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０年暑假一过，李济将转到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读博士学位，室友徐志摩则要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他们从此开始不同的人生。同船赴美，同室一年，分别后彼此都有些思念。从公开发表的１９２０年暑假后徐志摩致李济的九封信，大致可以看出如下几点：每封信徐志摩都爱说笑话，足显敏感好动的天性。他内心情绪炽烈，如对《新青年》团体的向往，研读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的内心激动，对国内派出的官方考察团的嘲讽和对留学风气的不满等等。他对李济甚为欣赏，对其改学人类学，表示"绝对赞成"，他写道："子由心理而社会，由社会而人种，变虽速而径不拐，我绝对赞成。……老兄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岂复能毁天以殉人乎。教育家言'自动'，彼此体会此意上达可也。"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２９８页。 哈佛大学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美国私立综合性大学，坐落于马萨诸塞州剑桥，主要校园区位于波士顿以西数公里的查尔斯河沿岸，１９２０年的校长是研究英国政治的著名学者劳威尔（Lowell）。学校在前任校长艾利欧（Elliot）的推动下，实现了现代化改革，创办了研究院。李济对这所名校早就心驰神往，他有个很好的比喻，"在我没有出国以前，我登过一次泰山，也游过一次西湖。当我决定从乌斯特到哈佛去的时候，因为事先震于哈佛的名声，所以预期着进哈佛大学，是一种登泰山的滋味；这自然只是一种情绪上的激动，也可能是对于哈佛大学的期望，差不多有点儿近乎宗教式的崇拜。不过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我便搭乘火车，很容易地从乌斯特到了波士顿。好像经验了一次哲学家所讲的'顿觉'，忽然到达了一种似乎不能到达的境界。"李济：《我在美国的大学生活》，《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９６页。到校报名注册时，李济发现自己是最早到校的研究生，也是人类学研究所唯一的外国学生。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研究的学科，最早见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及行为的人的描述。１５０１年，德国学者亨德用这个词作为其研究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著作的书名。１９世纪前，人类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体质人类学，尤其是指对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１９世纪后，许多欧洲学者开始对考古发现的化石遗骨感兴趣，这些遗骨常伴有人工制品，有不少制品在现在的原始民族中仍在使用--于是人们开始注意现在原始种族的体质类型和原始社会的文化呈现。人类学也开始从体质、文化、考古和语言诸方面对人类进行广泛综合的研究。李济曾在一份用第三人称写的《自传》中，谈到改学人类学的动因：他初来美国（１９１８）的时候，是想学纯心理的，１９１９年在那一门混了一个B.A．后就跑到社会学里边去了。现在他又想研究人种学。他的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级出来。要是有机会，他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始源出来。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１４页。据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说，当年他初到美国，曾专门调阅了美国国会１９世纪末的卷宗，里面正式记录着当年限制华工入籍的理由：中国人的脑容量比较小，他们在进化上可能低白人一等。杨振宁留美的时间比李济晚了二十多年，足见当年美国对华人的歧视更甚，因此，李济的"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的想法，显然出于强烈的民族自尊心。 哈佛大学是人类学研究的重镇，研究所设在皮博迪博物馆。李济知道自己是"半路出家"，遂如饥似渴地吸吮各种知识养分：狄克森的《大洋洲民族与文化》，神学院莱斯纳的《埃及考古学》，还有哲学、梵文及麦独孤教授的《心理学实验》等；此外，他还选了许多本可免修的一至三年级大学生的课。