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还记得萧原吗?在那场持续了将近半年时间的"报社之战"看上去硝烟散尽之后,他再次出现在17楼。 那个时候,新年刚至,冬天已经准备带着干燥和阴冷撤离这个城市。湿润的空气盘旋在值班室里,使我昏昏欲睡。大约半个小时没有接到读者来电之后,我走到走廊尽头的那扇窗户前点燃了一根香烟,准备在这根香烟燃尽的时间里,数一数窗外的大街上有多少辆汽车经过。当我数到22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身后的脚步声。 我回头看时,发现萧原站在我身后。我对他的突然出现感到惊讶。但他显得很平静,就像从来没有离开过一样。 我和萧原的谈话正要开始,就被总编办秘书叶小青过来打断了,她通知全体员工到会议室集合,说是周自恒召集大家开会,有重要事情宣布。萧原对我说了一句"回头再谈"之后,就转身走开了。 我赶到会议室时,里面几乎已经座无虚席。那次会议是在本报最大的一间会议室里进行的,它最多能够容纳150人。 周自恒精神饱满地出现在会场,他穿着一套崭新的西服,一幅衣冠楚楚的样子。在走上主席台的时候,他还认真地正了正领带。 周自恒先是向大家报告了一个"好消息"。他说,原计划在半年内扼杀《都市早报》的任务,现在看来已经提前完成。在以后的日子里,对方都再无可能抢占30%的早报市场份额。 周自恒说,根据可靠消息,由于某种原因,南方那个报社已经不准备为《都市早报》注资了。资金链的断裂对于一家报社来说,就像是一支军队突然间失去了粮饷,而没有粮饷的军队是不可能完成"攻城掠地"任务的。 周自恒还说,报业市场中的竞争,除了采编业务的水平之外,还有考虑发行手段等等诸多因素。他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本报无论是采编业务还是发行手段,都在与《都市早报》的较量中占尽了上风。 "更可贵的是,通过这场"战争",再次证明了本报拥有一支敢打硬仗的采编和发行队伍。"周自恒高声叫着,并且用力地挥动着他的大手。 我记得,在这段话结束之后,周自恒又补充了一句话,并且刻意模仿了郭宇酒醉后的语态:"谁说我们……嗝……不会办报?" 在接受了一阵笑声和掌声之后,周自恒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在《都市早报》改版之前,他就已经收到消息说有几个来自南方的年轻人将接管它的采编业务。为于应付这场即将到来的报业竞争,他提前安排了一些事情,其中包括让一个记者辞职。那个记者随即从本报"失踪",开始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去《都市早报》应聘,成为本报安排在对手阵营里的一个"卧底"。 你大概已经猜到了--那个记者就是萧原。 周自恒说,他最初考虑的"卧底"人选是韩振东或者李宏奎,但他又担心《都市早报》怀疑他们去应聘的动机。他不希望这件事情被轻易戳穿导致前功尽弃。因此,他决定选择一个至少看上去有些"失意"的记者。他想到了杜晓东,但他很快就放弃了,因为杜晓东并不是一个"服从命令"的人,他担心杜晓东一去不返。他转而想到了崔哲,并且认为崔哲正好可借此"将功补过",但这个想法也很快被否定了。他认为,崔哲无法向《都市早报》解释自己从主任降为记者的原因,毕竟那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而即使崔哲编造别的理由,也很有可能会被戳穿。就在这时候,他想到了萧原。 周自恒认为,萧原当时的境遇(转为试用期)完全可以取得对方的信任。另外,萧原在处置肖彤被劫持事件和揭露矿主瞒报死亡人数事件中的表现,使他相信萧原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在那两个事件中,他发现萧原身上始终有一种镇定的气质。他相信有这种气质的人一定心理素质极好,并且懂得如何随机应变,而"卧底"不仅需要镇定,还需要随机应变。 就这样,萧原成了那个被周自恒认为"最合适的人选"。 我说过,那场"报社之战"已经结束了。