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最后两年，李济开设的考古学人类学几乎被视为"屠龙之技"。西阴村发掘的成功刺激了他，他在寻思能不能有更大的发现，也在找寻一个理想的合作团队。１９２７年底，李济赴陕西作考古调查，受北伐战事影响，平汉铁路多处中断，只能从天津坐海船绕道大连、南京、上海，转溯长江去汉口，再走西北。首途大连，李济顺路拜访了退隐后的丁文江。他写道：那时他的太太有病；济瀛丁文江夫人史久元的侄女，后嫁给丁文江的胞弟丁文治。尚没结婚，与他们同住作伴。我进门时正看见她替姑父画地质图。与在君谈了数小时，我没有感觉到他做了一任大官的味道，也没有感觉到他有任何失意的气象。他仍是我在天津与他初见面的那个样子；想法子帮我完成旅行调查的计划；替我写了好些介绍信。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７７页。船过南京，李济手持丁文江的介绍信去了新成立的大学院。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与他谈得很投机，对他的田野调查也非常支持。李济有一个想法，想尽快摸清中国地下文物和遗址的家底。为此，他邀请了清华的同事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永梁思永，１９０４年生于澳门，曾在日本念小学，回国后入清华学校留美班，后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及人类学。同行，相约在开封会合。 梁思永的身份是哈佛大学考古人类学的研究生，他在父亲的安排下回国实习。梁启超对儿子耳提面命，他在１９２６年１２月１０日写给梁思永的信中，多次提到西阴村发掘，他说:"李济之现在山西乡下（非陕西）正采掘得兴高采烈，我已经写信给他，告诉以你的志愿及条件，大约十日内外可有回信。我想他们没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实在职务，得有实习机会，盘费、食住费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问题。"１９２７年初，梁启超出席清华欢迎李济、袁复礼归来茶话会的当晚，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今天晚上，他和袁复礼（是他同伴学地质学的）在研究院茶话会里头作长篇的报告演说，虽以我们的门外汉听了，也深感兴味。他们演说里头还带着讲他们两个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学者（济之是学人类学的），真正专门研究考古学的人还在美国--梁先生的公子。我听了替你高兴又替你惶恐，你将来如何才能当得起中国第一位考古专门学家这个名誉，总要非常努力才好。"又说:"（李济）所说，'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国，遍地皆黄金，可惜没有人会拣'真是不错。"梁启超还建议儿子回国后"跟着李、袁两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梁思永于是提前回国在清华担任助教，整理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出土的陶片，并以此准备毕业论文。但他心里并不很踏实，论文资料毕竟不是出于自己参与的田野发掘，他希望与李济一同外出，找到一处可供实践的发掘地。 转眼就是１９２８年初，李济在开封焦急地等候迟迟未到的梁思永。１月２６日，李济写信给上海的胡适，请他将另附的一封信面交梁思永。李济在给梁的信中谈到，在汉口得知，襄河一带旅行"极危险"，来往商人需化装，且不能携带行李。本打算经鄂西去陕西的李济曾于１９２４年在鄂西做过体质人类学调查。，"据说：秦岭一带也是一个土匪窝。所以由长安入汉中现在不能做到。"信中没有明说此行的最后目的地，想必是形势复杂，许多因素难以估计。信中谈及有一个机会，冯玉祥打算派人从开封西去敦煌、南到叙州去照相，以作他的《十七年来国民军的纪念》一书的插图。照相的人有军队保护，李济因此有意"随这队人往甘肃走走"。从他托梁思永在上海代购"照壁画用"的照相器材推想，他当时还考虑去敦煌一带。信中还为梁思永的西行路费设想了几种方案，其中之一是已致信李仲揆（四光）"请他替我筹两佰圆与你"。不知什么原因，梁思永根本没去上海，当然也就没能见到这封信，未能与李济结伴而行。李济的调查计划也就半途而废。 留学美国时的梁思永。（梁柏有提供） １９２８年８月，梁思永返美，继续完成哈佛的学业，他依据对李济西阴村发掘物研究完成的硕士论文《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之新石器时代之陶器》NewStoneAgePotteryfromthePrehistoricSiteatHisYinTsun，Shansi，China.