研究院教务长柴斯（Chase）教授"希腊考古学"，采用博物馆实物教学法，常以看图为主。当时，哈佛大学收集有关希腊遗迹与遗物的资料，尤其是建筑与雕刻方面的照片与图画，数量可观。上了这门课，李济对古希腊、爱琴海的文化艺术以及西方文明的起源有了较深的认识。年轻讲师虎藤（E．A．Hooton）原是学古文字学的，留学英国时兴趣转到人类学，做了一些考古工作。他刚从英国回来，走上哈佛的讲台不久，除讲授欧洲史前考古学外，还讲授一门最重要的课"体质人类学"。这门课是研究生的"铁门槛"，必须学会认识人的骨骼，且须懂得辨识碎骨片。考试时，虎藤就拿几块破骨头给学生认，认对了满分，认错了零分。这种近乎苛酷的训练，促使李济一步跨进了大门。 哈佛第一年，他掌握了人类学的一般情况，并开始形成博士论文的大致思路。１９２１年３月，他向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研究生院提出读哲学博士学位的申请，随即开始做人体测量学调查。他在美国东部各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和波士顿中国侨民中收集体质人类学的材料，历时七个多月，先后测量了一百一十一人。他将所获得的数据，加上当时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人体质测量的材料，综合成一篇讨论中国人体质的论文。指导老师虎藤赞赏道："你做得很好，这是一个新的贡献。"李济心里清楚，那是导师的鼓励，"用那一百一十一个人的测量，讨论号称四万万中国人的体质，显然是大题小做了"，况且"博士论文总不能单靠这篇短文交卷"。 这年暑假，虎藤得知李济无别的安排后，邀请他每天来皮博迪博物馆打半天工，交给他处理一批埃及人头骨：开箱、洗刷、整理这些头骨，按钟点付费。李济在和这五百个埃及人头骨的亲密接触中，度过了大半个暑假。这是一次很好的磨砺，对其日后进行生体测量和处理安阳殷墟出土的人头骨等都有直接帮助。 20世纪20年代的李济。（李光谟提供） １９２１年夏至１９２２年夏，是李济在哈佛研究院的最后一年。英国著名的行为心理学家麦独孤（W．McDougall）的到来，再次鼓起李济对心理学的兴趣。麦教授也很器重李济，想让李跟着他做博士论文。李济已对人类学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只答应跟着麦教授做心理学实验。李济自创并记录了一种实验方法，以小白鼠做实验，题目叫做"上代的习染是否可遗传到下代"即现代所谓Inheritanceofacquiredcharacteristics。，他的设计是在一个镔铁做成的长方池子里造一个迷宫，注进清水，两端各置跳板；从一端把白鼠放进水中，使之学会游泳和认识迷宫道路，到达彼端。小白鼠学习过程中时间的长短、错误的次数等，都一一记录在案。学不会的小白鼠则被淘汰。小白鼠三个月成熟，即可交配产仔。按计划把同样实验施于每一代新鼠，由此而研究上代的学习与遗传下代的关系。实验进行了将近一年，最后李济把全部记录都交给了麦先生。多年后，一位学心理学的朋友告诉李济：麦先生曾在一次国际心理学的会议上，用李的材料作过讨论。究竟先生把他指导的这位研究生的实验记录应用到了什么程度，已难以查清。这次得意的心理学实验，李济晚年还偶有提及。据学生许倬云说，李先生有时还好奇地自问：当时若继续在心理学上搞下去，是不是也可以弄出些成绩来？许倬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一个人对于知识的追寻具有锲而不舍的热诚，又有精微的观察能力，就构成了做学问最根本的条件；而李济之先生在这方面是过人一等的。" 这次心理学实验，算是在哈佛的一段插曲，第二、三年，李济的大部分精力都在准备论文。他打算运用文化人类学"萨姆纳（J．B．Sumner）派"关于"我群"和"你群"的理论，研究中国历史上汉与夷狄的关系。当时，哈佛大学对"汉学"少有问津，有关中国的典籍极不完备。李济经过一番搜寻，终于在校图书馆找到了一部《钦定古今图书集成》，这部书收录了中国各地城墙包括废弃的建筑记录。他像"猫冬"的牛羊，吃了一季的干草，终于发现了一片明媚的新草地，连续数月都在那里忘情地"啃青"。他从散乱的资料中分期归类，再将分区的界限、地名的演变、地望的确定、志书的纠谬、时代的考订等，一一厘清；他还从史籍中宗谱记录所载的中国人姓氏，归纳出十大姓氏的地望和源流；最后形成一个题目--"我群的演变"EvolutionoftheWeGroup.。中国人种所分的"我群"，即被中国史家视为同类的文明人的群体；"你群"即"所谓的野蛮人"。李济强调"这两个群体之间的分野并非总是政治的分界"。指导老师狄克森教授看过初稿后认为，"在分析材料上所用的方法，及所得的结果，都没有什么可批评的地方"，"差不多完全接受了"。李济明白，论文仅说"我群"未论"你群"，是一个极大的缺失，他决心进一步弄清中国民族的形成。 中国历史上笼统地将中原以外四周各族称为东夷、西戎、南蛮、北狄，而向来缺少对边邻民族的记录分析。