但直到这时候我才知道,除了"人才之战"、"质量之战"、"副刊之战"和"促销之战"等一系列"战役"之外,还有一场"间谍之战"。当时看似愤而出走的萧原是这场"战役"的主角。 接着,周自恒通过麦克风大声让萧原坐到主席台上来。这时候我才注意到,萧原一直坐在会议室的一个角落里。 在走向主席台的大约一分钟时间里,萧原受到了英雄般的待遇--台下听众们的目光和掌声一直尾随着他。 萧原在主席台上就座之前,周自恒突然站起来,张开双臂拥抱了他。他的这个夸张举动令萧原有些不知所措,但它有效地煽动了台下听众的情绪,会场再次爆发出一阵潮水般的掌声。 周自恒随后把麦克风交给萧原,让他对大家说几句话。但萧原表现得很淡然,他只说了一句"感谢领导对我的信任,感谢大家",就把麦克风交回给了周自恒。 周自恒接着讲故事:如他所料,萧原去《都市早报》应聘时,对方曾经对他的动机有所怀疑,但他当时的处境最终使对方消除了疑虑。他的志愿是在《都市早报》总编办工作,而他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学历背景和对公文写作的良好把握能力,使他最终获得了这个机会。他的职务是"编务",主要任务是起草一些报社文件。这份工作在报社里并不重要,但它能使萧原看到许多文件中的内容。对于本报而言,其中一些文件可以被视作"重要情报",比如内部管理制度、发行促销手段以及发行量增长情况、广告销售额等等。 在此期间,萧原一直保持着与周自恒的单线联系。周自恒说,在那场"报社之战"中,萧原提供的"情报"功不可没。 周自恒还说,他原计划让萧原在《都市早报》里至少呆满半年,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他发现根本用不了那么长时间,于是在他感到胜利在握时,打电话通知萧原回来上班。 在听周自恒讲故事的时候,我有一会儿走神了,我突然想起了陈彬的故事,然后我相信了田磊那天跟我说的话。 顺便说一下,在这件事情过去之后,我重新观看了一部名叫《无间道》的香港电影。那部电影在当年曾经轰动一时,它表现了警方和黑社会利用各自的"卧底"进行的"暗战"。我在看这部电影时想起了萧原和陈彬的故事,于是我对一个朋友说,这样的事情在报社里也曾经发生过。 在那次会议中,周自恒还宣布:为表彰萧原在那几个月里的杰出贡献,经编委会讨论决定,任命他为社会新闻部主任。 这个消息令我感到意外。我相信更多人都像我一样,一时间无法理解周自恒宣布的这个决定。许多人都曾以为林斌在代行主任职权几个月之后,只要不犯错误就会获得这个位置。 林斌可能也是这样想的。几个月过去了,他基本上已经学会怎样用主任的口吻对包括崔哲在内的编辑记者们说话,脸上的表情也不再是皱巴巴的了。如果一个记者准备违背他的意愿去做一件事情,他会很恼怒地问对方:"你还想不想混了?" 无论他们是怎么想的,结果是:周自恒把社会新闻部主任的位置留给了萧原。 我说过,周自恒的上衣口袋里装着许多可以证明他的行为正确性的道理。现在,我要补充的是,那个口袋就像是魔术师的道具,里面还装着许多其它东西,其中包括部门主任之类的官职。周自恒想把它给谁,就能够给谁。在"曹老头"事件之后,他把社会新闻部主任的官职给了崔哲,当崔哲被迫把它交出来之后,他又把它留给了萧原。 我曾经这样理解这件事情:这是周自恒把萧原派去《都市早报》"卧底"之前就曾经许诺过的事情,现在他只是在兑现诺言。这样想的时候,我突然理解了另一件事:为什么崔哲在嫖娼事发被撤职之后,周自恒让林斌代行主任职权,而没有直接让他担任主任职务。 在周自恒宣布这个消息的时候,崔哲也在场,周自恒让他作为社会新闻部的记者代表对于萧原的上任说几句话。 我相信,这是周自恒有意的安排,或许是想让他们在这件事之后消除敌意,或许是在为萧原今后的工作扫清障碍……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而已,我并不清楚周自恒究竟为什么这样做。 崔哲自然很不爽。但他似乎在努力按捺自己的不爽,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用背诵课文一样的语调说:"我很愿意成为萧原的下属,我将努力完成作为一名下属应该完成的任务,积极配合并且全力支持萧原的工作。