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当值班室里的空气都变得发烫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城市进入了这一年中最酷热的时节。我看到街道上汽车开过之后尘土飞扬,而堵塞在另一条街道上的车辆不停地鸣起了喇叭。我还看到对面大厦的玻璃幕墙反射出了刺目的光芒……就在这个令人燥热难当的时节里,那一场"战争"的开场锣敲响了。 那是一个下午,17楼突然出现了几个操着南方口音的年轻人。他们在周自恒的带领下巡视了记者办公区,后来又来到了新闻热线值班室。其中有两个人还向我问了几个问题,比如,每天大概有多少读者打来电话,电话里的内容大概都是些什么……我一一照实回答,直到发现周自恒站在他们身后对我挤了挤眼睛之后,我才遏制住了进一步详细介绍的欲望。 我对那几个年轻人抱有好感,他们身上有一股浓浓的书卷气,并且表现得彬彬有礼,不卑不亢。我后来才知道,他们刚刚从南方的一个报社来到本市,准备接管《都市早报》的采编业务。 我听说,在《北方时报》当年的一系列"攻势"之后,《都市早报》一蹶不振。当时,它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窘境中,它每天的发行量已经锐减到了4万份左右,已经至少有3个月没有领到工资的编辑记者们正在考虑是否要起诉自己的报社。我还听说,有一段时间,一个印刷厂几乎每天都要派人去《都市早报》讨要被拖欠的近百万元印刷费用。 后来,经过一番谈判,南方的那个报社开始与它合作,并且派出了那几个年轻人到达本市进行改版前的筹备工作。他们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考察报业市场并拜访同行,本报是其中的一个拜访对象。 对于这群以"拜码头"姿态出现的同行,周自恒自然不会失礼。当晚,在对方结束考察之后,他在本市最豪华的利达大酒店的一间包房里设宴招待他们。 因为"工作需要"经常跟警察在一起喝酒而练就了好酒量的田磊也被邀参加了那次宴会。在周自恒下达了"让对方喝趴下"的指令之后,田磊表现得非常勇猛。先是白酒,然后是红酒,接下来是啤酒……这让他付出了中途5次到厕所呕吐的代价,但他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也没有提前离开宴会。 田磊后来告诉我,事先谁也没有料到,那次宴会进行到最后的时候会陷入几乎无法收拾的尴尬境地。 至少在宴会开始时,主客双方虽然暗含敌意,但在小露锋芒的同时又都表现出了友善。总体来看,他们是在进行一次较量前的相互致意,就像在足球比赛开始之前双方队员握手拥抱一样。 周自恒在开场致辞中说,他首先代表他自己以及《北方时报》的全体员工,对那群年轻人从南方来到本市加入报业市场的竞争表示欢迎。 一阵掌声之后,周自恒接着说,经过几年的努力,在本市的几份以社会新闻为主的同类型早报里,《北方时报》实际上已经处于"独孤求败"的地位,因此一直希望能有强有力的对手来挑战自己。在这段话的结尾处,周自恒颇为感慨地引用了一句诗词表达自己的心情:"高处不胜寒啊!" 这是一段以自我表彰为主要内容的致辞,它又一次换来了一阵非常客套的掌声。 接下来,那几个年轻人中的一个作为代表发言。他说,对于周自恒所领导的《北方时报》在本市报业市场中取得的巨大成就,他们表示由衷的敬佩。他们希望能够从这份报纸中学习到先进的办报经验,同时,他希望他们所代表的年轻人能够完成挑战《北方时报》这个任务。在这段话的结尾处,他也引用了一句诗词:"长江后浪推前浪!" 在周自恒带头为这段话鼓掌之后,所有人都把酒杯举了起来。宴会开始了。 一轮又一轮的酒宴斗勇之后,形势突然间急转直下。田磊说,当他第5次去厕所呕吐后再回到酒桌上时,他听到周自恒问起了那几个年轻人对于《北方时报》的印象,并且希望对方"提一些宝贵意见"。 