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回师河南 一、"卷地毯"与后冈三叠层 1931年,军阀间的中原逐鹿终于战火熄灭尘埃落地,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反蒋联军败北,蒋介石以武力统一了国民党各军事集团。蒋的心腹刘峙出掌河南省政府,局势趋于稳定。 中研院史语所取得了与山东合作的经验后,蔡元培出面与刘峙商谈,与河南合作发掘安阳殷墟的意向初步谈妥。随后,经傅斯年、李济与河南省教育厅多次磋商,落实了合作的具体办法:河南省教育厅遴选一至二名专业人员,参加中研院安阳殷墟发掘团;发掘工作及所获古物,均由安阳殷墟发掘团缮具清册,每月函送河南教育厅备查;所掘古物移运适当地点,须函知河南教育厅备查;殷墟古物除重复者外,均于每批研究完结后,暂在开封陈列,以便地方人士参观。俟全部发掘完竣,研究结束后,再由中央研究院与河南省政府会商分配陈列办法资料出处: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卷3),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81-83页。。 障碍清除,道路畅通,第四次殷墟发掘行将恢复。当初,首次发掘的机构叫"中央研究院掘地层委员会",写在一块白布上,挂在小屯村内马王庙的墙上。第二、三次发掘,叫做"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发掘团"。这次改称"国立中央研究院安阳殷墟发掘团",已带有名正言顺的意味。 1931年3月,李济率众在和煦的春风中再赴安阳,发掘团有老队员董作宾、郭宝钧和王湘等,有首次参加安阳发掘的梁思永、李光宇、吴金鼎和刘屿霞等,河南方面亦派出关百益、许敬参等参加发掘。 随着时间的推移,经验教训的积累,李济制定的发掘方法也越渐成熟:在大面积的发掘前,先作点的探找,次作线的观察,再作面的揭开,最后作体的发掘。吸取城子崖的经验,这次因地下普遍有古代遗存,故不再试探,径行测量规划发掘网。李济将发掘工地分为A、B、C、D、E五区,十米见方为一个探坑,每间隔数米即一个探坑,采用"卷地毯"的方法全面推进。 声势浩大的发掘,历时五十一天,除了出土七百八十二片有字甲骨及多件青铜器、玉石器、骨蚌器外,最重要的是发现了殷商时期的宫殿遗址。考古遗址是过去人类生活的"琥珀化",凝聚了当时自然环境与人类行为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讲,有时遗址的发现比遗物更有价值。以往的发掘,以为生黄土层不含遗物,不具考古价值,其实是因其发掘面积过小,没有发现生黄土层的整体形状和全部联系。这次"卷地毯"式的大面积揭露,使各处发现的生黄土连成一片,揭示出了原来作为宫殿基址的形状,丰富了对殷墟遗址的认识。 自1931年春季开始,小屯的发掘范围向东扩展到后冈,向西扩展到四盘磨,李济的意图是"由外求内",先发掘小屯的四境,再探求小屯。后冈与四盘磨的发掘分别由梁思永和吴金鼎两员大将主持。 后冈遗址,北临洹河,位于小河湾南岸的一处台地之上,西北面是傍河而立的十几米高的黄土壁,东北是一片河水沉积的沙滩,东南两面地势平坦。李济曾经写过,"1929年发掘小屯时,天天走过后冈,看它那隆然高出四周的形势,遍布绳纹陶片,那时就动了掘它的念头。" 梁思永主持的后冈工地,经过连续几次发掘,出土了与城子崖遗址下层文化相同的黑陶期遗物,发现了小屯(商代)、龙山、仰韶三种文化遗存上下依次堆积的"三叠层":其上文化层,为浅灰土,属殷商文化,出土陶器颜色灰黑为主,兼有少量白陶和釉片,器型以鬲为主,还出现了形如古代武士头盔的冶铜坩锅发现者吴金鼎将其称为"将军盔"。,骨器类型有箭镞、单孔刀及刻字甲骨;中文化层土色呈浅绿,发现了大量与城子崖遗址出土陶器纹饰、器型完全相同的磨光黑陶,明显属于龙山文化层;下文化层为灰褐土,属仰韶文化层,未发现卜骨。 