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火催生的中博院 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于１９３３年４月在南京中山门内成立，其宗旨是"提倡科学研究，辅助民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任务是"系统的调查、采集、保管、陈列，并说明一切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现代工艺之材料与标本"谭旦冏：《"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经过·王世杰序》，台北：中华丛书出版编审委员会，１９６０年，２页。。筹备处首任主任由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兼任。１９３４年７月，李济接任中博院主任。 建立博物馆，以之推动科学的普及，是李济毕生的心愿。 他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时，就已深知博物馆对于传播科学知识、保存珍品、进行科学研究和实施教育的意义，那时他们的许多课就是在皮博迪纪念博物馆上的。参加考古工作之初，中博院院徽。 李济跟弗利尔艺术馆签订的合作协议条约中有这样一条："所得古物归中国各处地方博物馆……或俟中国国立博物馆成立后归国立博物馆永久保存"。１９２６年６月５日，李济串联沈兼士、翁文灏、葛利普、袁复礼、步达生、周诒春、颜惠庆、曹云祥、蒋梦麟等，写信给来华考察的英庚款董事会的咨议委员会，要求从英庚款基金中拨款建一所人类学和考古学博物馆，并设想了如何用较少的经费建立一个高效能的新型博物馆。七年以后，中博院筹备处大致就是按照这个蓝本建立的，基本建设也受到英庚款的直接资助。 李济上任中博院主任伊始，聘请了梁思成为中博院建筑委员会专门委员，开始了博物院在南京的选址建设事宜。１９３６年，中博院在鞭炮声中举行了仿辽式建筑一期工程开工仪式。与此同时，文物采集工作也在紧张进行，先后接收藏于奉天及热河行宫，后归内政部所属古物陈列所的南迁文物，购进闵侯何氏"绘园"、东莞容氏"颂斋"、庐江刘氏"善斋"等地古物计二千余件，接收了瑞典人斯文赫定及中研院动植物研究所的大宗文物和标本。南京朝天宫库房建成，原存放在上海的南迁文物又运至南京保存，原属中研院的北平历史博物馆连同其收藏的文物一同并入中央博物院。 １９３７年春，李济在欧洲讲学期间，详细考察了德国慕尼黑的德意志博物馆，"真是如入宝山！看了十天，尚未尽兴"，他印象最深的是，飞行器的陈列竟是从昆虫及飞鸟的飞行姿态开始的。由这些标本再看到各种现代的飞机及模型，李济感慨道，"对于飞机的结构，好像自己已是解人了"。 他曾设想过展示普及科学知识的方法：如果计划搞一个实物展览来说明现代动力发展的历史，不能只限于陈列几台蒸汽机、内燃机，应该从人类开始利用自身以外的动力说起，如猎人利用自然弹力，农人利用水力，以及利用驯服的兽力等，都有很长的历史，都是开发现代动力的预备知识，由此再说到蒸汽机的发明，内燃机及原子能的利用，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成为一部很自然的历史。李济主张，博物馆、科学馆的目标就是"教育"，不要转向，不要搞成百货商店、商品陈列馆，不要为征求展品而把给捐助人做广告当成主要目标。要有条理，有科学的陈列目标，不要让博物馆兼营其他业务。倘若假以时日，按照李济的目标，一座代表东方文明的现代化国家博物馆将屹立在紫金山下的北极阁。 战火燃烧起来了，中博院的一些田野工作仍在继续。１９３６年底，李济筹组了中博院"川康民族考察团"，确定以马长寿为专员，赵至诚为技术员，李开泽为书记，重点考察凉山的罗罗本书所涉民族，皆沿用旧称。，同时征集民族生产生活用品。