傻瓜也能听出来这是一句客套话,但一个叫郭宇的年轻人当真了。他早已喝得面红耳赤摇摇欲坠,并且像田磊一样中途去过几次厕所呕吐。他从随身带着的书包里拿出了一份本报当天出版的报纸,开始侃侃而谈。 田磊说,郭宇的发言长达45分钟,基本上完成了一次对本报的彻底批判。他从头版一直谈到最后一块版,从时政新闻谈到社会新闻,然后是文化新闻和体育新闻,最后是经济新闻……总之,《北方时报》没有任何一块版面让他感到满意。 在具体谈到某个版面上的一篇报道时,郭宇说:"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发这样的稿子。谁会关心这件事呢?我相信,只有三个人会耐着性子看完这篇报道,一个是写这篇稿子的记者,一个是这个版面的责任编辑,另一个就是稿子里提到的那个当事人,他也只是想看看记者怎样写自己。" 郭宇还顺便对《北方时报》的一些广告品质提出了批评,他说:"原来贴在电线杆子上的那些虚假广告,为了逃避城管队员打击,已经成功地转移到了你们的报纸上。" 在此期间,尽管郭宇的一个伙伴曾经屡次用力拉他的衣角示意他闭嘴,但郭宇根本未予理睬。在对本报作过一番评价之后,郭宇打了一个酒嗝,他说:"你们……嗝……不会办报!" 田磊告诉我,在郭宇即兴演讲的同时,他注意到周自恒的脸色越来越阴沉,到了后来甚至目露凶光。当郭宇说出最后一句话时,周自恒似乎不打算再忍下去。他当即吩咐一个随行的财务部职员叫服务员结账,接着又向对方宣布自己还有一些公务要办,随后离开宴席扬长而去。 田磊说,周自恒离开后,他看到那几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一阵尴尬的沉默之后,其中一个人说:"这下有好戏看了。" "好戏"在一个星期之后开锣了。那一天出版的《都市早报》上刊发了一则《改版启事》。启事上说,他们将通过改版的努力,把报纸办成一份"对市民更有用的都市报"。他们还提出了一句口号:"做实用性新闻!" 与这则启事一同刊发的《告读者书》中说: "所有的报纸都声称尊重读者,那么,什么才是对读者的尊重?一些报纸上充斥着许多与你无关的事情,它们填塞着越来越厚的版面,根本不在乎你是否有兴趣和需要阅读它们。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播方式,这是在落后的新闻观主导下的传播方式,这种传播方式的背后隐藏着这样一种心态:"我负责说,你负责听。"它代表着媒体的强势地位--他们拥有"话语权",无论他们说什么,读者所要做的只是听着,就像是在单位开会时听领导发言一样。这不是真正的尊重。他们只是把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传达给读者,而不管读者是否感兴趣。 "在这样的传播方式下,人们希望通过媒体来了解社会的愿望被几个或者一群办报人控制了,他们的价值观能够影响更多人的价值观。如果他们的价值观是偏狭的,就可能引导着读者的价值观走向偏狭。他们口口声声追求公平,但有时候正是他们自己在制造不公平。 "我们知道,你们购买报纸是想从中获得更多有用的信息,并且希望读到好看的故事。你们清楚,社会的整体幸福是由每一个人的幸福组成的,而每一个人的幸福又以社会的整体幸福为基础。你们希望社会朝着向善的方向发展,你们希望在不断发展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并且在实现价值的过程中找到真正的幸福。而这一切都要以你们对社会的了解为基础。所以,你们希望与媒体之间建立平等的沟通关系,而不只是倾听。 "我们希望创造的是这样一种平等的传播方式--我们将努力传播你们的幸福和你们的苦恼,并且希望在这样的传播过程中实现报纸和读者之间的平等沟通。我们将努力把伪善的和说教式的办报理念排斥出我们的报纸,我们希望能够向你们提供你们真正需要的新闻。 "我们知道,离开了读者,报纸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我们的一切都从你的需要出发。你想知道的,就是我们要告诉你的。我们希望,我们提供给你的每一条新闻都与你的生活有关。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新闻的实用性价值……" 田磊告诉我,这篇文章里的"一些报纸"其实是在暗指本报。他说,在那场酒宴上,郭宇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你们做这样的新闻对于读者来说毫无用处,也毫无意义。" 在这份《改版启事》中,《都市早报》还宣布:将每周三定为读者日。他们希望在每周的这一天邀请至少50名读者到报社与编辑记者们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 我还听说,《都市早报》提出的市场目标是:一年内占领本市30%早报市场份额。 对于《都市早报》的改版,周自恒表现出了紧张。在对方刊出《改版启事》的当天下午,我发现17楼走廊的公告栏里贴出了一张署名"周自恒"的"大字报",标题很醒目:《第二次大战在即!》 文章长约2000字,我把其中的一些段落摘抄如下: "《都市早报》改版在即,从南方某报社请来了几个传说中的办报高手,他们很可能会成为我们最强有力的对手。请诸位同事打起精神来,从现在开始进入临战状态,准备进行新一轮的报业市场肉搏战。 "谁将成为本市都市报中的最强者?我们几年辛苦获得的本市都市报老大的地位,能不能轻易交给这群骄傲的南方办报人?我们从《都市早报》抢得的市场份额,能不能就这样交还给他们? "这是我们自创刊以来经历的第二次大战,在第一次大战中,我们已经完胜对手,第二次大战的结果将会怎样,关键就在于我们在这场肉搏战中是否足够勇敢。强强相遇勇者胜,我们惟有勇于厮杀,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如果说,那几个传说中的办报高手在南方创造了一个报业神话,那么我相信,只要我们足够勇敢和足够努力,就能使他们在这座城市里遭遇滑铁卢,就能让他们在我们面前俯首称臣……" 在那张"大字报"的最后一段中,周自恒喊出了一句后来在报社内部非常流行的口号:"半年内扼杀《都市早报》!" 周自恒后来公开解释了"扼杀"的意思,他说:"一定要通过各种手段,把《都市早报》的发行量扼制在3万份以内。"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媒体之间有个"潜规则"--不使同行感到难堪。但是,在这场以"扼杀"为目标的"报社之战"中,那些"潜规则"立即见鬼去了。新的规则是:无论用什么手段,能让对手有多么难堪,就要让它多么难堪。 在一次社会新闻部例会上,林斌谈起了这张"大字报"的来历:周自恒在那次宴会上愤而离席之后,当晚就召集了报社的全体中层干部开会,商量如何应对《都市早报》的改版。随后,周自恒又连夜写出了那张"大字报",并且让总编办秘书叶小青复印了几份,张贴在本报各个楼层的公告栏里。 顺便说一下,在这场"报社之战"中,这份"大字报"一直挂在公告栏里,直到"战争"结束。 与几年前的那一场"战争"不同,这一次,对阵双方的角色发生了转变--《都市早报》采取的是"攻势",而《北方时报》采取的是"守势"。 首先打响进行的是"人才之战"。这一轮"战役"中,双方争夺的目标是"办报人才"。 那一天,《都市早报》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招聘启事》:"因采编业务需要,本报面向社会招聘20名记者、10名编辑和10名编务人员。