什大学在墨尔本举办的一个学术会议，我随同前去旅游。行前，我们向晓青咨询过景点的选择，她大力推荐大堡礁，认为其奇幻斑斓的海底世界在别处绝对看不到。可惜那里路途太远，我们的时间不够，于是同大多数游客一样，会议结束后，我们去了悉尼与布里斯班。虽然这样的决定未能免俗，不过，现在想来还是值得庆幸，因为这让我们有机会看到晓青的生活环境。在墨尔本时，作为平原论文的评议人，晓青又当面邀请我们去家中晚餐。转到悉尼后，按照她的详细指点，由一位已在悉尼大学任教的先前的学生开车，我们顺利找到了他们位于郊外的家。 那是一个不大的住宅区，到达时天色已黑，本来不易看清门牌号码。但在空寂无人的昏暗街道上，一座屋檐下开着灯的院落格外引人注目。朝着光亮走去，落地窗后面高大的青花瓷瓶也显现出来。毫无疑问，这里就是晓青和康丹的居室。老实说，初见此景，我还颇为其安全性担心。 这一次，我们看到的中国古董更多。而用他们所有的收藏装饰起来的家，俨然已成为一个小型博物馆。生活在这样充分中国化的文化空间里，多少会让晓青在异国他乡获得真正家的感觉吧——我私下这样揣度。我们的餐饮则是中西合璧，有中式炒菜，也有西式沙拉，最后一道甜点是晓青最拿手的烘烤果仁蛋糕，她说那是她唯一学会制作的西点。席间，我们喝了不少红葡萄酒，酒助谈兴，那次聊得很畅快。话题多半围绕我们共同交集的近代文化，谈论各自近期关注的问题。其实，虽然不常通信与见面，但由于兴趣的接近，不必仔细解说，我们已能完全了解对方的思路及研究的意义。 那一次也见到了晓青和康丹的儿子。可能由于语言和生疏的关系，那个腼腆的男孩只出来和我们一起吃了饭，便很快退回到自己的房间。临走时，晓青坚持要送给我们一个从瑞典买来的玻璃雪灯，我们推辞时，她的借口是，因为分量重，她无法带去北京，只好麻烦我们自己拿走。另外还有两瓶她参加了一个俱乐部才购买到的好酒，晓青不仅细心地为这两瓶酒穿上了“小衣服”，以免我们放在箱子里托运打破，还特意嘱咐我，其中一瓶酒已存放了五年，再等三年喝，口感会更好。而这两瓶酒现在还珍藏在我们家里。 最后一次见到晓青是2008年12月31日。因为那天上午平原要去学校参加团拜会，晓青12点才到我们家，我们一起吃饭、谈天。晓青带来一些灵芝，说是她在上海的姐姐专门请人在东北的深山老林中采制的，她最近每天服用，也建议我们试试。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和她的病有什么关系，只简单地理解为是一种健身补品。聊到三点多，我们希望她留下来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但她惦记着康丹（可能还有儿子），还是走了，不过当时留下的话是，等我们1月中旬从海南回来，再找时间聚会。那时绝对没有想到竟然不再有下一次。 直到2009年的2月9日，我们才收到晓青的回信。对于她在北京的两个电话皆无人接听、未能再见的遗憾，晓青回答说：“这次虽没有再聚，但在你家的差不多一天，还是很好了。”她的兴奋点更在于我们分手之后，她的西藏之旅： 我是15日离开北京去西宁，然后去西藏的。在西宁时去了冰天雪地的青海湖，也去了珠峰的大本营。在超过5千米的高度，很觉得挑战，不过很高兴过来了。一周前回来的，马上就流感，躺了整整一星期。今天刚上班。 在严寒的1月登上珠峰大本营，这真是让人意想不到的冒险。不过，那时我对晓青挑战生命极限的冲动并没有多想，所有的只是佩服她的勇气。 晓青的这封信也对平原邀请她来北大做集中讲演有积极的回应。两天后，按照要求，她提供了八讲的题目。原信如下：平原，晓虹， 以下是我拟定的8个讲座题目。其中多半与实物有关，即使不是，比如清代国歌，也与礼仪相关，值得一提。这些讲座，我都会用图像的。你（们）看看如何。 晓青 北大中文系讲座系列 1. 老北京——从皇城内外的日常生活看满汉文化认同 2. 戏剧与清宫 3. 近代医学文化演变——观念与实践 4. 二十世纪初的商业广告中的政治漫画 5. 唐诗中的郁金香与中医的藏红花——看同一植物的多次引进与功能变化 6. 盛宴的社会功能——中西历史的比较 7. 从清代国歌看中国传统音乐思想 8. 宋代建筑思想与悉尼歌剧院（这个题目不像表面上那么荒唐，因为建筑师的设计思想是受了宋代营造法式的影响，但是这件事没什么人知道，我一直想宣传一下） 仅看题目，就知道其内容的丰富多彩。