李济从当时仅有的一些传教士关于现代中国民族分布情况的著录入手，将现代人类学的知识运用于中国民族起源问题的研究，文中既有对中国人的体质的描述，又有对中国历代族姓和城邑的变化的归纳，最后得出如下结论：北方民族的入侵，汉民族的多次迁徙，尤其是永嘉和靖康的两次南迁，造成民族与文化的演变，最后形成了中国（本部）境内的五大族系，构成现代的"中国人"。这五大族系是：中国东部的黄帝后裔（体质特征为圆头窄鼻）、北部的通古斯群（长头窄鼻）、西部的藏缅语群（长头宽鼻）、南部的孟-高棉语群（圆头宽鼻）和西南部的掸语群。历史的发展趋势是，通古斯群日渐占有黄帝后裔的地盘，而黄帝后裔日渐占有另外三个群的地盘。穿插在这五个主要群族之间，还有三个次要的成分：北方的匈奴族系，遍布中国本部各地的蒙古族系，南方的矮人族系。 这篇题为《中国民族的形成》TheFormationofthepeopleoftheMiddleKingdom.的论文终于完成。随后，李济将论文的主要内容及搜集资料、准备过程中的一些思考浓缩成一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SomeAnthropologicalProblemsofChina.的短文，投寄给美国巴尔的摩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月刊》杂志，该刊于１９２２年２月发表了这篇文章。皮博迪博物馆的老师和同学鼓励李济，就此题目作一次公开的学术报告。当年１２月波士顿举行的美国人类学会年会，与会者都是北美的一些知名人类学家，如博阿士、威斯勒、克罗泊、狄克森等，李济的学术报告给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一些资深学者认为言之有物，人们对这位年轻的中国学子的独特见解，报以阵阵掌声。不久，这篇同样的文章又在１９２３年的《哈佛研究生杂志》第一百二十三期上再次刊登，这是一份难得的殊荣。李济在文章中提出要从考古学、民族志、人体测量学、语言学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的人类学和上古史，特别指出拼音字文明与象形字文明各自的优缺点及其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并首次探讨了中国现代化步伐之所以缓慢的基本原因在于方块字不能检索的问题。其中谈中国语言研究的重要性，这是他的博士论文中没有专门涉及的一个问题，但他认为这对于"了解中国文明的本质"是必需的。 他的意见，引起了哲学家罗素的极大关注。罗素在１９２２年出版的《中国问题》ProblemsofChina.一书中，引用了李济的两大段文字：欧洲科学家总是惯于把语言看作声音的集合体，而不是看作某种比发声器官本身所发出的东西更内在、更深刻的内容的表达。语言符号对人的心智形成所起的日积月累的影响，尚是一个有待探索的领域。如果以此为根据对世界现存人类文化进行划分的话，人们就会觉察到：拼音文字使用者和象形文字使用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差别，两种文字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虽然我们极为尊重拼音字文明，但却不得不坦率地说，这种文明由于缺乏稳定性而具有严重的、固有的缺点。拼音字文化最发达的地方，也是最易于发生动荡起伏的人们所居住的地区。西方国家的历史就不断重复这种现象。希腊人的盛衰就表明了这一点，罗马的盛衰也表明了这一点，阿拉伯人的盛衰又重复了这一点。古代闪语和含语各民族基本上都是使用拼音文字的人民，因而他们的文明也像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缺乏稳定性。当然，这一现象可以部分地作这样的解释：由于拼音语言过于飘忽流动，不能指望它作为保存任何稳定思想的工具。使用这种语言的民族，其人民的思想感情或可比作瀑布和激流，但却不能比作汪洋大海。他们的思想比别的民族丰富，但别的民族的人却不像他们那样动不动就放弃自己的一些有价值的观念…… 汉语无疑处在拼音语系的对应面。它缺少我们在拼音语言中可以看到的很多长处，但它作为最终的、简单、明瞭、确凿的真理的化身，却不会因任何风暴和巨变而改动。它保护着中国的文明已达四千余年之久。汉语正如它所体现的精神一样是稳定的，充实的，优美的。当然，究竟是这种精神产生了这种语言，还是这种语言促进了这种精神，问题还有待研究。罗素还提到，从李济的论文中"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他对此作了如下评价：我们并不想彻底卷入对上述理论的探讨中去，它洋溢着中国人的爱国激情；然而却必须承认，西方人也不是安于把所谓"拼音字文明"当作自己唯一的文化。我虽无权判断表意文字在决定中国文化的别具一格特点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但我却毫不怀疑这一价值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它或多或少正如上述引文中所说的那样。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４６-４７页。