如果你对新闻事业抱有浓厚的兴趣,希望成为一个记者或编辑,并且梦想着在这个行业寻找到职业的光荣,无论你的性别是男是女,也无论你的户籍所在地在哪里,只要你拥有大学及以上学历并且年龄在35岁以下,请你和我们站在一起,共同记录这个城市和这个时代的变迁。" 第二天,在周自恒的安排下,本报也在头版刊发了一则《招聘启事》:"因采编业务需要,本报面向社会招聘10名记者、5名编辑。《北方时报》是本市最具影响力的早报,创刊6年来在报业市场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并且正在创造新的奇迹。如果你愿意成为这个奇迹的创造者之一,只要你年龄在35岁以下并接受过基础新闻教育,请你加入这支光荣的团队。" 人力资源部的那个朋友刘珍告诉我,人力总监梁媛曾经对这次招聘提出过反对意见。梁媛认为,过多的员工已经使本报不堪重荷,就连技术部的复印机旁边都安排了专门的看管人员。所以,她正在考虑的是如何裁员,而不是继续招聘新的员工。 但周自恒坚持己见,他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散落在民间的那些办报人才都被《都市早报》抢了去。 你应该还记得徐浩、陈敬等人辞职之后,周自恒曾经说过的那句话:"就算招一群傻瓜来干,报纸质量也不见得会下降。"但是,刘珍告诉我,这一次,为了说服梁媛,周自恒使用的道理是:"得人才者得天下。" 我相信,在报社里,周自恒想做的事情总是能做得到,因为那些用来解释他的行为正确性的道理就像是装在他的上衣口袋里,他想用哪一个,掏出来用就可以了。 我并不清楚《都市早报》后来是否如愿招到了那些胸怀新闻理想的人们。我只知道,在本报应聘成功的那15个人(10个记者、5个编辑)来到报社之后,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连办公桌都无法获得。我经常看到他们陪着笑脸,对那些比自己更早来到这里的编辑记者说:"借你的电脑写稿好不好?" 你知道,六年来因为各种裙带关系进入本报工作的人们已经足够多了,根本没有地方可以放得下更多的办公桌,除非物业管理人员同意把走廊也改成办公区域。 "人才之战"在半个月之后结束了。又过了半个月,改版后的《都市早报》面世。 紧接着进行的是"质量之战"。这一轮"战役"中,双方比拼的是"报道质量"。 此时,已经很少看报纸也很少过问采编业务的周自恒突然重视起了每天的评报会。他要求每个部门都必须派出代表参加评报会,并且必须发表意见。看起来,周自恒打算重新营造日渐疲软的评报会气氛。在他亲自坐阵主持之下,评报会上频奏凯歌,每次都能开成"团结的大会"和"胜利的大会"。 有一次,周自恒在评报会上问文化新闻部主任李赫:"听说今天的《都市早报》有关于一个歌星吸毒的报道,还没来得及看,想先问问你,本报有没有?" 李赫说:"我们也有"。 周自恒继续问:"那我们的报道更好,还是他们的好?" 李赫沉吟了一下,周自恒不耐烦了,他说:"这样吧,你告诉周总,如果满分是5分,我们得几分,他们得几分?" "我们得4分,他们得3分。"李赫说。 "我们赢了?说个道理来听听。"周自恒说。 "我们的记者在歌星住的地方周围扫荡了一圈,找了许多邻居问话,连开电梯的都没放过,拿回来的信息非常丰富。"李赫说。 "好样的。他们呢?"周自恒接着问。 "他们只采访到了歌星本人,信息量比我们少。"李赫说。 周自恒又转向经济新闻部主任乔欢:"你平常最喜欢看歌星影星的消息了,你觉得怎么样?" 乔欢似乎犹豫了一下,但她显然不愿意在评报会上得罪李赫,她说:"我同意李主任的意见,我也觉得我们的报道比他们好。" 我知道乔欢犹豫的是什么,我对比过本报和《都市早报》关于那个歌星吸毒的报道,如果让我投票,我会把票投给《都市早报》。就像李赫所说的,本报记者的确过那个歌星的住处周围扫荡过,也的确向电梯工问过"你知道某某吸毒吗"这样的问题,但那个电梯工回答的只是"我不是很清楚"。连电梯工都问了,他们却没有去找--或许是没能找到--歌星本人提问。