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时间继续流逝着。挂在值班室墙上的那个石英钟真是一件奇怪的东西,当我盯着它看的时候,它的指针仿佛跳动得很缓慢,但是,当我不注意它的时候,它的跳动却仿佛突然加快了节奏。在它忽快忽慢的跳动中,一个白天过去了,一个夜晚过去了,接着,一个月也过去了…… 萧原仍然经受着他所说的"折磨",他一如既往地在报社和新闻现场之间来而又往--采访、写稿,再采访、再写稿……周而复始。 记者就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说,记者就像是新闻车间里的流水线工人,他们日复一日地劳动,不停地生产那些可以放在报纸上供人阅读的报道。当然,与生产啤酒、面包、洗发水或者别的日常消费品的工人们不同,记者拥有在产品上标注自己姓名的权利--这是这个职业中最令人激动的部分。 我相信,几乎所有记者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够在报纸上熠熠发光,成为在读者中"提及率"最高的人--"提及率"是报社在每个月底搞读者调查中使用的一个词,它能够表明哪些记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想于薇和她父亲的那个故事,有一件事情我一直觉得奇怪:当崔哲责问萧原的时候,萧原为什么会说他不想成名?我曾经问过萧原,但他避而不答。 现在,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不重要了--无论他想或不想,他都做到了。就在那个月底,萧原获得了他来到《北方时报》之后的第一份来自读者的"礼物":在当月的读者调查结果中,他的"提及率"排名第一。超过5000名读者把票投给了"萧原"这个名字。 在报社里,"优秀记者"需要部门主任的提名,但"提及率"并不需要,它完全由读者投票产生,就像电视选秀节目中的观众短信投票一样。但是,想要让读者投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知道,读者一般不会去注意一篇报道的作者姓甚名谁,除非他们欣赏那篇报道并且想要了解它的作者。所以,如果一个记者想要抓住读者的注意力,就得想办法搞到别人也想搞到却搞不到的东西。 那个时候,报社内外都流行一个词叫"深度报道"。关于这个词的解释多种多样,有人说它的意思是指记者应该提供更多的背景资料,以便读者更全面地理解新闻事件,也有人说它的意思是指记者对新闻事件的调查应该更深入一些,除了描述"是什么"还应该解释"为什么"……无论别人怎样理解,对于记者来说,它的意思很简单,就是"多走几步":只有走得比别人更远一些,才可能写得比别人更深入一些。 这是记者这个职业的生存法则之一:读者是他们的客户,如果客户说请告诉我多一点再多一点,那么他们就得走远一点再远一点。 当然,这样说起来简单,想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萧原之所以能够做到,我想,大概是因为他总是有一些特别的办法。 在《北方时报》里有一本定期印刷的小册子,它叫《采访背后》,里面记录的都是那些记者的经验之谈。在讲述自己的采访经历时,他们大都会描述自己当时面临怎样的困难,而他们又是怎样灵机一动克服了那些困难的。萧原也在这本小册子里发表过一些文章,我觉得有必要记录下来与你分享。 有一篇文章的标题叫作《900级台阶》,它有关于一起桥梁跨塌事件。那是一座人行天桥,它刚刚建成不久就塌了,当时有30多个行人正在桥上走路,其中包括十几个小学生,桥一塌,他们都掉了下去,塌掉的桥还压瘪了正在马路上正常行驶的七辆小轿车。在萧原后来所讲的故事里,为了找到某个清楚事故桥梁建设过程的知情人,他在对方居住的小区里奔波了一整天时间。 那个小区里一共有600多个门牌号,但萧原并不了解知情人住在其中的哪一间,而他所找到的小区居民全都表示并不认识他要找的人。最后,他选择了挨户寻找的办法。