罗素被誉为"２０世纪的伏尔泰"，是位只服从真理而不向权势低头的哲人，他在书中大量引用并赞赏一个尚不知名的青年的文章，实属少见。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末，费慰梅在一次访问李济之后写道，伯特兰·罗素在他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大段引用了李的这篇文章，这就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青年学子李济"一下子出了名"。１９５５年６月，李济在美国加州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又谈到这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学生论文"，他说："此次在美半年余，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为仍有好些人注意我的那本学生论文。这是卅余年前的一本我自己并不十分满意的著作，今日忽然得到若干人的欣赏，真有啼笑皆非之感。但是细想想，那本书的'看法'似乎还是站得住……可惜……除了几个外国人外，大半的中国历史家，仍是对（此）……感到隔膜。"李光谟：《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３５页。阳春白雪，和者盖寡，这莫非正是故乡传说的宿命？ 清澈的查尔斯河水，不舍昼夜，流过三个寒暑。李济在哈佛大学苦苦钻研，一本折合中文约二十余万字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终于完成，并于１９２３年５月１０日以"极佳"的评语获得正式通过。此为中国人写的现代人类学的开山之作。一位历史学家说，"自后中外学人凡论及中国民族及人种问题的，大都征引其书"。这年６月，二十七岁的李济被授予哲学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人类学博士，１２月，被美国人类学会吸收为会员。 １９２３年夏，李济返国途中拜访了美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体质人类学泰斗阿列士·赫德利奇卡教授AlesHrdlicka，１８６９-１９４３.。在得知李济只有Ph.D.（哲学博士）而没有M.D.（医学博士）学位后，赫德利奇卡敦劝其不要继续体质人类学的专业工作。也许正是这番忠告，改变了李济的人生。 "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穿越浩瀚的太平洋，李济回到曾赋予他青春梦想写博士论文时（１９２３年前后）的李济（后右一），在美国麻省剑桥的查尔斯河畔与哈佛人类学研究所师生们合影。左一为同窗好友印度的B.古哈博士；左二为导师虎藤教授；衔烟斗者可能为狄克逊教授。（李光谟提供） 的古都北京。喜出望外的父亲尚不知道如何衡量儿子"博士"头衔的价值，但他不久就给自己起了一个"博父"的别号，并在诗词和书信中公开使用。李济后来的一些朋友如傅斯年、赵元任等，都善意地笑称他"李博父老先生"。赵元任搞汉语方言调查，１９３６年编写《钟祥方言记》一书时，他请李权提供了方言材料，还在序中一本正经地表示对"李博父老先生"的感谢之情。从那时起，国内外的一些熟悉李济的朋友（包括他们的先生或者夫人，以及后辈中的一些大孩子），都习惯地称他"Dr·李"（达克特·李），李济也从中感受到了朋友的真情。 此时的李济豪气干云，用他自己的话说，"好像初出笼的包子似的，总带了些热气"。他将自己的表字"受之"改为"济之"，一字之易，昭示了回报祖国，造福人类的决心。第二章从南开到清华园第二章从南开到清华园第一节矿科教授与"丁大哥" １９２３年秋，李济回到北京，席不暇暖，就经学长凌冰举荐，应张伯苓之聘，去了天津八里台的南开大学，担任人类学、社会学教授，自第二年起还担任了南开大学文科主任。李济曾说，当时他教的人类学这门"新鲜"学科，受到京津一带大学和学术界很多人的关注。学生李纯一（李景聃）和陶云逵就是受其影响走上考古和人类学研究之路的，可惜天不假年，两人都英年早逝。 据说，李济还担任过南开矿科教授，有人在文章中写道："在民国十年（１９２１）以后，国内各大学鉴于需要，也纷纷讲授矿课，以南开大学经李组绅捐助设立的矿科，由薛桂轮主持，李珠及李济等为教师，最为驰名……因经费不济，数年后遂停办……"还有一篇文章写道："……（矿科）聘李珠、李济、孙昌克等清华同学为教授，誉满全国……"《传记文学》（第１７０号），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70年代出版。"李济未必就是矿科教授，也许是矿科的教学计划安排有人类学的课程。"李光谟曾如此分析。 那时人类学（尤其是考古人类学）与地质学关系密切。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考古学的田野发掘，最早的源头就来自地质学的"掘地"。