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活看不见的手——前言

前言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发展中国家强烈要求建立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时，我就写了一本小册子（《发展经济学的贫困》（The Pover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来质疑“干预教条”（Dirigiste Dogma）。对于发展中国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来说，“干预教条”已经落伍了，并且受到当时热门的“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误导。那本书出乎意料地得到了人们的认同。同时，我相信它业已对许多人产生了影响，并使他们确信，“干预教条”的害处是造成了世界的贫困。 “干预教条”包含一组相互联系的信念：首先，价格机制或市场经济的运行，需要被各种各样的直接政府控制措施所取代（而不仅仅是补充），否则就无法促进经济发展。其次，传统的价格理论（微观经济）并未将公共政策设计作为主要的考虑对象。而正确的做法是：政府应该对宏观经济核算总额给予首要关注，以便制定和实施一项快速而公平的增长“策略”。第三，古典自由主义的自由贸易实践对发展中国家是不适用的，而对国际贸易与国际支付施加政府限制才是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最后，为了减少贫困和改善国内收入分配，需要大量与持久的政府干预。这样就能对财富进行再分配，并通过普遍的价格与工资控制来操纵不同类型劳动者与资本的回报。《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虽然接受了矫正贫困式增长这一目标，但它表明了，为何干预的万能药是问题所在，而非问题的解决办法。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已经普遍接受了对“干预教条”越来越多的批判。 随后的改革时代——既包括第三世界的改革，也包括第二世界的改革——所预示的，似乎是一个接受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新时代。因为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最著名的就是中国和印度，实行了经济自由化，并加入了全球化的阵营。但是，干预的冲动并未就此消失。它现在变身为一种新干预主义，并且像过去一样，得到了各类知识分子的拥护。《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虽然历经数次修订，且在每次修订中我都力图通过各种附录使它与时俱进，然而，它在许多方面仍然过时了。因为这种新干预主义虽然是由相同的集体主义冲动所激发的，但是自“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消失之后，干预主义已经改变了它的姿态。这种新干预主义目前提出的主张是第三条道路：创造“人性化的资本主义”。它不再期望用中央计划代替价格机制，而是力图调节市场经济运行，以克服所谓的“市场失灵”，同时促进各种“道德”与“社会”目标。 许多抗议者在西雅图、热那亚的大街上游行，或者是每年在阿雷格里港开会，以反对他们所察觉到的全球化之弊病和他们所说的“新自由主义” ，这些行为不过是对这种“新干预主义”的附和。他们的盛怒源于各种道德的或真实的诉求。然而，即便这些问题更为严重，也并不是全球化本身使然，而是他们所反对的资本主义之全球化使然。因为催生出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甚至从它在西欧中世纪盛期出现之日起，就一直饱受攻击。 几年前，我开始了一项有关“全球化与秩序”的写作计划，其目的就是反对这种新干预主义。这项写作计划旨在表明：他们的这些主张要么是错误的，要么是返祖性的，要么是以沉淀在内心的、文化上不够周全的西方基督徒的特殊价值观为基础的。这项写作计划也试图展现帝国与全球化之间的联系。这一初稿的许多读者——特别是戴维•亨德森与安格斯•麦迪森——都劝我将它修改为两本相互补充的著作：一本论述帝国，另一本论述有关发展的最新争论。本书就是其中的第二本，第一本书的书名是《赞美帝国》（In Praise of Empires）（拉尔，2004a）。这两本书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重叠之处。本书详细论证了为什么要支持古典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实践。《赞美帝国》则在一定程度上探讨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实践中所存在的一个重要缺陷，即它远离权力政治，并相信，国际自由主义经济秩序所需要的全球秩序，会作为有限政府及在国内得到促进的单边自由贸易的副产品而自然出现。因此，这两本书是相互补充的：《赞美帝国》研究国际政治方面的内容，而本书研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国际经济方面的内容。这两本书都力求在一个广泛的、跨文化的历史背景中探讨当代的争论。 与《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一样，本书所针对的也是普通读者。因此，对专家们来说，我所试图解释清楚的各种经济学框架会显得单调乏味或过分简单。但是，如果要让感兴趣的门外汉了解那些作为当前有关全球化的公共争论之基础的问题，这样写就是必要的。此外，由于理解和反对这种新干预主义都会涉及价值问题，因此，这本书在内容上比《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更为宽泛，它不仅探讨较小范围内的技术专家的经济学问题，而且还探讨与政治和文化有关的问题——这也是我过去十年所关注的问题。出于这些原因，本书还会引用我的著作《贫困、平等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比较研究》（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overty, Equity and Growth-A Comparative Study）（与拉•敏合著），该书涉及政治方面的内容；以及我的新近著作《无意识的后果——要素禀赋、文化与政治对长期经济绩效的影响》（Unintended Consequences-The Impact of Factor Endowments, Culture and Politics on Long Run Economic Performance），该书涉及发展的文化方面的内容。但是，与《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样，我不会深入探讨各种学术争论与专业研究。它们只适合在学术论文中出现，而若在这本著作中出现，就纯粹是故弄玄虚了。因为本书的读者是那些更愿意从诸种关于发展的争论中获取问题的要点，而不是喜好变幻莫测的烟雾弹的人——不过，注释与参考文献还是会向那些有此兴趣的普通读者提供一些指引。就像我在1985年版《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书的前言中所写的那样：“这些争论所探讨的观念具有公共后果。在我看来，学问的一个基本功能必须是使这些观念为普通公众所理解，这样才能使他们对利害攸关的事情作出判断。”另外，这本为全球资本主义进行辩护的著作，是从古典自由主义的立场来进行著述的。它为经济自由主义提供了一个建立在证据与论证之上的辩护，这种辩护比许多全球化的新近拥护者看似愿意给予的更为有力，因为他们仍然受到我在本书中所质疑的这种新统制的一些影响。如果本书最终像《发展经济学的贫困》一样，“读起来更像一本小册子，而非一本常规的学术著作”，那真是件幸事。因为正如凯恩斯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那样：“经济学家必须让亚当•斯密独自享有四开本巨著的盛誉，而他们自己必须把握每一天，经常写作大众读物，并将小册子四处散发。如果这样做能够实现不朽的话，那也只是巧合而已。”（拉尔，2000，第xviii页） 我要感谢苏尔吉特•巴拉、哈罗德•德姆塞茨、斯坦利•恩格尔曼、戴维•亨德森、马茨•伦达尔、 安格斯•麦迪森和拉兹恩•萨莉对我的一份关于“全球化与秩序”的初稿所作的评论，因为这些评论构成了本书的一部分。还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的裁判员们，他们对书稿的尖锐评论极大地促进了它的完善。最后，我要感谢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克里斯•德穆特和尼克•埃伯施塔特，他们邀请我在2002年的“温特讲座”（Wendt Lecture）做了关于“为帝国辩护”的演讲，我在这场演讲中提出了这本作为《赞美帝国》一书之补充著作的一些论点。 在各种社会学家、哲学家、政治学家及一些经济学家纷纷流露出有关全球化的不和谐音中，本书所依据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即使没有被误解，也常常是含混不清的。通过对古典自由主义的实践——我相信它仍有强大的力量将它所产生的现代化与繁荣昌盛带给世人——的重新阐述，我坚信在本书致谢中我的那些已故的古典自由主义朋友们会感到满意，因为他们将看到古典自由主义者并没有缴械投降。 迪帕克•拉尔洛杉矶与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