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子崖的"求仁得仁" １９３０年１１月７日，城子崖遗址的首次发掘开始，仍由李济主持，参加者有董作宾、吴金鼎、郭宝钧、李光宇、王湘等人。 这次发掘在李济的具体指导下，采用了考古层位学的方法，详细绘制了地层图。"地层"一词是从地质学中借用而来的。人类居住的地方，天长日久必然会在原来的生土上堆积一层熟土，因其多呈灰色，所以也叫灰土层。在灰土层中，常夹杂着人类活动的遗物，这种包含人类文化遗迹的灰土层，考古学上称之为"文化层"。不同时代的人们在同一地区生活，会形成不同的"文化层"。如果有一时期没有人类居住，就会堆积一层天然堆积物，如水流冲积形成的淤土、风吹形成的沙尘以及草木朽烂形成的腐殖土等等。这种自然形成的堆积层，考古学上称之为"间歇层"。如果没有发生扰乱，上层的年代必然晚于下层的年代。城子崖台地的断崖上清晰可见的文化层，犹如一部人类生活状况的纪年史。 这次发掘颇为顺利，先后进行了一个多月，于当年１２月８日结束。最有特点的出土物是黑陶，其中的黑陶杯，"黑如漆、明如镜、薄如纸、硬如瓷，掂之飘忽若无，敲击铮铮有声"。李济将发掘物，交给城子崖的发现者吴金鼎负责整理。半年之后，吴金鼎将发掘出土的陶片和石器刻完记号，整理完毕，并形成了对龙山文化的总体思考，写出《龙山黑陶文化之今天的观察》一文。 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件，日军占领了东三省，华北也笼罩着一层战争的烟云。这年夏天，取得哈佛考古学硕士学位的梁思永返国，应李济之邀加盟考古组。１０月，李济便将主持城子崖第二次发掘的重担交给梁思永。 城子崖遗址经过连续两次发掘，获得了重大发现，遗址内呈现"三层叠压"的壮丽景观。最上层是周代文化城址，曾为古谭的国都，已使用青铜，陶器以轮制为主，有正式的文字，与中国古史的记载相印证，所属年代由此推定。中层是夏代的岳石文化层。最下层是原始社会晚期的龙山文化层，属石器文化，陶器以手制为主，但轮制已出现，所出土的黑陶和粉黄陶，技艺精湛，造型奇特，极富创造与想象力。此类工艺，到上文化层时似已失传。 城子崖出土物的卜骨上层只用牛胛骨，下层兼用牛、鹿胛骨，故可推论上、下两文化层虽属两个时期，但实为一个系统。由卜骨而知，城子崖文化与殷商文化为最直接的传承关系资料出处：石舒波、于桂军著，《圣地之光--城子崖遗址发掘记》，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９４-９６页。。另有多件出土物也看得出与殷墟的关联，如版筑与"夯土"，也可以反过来重新认识殷墟的建筑遗迹。 城子崖遗址首次发现的黑陶，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文化体系的代表，最初称为"黑陶文化"，后来被命名为"龙山文化"。李济认为，"龙山文化"乃中国东部文化圈内由史前到有史可稽的历史期间的重要桥梁；对于认识和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有了城子崖的发现，我们不仅替殷墟文化的来源找到了老家，对于中国黎明期文化的认识我们也得到了一个新阶段。" 傅斯年以诗的语言称颂城子崖遗址"是一个千年大树的横切面，又是一个多数脉络的交汇所"。此次发掘工作，"为史前时代考古之一基石，在中国考古知识之征服上，建一形胜的要塞，替近海地方的考古学作一个前驱"，"为昆仑山下一个长源"。他在《城子崖·序》中写道：谈到这一个发掘工作所获取，本书之众位作者或不免"求仁得仁"之喜。到山东去作考古发掘，本是假定山东一带当有不同于陕甘及河南西部之文化系，已而发现很别致的黑陶，众多之情形使工作者不能不设定黑陶为一种文化系之代表，其作用一如彩陶之在黄河上游。到殷墟以东作考古发掘，本是想看看殷代文化系之向东分配情形，已而在城子崖发现甚多物件，足与殷墟出土品比较连贯。先在城子崖作考古发掘，本是想藉此地为发掘临淄瑯琊及其他海滨地带之初步尝试，已而此一发掘所得者，使我们遵循海滨工作之兴趣更炽盛。科学的工作不是独立的，一工作之影响所及，要待他工作出来，然后可以认定。盼望这个工作堪为史前考古时代之一基石，在中国考古知识之征服上，建一形胜的要塞，替近海地方的考古学作一个前驱。傅斯年：《城子崖·序》，《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３８页。