地质学因工业文明对能源材料的需求而兴，地质学家常受雇企业主寻找矿藏，其间不时发现古生物遗骸、古代石器和陶器，于是古生物学和现代考古学应运而生。１９世纪中期，这些在西方刚起步的新知识，通过地质学著作的译介与传播也逐渐进入国人视野，如英国传教士慕维廉编译的《地理全志》，１９２４年李济在南开大学。（李光谟提供） 上海总税务司署印的《地学启蒙》，"格致汇编"刊出的《地学稽古论》等。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在《新史学》中说，"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质学家从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进化之迹，号曰石史），下自昨今之新闻，皆史家研究所当取材。"１９１０年，中国第一种地学学术刊物《地学杂志》创刊发行。地质科学的研究方法，影响到大学教育，大学课程中专门开设了地理学和古生物学。"土层犹书叶"，"以掘地代读书"（传教士、学者李提摩太语）。李济后来的文章曾谈到地质学对中国学术的巨大影响：传统的中国读书人只把书本视为学问，"劳心"、"劳力"有别的观念阻止了实际田野工作的发展；民初地质学者开始在中国实际从事田野工作，这才渐渐打破了读书人与"劳力"的界限。他所说的田野工作不仅仅是字面意义的"动手动脚找东西"，而是包括层位学等侧重文物所处地下环境的一套系统方法--"田野工作和田野工作方法的观念，可以说完全是由地质学家介绍到中国来的"参见李济：《中国古器物学的新基础》，《李济文集》（卷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３３４-３４５页；张光直：《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编者后记》，张光直著，《中国考古学论文集》，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年，４４０页。。当时学科分工并不清晰，矿科、地质学、古生物学、人类学、考古学等学科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因此说李济当过矿科教授，及至后来筹备中研院地质研究所，再其后受聘史语所考古组主任……这诸多的疑问在当时或许并不为奇。 李济在南开最早的朋友是原在克拉克大学的学长凌冰和清华同学杨石先，其后又结交了蒋廷黻、黄子坚、喻传鉴、伉乃如等一批同事，通过地质学教授翁文灏的介绍，还结识了留美时的偶像--地质学家丁文江。 那时，李济一次在哈佛大学图书馆随意浏览，当拿起一本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办的《馆刊》时，扉页上竟是一位中国地质学家的半身照片。"他的锐利的目光与侧出的两钩胡尖，均给了我鲜明的印象。"李济深情地写道，"那时在美国留学，要是真想学点'什么'的话，常常地不免有寂寞之感；寂寞的是，同道的人太少了；譬如在无数的科学杂志，所看的无数的科学新发明新发现及论文，与中国人有关的，差不多见不着。因此，有时在这些刊物内要碰着一个中国名字，那衷心的喜悦，就有点像在科举时代，家里出了一位状元公似的。"丁文江是中国地质科学的开创者。早年留学日本和欧洲，获英国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及地质学双学士。回国后先后担任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农商部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所长，曾在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资源，编著中学生物学教科书，并长期担任《中国古生物志》主编。他与矿冶界协作配合，积极兴办实业。 １９２３年，李济第一次与正在北票煤矿公司做总经理的丁文江见面，李济说：有一天下午，带了一封介绍信，我跑到"义租界"意大利租界，旧译意大利为"义大利"。北票煤矿公司总办公处去拜会他。一见面他就说："老兄回国了，好极了，你可以多作点研究工作。像我这个人，又要作生意，又要办行政，剩下的工夫太有限了；虽说想作点研究，也作不了多少。"他随即以对话的方式考了我一阵子，大概是想测验我的肚子里究竟有多少油水。一个初回国的留学生，好像初出笼的包子似的，总带了些热气。那时他的兴趣，有一部分集中在人类学，恰恰是我学的一套，所以虽是初见，两人很谈得来；一谈就谈了差不多两个钟头。我记得临别的时候，他把开始说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到现在回忆，这一次当面接触的印象，除了他的两钩胡尖，及一双锐利的目光外，最深的就是他的爽朗气象。他的谈话的恳切与热忱，使我感觉一种舒适；他的恢宏的见解，更提高了我对于中国学术的希望。他鼓励我作研究工作，是非常切实的。