，于１９３０年正式出版。他也成了第一位受过正规现代考古学训练的中国人。 １９２８年，史语所在广州甫一成立，当务之急是"新其工具，益其观念"，"扩张研究的材料"，重建古史。傅斯年看来，寻找史前和中国历史时期的连接，也许安阳发掘是最好的选择。他认为："就殷墟论，吾等已确知其年代，同时并知其地铜器石器兼出。年来国内发掘古代地方，每不能确定时代，如安特生、李济诸君所作，虽生绝大之学术问题，而标年之基本工作，仍不免于猜度。如将此年代确知之墟中所出器物，为之审定，则其他陶片杂器，可以比较而得其先后，是殷墟知识不啻为其他古墟知识作度量也。"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７页。于是１９２８年８月，他派史语所编辑员董作宾董作宾（１８９５-１９６３），河南南阳人。自学，后北大旁听生，１９２４年，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攻民俗学。毕业后曾在中山大学任教。１９２８年入中研院史语所。前往安阳小屯调查殷墟情况。 董作宾赶到安阳，他找到在开封上学时的老友、河南省立十一中校长张天骥，说明此行目的。张告诉董作宾，三年前，他曾带学生到小屯做过调查，村北洹河岸边的农田里有字骨片已很少见，如掘地一尺，还可见到很多无字甲骨碎片。董作宾在好友徐静轩的陪同下去到小屯村，花十个铜元雇一女童当向导，找到村东北洹水西岸的一个沙丘，果然看到一个连着一个新挖的土坑。他亲眼看到很多新出土的甲骨后，立即断定此地并非罗振玉所说的"宝藏已空"，而是"甲骨挖掘之确犹未尽"。他写信呼吁中研院，"迟之一日，即有一日之损失，是则由国家学术机关，以科学方法发掘之，实为刻不容缓之图"董作宾：《民国十七年十月试掘安阳小屯报告书》，《安阳发掘报告》第１期，１９２９年。。 中研院总办事处赞同董作宾的报告，授命史语所负责殷墟发掘。董作宾代表中研院来到开封与河南省政府交涉，河南派出张锡晋、郭宝钧等人参与其事。他们共同制定了周密的发掘计划，然后去到安阳，驻扎在小屯村附近的洹上村彰德高级中学。此次发掘机构的名称是"中央研究院掘地层委员会"，中研院拨款一千元作为发掘经费，委托董作宾全权负责。 在１０月１３日的晨光中，一群民工挥动了镢头，工地划为三个区，一区在村东北洹水边沙丘上，二区在村北地，三区在小屯村中部。依据"轮廓求法"开展发掘，人员分为四组。所谓"轮廓求法"，即假定某地为甲骨集中地，先在"周围打四坑以探求其轮廓"，然后再向中心挖掘。工作并不如意，一天下来，除了一堆堆的黄沙土，几乎没有什么发现。第二天，董作宾改用"集中求法"，即集中力量在地面多甲骨处挖掘，以图一次挖尽，共开挖六个探沟，仍无所获。 有人告诉董作宾，春天，北伐军在洹水上与当地军阀作战，贻误了农时，小屯的农民只得靠董作宾在书写甲骨文。（董敏提供） 挖甲骨卖钱维生。有些地方被轮番挖过数十次，很难再有新发现，而村前韩姓宅院南侧大路旁，出过大批龟骨，但是只挖了几尺深。董作宾立即前往打探，果然发现了一些重要迹象。他调集所有力量在这一地点，亲自督战，收效依然甚微。他向傅斯年报告："观以上情形，弟甚觉现在工作之无谓，不但每日获得之失望，使精神大受打击，且劳民伤财，亦大不值得。……试想发掘已三十六坑，而得甲骨文字者，不过六七处，且有仅此三数片者，有为发掘数四之残坑者，有把握者不及全工五分之一，岂敢大胆做去？"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馆藏档案，以下简称"所档"。此处为"所档"：元字第２３号。 傅斯年眼光高远，自然不会为董作宾的情绪左右，他在回信中开导说："连得两书一电，快愉无极，我们研究所弄到现在，只有我兄此一成绩……得一骨骼、得一骨场，此实宝贝，若所得一径尺有字大龟，乃未必是新知识也。此兄已可自解矣。我等此次工作目的，求文字其次，求得地下知识其上也。盖文字固极可贵，然文字未必包新知识。"所档：元字第２３号。傅斯年后来评论这次发掘，"董君试掘十余日，知其地甲骨文字之储藏大体已为私掘者所尽，所余多属四下冲积之片，然人骨兽骨陶片杂器出土甚多。如以中国历来玩骨董者之眼光论之，已不复可以收拾。然以近代考古学之观点论之，实尚为富于知识之地。"傅斯年：《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傅斯年全集》（卷３），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９７页。 董作宾修习国学出身，优势在于文字，并不懂得现代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田野发掘非其所长。因此，傅斯年把殷墟发掘的希望寄予新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