而《都市早报》单刀直入,他们找到了保释在外的歌星,歌星向他们讲述了他如何沾上毒品的过程,还说他很后悔,希望别人以他为戒勿沾毒品。 但周自恒没有再追问下去,所以他并不知道这些。他对李赫说:"干得好!不要骄傲,继续努力。"然后,开始了下一个议题。 评价过当天所有重大的同题报道之后,周自恒问乔欢:"今天我们一共得了多少分?" "32分。"乔欢说。 "《都市早报》呢?" "26分。" "好。保持优势,乘胜追击。"周自恒很高兴。 大家也很高兴,于是散会。 除了同题报道之外,"独家新闻"也是这一轮"战役"中双方必争的重要资源。对于报社来说,"独家新闻"是一种"炫耀性资源"。它意味着这样一件事:除了这份报纸之外,没有任何别的报纸可以告诉你这条新闻。 为了更多地拥有这种"炫耀性资源",周自恒亲自制定了一条规定并且很快开始执行。这条规定是:如果本报拥有一条"独家新闻",就意味着本报在这条新闻的争夺中胜出了,那么撰写这条新闻的记者会因此而获得表彰,他将获得奖金200元;如果对方拥有一条"独家新闻",就意味着本报在争夺中败下阵来,那么会有一个记者因为自己的疏忽而倒霉,他将被处以罚款200元。 我后来听田磊说,《都市早报》此前已经针对"独家新闻"做出了类似的规定。周自恒不知从哪里打探到了这个"情报",自然大受启发。 在这样的紧张气氛之下,双方记者都开始抱怨"独家新闻"使他们背负的压力过大。但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对策--分属两个报社的一些记者开始私下协商,谁有新闻线索必须相互告知,共同采访后在各自的报纸上发表。 这种方法很快就在记者中间推广开了,成为一种新的"潜规则"。后来有一个专门用来形容这种做法的词叫"串稿"。在记者们看来,市场竞争是报社高层的事情,而"串稿"的好处在于:至少不用再担心被罚款。 "串稿"曾经导致过这样一个笑话:在某一天出版的《北方时报》和《都市早报》上,各自发表了一篇同样内容的报道。在报道里,出现了两个同样的错误--不仅把本市一名副市长的名字写错了,还把"工商银行"写成了"工商很行"。 傻瓜都能看出来,这是"串稿"惹的祸。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周自恒才觉察到了"串稿"现象。他试图用开除一个记者的办法来消灭这股风气,但是,这个办法收到的效果只是记者们在"串稿"时变得更谨慎了一些。 当这场"战争"愈演愈烈之时,平时一直比较清闲的副刊编辑部门也被卷了进来。在接下来的"副刊之战"中,他们是主角。 许多报纸的副刊上都能找到一些小笑话,它们是你茶余饭后的生活"佐料"。在"战争"背景下,双方都别有用意地利用了这些小笑话。 率先发难的是《都市早报》。有一天,在它的副刊里登出了这样一则笑话: 两个记者相遇了,他们在一起夸耀自己的报社。 其中一个是《都市早报》的记者。他说:"我们的每一篇报道反响都非常强烈,如果把这段时间里的读者来信堆起来,大概有三层楼那么高。" 另一个是《北方某报》的记者。他说:"我们的报道反响可比你们强烈,读者把一栋三层楼房送给了我们。" 《都市早报》的记者很好奇,就问他怎么回事? 《北方某报》的记者解释说:"他们扔给我们的那些砖头足够盖一栋三层小楼了。" 傻瓜都知道,这里的《北方某报》是在暗指《北方时报》。周自恒当然不甘示弱。第二天,在周自恒的安排下,本报副刊里也登出了一则笑话: 两个记者相遇了。他们在一起抱怨自己的报社。 其中一个是《北方时报》的记者。她说:"过记者节时,报社只发给了我们几本新闻理论书籍作为节日礼物。" 另一个是《都市某报》的记者。她说:"那我们发的东西可比你们多,一间屋子都装不下。" 《北方时报》的记者很好奇,就问她都发了些什么东西? 《都市某报》的记者解释说:"我们报社把卖不出去的报纸都发给我们了。" 第三天,《都市早报》继续登笑话: 两个记者又相遇了。