李济：《对于丁文江所提倡的科学研究几段回忆》，《李济文集》（卷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１７６页。丁文江像。 相识不久，李济就向丁文江指出他在昆明做过的人体测量中有些数字是错的。丁文江重新核对数据，发现毛病出在自制的卡尺并不精确。丁文江非常欣赏这位"直道而行"的小兄弟，还热情地把他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认识，还介绍他参加了中国科学社１９１４年在美国康奈尔成立，主要发起人任鸿隽、秉志、周仁、胡明复、赵元任、杨杏佛、过探先、章元善、金邦正等九人，任鸿隽为首任社长。１９１８年迁至上海，１９２２年在南京建立生物实验室和科学图书馆。科学社的目标不仅在于"促进科学，鼓励工业，统一翻译术语，传播知识"，还希望用十字军的热情通过科学最终再造中国。。李济１９２４年赴湖北调查居民体质，就曾得到中国科学社的经费资助。 丁文江也是李济做科学考古工作的引路人。 １９２３年８月２５日，河南新郑南街李家楼的士绅李锐在雇工掘井时挖出古物，一座未经盗扰的双墓道大墓被发现了。驻郑州的北洋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闻知此事，带领士兵赶去发掘。美国华盛顿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Gallery）中国考古发掘队专门委员毕士博（C.W.Bishop）闻讯后也致函靳云鹗的长官吴佩孚，称"对于掘采一事，略有经验，甚愿尽其绵薄"，并称"甘效驰驱，纯系公家任务和私人爱好，决无盗取之用心，亦不受薪金报酬。钟鼎尊彝诸物出土后，如能拓印数纸，寄回美国展览，区区之愿已足"。"学者军阀"吴佩孚即命部下靳云鹗"似宜表示欢迎"，并"优为招待"。不久，北洋政府教育部和北京大学代校长蒋梦麟也派出教育部专员高丕基、历史博物馆馆员裘善元、北大文科研究所教授马衡等前往调查采集……一时间"挖宝"和看"挖宝"的都云集在新郑南街李家楼，竟达数百人。熙熙攘攘的挖掘工作历时四十天，墓室挖出的土，堆积如山。获得铜鼎、圆壶、大方壶、编钟、镈钟等大型礼乐器百余件及玉器、瓦当、瓷器、骨器数百件。但挖掘者缺乏考古知识的指导，没有作坑位、器物所在的位置及地层和墓葬的形制等记录，收获只是一次"挖宝"。 ９月底，丁文江凑了二百银元的经费，鼓励李济赴新郑调查发掘。李济偕北洋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的谭锡畴赶到新郑，晚来了一步，大墓前期已被翻扰。他们的发掘工作从１０月１日开始，只进行到２４日。他们只在墓穴中采集到一些人肢骨和零星的碎铜片。本想做一些地层学的勘察剖析，突然传来土匪扰乱的消息，他们只得仓皇离去。 李济携带着新郑挖到的和工人交来的人骨到北京，借协和医科学校的解剖实验室进行研究。此间李济认识了毕士博，还从毕氏手上获得他所捡拾的一批人骨。李济做了些比较研究，写成英文论文《新郑的骨》，发表在１９２６年国外的学术刊物上。文章大致描述了这段过程，虽没有记录多少考古学上的收获，但在数据的整理和分析上极其细致，完全符合体质人类学要求的标准，引起了毕士博的兴趣。毕氏得知他是中国第一位哈佛人类学博士之后，即代表弗利尔艺术馆试邀李济参加他们的团队，合作在中国从事田野考古。 李济对这个"机会"把握不定，转而求教"丁大哥"。丁的回答为他解开心结：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如有机会采集第一手材料，就不可轻易放弃；至于跟外国人打交道，最好"直道而行"。于是，李济回了毕氏一封信，信中明确提出：在中国的田野作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考古团体合作；在中国发掘出来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 毕士博回到华盛顿，向上司弗利尔艺术馆的洛奇馆长谈到这一情况，对李济作了很高的评价。征得洛奇的同意后，毕士博回到北京，１９２５年３月２３日给李济写了复信，信中表示："你的条件，我们知道了。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对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IcanofferyoumyheartiestassurencesthatyouwouldbeaskedtodonothingwhichyoumightfeelincompatiblewithyourallegiancetotheROC． 张光直曾这样评价这件事："学术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当时条件下还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李济先生的国际地位和国际眼光并没有使他在爱国、在维护国家权益上作任何的让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