罗罗是彝族的先民，早在汉代司马迁所著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就有了记载，后见于晋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唐代樊绰的《蛮书》等。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马长寿一行由南京出发，到四川从宜宾溯金沙江，先到"小凉山"雷马屏一带今四川雷波、马边、屏山三县。，考察了罗夷的一般情况。１９３７年春，他们离开雷波，直至大凉山核心区的竹核、昭觉，后又由西昌转盐源、盐边等地，７月底始取道西昌转至成都。中博院西迁的消息，促使他们加快步履，８月又从成都往西北行，经灌县到汶川、茂县、理番、松番等县，转至雷波、马边、屏山、昭觉、西昌。后重点考察了越西的尼帝、斯补、埃绒三土司区域，调查了罗夷土司制度、先民迁徙路线、物质生活及风俗礼仪，还对三个土司语言区进行了比较研究，翻译了一批罗夷经典，收集了约三百多件标本，提出了古代獠人即今之罗夷的推测，探讨了罗夷与西番的关系。山中数日，世上千年。战争终于阻止了田野调查的脚步。１９３９年初，在得到李济"结束工作"的指示后，考察团只得返程。５月中旬，回到成都，马长寿将罗夷考察征集的标本移存在望江楼边的四川大学新校舍，自己租赁在华西坝小天竺街住宅以作联络点。５月２８日，马长寿函李济："罗罗报告写毕，前得籽原先生函称，教部索稿命摘录一份寄重庆，故预计两周之内寄呈。"所档：考１２-１０-４、６、２４。那份二十多万字的"凉山罗夷考察报告"，马长寿用蝇头小楷墨笔写成。分为罗夷之考察纪行、体质研究、起源神话、古史钩沉、迁徙史、系谱、地理环境、社会组织、罗夷一生、巫术祭祀与信仰、物质生活与技术文化、历法与年节、语言与文字及附录（罗文字、文法、经译本、故事等）等部分，是特殊年代的一份难得的民族考察文本。直至２００６年，那份尘封数十年的民族学调查报告才由马长寿的学生和助手李绍明、周伟洲重新整理，并以《凉山罗彝考察报告》为书名正式出版。 １９３８年９月，吴金鼎、曾昭燏等由英返国抵昆明，应李济之邀来到中博院工作。曾昭燏和吴金鼎、王介忱夫妇"所从事的田野工作及其方法正代表了当时英国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较高水平"。此时的中博院，可谓考古学的重镇。李济主持拟定了一份西南考古的宏大计划，据计划书称："过去十余年来，华北考古之结果，证明中华远古之文化，确有一部分来自西南，吾人为欲了解全部中国文化之渊源起见，现拟按照下列计划，从事西南考古。兹拟实地调查西南古迹，颁藉吾人所熟知之汉族遗物为线索，先求汉族遗迹之分布，再就地层先后，以推求汉化以前之他族文化，及汉化后所产出之特色……"谭旦冏：《"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经过·王世杰序》，台北：中华丛书出版编审委员会，１９６０年，７６-７７页。 李济派吴金鼎先行前往滇西调查。１１月中旬出发，吴金鼎经大理、邓川、洱源、鹤庆、丽江、滨川诸县，历时月余，在大理境内发现史前遗址数处。在完成各项准备后，１９３９年１月李济即命吴金鼎、曾昭燏、王介忱三人组织发掘团，前往大理工作。 吴金鼎在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博士学位期间，他以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陶器为重点，用英文写成《中国史前之陶器》一书，被国外学者认为是研究新石器时期陶器的重要参考书。１９３３年冬，吴金鼎师从英国埃及学考古泰斗皮特里教授，在巴勒斯坦作发掘。１９３７年，吴金鼎在英国获考古学博士学位。夫人王介忱是吴金鼎的贤内助，不仅要管理工作站的日常生活琐事，还要与丈夫一同发掘、绘图、写报告。 年方而立的曾昭燏舍弃在伦敦大学考古学院任助教的优裕条件，从香港经越南到达昆明，任中博院专门设计委员。刚到昆明，她就遭受丧母的重大打击。曾昭燏是曾国藩的弟弟曾国潢的曾孙女。爷爷与父亲都是秀才出身。母亲对子女教育十分严格。西南联大的化学教授曾昭抡就是她的哥哥。１９３８年，曾昭燏的家乡湘乡沦陷。