我相信,社会新闻部的其他同事也会像我一样支持萧原的工作。" 在我看来,这个场面有点儿滑稽。这就像是一个人正在向他的管理者宣誓"效忠"。尽管几个月前,崔哲还在管理者位置上希望对面的那个人宣誓"效忠"于他而没有如愿。现在,他不得不接受并且努力适应这种此前根本无法预料的逆转。 我曾经用墙上的那个石英钟来比喻一些事情,现在我要告诉你的是,再好的石英钟也会有坏的时候。 我注意到,在崔哲"宣誓"的时候,萧原的眼神里有一丝不屑。但这种不屑只是一闪而过,他很快就恢复了淡然的神态,很客套地接过麦克风说:"谢谢领导的信任,谢谢大家的支持。" 那个时候,我隐约感到萧原有了一些变化,但我说不清那些变化到底是什么。 散会后,萧原再次来到值班室里,邀请我与他一起吃晚饭。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在萧原还没有通过试用期时,我们就曾经若干次相互邀请一起吃晚饭,但这一次似乎有点不正常。我能感觉得到周围的一些同事投过来的目光,里面有惊讶,甚至还有些羡慕。我想,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也许他们认为我终于找到了一座"靠山",也许很快就能够"咸鱼翻身",也许……管他们想什么呢,我才不在乎。不过,我当时的确也这样认为:在萧原成为社会新闻部主任之后,作为他的朋友,我大概再也不用担心某一次的不小心就会带来扣发奖金的后果了。 我承认我是谨小慎微的,但我有自己的道理,我以后会告诉你这个道理是什么。 吃晚饭的时候,面对萧原这个身份和地位发生了重大逆转的朋友,我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当我好不容易想到了应该说些什么的时候,又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萧原先开口了:"你是不是有问题要问我?" 我点点头。 "那你为什么不问?" "不知道从哪里问起。" 萧原想了想,对我说:"你为什么不问我,周自恒讲的故事是不是真的?" 我笑了,于是我问道:"那好吧,你告诉我,周自恒讲的故事是不是真的?" 萧原点点头:"是的。" "辞职是不是假的?" "是的。" "主任这个位置是不是去做"卧底"的条件?" "是的。" "是你提出来的,还是周自恒提出来的?" "是我提出来的。" "周自恒同意了?" "他开始不同意,但考虑一下就同意了。" "他为什么会同意?" "也许……"萧原沉吟了一下,"也许是因为他喜欢我这种人,也许是因为他当时有求于我……谁知道呢?" "你真的不知道?"我并不相信事情有如此简单。 "我的确不知道,但我可以猜测。"萧原歪着脑袋想了想,继续说,"我觉得周自恒可能是这样想的:他认为给我一个我想要的位置就能够驯服我。你应该能看出来,周自恒是一个征服欲极强的人,而我是那种他想要驯服的人。" 我同意。 "在派我去《都市早报》卧底前的那次谈话中,周自恒曾经对我说,他很欣赏我,因为我很像他年轻时的样子。"萧原说,"他欣赏年轻时的自己,但又认为那时候年少轻狂,需要改掉一些毛病。所以,他在提拔我的同时,还要改造我。" "你愿意被改造吗?"我很奇怪,在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居然有些紧张,我既期待答案又担心答案与我想要的不一样。 "你觉得呢?"萧原把问题抛回给了我。 "我觉得……"我想了想,接着说,"你不愿意。" "你说对了,我不愿意。"萧原呵呵地笑了起来。 "那么,你为什么会接受这项任务?" "因为我有一个愿望。"萧原止住了笑,他变得严肃起来。 "什么愿望?" "这个愿望就是……"萧原突然又咧嘴笑了,"当主任。" 我想,这又是一个玩笑,但我并不喜欢这个玩笑,我继续追问:"那么,你真的出卖了都市早报的"情报"?" 萧原露出了一丝犹豫的表情,但他很快就说:"是的。" 我想起了那几个从南方来的年轻人,这使我感到有点生气:"为什么你会这么做?" 萧原避开了这个问题,他反问我:"你是不是觉得,我靠出卖别人来获得这个职位很不道德?" 