平原大喜，当即回信表示，“八讲题目都精彩，我和晓虹也很想听”。此后，晓青也应平原的要求，为这八讲设想了总题“历史研究中的声色犬马”或“视觉、实物与历史研究”，从中已很能看出她对历史细节的重视。只是因为那年的五六月晓青无法前来，而我们下半年又都要去香港讲课，不能接应，所以，当时初步商定将演讲安排在2010年四五月间。 接下来，2009年9月，为了北大举办的“北京论坛”，平原拟邀请康丹参加，又与晓青联系。10月11日收到她的回信。信中先是兴高采烈地报告她的新疆之行：“刚从甘肃和新疆回来，这次是把中国境内的丝绸之路好好走了一遍。所有人都认为这个时候去新疆是疯子的行为，不过我很高兴我一意孤行的［地］做了。”而这次甘肃、新疆之行，显然也与晓青对经由西域传入的植物、医学等研究题目感兴趣直接相关。不过，因为已有半年前登上珠峰大本营的壮举与奇迹，晓青这次在国内丝绸之路上的一人独行，倒还没有带给我们更多的惊讶。我也无从知道，晓青之所以这么急迫地接连长途远行，是否已有与生命极限竞赛的意味。信中也回答了平原的会议邀请，她的问题是：“我不大知道这个会议是请我们两个还是他一个，千万不要介意我这么问一下，我从不是什么知名学者，没有被包括在内，绝不会介意的。”这让我们看到了她沉潜平和的心态。 依照这封信中预告的计划，晓青于2009年12月11日又来到北京。一周后，她给我们写信，说明1月22日回去，如果我们在此之前回京，可以见面。而我们确实是及时回来了，可惜又像去年一样，电话联系不上。发电子邮件询问，晓青回信说：“真抱歉，我们都病了，今年北京的冬天太冷。所以提前回来。我过些时间再同你联系。”而我们也就轻易认定，她和康丹得了重感冒，很快会好。 4月4日，因为已到了去年约定的系列演讲时间，平原写信给晓青，道歉因为筹备百年系庆，活动太多，无法如期安排，建议她把计划推迟到明年。而直到5月21日，一向迅速回复的晓青才发来邮件，其中提到她的病情，让我们大为震惊： 平原，晓虹， 你们一定纳闷为什么我渺无音讯。首先我们学校的电子邮件改为另一个系统，在这过程中把我的邮件弄得完全不通，所以我有两三个月不能看学校的邮件，昨天刚弄好。 但是这个并不是最主要的。我在北京时发现病了，马上提前回来，结果是癌症扩散，所以影响到骨头。我以为是天气寒冷的缘故，我就不用这些琐碎的事来麻烦你们了。简单的［地］说，我正在治疗，放疗已做好，化疗作了一大半。所以6月到北京的事本来也已经不行了，所以你不用抱歉。倒是我应该早告诉你，省得你白费力。但是我犹豫很久，是否有必要报告这样的消息。现在只好告诉你们了。我还好，也很豁达，正在把我关于清宫戏剧的书稿最后定稿，所以一点不无聊。望你们多保重。 晓青 与晓青交往这么多年，我们从来不知道她得过癌症。而这封信才让我们意识到，晓青总是在替他人着想，她只愿意把自己治学的快乐与人共享，却不愿意让朋友为她的病痛担忧。 虽然明白所有安慰的词语都贫乏无力，平原还是一厢情愿地表达了对现代医疗技术的信任。实际上，对于像晓青这样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更实在的帮助显然还是让她的著作早日面世。为此，平原提议：“你关于清宫与戏剧的书，是用英文还是中文撰写？若是中文，可否交北大出版社刊行；若是英文，则等英文本出版后，我们来出中译本（你自己译，或我们共同寻找合适的译者）。听你讲过好多次了，知道你为此书所下的功夫，我们都很期待。”平原还有意把话题拉远，说：“等你身体好些，还是希望你多回来，到北大讲学或座谈或游玩。具体怎么操作，我会想办法。”也就是说，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不好的预感。但这一切还是来得太快了！ 晓青其实已很清楚她的时间表，她答复平原说，清宫戏剧的书为英文本，已交给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而且，“我也认真考虑了你的建议，我当然很愿意有中文本，但是这里有太多的实际困难。我自己做大概不太现实，请原谅我实话实说了，因为我不知道我有多少时间”。