梁思永细心地观察到,后冈遗址的分布中心每次都略向东北方向移动,这大概与洹水的活动有关,因为洹水所冲积形成的三角沙洲是向东北推进的。也许,古人就是利用洹水向后冈退让的优势,完成了三种文化的依次演进。他进而推测:第一次彩陶文化的人们在西南角留下一个小土堆;第二次黑陶文化的人们在小土堆的东北方向建成一个较大的村庄,这个村庄废弃之后,后冈大致形成;第三次白陶文化的人们在黑陶的废墟上继续堆积,最后形成了现在的后冈。可见,殷墟文化与龙山文化之间有着明显的继承关系,但二者之间也显然存在缺环;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间曾发生过密切关系。 刘燿(尹达)后来评价:"在河南北部这三种文化的时代序列是基本上肯定了。这好像是一把钥匙,有了它,才能打开中国考古学中这样的关键问题。这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掘中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这功绩应当归之于思永先生。"夏鼐也说,梁思永"自加入殷墟发掘后,对于组织上和方法上都有重要改进,提高了我国田野考古的科学水平。在野外工作中,能注意新现象,发现新问题。主持大规模发掘时,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漏细节"。夏鼐:《梁思永先生传略》,《夏鼐文集》(上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228页。 上述评价并非过誉,但1949年后,也有人借机作文章,厚此薄彼,打压去了台湾的李济等人。张光直曾针对"梁思永之前中国考古学界田野技术并不地道"的观点指出,1928年的时候,全世界田野考古的水平都不够高。当时英国人在印度搞发掘,仍是一大堆人站在探方里。新的方法尚在探索中。梁先生因在美国西南部搞过发掘,受祁德指导,又有当地特1931年春,因战争即将爆发,河南安阳殷墟第四次发掘(小屯)收工后,交通中断,坐站车脱离安阳情形。(李光谟提供) 殊地貌的启发,因此容易形成"很大一片整个挖的概念",从而使中国田野考古技术明显提高张光直:《张光直谈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与前景》,《考古》杂志,1997年第9期。。那时人们的认识也许有被意识形态涂抹过的痕迹。 梁思永后来得了肋膜炎,离开了后冈工地,担任助手的助理研究员刘燿也转往浚县辛村,后冈发掘便陷入停顿。1933年11月,李济组织后冈复工,调回刘燿、尹焕章、石璋如等人。年底,刘燿在后冈东区发现了殷代墓葬,出土一个前所未见的铜甗,又在后冈西区发现一个南北二道的"中字型"大墓。此时,小屯的发掘工作虽暂告结束,但后冈的发现却无法停工,刘燿家有要事先行离开,工作只好交给留守的队员石璋如等。据石璋如回忆:正值天寒地冻,墓葬约有地下七八公尺深,下到工作坑的积雪融化成水再结成一般的工具无法打破的厚冰,增添工作困难,我们只好燃起柴火烤火。先将厚冰逐渐变成泥、再融成水的逐步进行。后来发现此墓早就被古人盗掘了。盗掘人从中间挖了个洞进入,斜形的墓壁并不宽阔,而得维持洞顶夯土,但是下头都被掏空了。我们仍然从夯土堆中发现了很多的人头骨,每一层夯土就有一个,大约有二十几个人头骨。就此而知殷代筑夯土时习惯以人为牺牲,每筑一层夯土便举行祭祀仪式,砍一个人头。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73-74页。石璋如的这次经历,对"殉葬"有了新的认识,他对日后并未从事田野考古的郭沫若关于"奴隶制分期"的研究有微词,以为颇多穿凿附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