为此他按错了许多门铃,有几次他被当作推销员而遭到斥骂,还有几个戴着红袖标的老头老太把他当成了小偷并且对他进行了盘问,直到他亮出了记者证。 当萧原按过200多个门铃、累计爬了900多级楼梯,体力和信心都差不多消耗到了极点的时候,他决定最后再按一次门铃就放弃这个任务--就在这个时候,他苦苦寻找的那个知情人突然打开了房门。凭借对方的指点,萧原揭露了事故桥梁在建设过程中的腐败行为。我相信,促使知情人开口说话的,除了他自己的良知之外,还有萧原踏破铁鞋的努力和他大汗淋漓的样子。 另一个故事有关于一起少年自杀事件。在那个故事里,那个少年由于不堪父亲的苛责选择了离家出走,当他的父亲在河岸边找到他的时候,他曾与父亲对峙了十几分钟。那个父亲以为他的厉声斥责可以使儿子回头,没料到儿子真的跳下了河。 萧原赶到河岸边的时候,跳河的少年刚刚被人从水里捞上来,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一群路人围了过来议论纷纷。有人打了120急救电话。在医生赶到之前,一群记者赶到了,他们围住那个看上去失魂落魄的父亲,七嘴八舌地提问。但那样的情形下,那个父亲并不想回答任何问题,他?断地挥手不断躲闪。 萧原本来也想去找那个父亲问几个问题就回报社交差,但他最终并没有这样做。他向躺在地上的少年走过去,他趴在地上,犹豫了一下,就开始口对口地给少年做人工呼吸。尽管这样的努力没能换回少年的性命,却使那个懊悔的父亲无比感激。后来他只接受了萧原的采访。他详细地向萧原讲述了这一场不幸的来由,并且希望用自己的例子劝诫天下的父母不要逼子女太甚。 也许你还记得那年中秋节发生在城北某个KTV里的那场大火--70多个在包厢里准备彻夜"欢唱"的男男女女最终也没能活着离开火场。在《北方时报》上报道这场灾难的记者就是萧原。在当时赶到现场的几十名记者中,只有萧原突破警戒线进入了火场。 萧原在《采访背后》里说,帮助他突破警戒线的是一套消防服。听起来有点奇怪,但萧原的确有一套消防服。我也不知道他怎么会有,总之他有。我所知道的是,萧原每次外出采访时都要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背包。它就像是个小小的衣柜,里面不仅有消防队员穿的消防服,还有医生穿的白大褂、建筑工人戴的安全帽等等。 这个可疑的"消防队员"骗过警察进入火场之后,看到几个消防员正拿着高压水龙向高处的起火点喷射。当他发现其中一个消防员显得体力不支时,就接过了高压水龙,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根本握不住它。它失去了控制,喷出的水柱把那个刚刚走到一旁准备休息片刻的消防员射倒在地上。当萧原坦白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后,消防员们并没有生气,相反,他们还对这个不惧危险的记者表现出了友善。 萧原的冒险获得了回报:在消防队员的帮助下,他率先披露了这场火灾的起因,并且通过火场中遗留的一些证物,向读者暗示这是一起人为纵火案。最终,警方的调查证实了他所暗示的事情。 我想,在《采访背后》所记载的那些小故事里,最精彩也最能表现萧原智慧的,是对那场矿难的采访。我相信,那些读者之所以把票投给了萧原,大都是因为他们看过报道之后感到震撼。 在报纸上,就像交通事故和火灾一样,矿难也是一个老话题了。那些通往地下的矿井不仅能够贡献煤和各种矿石,还能够"贡献"死亡率。根据我的经验,在这个城市的郊区,矿难的高发时期大概是每年的第二季度。在那几个月里,你总是能从报纸上看到此起彼伏的矿井坍塌的消息,多数消息里都能看得到死者,他们是非法开采、过度挖掘和简陋的安全保障设施的牺牲品。 多少年来,关于矿难的报道内容大致相同,塌方、透水或者瓦斯爆炸等等,不同的只是死亡人数,它们在报纸上不断变化,有时是个位,有时是十位,有时是百位……直到你对它们感到麻木。 至少在开始的时候,萧原经历的这场矿难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它的故事梗概就像以往有关矿难的报道中所告诉你的那样--煤窑塌方,几个矿工被困井下,各部门组织救援工作--直到萧原介入。 