他们在一起为自己的报社向老天爷祈祷。 《都市早报》的记者问老天爷:"本报发行量什么时候才能突破一百万份?" 老天爷想了想,眨了两下眼睛,又转向《北方某报》的记者:"你想问什么?" 《北方某报》记者说:"我也想问,本报发行量什么时候才能突破一百万份?" 老天爷愣了愣,开始不停地眨眼睛,最后,索性闭上了眼睛。 第四天,《北方时报》继续反击: 两个记者又相遇了。他们在一起为自己向老天爷祈祷。 《北方时报》的记者问老天爷:"我要奋斗几年,才能成为著名记者?" 老天爷想了想,亮出了五指,又转向《都市某报》的记者:"你想问什么?" 《都市某报》的记者说:"我也想问,我要奋斗几年,才能成为著名记者?" 老天爷愣了愣,摇身一变,变成了千手观音。 呵呵。如果你看到过这些小笑话,你在一笑而过的时候,是不是也闻到了一股火药的味道? 接下来我要谈谈"线人之战"。毫无疑问,这一轮"战役"争夺的对象是"线人"。 我说过,为了鼓励人们报告新闻线索的热情,报社会以"劳务费"的名义给"线人"们一些报酬。那个时候,多数报社执行的线索费起价标准是50元。但是,在"战争"状态下,"线人"获得了实惠--为了使他们只为自己的报纸效劳,两个报社先后把线索费起价标准提高到了100元。为了争夺"线人"资源,它们之间甚至出现了线索费竞价的现象。 有一次,在《都市早报》给一个向他们报告一起重大交通事故的"线人"开出500元线索费之后,周自恒当即给另一个向本报报告一起重大火灾的"线人"开出了800元线索费。接着,一个报告一起在建大楼倒塌事件的"线人"从《都市早报》获得了1000元,而另一个报告一起地铁施工塌方事故的"线人"从本报获得了1500元……这样的竞价现象不难理解。我仍然可以用水果贩子打比方:在两个水果贩子的竞争中,讨好果农是他们必做的功课。 在这场"战争"中,"促销之战"也许是最惨烈的。到了最后,棍棒也派上了用场。 如果在那段时间里,你是这两家报社中任何一家的订户,你就算得上是那场"促销之战"的亲历者。那场"战争"在你预订一年报纸的时候给你带来了一些好处,但它也使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到了损害。 那一年年底,《都市早报》率先刊登报纸征订广告,宣布了他们的促销措施:"预订全年《都市早报》,将获赠一台价值79元的饮水机。" 本报立即对此做出反应,在征订广告中宣布:"预订全年《北方时报》,将获赠12桶纯净水,价值96元。" 在《都市早报》的零售商每人获得一件印着"都市早报"字样的夹克衫之后,本报发行部当即决定,送给那些零售商每人一件印着"北方时报"字样的羽绒服。 就在这样的"竞卖"活动如火如荼进行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系列街头报摊被砸的事件。关于这些事件,向我们报告这些线索的"线人"们大都会在电话里这样描述:几辆摩托车突然停在一个报摊前,几个男人下车后立即抄起棍子就是一通乱砸,然后骑上摩托车扬长而去…… 没有本报记者选择这样的新闻线索去采访,因为那些被砸的报摊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都是《都市早报》的零售摊点。我并不认为这是巧合,虽然我没有最直接和最确凿的证据,但我确信那是本报发行员组织的恶意袭击。 我所知道的都是田磊告诉我的,他老婆是发行部的一名会计。他说,为了应对这场"发行之战",扼制《都市早报》发行量的增长趋势,本报发行部组成了一支由24名发行员组成的"小分队"。在一场内部举行的誓师大会之后,他们兵分6路奔赴本市各区的大街小巷,开始执行一项特殊的使命。 田磊说,那些"小分队员"所做的事情是:骑着摩托车在大街上巡视,一旦看见《都市早报》的零售摊点就停下来跟零售商们谈谈,劝他们"弃暗投明"改售《北方时报》。 我相信,在劝告无果的情况下,那些身负使命的"小分队员"会选择恐吓手段,进而实施暴力。