她也充分估量到翻译的难度：“所有从英文译成中文的书，都有找到准确原文的问题，而且，我用了那么多档案，一一还原更不得了。”有鉴于此，晓青提出了“另外的可能性”：“康丹自从我生病以来，老唠叨我可以出本论文集，我自己本来没什么兴趣，但是如果你这边觉得这个主意还不坏，我自以为在这些年里，我还是有些值得看的文章的，当然我绝不要难为你。”可见，即使已经病势沉重，晓青仍然不愿给别人增添麻烦。她甚至还勉力宽慰我们：“如果居然我会有恢复好的时候，我很乐意来北大讲学，或座谈。不过这都是以后的事了。” 而我先已向平原建议过编论文集的设想，于是向晓青转达平原的意见，“最好能略有主题性，其他论文可以编为附录”，并承诺会尽快设法出版。晓青回信除了感谢，还表示：“我会仔细考虑选题，看怎样安排最妥当。”此后，我们之间的通信大半是围绕这本书稿展开。这些写于晓青生命最后阶段的信件，不仅显示了她一直不曾中断的思考，也让我们充分领会到她对学术研究的激情投入与无限眷恋。如今，这些邮件已经连同她本人一起进入历史，因此我觉得有必要用大段引录的方式，将其中表达的思想与文字保存下来。 5月29日的信写道： 我这两天在翻箱倒柜（当然不是我自己，是康丹）找出我过去的论文。我要先问个实际问题。很多的文章是没有电脑存档的，只有hard copy，那样的话就要你这边的编辑做更多的工作了。另外虽然我不会做太多修改，但是还是有很重要的地方要补充。举个例，好几年前我曾在北大讲过关于中国园林植物的象征的讲座。当时我提到唐朝大将军契宓［苾］何力如何用汉古诗19首中白杨的象征来警告新宫殿外的白杨。那时我对他特别感兴趣，想知道多些他的情况，为什么一个“胡人”，如此汉化，他是什么人。可是除了《唐书》之外，没有任何资料。前年康丹被邀请参加蒙古举办的“古回鹘国在蒙古的历史”的会议。（如你们不嫌我好事，我还要讲几句背景。回鹘最早在蒙古草原建国，那时蒙古人还在东边，就是今天的呼伦贝尔地区。蒙古人逐渐强大，他们西移进入今天的蒙古地区，回鹘人四散，其中一部分移到今天的新疆，成为维吾尔族，一部分迁到河西走廊，今天的一些极小的少数民族便是他们的后代，象［像］裕固族。）古回鹘并不是康丹的领域，不知为什么他们把他当专家请去。他在那里认识了中国极少数的回鹘专家，是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的，他送给康丹一本他的书。我看了这本书，大部分的我不懂，但是却看到了“甘州回鹘”一章，我简直不能相信这个可以如此“得来全不费功夫”。因为契宓［苾］何力就是甘州回鹘，并是家族的首领。所以关于他，我会用注的办法补充。 这些年来我越来越对这种在多种族，多文化的环境中从容自如的人感兴趣。唐朝当然充满这种人，安禄山，也是这种。当然他的情况要复杂（得）多。元朝宫廷也是。我说我那么兴奋关于藏红花的文章就是因为它与唐和元有关，但是非常不容易，就是因为没有现成的材料。我恐怕来不及把它收进这本集子了。 我发现我写这个信，本来为了实际问题，但是后来成为聊天的借口。 言归正传，第二点，我要选的基本是中文的，但是偶有我觉得很重要的（英文）文章，也应包括，我不能翻译，但是可以在文前加个简介。我在想的是我关于清代国歌的文章，几年前在最老的权威汉学杂志《通报》上发了。这件事连近代史家也不知道，是在辛亥（革命）前几天清廷宣布为国歌的，结果成了亡国之音。更离奇的是从乐来分析，也是如此，中国的音乐词从来不要紧，乐才是关键，这让我们更体会儒家的思想。当然这件事要复杂（得）多，歌词是严复写的。 第三，即使文章是中文的，我也想加个注，说明产生的经过，比如光绪的最后读书单，这不完全是增加可读性，也是读史的重要部分。 我一定不能再多写了，其中有些是需要得到你们的意见的，大部分就是随便聊天而已。 而这封信前半的内容，与晓青为《中国园林植物与文化认同》一文所写的《后记》有关。这篇文字并没有完成，它已成为晓青的绝笔之作。我回信推荐了一个撰写《近代音乐文化与社会转型》学位论文的博士，请她为晓青翻译关于清代国歌一文，同时告诉晓青，用复印件修改和排版，编辑处理完全没有问题；“至于藏红花的论文，如果你是用中文写，有电子版，只要在书尚未付印前写成，应该是可以随时加入的。这就是电脑排版的好处”。晓青很高兴，马上快递来她手头已有的论文以及译文所需资料。