萧原赶到的时候,警察已经把所有"闲杂人等"拦在离事发矿井二十多米的警戒线之外。毫无例外的,萧原也被列为"闲杂人等"。但半个小时后,他突破了警戒线,并且出现在矿井里,与十几个参与救援的矿工们一起"作战"。 你问我萧原是怎么做到的?很简单,在那半个小时里,他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矿工"。 当一个路口被堵住的时候,有一种人会站在那里徘徊,而另一种人会离开那里去寻找新的出路。萧原属于后一种人。当他发现自己无法通过警戒线的时候,就转身离开了。他没有去换衣服,因为他的背包里并没有矿工的衣服。他要去四周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无人把守的入口,结果他并没有找到,但他找到了矿工们所住的工棚。碰巧的是,那个工棚里还有一名因为痢疾发作正在卧床休息的矿工。萧原与他达成了一笔交易:用200元买下了他的一套旧衣服,其中包括一顶矿工专用的安全帽。 当萧原再次出现在警戒线前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那个矿工。萧原后来告诉我,为了使自己的扮相更逼真一点,他还随手抓了一把煤灰认真地抹在自己脸上。他骗过了把守警戒线的警察,也骗过了守在矿井口指挥救援的几个安监局工作人员--这很容易做到,在那个纷乱的场面中,没有人想得到有一个记者会冒充矿工前来冒险。 就这样,萧原下到了矿井里。那是一条逼仄的地下甬道,它终日无光,里面或许还有些瓦斯的味道。如果你不够小心,头顶上的煤块就会混同着土块悄悄地给你一下。如果你运气不好,随时可能发生的再次塌方甚至有可能给你带来致命的危险。 当这件事情结束之后,我曾经问萧原这样的冒险是否值得?萧原微微一笑,他说,为了更接近现场,当时他并没有时间去考虑这样做的风险,而当他下到矿井里之后,后悔已经来不及了。 正在井下紧张救援的十几名矿工并不认识萧原,但他们并没有盘问。也许萧原在挖掘时表现出的笨拙曾经引起过他们的注意,但他们并没有怀疑他的来历,或者他们怀疑过,但并没有人对此做些什么。你知道,那是一个紧张的时刻,他们的任务是尽快找到被困的矿工,而不是停下来对一个看上去行迹可疑的人进行盘问。 萧原在矿井里呆了一个下午。当外面天色渐黑时,他们挖出了第一具遇难矿工的尸体。这时候,安监局工作人员传下话来让他们就地休息一会儿,吃完饭再接着干。就是吃饭的那段时间里,萧原露了馅。 已经在矿井里连续干了5个多小时的萧原感觉到自己饿了,所以,当上面的人把盒饭送来的时候,他也凑过去领了一份。但他没想到上面准备的盒饭数量是有限的,他们只送来了11份,因为根据他们掌握的情况,在井下参与救援的矿工一共是11个人。 冒充矿工的萧原拿走了一份盒饭,就意味着另一个真正的矿工接下来要饿着肚子干活。那个矿工当然不干,所以他大声嚷嚷起来,他最后还跑出矿井去继续抱怨。在他的抱怨声中,上面的人突然意识到:矿井里多了一个人。 萧原就这样现出了"原形"。但安监局工作人员并没有为难萧原,他们只是派人把他逐出警戒线外。当然,在此之前,他们还是让他吃完了那份盒饭。萧原后来在《采访背后》里描述了它的滋味,他说,尽管饭菜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却仍然让他狼吞虎咽。 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它仍然只是《采访背后》中的一小段经验之谈。但萧原所做的显然不只是这么多。当安监局工作人员在那一天的晚些时候向媒体记者通报事故情况时,萧原又一次利用他灵敏的嗅觉发现了蹊跷之处。 安监局工作人员通报的情况如下:5月21日上午10时许,本市西郊区某小型煤矿发生坍塌事故,根据煤矿负责人提供的情况,事发时有16人在井下开采,14人逃出,另2人被困井下。经过9个小时的紧张救援,两名被困矿工的尸体于当晚7时被找到,救援工作随即结束。