你知道,他们年终奖金的多少跟这项使命能否完成有关。 我后来还听说,在报摊被砸之后,有些零售商拨打了110报警,但警察对此无可奈何--那些摩托车大都摘去了牌照。 再到后来,许多零售商被迫放弃了《都市早报》的零售合同,但仍有一些人小心翼翼地继续着。 在新的一年到来之前,《都市早报》突然在头版发表了一篇《严正声明》。这份声明的发表,向读者挑明了这场报社之间的"暗战"。 声明中的言辞非常激烈,它在标题中的提问咄咄逼人:《北方某报意欲何为?》 声明长约1000字,它和一张图片一起占据了半块版篇幅,我摘引部分内容如下: "本报成功改版之后,在受到读者的普遍好评之外,也遭到了《北方某报》的恶毒封杀。这种封杀采用了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不齿的手段进行。在此期间,连续有本报零售商遭到了身份可疑者的袭击。他们的报摊被砸烂,许多待售的本报被撕烂后扔在大街上。我们相信,这样的袭击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用恐吓零售商的手段来达到扼制本报发行量的增长势头。 "报社的发展是由读者投票来完成的,绝不是单凭暴力就可以解决的。如果棍棒可以打出发行量和公信力,那么,还要一群有理想的职业新闻人干什么? "我们不会相信,一份受到读者欢迎的报纸会被这样的非法手段所打倒。我们也不会因为这样的卑劣手段而放弃我们一直追求的新闻理想,我们决不会放弃对这个城市抱有的希望,也不会放弃我们曾经对读者许下的诺言--坚定不移地向你提供实用性新闻!" 这份声明还配发了一张图片。图片内容是我所熟悉的一份"大字报",上面有一句口号:"半年内扼杀《都市早报》!"图片下方,有一行文字说明:"本图片拍摄于《北方某报》17楼公告栏。" 是谁向《都市早报》提供了这张图片?我感到惊讶。 只过了两天,答案就揭晓了。田磊告诉我,它的作者名叫陈彬。两天前,他还是本报记者--他在那场"招聘之战"中进入了本报,并且被安排在社会新闻部。但在此之前,他就已经与《都市早报》签下了聘用合同。他来本报应聘的目的,是为了获得某些秘密。他得手了,然后就悄无声息地离开了。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我问田磊。 田磊扔给我一份当天出版的《都市早报》。在其中一篇报道的署名中,我找到了"陈彬"这两个字。但我仍然不敢相信这样的"间谍"手段会运用于一场报社之间的"战争"中。我猜测,陈彬也许只是完成了一次跳槽,而那张图片是他到《都市早报》应聘时带去的礼物。 田磊笑了笑:"你会相信的。" 我还要补充的是,在《都市早报》的这份《严正声明》发表之后,本报并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反应。我后来听说,周自恒只是在一次报社中层干部参与的宴席上提起了这件事,并且开了一句玩笑:"看起来他们有点急了,小心狗急跳墙!" 最终,这场"报社之战"在一个政府官员出面调停后结束了。 我相信,那个官员是在《都市早报》发表《严正声明》之后才决定出场的,他不能让这样一场报社之间的"暗战"发展为双方在报纸上口诛笔伐的"明争"。 据说,在那个官员的安排下,两个报社的高层人士在一起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宴会,地点仍然选在了利达大酒店的一间包房里。 田磊并没有被邀请去参加那次宴会。显然,这一次并不需要酒桌上的勇士。但他后来还是打听到了宴会上的一些细节,并且把他听到的转告给我。 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田磊具备一个记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喜欢打听并且乐于传播。