收到时，我才发现，有些早年的论文竟然是她收藏已久的杂志原件或抽印本，显然，她已经等不及复印了。 6月4日写给我的信说： 我找到一些写清国歌时用的中文材料，我本想把它传过来，也许可以省些时间，但是再看这些材料的大小不一，扫描很麻烦，还是寄过来，这样就要下星期了。 我还有篇文章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商业广告中的政治漫画》，听起来有点无聊，而且不是我的通常兴趣。不过背景是这样。在我为了别的事翻《申报》时，看到有个健康补品的广告，在武昌起义之前不过强调效果，二十天后突然变成“从专制到民主过渡”的必备品。就是武昌起义之后，大批内地难民到上海避难，广告只是强调给亲戚送礼，请看戏不如买补药，因为他们旅途颠簸等等。显然他们那时还没确定对武昌起义的态度。但是二十天后就十分明确了。商人对政治的敏感和准确真让人感叹。（说句无关的话，我年轻时十分醉心思想史，觉得多重要，但是年记［纪］越大，或者说得好听些，也是阅历多了，对具体的事，小事感兴趣。觉得这些才是更反映社会和人的真实的。我们可是看多了思想家是多么不忠实于自己的思想的。我和金观涛虽是好朋友，但是在这点上我们完全不同。我说我对小事感兴趣，他说他对细节不感兴趣，我就直接的［地］说“你的思想史是苍白的”。）就是在短短的时间里，商业广告利用民族主义泛滥成灾，这一定是顺应了当时的社会思潮的。这个让我想起了几十年前“文革”期间看《西行漫记》时的惊讶。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毛泽东要去上一个做肥皂的学校，因为肥皂与救国有莫大关系。我还清楚记得看到这里时的惊讶，虽然当时外面是个疯狂的世界，可是这种牵强还是让我不能忘怀。这两个例子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我想从广告看社会思潮。这篇文章是英文的，但是非常容易翻，尤其是中文原文用大量《申报》，还有些普通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学生是做上海研究，或是近代媒体的，那样翻译的人会更有兴趣些。如果找人有困难，那么我还是希望收入，我可以写简介。 我曾在姜进开的一个会上讲过这个文章，当时她提的问题我不记得原话，但是意思是“怎么会是那么荒唐呢”，因为那是小会，又是老朋友，很放松，所以她才会那么坦白。我明白她的感受就如同当年我自己读斯诺的书一样，可是我们现在是历史学家，超越自己的具体社会、环境去了解他人的感受，这是我们应具备的能力。当然这是理想的情况，大部分人恐怕都不会意识到。我还记得平原很多年前给你的书写序，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称赞你能体贴入微，是关于妇女放脚的文章吧。 我已将文章选好，会马上动手写些背景。 这里所谈论的大部分内容，即构成了晓青为《二十世纪初中国商业广告中的政治漫画》一文所作的《后记》。此文的中文翻译，我也立即请到平原一位已毕业的博士帮忙。而被晓青引为同道，则让我深感荣幸。她提到的平原为我的《晚清文人妇女观》所作书序，其中确实特别表扬了我“详细考察放足女子可能碰到的各种难题，及其克服的途径。比如，放足的过程中如何减少痛苦、放足后没有合适的鞋子怎么办、‘放大的小脚’日后婚姻的困难等”，因为我认为，“对于具体的女人来说，这些代价都是实实在在的，绝非几句‘历史的合理性’所能掩盖”。于是在回信中，我对她注重历史细节的做法表达了与有荣焉的赞赏。关于论文集的出版，平原也已与北大出版社谈妥。因为需要先报选题，我请晓青尽快提供一个书名和内容介绍。 虽然晓青自称“书名是我最感头疼的事，我是没有做广告的本事的，书名多少要好听点”，但她还是很快写来了一篇《关于这个集子》的介绍文字，其中包括了作者情况、内容简介与论文目录三个部分。她说自己“本来是想写给读者的，现在不伦不类”，希望我按规矩替她定夺。此文将作为作者自序，收入她的这部遗著。而对于她自拟的书名《中国近代史中的人与事》，平原提议改为《西学输入与近代城市》，认为这样大致能够涵盖书中内容，也可以体现晓青的学术路径。晓青回信赞成，说“当然很好”。 