我用沉默来表示我不反对这句话。但我的经验告诉我,在这个报社里想要获得某个"官职",似乎必须以"出卖"一些东西作为交换物。崔哲当时是这样做的,这一次萧原也如此。只不过他们"出卖"的事物不一样--崔哲"出卖"了一对老年夫妻的自尊,而萧原"出卖"的是一个报社的秘密。如果一定要在他们之间比较,我倾向于认为萧原的"出卖"行为所带来的后果稍轻一些。 萧原现出欲言又止的样子,但他还是开口了:"我也觉得不道德,但有时候我觉得权力是一件好东西……" 我继续保持沉默。 萧原接着说:"有些人可以用权力来做一些事情,有些人也可以用权力来做另一些事情。" "哪些人?哪些事情?"我感到好奇,迫不及待地追问道。 萧原又一次避开了这个问题,他给了我的一个神秘的表情:"你还不了解我,不过……你将来会了解的。" 我同意,所以没有追问下去。 我后来想,也许萧原有自己的道理。事实上,周自恒只给了他两种选择:要么被报社辞退,要么去《都市早报》"卧底",完成任务以后回来当社会新闻部主任。如果萧原选择了前者,他后来的际遇又会怎样? 也许萧原还有另一种选择:忘记他离开本报之前与周自恒的那一次密谈,切断与周自恒的单线联系,真诚而努力地为《都市早报》工作。但萧原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我承认,尽管我认为萧原是我的朋友,但我的确并不像我认为的那样了解他。我能了解的是,至少周自恒会认为,在他的安排下,萧原已经进入了自己的"圈子"。 根据我的观察,周自恒在报社里的"圈子"分为几个层次,它就像水面的涟漪一样由近而远:他以自己为中心,在向别人介绍离他最近的那几个部门主任时,他会说"这是我的心腹";离他稍远一些的部门主任,则大都被他称作"兄弟";其他地位稍低的编辑记者,一概被他称作"手下";至于像我这样的接线员或部门秘书,都有另一种称呼,叫做"那个谁"。 不管怎样,至少现在萧原已经成为了周自恒的"兄弟",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周自恒的"心腹"。他不再是那个还处于试用期,要单凭勇气来跟崔哲掰腕子的记者了,我应该为此感到高兴。所以我决定不再谈那些使我们不愉快的事情。 气氛有些凝重,我开始想新的话题。这时候,我突然对萧原的"卧底"经历发生了兴趣,于是我问道:""卧底"是不是一件挺紧张的事情?" "没有你想像的紧张。"萧原说,"周自恒不说,我也不说,就没有人知道我是"卧底"。" 这个答案令我感到无趣。但我还有另一件感兴趣的事要问萧原:"胡海生被捕的事是不是也和你有关系?" 萧原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他说,在《都市早报》工作期间,他把那件事当成一个新闻线索告诉了对方,同时提供了他所掌握的一些证据。他希望对方能够抗拒"上面"的"招呼",而对方并没有让他失望。 "你为什么要对这件事穷追不舍?"我问道。 "我记得你问过我这个问题。现在,我要给你一个新的答案,"萧原平静地说,"我希望每一件事都有结果,一个人做错了事就要承担责任。我还想证明,那件事在人间就能解决,不用大老远地跑到月亮上去。" 我笑了。 萧原也笑了。 我透过餐厅的窗户看了看外面的天空。我看到了弯弯的月亮,它轻柔地钩住了一棵树的树梢。一片云从它身旁掠过,又一片…… 然后,我想起起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不把小雨的故事也告诉《都市早报》?也许他们能够出手帮忙。" "我这样试过,但他们也不感兴趣。"萧原说,"他们说这样的故事太多了,读者已经麻木了,而我又不能把崔哲挪用捐款的事情告诉他们。" 我沉默了一阵,接着问萧原:"你后来又去看过小雨吗?" 萧原点点头。 "她怎么样了?" "还在保守治疗,情况还算稳定。"萧原说。他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眉头一动,对我说:"我在《都市早报》认识了一个人,他叫徐浩。你还记得他吗?" 我当然记得。我还记得,当初,小雨的故事就是他报道的。但我感到好奇的是:"他怎么会在那里?" "他是那里的社会新闻部记者。