而我是他的传播对象之一。我有很多消息都是从他那里听来的。在我还是一个记者的时候与田磊有些交情,当我变成接线员之后,他是为数不多的愿意与我保持交情的记者之一。 田磊说,双方高层尴尬地见面之后,在那个官员提议下,周自恒和《都市早报》总编辑秦国伟都表示同意不再搞"恶性竞争"。 宴会只持续了20多分钟就结束了。在离开之前,双方高层很客套地逐一握手并且合影留念。 接下来,周自恒撰写的那份"大字报"从报社各个楼层的公告栏里撤了下来。那条关于"独家新闻"的规定被宣布废止。另外,线索费起价标准从100元下调到了原来的50元。发行部那支24人组成的"小分队"也就此解散了。顺便说一下,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听说过《都市早报》零售报摊被砸的事情。 一切恢复原状之后,我听说,郭宇--那个在宴会时批评本报的年轻人--离开了《都市早报》。 田磊打探到的消息是,郭宇在宣布从《都市早报》辞职之前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并没有输给平等的对手,而输给了一群流氓。" 就这样,两个报社之间的这一轮"战争"宣告结束。 我太投入于向你介绍这场"报社之战"了,差点儿忘了告诉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在这场"战争"进行的过程中,有一天,《都市早报》上突然登出了一篇报道。它的标题叫《一场蹊跷的"交通事故"》。 你大概已经猜到了,这篇报道讲的是李树望与胡海生、梁家雄的故事。关于这个故事,我所知道的细节,报道里几乎都提供了。比如,李树望横卧在卡车前大声喊道:"你们要想把土拉走,得从我的身上辗过去。"比如,胡海生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大喊:"轧死一个赔1万,轧死10个赔10万,老子有钱,赔得起!"再比如,挨了胡海生一记耳光之后,梁家雄猛地踩下了油门…… 李树望出现在那篇报道的配图上,我看到他蹲在那片"鱼塘"边,目光忧郁。另一张图片上,密布着许多表示目击了一切并且愿意出来作证的人们的签名。其中有些是当地村民,还有一些是当时路过现场的司机。 撰写这篇报道的记者名叫邱志华。他在报道里说,当李树望找到《都市早报》向他讲起事发时的情形时,他有些怀疑,直到那些目击者表示不惧危险愿意出来作证时,他才相信了那一切。 邱志华还在报道中提及了自己在采访胡海生时遭遇的险境:胡海生的几个随从不仅抢去了他的手机和相机,还把他扣留了整整6个小时,直至报社报警后警察赶到,他才得以脱身。 这使我想起了萧原的那段经历。我想,在《都市早报》准备刊发这篇报道的时候,一定也收到过某个方面的"招呼"。只是他们抵抗住了压力,并且摆出了一幅继续追踪报道此事的姿态。 两天以后,《都市早报》登出了一篇有关此事的追踪报道。报道中说,一位主管政法工作的市领导在看过《一场蹊跷的"交通事故"》之后,当即做出批示:"责成市公安局对此事一查到底,从严从快。无论涉及什么人,都要依法办事,绝不姑息。" 此后,我还在《都市早报》上看到了关于此事的又一个新进展:胡海生被刑事拘留后,在警察的攻势之下,他承认了自己指使梁家雄开车轧过李树望的身体。胡海生还交代,他曾经给一个他所熟悉的政府官员行贿,央求对方给警方和报社施加一些压力。对方收了钱,后来也办了事。 警方随即将此案移交检察院,后者准备以故意伤害罪将胡海生和梁家雄提起公诉。那个政府官员则被市纪检委"双规"。 又过了几个月,我听说胡海生和梁家雄被投进了监狱。紧接着,那个政府官员又因涉嫌受贿罪被提起公诉。 我记得我曾经说过,有些事情,老天会在你不注意的时候,给你一个意想不到的结局。这就是那个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