这之后，6月10日的信是交代论文集各文的情况：“两日前已将要给清国歌译者的中文材料以及我自己的14篇论文用快件寄来。还有两篇需要翻译的已在译者出［处］。我这边只有马戛尔尼和光绪两篇你没有。因为我在为几篇文章写后记，包括光绪、园林植物还有政治漫画三篇。我希望很快可以都给你。”晓青的最后一封信是6月14日上午十点多发出的： 平原， 我发现我寄给你的论文都是要打字的。寄来的要翻译的已经在电脑上了，这样只有两篇还没给你都是在电脑上的，所以没寄，是想等后记写完后，可是最近我不太好，没有力气很快完成，我想还是先把文章寄来再说。确［缺］的是园林植物和漫画两篇，漫画还在译，不要紧，园林我正写着。我把这两篇寄来后，文章就全了。我希望你归类时把我方［放］在比较传统的一类。谢谢。 晓青 信中同音字的增多，表明晓青的身体在迅速衰弱。作为附件，她发来了《光绪帝最后的阅读书目》与《乾隆为英使马戛尔尼来访而编的朝贡戏》两篇论文，前者的《后记》已写好。 6月23日，我们收到了康丹的信，告知晓青已于前一天上午去世。8月11日，《中华读书报》发表了刘东的纪念文章《学界痛失叶晓青》，从文末附载的《悉尼晨报》（Sydney Morning Herald）7月10日的讣闻中我才得悉，早在三年前，晓青的癌症已经复发。那么，她的登珠峰、走新疆，出没冰川大漠间，寻求观览人世间奇美绝异的景色，竟是她面对大限来临，刻意安排的纵肆享受与全力抗争。那一份从容不迫中包含的淡定、坚毅与激情令人震撼，而晓青的生命也在如此壮丽的上下求索中得到升华。 9月14日是晓青的生日，那天康丹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详细叙述了晓青最后的日子： 给你们写信的时候，她已经知道她不能再坚持多久，但是还是情绪相当好，跟我们说话，开玩笑，跟平常一样。6月15号她开始觉得很疲劳，睡觉特别多，一天可能20个小时，并且特别软弱，不能起床，不想吃饭。她一直认为这是化疗的副作用，让我不担心，可是我还是很着急，17号送她去医院检查。星期六，星期天还是很软弱，但情绪还不错。星期一已经失去了意识了，我陪她一天一夜，第二天早上她安安静静地去世。 这样算来，我们14日收到的电子邮件，很可能就是晓青留在世间的最后一封书信了。而通过电脑的记录功能，我们可以清楚地还原晓青临终前的写作状态：6月4日上午11∶38，开始写《光绪帝最后的阅读书目·后记》；一个钟头后的12∶53，创建了《中国园林植物与文化认同·后记》的文档；5日8∶57，开始写《关于这个集子》；7日9∶40，开始写《二十世纪初中国商业广告中的政治漫画·后记》。很清楚，直到还能握笔的最后一刻，晓青仍在奋力工作，期望把她的论文撰写思路以及无法添改到文中的新发现，借助《后记》留给读者。毫无疑问，学术对于她乃是生命意义的最高体现；而在我的理解中，这也是她自觉选择的生命延续方式。与晓青心心相印的康丹因此在信中有这样的表述：“感谢你们替晓青做的这件事情，虽然她是一个很谦虚的人，如果她能够看到北大给她出版的论文集，她会额外地骄傲！” 编辑晓青的这部论文集，对于我是一次满怀伤感与惊叹的阅读经验。就年纪而言，1952年出生的晓青是我们的同辈人；不过，在学术的道路上，她比我们起步早得多。我们刚刚大学毕业的1982年2月，晓青已在史学界的权威刊物《历史研究》第一期的头条，发表了长文《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及其影响》。此后，《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也接连在同一杂志刊出，不仅保持了两年一篇的惊人记录，而且，其第二篇论文也享受到与处女作几乎同样的待遇（前面仅有一篇“本刊评论员”的短文）。以这样骄人的成绩，晓青的作者身份也迅速从“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的职员，转变为第三篇文章所署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其间自然有《历史研究》的编辑善于发现与培养人才的作用，如晓青的《西学输入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文，即经编辑部打印出来，分寄给包括李时岳、章开沅、陈旭麓等在内的十几位近代史学界著名学者提意见，晓青再作修改（见李妍《〈历史研究〉的片段历史》，《炎黄春秋》2007年1期）；但她本人显示出的才华与功力，也足以让她实至名归地领受《历史研究》第一届优秀论文奖。 