城子崖发掘的意义，在傅斯年看来，也是一次争"科学的东方学的正统在中国"的胜利。他写道：即以考古学而论，在中国追求于中央及西方亚细亚彩色陶器有亲属关系之中国彩色陶器之分布，诚然是一件绝重大的考古工作，然中国史前及史原时代之考古，不只是这么一个重大问题，若以这个问题为第一重心，则仿佛觉得先秦二三千年间中土文化之步步进展，只是西方亚洲文化之波浪所及，此土自身若不成一个分子。我们现在所有的知识，已使我们坚信事实并不是如此的。又如近年时行讨论的斯其太形象，有的欧洲学人在未断定此项物品出现于中国土地之年岁之前，先预断其流传方向是自西向东的。我不是说这个断定事实上错误，我只是说这个断定尚无事实为之证明。傅斯年：《城子崖·序》，《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２３８页。１９３１年，李济发表了《发掘龙山城子崖的理由及成绩》一文。三年后，他与傅斯年、董作宾、梁思永、吴金鼎、郭宝钧、刘屿霞合撰辑的《中国考古报告集之一·城子崖》出版，李济在序言中明确阐述了用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研究古史的基本原则。 此前数年间，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掀起了一场史学革命，否定了以经学为中心的古史体系。他们认为古人言之凿凿、顶礼膜拜的三皇五帝等无非是春秋以降层累地造成，或子虚乌有，托古改制，或来源于商代神话。古史辨的支持者胡适甚至也有过"东周以上无史"的言论。 革命是"破"，建设是"立"。安特生的仰韶"彩陶文化"，史语所的殷墟发掘以及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城子崖的"黑陶文化"等，考古学的成绩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了《史记》关于商代尤其是晚商的记载是大体可信的。１９３４年，李济在《城子崖发掘报告·序》中写道：考古工作是极有准绳的，至少我们应该以此自律。我们固不惜打破以中国上古为黄金时代的这种梦，但在事实能完全证明以前，顾颉刚先生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也只能算一种推倒伪史的痛快的标语；要奉为分析古史的标准，却要极审慎的采用，不然，就有被引入歧途的危险。 殷墟发掘的经验启示于我们的就是：中国古史的构成，是一个极复杂的问题。上古的传说并不能算一篇完全的谎账。那些传说的价值，是不能遽然估定的。只有多找新材料，一步一步地分析他们构成的分子，然后再分别去取，积久了，我们自然会有一部较靠得住的中国上古史可写。李济：《城子崖发掘报告·序》，《李济文集》（卷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２０６-２１０页。 １９３３年秋，李济骑驴赴山东滕县安上村工作地。（李光谟提供） 在同年的一篇文章中他还说："十余年前，旧一点的史学家笃信三皇五帝的传说，新一点的史学家只是怀疑这种传说而已；这两种态度都只取得一个对象，都是对那几本古史的载籍发生的。直等到考古学家的锄头把地底下的实物掘出来，史学界的风气才发生些转变。"这时，"中国古史就渐渐脱离了那载籍真伪的辩论。这并不是说中国的史乘完全消失了它们的价值；由这几年古史辩论的趋向看，中国史籍所载的若干史实，因考古的发现，反更加证实了。"李济：《中国考古学之过去与将来》，原载《东方杂志》，《李济文集》（卷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３２５-３２６页。"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锄头考古学"夯实了古史重建的基础，学界开始走出"疑古时代"。这一进程，正如历史学家翦伯赞后来指出的，人们开始"由盲目的信古而进到疑古，更由消极的疑古，而进到积极的考古"资料出处：傅斯年：《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８１-８３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