从这里辞职之后,他并没有找到新的工作,《都市早报》招聘的时候,他去应聘了。"萧原说。 "他知道小雨后来的情况吗?" "他不知道,但我告诉他了。他听了以后很震惊,当然也很遗憾。"萧原说,"我问他知不知道崔哲挪用了那笔捐款,他说不知道。但他告诉我,他当时就觉得事情有点儿不对劲。他说,那天中午他走进崔哲的办公室时,发现里面坐着另一个男人。当他把那笔捐款交给崔哲的时候,又发现崔哲神色紧张地看了那个男人一眼。" "徐浩认识那个男人吗?"我对那个神秘的男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知道,也许他就是那个能够破解秘密的人。 "他说不认识,只觉得面熟,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他怀疑崔哲挪用那笔钱跟那个男人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萧原困惑地摇了摇头,"不过,该知道的时候自然会知道。" 我同意。 接着,萧原把话题转向了我:"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又怕刺伤你的自尊心,所以我一直没有问。" "你问吧,知无不言。"我说。对我来说,自尊已经不再是多么重要的东西了。 "我知道你以前当过记者,我还看过你以前写的报道。"萧原迟疑了一下,接着问道,"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为什么会变成接线员?"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如果你对我的故事感兴趣,我有机会就会详细地把它说给你听。现在有一个人对它表现出了兴趣,所以我打算把这个故事说出来。它在我心里埋得太久了。每当我想起它,就会感到一种被侮辱却又无力反抗的心痛。 如果再给我一个机会的话,我不会选择当接线员。当然,这并不是我的主动选择,而是别无选择。当我别无选择的时候,惟一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这就是我的生活智慧。这样的智慧你可能早已经从某一本书上读到过,但它却是我在压力之下悟出的。 大学毕业以后,我来到《北方时报》当上了一个记者。那时候,崔哲还是一个普通记者,他比我大一岁,因此算得上是我的"兄长"。在我进入报社的前几年时间里,我曾经与他保持着非常友善的同事关系,直到有一天我们共同领了一条新闻线索,并且一起出外采访。 那是一次关于一个知名家电企业的采访。那个企业犯了一个错误:在顾客把那些包换期内出现质量问题的冰箱送回来之后,技术人员对它们进行了一番修理并翻新改造。随后,它们又以"新冰箱"的面目出现在商场的柜台上。 一个细心的顾客发现了这个错误,并且在给报社打电话之前做了一些前期调查--他找到了那个专门对"问题冰箱"进行修理和翻新改造的维修部。 我和崔哲对此事进行了10多天的调查,掌握了以下证据: 1、那个顾客提供的一台"新"冰箱样本,其内部元件有明显的翻修痕迹。 2、电器维修专家对这台冰箱的鉴定,证实这是一台维修后翻新的旧冰箱。 3、电器商场负责人承认,那台"问题冰箱"是从他们那里售出的,同时承认进货渠道把关不严。 4、崔哲想办法偷拍到的照片,上面显示了维修部员工将旧冰箱翻新的工作流程。 5、照片上的维修部员工之一在压力之下提供的证词,他证明维修部经常那样干。 6、那个家电企业售后服务部经理对此事的解释:他认为这是那个维修部的个体行为,并且承认管理失职。 7、维修部经理对此的解释:他承认照片上的工人是他们的员工,但他认为这是那些工人的个体行为,并且承认管理失职。 调查结束之后,我们把所掌握的证据提交给了那个家电企业的负责人,希望他对此发表一些意见。 那个负责人很沮丧,但他告诉我们,他不会对此发表任何意见。就在我们准备离开时,他叫住了我们,问我们写一篇稿子能挣多少稿费。 我们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当我们再次准备离开时,那个负责人从抽屉里拿出了一叠人民币,他告诉我们那是2万元钱,并且希望用它来交换我们准备撰写的那篇报道。 