1986年的留学，显然改变了晓青偏重近代科技思想史的治学路数。发表于1988年第一期《自然辩证法》的《康有为〈诸天讲〉思想初探》，可以视为其学术研究第一阶段的告别之作。接下来，晓青的兴趣明显转向上海城市文化。而这一从精英人物下调至平民社会的视点转移，不只反映在引用材料由个人文集到报刊、笔记的变化，更是一种意义重大的思路更新。作为上海人，晓青对其出身的城市自觉负有一种正确解读的使命。见于1990年《二十一世纪》创刊号的《〈点石斋画报〉中的上海平民文化》一文，对此已有初步、却相当精辟的论述： 按照文化霸权理论，上层文化总是控制、影响着下层文化。然而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上海租界的城市化过程中，这种上层文化在中国人口中并不存在。……由于脱离传统结构，他们（按：指绅士）其实已失去过往的社会功能。因此，匡救传统的努力便成为徒劳。当时的租界出现了上层文化真空，换言之，上海平民文化是在不受上层文化控制的情况下形成的。上海平民无传统道德负担，十分乐于接受新鲜事物、西方物质文明。媚外的价值观首先在平民中产生，早于中国知识分子。但这并不是由于下层文化对上层文化的影响，只是由于西方在经济、政治上的压倒优势所造成。上海平民文化后来的确影响了上海文人，产生了学界认为的所谓“海派心态”、“上海气”。 这一论点也成为其上海研究诸文的核心理念。2003年出版的英文著作《〈点石斋画报〉：上海城市生活（1884—1898）》（The Dianshizhai Pictorial: Shanghai Urban Life 18841898），即为晓青此项研究的汇总。这部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大作，率先对《点石斋画报》丰厚的蕴藏进行深度开掘，由此引发的中外学界探究的热潮，足以证明晓青拥有立身于学术前沿的锐气与实力。 我的感觉是，由此开始，晓青也真正进入到自由挥洒、触手成春的研究境界。而这同样意味着对史料的更高要求。从图书馆中的近代报刊，转向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清宫文献，晓青为搜集资料所付出的辛劳也加倍增长。可想而知，当她从尘封的档案里发现乾隆皇帝为接待英国使节马戛尔尼所编写的《四海升平》剧本，以及光绪皇帝于去世半年前的1908年1—4月间索要西学书籍的采购记录，会让她多么惊喜！所谓“机会只给予有准备的人”，这些零散的材料，只有落在晓青这样已有深厚积累的学者手中，才会充分掂量与挖掘出其异样的价值。也正是依靠这般艰苦卓绝的努力，晓青即将出版的英文论著《四海升平：戏剧与清宫》（Ascendant Peace in the Four Seas—Drama and the Qing Imperial Court）自然多有创获。 而让我最觉遗憾的是晓青一直念念不忘的藏红花研究，我们听她兴致勃勃地讲过两三次，并且，直到临终前一个月，晓青还提到了它：“我还想写一篇很汉学的文章，是关于藏红花的，这也是我本来计划在北大讲课中的一个题目，是个特别有意思和有学问的题目，这里我不能详细讲。”（5月23日信）按照康丹的描述：“关于藏红花，她没有写完。她已经收集了很多的材料，并且在一些研讨会介绍了一下。她说，化疗完毕了以后，第一个大任务就是这篇文章，她特别重视。她让我把各种有关的书和其他的材料，放在她在楼下的书房。”晓青无疑是带着诸多未了的学术心愿离开的，这已然成为学界不可弥补的损失。 晓青留给我们的最后遗言是：“我希望你归类时把我方［放］在比较传统的一类。”这是她对自己学术研究的定位，然而，这又何尝不是一种自觉的疏离与向“知人论世”传统的复归？她之所以临终前仍坚持为几篇论文写《后记》，其实更想传达的是她在研究过程中压在纸背的关怀与心境。