其母避难昆明，积劳成疾，不幸病亡，１９３９年１月２日葬于龙泉镇瓦窑村右山上。古人把节哀报国称为"达孝"。曾昭燏忍悲吞泣，很快参与了苍洱古迹考察。１９３９年昆明龙头村中博院王天木研制的汉马车模型。（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至１９４０年４月，她与吴金鼎夫人王介忱一起，先后指挥了马龙、佛顶甲、龙泉等七处遗址的发掘。考古现场，从来就是男人的天地，而此次田野发掘的工人全是当地的白族妇女。她们开创的"女性考古"，刷新了中国田野考古的历史。 李济参观过美国许多博物馆，深知制作模型、标本和复制品，对研究历史和建设博物馆的重要性。畜力车是古代先民陆上最重要的交通工具，据文献记载夏代就开始使用。史语所自１９２８年殷墟发掘以来，曾多次发现过车马坑遗迹。因受发掘水平的限制，未能将坑中所埋木质车辆的遗骸清理出来。李济希望能够凭借照片和绘图将殷商马车复原出来，他对青年技师王天木寄予厚望。 王天木参加过燕下都的发掘工作，但其特长，却是配合博物馆的陈列制作模型。１９３９年，王天木花了整整一年的工夫，复原了东汉十三种车制、做出模型，并按清代经学家的研究成果，绘成复原图，标明尺寸。这些模型，对研究殷商的交通，有着极大的裨益，对于博物馆足可"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 坐镇昆明，李济多头遥控。此时，中博院人多到了昆明，战前收集的一百三十箱珍宝却转运在重庆。中博院重庆办事处的负责人是郭宝钧，李济曾称赞他是同人中最不怕困难，最能想办法的人。１９３９年５月，日本飞机开始对重庆大轰炸。李济担心存放在沙坪坝重庆大学校内的文物安全，５月２８日致函郭宝钧，"此次敌机袭渝，美丰银行遇灾，查本处在美丰保险库存有箱件一只，内皆要件，是否有损失情形，务希即速示知。沙坪坝对象点交，亦请从速，完毕后应即设法移入山洞。"移入山洞只是权宜之计，６月３日，李济函请交通部何淬廉，"将此物之一部分运滇，需用载重车约四吨左右……"所档：考１８-２９、３７。６月中旬，首批转运文物五十三箱终于运往昆明。 剩余的文物只能就近转运庋藏。郭宝钧多次驰报李济，准备将那七十八箱文物运往乐山，已与迁往乐山的故宫博物院负责人马衡接洽，拟共同保存。但留守乐山的人选一时难定所档：考１８-４９。。８月初，七十八箱文物终于装上"民裕轮"，由中博院重庆办事处李开泽随行押运。８月１９日，李济电告郭宝钧，据乐山马衡电称，"民裕轮启运时李开泽未随行，托故宫照料；故宫无人，希自派，请即电马长寿赴乐山照料。"所档：考１８-８８。许是情况紧急，李济电文措词欠周，郭宝钧次日回电："恳废年而后请予以接近古物接近图籍之方便；准予辞去干事职务，但愿不作事务专事写作；博院请假最好一年报告缴卷而后再供驰驱。"所档：考１８-９１。这岂不是釜底抽薪？李济立即复函开释劝慰。 这边还在信函往来，那边敌机猝然又至。８月２２日，马长寿赶往乐山，他领有两项任务，一是押运中博院"川康民族考察团"近三年来采集的十二箱民族文化标本去乐山存藏；一是赶去乐山接受重庆转运来的文物。路上遭遇不测，他即电告李济，"敌机轰炸嘉定，成都运来公私书籍、仪器、衣物、新由越西采集之标本及公用家具皆毁，由渝运到古物万幸无恙，正设法起运，关于炸毁部分当另立清单，旅行社出证明详为呈报。"所档：考１２-１０-１０。 ８月底，马长寿终于将"渝运标本全部妥措安谷古佛寺"。１１月，尹焕章从重庆赶往乐山，替换马长寿。年方三十的尹焕章，也是史语所的老人。他参加过殷墟第八次发掘，还在小屯、后冈、侯家庄及浚县辛村等地，多次参加田野考古。而今，他离开单位和同伴，独自留守古庙安谷寺。 １９３９年９月至１０月，李济奉教育部令，冒着敌机轰炸和匪患不靖的危险，赴贵州安顺、四川重庆、乐山、峨眉等地调查故宫古物搬运及存放情形。乐山安谷镇的几户宗祠和古佛寺等处存放着中博院和故宫文物共九千三百三十一箱。李济来到安谷镇，看到文物无恙，见到下属尹焕章独自留守，尽职尽责，既欣慰又感慨。那时，他们谁也想不到，再次相逢会是六年后的抗战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