我承认,我当时确实动过心,我用最短的时间暗暗估算了一下:那篇报道大概能写6000字左右,当时报社里执行的稿酬标准是300元/千字。这意味着,我们的稿酬在1800元左右。如果那篇报道发表以后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也许我们会获得一些报社的奖励,比如被评为"优秀记者"而获得1000元奖金。但无论如何,那样一篇报道不能为我们换来2万块钱。 崔哲显然也动了心。他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我,又低头想了想,然后走过去跟那个负责人耳语了几句,接着就成交了--他从对方手里接过了那笔钱。 在回报社的路上,崔哲一直试图说服我跟他平分那笔钱,并且希望我把这件事情"烂在肚子里"。我对此感到恐惧,所以我希望他把钱还给那个企业负责人,继续报道那件事。 为了这件事,我们当天还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争吵的结果是:我拒绝了他的第一个要求,但答应了第二个。 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我并没有从那件事情获得一分钱,但我也没有去做一个"告密者"--在崔哲对当时的社会新闻部主任李赫说那件事情证据不足所以无法继续报道的时候,我保持了沉默。 我要说明的是,我拒绝那笔钱,并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崇高的新闻理想和道德水准,我只是感到恐惧。我也说不清楚自己到底恐惧什么,也许是担心事情败露失去这份工作,也许是担心因此而承担牢狱之灾……总之,我就是感到恐惧。 这件事情在我和崔哲之间造成了隔阂,我们各自在心里筑起了一道墙。我们变得越来越陌生,从此不再一起采访,甚至从此不在一起聊天。即使是在报社走廊里擦肩而过的时候,我心里也会充满了对崔哲的警惕和敌意,我在崔哲的眼睛里也看到了一样的东西。 这件事情过去之后不久,就发生了"曹老头"嫖娼的故事,崔哲因为那一系列报道获得报社嘉奖并且登上了社会新闻部主任的位置之后,我知道我的厄运开始了。 崔哲上任后出台了一系列部门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清退一部分不适合当记者的同志"的改革目标。他为这个目标专门拟定了一个"执行办法":由他为每个记者发表的每篇报道打分,月底积分最低者将自动退出记者队伍。 如我所料,在那个月底进行的考评中,我的得分最低。我知道为什么--"立法者"(拟定考评标准的人)是崔哲,"执法者"(打分的人)也是崔哲。在这部"法律"颁布那一刻起,我就知道自己注定逃脱不了这张崔哲织成的网。 你知道,崔哲并没有将我开除出报社的权力,但他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羞辱我,直到我主动离开,而我的离开也许能够换回他在那件事情里失去的安全感。 我曾经找过崔哲申辩,但他看起来连向我解释的兴趣都没有,他只是告诉我:"这是部门规定,你服从或不服从都必须执行。" 就这样,我成了那个倒霉的人。崔哲当时给了我两条路让我选择:要么主动辞职,要么去新闻热线值班室当接线员。 我选择了后者。我说过,我也希望我能爱我所爱为所欲为,但多数时候我身上背负着压力并且无可奈何。 我告诉你我的压力是什么:离开这个报社之后,我会立即失业,而能不能获得一份新的工作还很难说。我对此感到恐惧。 如果你曾经在毕业找工作时四处碰壁,如果你身在外地没有人愿意并且能够帮助你,如果你……你就会理解我的恐惧。 "你当时为什么不揭发他?"萧原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 我苦笑了。我曾经这样想过。当我把自己的东西从记者办公席搬到新闻热线值班室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屈辱。