正如她在《光绪帝最后的阅读书目·后记》中所述，“这份看似枯燥的文件震动了我，不但是从历史学角度出发，凡能帮助我们更接近历史真相的发现都是重要的；而且从更大的人文主义的立场出发，个人的命运，也是值得我们关怀的”。所以，晓青期望的——“我希望我做到了上述两点——对历史领域的一点贡献和对自己人文理想的实践”，也可以用来概括她所有的研究。 可以告慰晓青的是，她在历史研究中寄托的人文关怀与良苦用心，已为年轻学者所领悟。2004年12月1日听过晓青的演讲后，博士生季剑青（网名“周书白”）在他的博客上写下了这样的感言： 今天陈老师的课上请到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叶晓青教授做演讲，题目是“历史档案中‘琐事’的意义——清代几位皇帝的内心世界”，讲了好多清代皇帝有趣的故事，说实话，能把学术演讲讲得这么有趣还真不多见。叶教授讲到历史研究中常常忽略了对历史人物内心世界和情感的体贴，大概在主流历史学家看来，重要的永远是政治、经济、社会结构这些大问题，“人”本身倒只成了无关紧要的了，他们常常只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被他们自己无法把握甚至无法意识到的潮流所裹挟，他们的命运不是由他们自己，而是由其所处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 在这样的历史研究框架中，个人的内心情感自然是无足轻重的。然而这正是叶教授所关注的，或许这和她是一个女学者有关。她有一个说法很有意思，说我研究乾隆我首先得“认识”乾隆这个人。也许这对很多学者来说并不重要，而且也不影响他们做出出色的成果。但是，相比那些大问题而言，历史中的个人本身不也是值得关注的吗？就算他们不能左右历史，他们的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就没有认识价值了吗？有一次在档案馆里看清宫的档案，她偶然看到光绪皇帝去世前几个月写下的一份书单，主要是当时关于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些著作，有些甚至还没有中译本，这份书单是他托上海商务印书馆帮他找的这些书的目录。这个发现让叶教授激动不已，虽然与她当时正在进行的研究毫无关系。戊戌变法后光绪已经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可以说与中国的现实已经毫无关系。对历史学家来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毫无意义的存在。然而，如果说戊戌变法是一个时代悲剧，此后的光绪则开始了他的个人悲剧。他仍然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存在，他并没有放弃自己重新执政的希望，他仍然怀抱着振兴中国的雄心和梦想。只是历史没有给他这样一个机会，于是他便被遗忘了，仅仅成为用来纪年的抽象的符号。在布满灰尘、无比寂静的档案馆里，叶教授仿佛看到尘封的卷宗背后一个鲜活的生命的跃动，她没有办法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独自坐了很久。这便是她今天关注的这个题目的由来。 听到这个故事我感觉自己受到的震动并不亚于叶教授初次阅读到这件档案时的感受。三教305的大教室里，北京正午冬日温煦的阳光从窗外照射进来，一时竟有恍然隔世之感，而一种久违了的、来自学术本身的感动也开始萦绕在心头，久久不能散去。 而这个学生的感受正体现了一种学术精神的传递与承继，晓青因此不死。 关于本书，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按照作者生前的意愿，论文分为三辑，前两辑的名目由作者自定，第三辑为编者代拟。排列次序依据发表先后。所有论文引文都经过重新核对，感谢傅湘龙、秦美珊、林峥、梁苍泱参与了这项工作。 2011年3月14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