这种屈辱感压迫着我,使我有了揭发崔哲的冲动,但我最终还是放弃了这种冲动。 那个时候,一个是锐意改革的社会新闻部主任,一个是刚刚被社会新闻部主任清除出记者队伍因此心怀怨怒的接线员,你认为人们应该相信谁? 当然,我没有揭发崔哲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除了我亲眼所见之外,我并不掌握任何关于那2万元的证据,我想,那个企业负责人也不可能为了帮助我而站出来指责崔哲。 当我讲完这个故事时,萧原沉思了一会儿,但他并没有表现出意外的样子。这倒让我意外了,不过我没有问萧原为什么。如果我问了,而他也告诉我了,也许我会更早地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 我告诉萧原,成为一名接线员之后,我很快就从刚开始时的不适应状态中调整过来,我发明了一些在值班室里玩的游戏,并且在跟其他接线员一起玩那些游戏时找到了乐趣。当然,我从此还学会了谨小慎微,我一直告诫自己要少说话多观察。 "你的格言是"夹着尾巴做人"?"萧原问我。 "不。我的格言是"凡事不要冲动,冲动必有后果。""我说。 "我懂了,"萧原露出了一丝微笑,"说到底,你是在保护自己。" 我同意。我还有一些经验要告诉他:"如果你不能习惯于忍受那些你不喜欢的事情,在这个地方或是别的地方,你都注定是孤独的。" "孤独有什么不好?"萧原眨着眼睛,一副好奇的样子。 我答不上来。我承认,我从来没有仔细思考过这个问题,但我坚持认为孤独不好。 这时候,我看到萧原脸上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根据我多次与萧原聊天的经验,我知道他要开始给我讲一些"人生道理"了。这大概是他在中学里当老师时养成的习惯,通常这需要10分钟左右。 果然,萧原开始给我"上课"了。他说,孤独并不一定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有时候,一个人之所以孤独是因为他不妥协,而不妥协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它代表着坚定和勇敢。 萧原还说,当我们看到某些令人愤怒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无所作为就代表着妥协,但不妥协的人一定会对此做点什么。也许他们做的于事地补,无法扭转事态的发展趋势,但至少会让那些做了亏心事的人感到不安。当然,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所忌惮,并且从此对一些人和一些事保持敬畏。 我试图插话,我想说的是:"他们才不会感到不安呢!"但这句话还没有说出口,就被萧原阻止了。 萧原接着说,一个人的心里,总要有一些敬畏的东西。如果没有敬畏,那就意味着价值观的泯灭,同时泯灭的还有对美好事物的希望。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它意味着一个人生活在一个空虚的世界里,只有欲望,却无希望。 "课"终于上完了,我松了一口气。突然,萧原又问我:"你看过《阿甘正传》吗?" "看过。"我确实看过,那是我还在上大学的时候,那部片子让我记住了两件事:人的命运就像是一片飘浮在空中的羽毛,而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 "还记得阿甘入选大专棒球明星队以后,被美国总统接见时说了什么吗?"萧原继续提问。 我不记得了,但我隐约记得,弗雷斯特·甘在那次美国总统安排的宴会?喝了很多免费饮料。 "阿甘说的是:"我要尿尿。""萧原直视着我,继续说,"阿甘的故事教育我们,要懂得勇敢地表达。当你要尿尿的时候,就要勇敢地说"我要尿尿"。"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发出了一阵大笑,接着站了起来。 "干什么?"萧原愣了一下。 "我要尿尿。"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