此次事故发生后,区委、区政府领导极为重视,迅速部署救援工作,区安监局领导还亲临现场指挥…… 萧原感兴趣的是其中的死亡人数。他告诉我,他怀疑这个数字的根据是,在他呆在井下的那段时间里,曾经听到矿工们说起塌方时井下被困的一共是7个人,而不仅仅是通报材料中所说的两个人,所以他认为这份传给媒体的通报材料说了谎。或者说,那个煤矿负责人向安监局隐瞒了真实情况。 "也许他们记错了。"我说。我承认,这只是我的猜测。 萧原反对我的猜测,他说:"都是朝夕相处的工友,他们怎么可能记错?" "煤矿负责人为什么要对外隐瞒另外5个人死亡的消息?" "很简单,这是一场数字游戏。你知道,死亡人数是两个人还是7个人意味着不同的事故等级,而不同的事故等级又意味着不同程度的责任。现场几十个记者都看见了那两具尸体,但没有人看到另外5具尸体,我也没看到。"萧原的眼神里闪过一丝遗憾,他接着说,"我本来有机会可以看到,但我被他们赶了出来。在没有人看到的情况下,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做了一次减法。" "但是,他们怎样去向那些死者家属交待?"我继续追问。 "这不是问题的关键,他们一定会有办法。"萧原愤恨地说,"对于他们来说,问题的关键是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轻这场事故带来的责任。" 我同意。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真的还有5个死者,他们是谁?" 萧原说,他仔细回忆过那些矿工们当时的对话,他们谈起过几个人的名字,他还隐约记得其中三个:一个叫阿贵,另一个叫大发,第三个叫小林。 我认为萧原应该去找那些矿工,也许他们会告诉他真相。 萧原点点头,但很快又摇了摇头:"如果上面说了谎,自然也会让下面的人闭嘴。如果你是他们,在上面要求你闭嘴的同时给了你某种压力或者某种好处,你还会不会对一个记者开口?" "还有别的办法么?"我问道。 萧原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的眼睛看向了斜上方,右手的五个手指轮番敲击着桌面。我知道,这个举动说明他开始思考了。我第一次注意到他的手指很长,它们在桌面上优雅地跳跃着。萧原的眼神有些游离甚至还有些陶醉,就好像他正在舞台上弹钢琴,而我是他唯一的听众。 当桌面上的"琴声"消失之后,萧原再次把目光投向了我。他说:"给我一个星期时间,一定水落石出。" 萧原并没有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他只用了四天就兑现了他的承诺。我说过,他总是有一些特别的办法。 四天以后,《北方时报》上刊登了萧原对这场矿难采写的追踪报道,它的标题是《谁剥夺了5名死者的"名份"?》。 在这篇报道里,萧原证实那场矿难中的确有7名矿工死亡。就像他事前猜测的那样,为了"控制"这场灾难中的死亡人数,煤矿负责人向那些参与救援的矿工们下达了"封口令",他们骗过了安监局的工作人员,却没能骗过萧原。 你一定在问我,这一次萧原又是怎么做到的?好吧,我很愿意与你分享萧原在面对困难时表现出来的智慧。 被逐出矿井之后,萧原不仅记住了其中几个死者的名字,他还记住了他们家乡的地名。当他乘坐火车赶到那里时,才知道他所掌握的那个地名是一个行政乡。在一个下辖12个村的行政乡里,仅凭几个名字就想要找到他们的家庭住址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萧原曾经试过去找派出所警察帮忙,但警察并不能根据那几个听起来像乳名的名字,就把他们从厚厚的人口档案里找出来。萧原只好又一次采用了最笨的办法--他在那些村子里奔波了整整两天,见人就问是否认识阿贵、大发和小林。 在第二个黑夜来临之前,萧原的辛苦奔波终于得到了回报:他找到了他正在苦苦寻找的那个村子。 那是一个小山村。从进村的那一刻开始,萧原就感受到了一种扑面而来的哀伤。这种哀伤弥漫着整个村子,一共有5户人家正在给几天前死去的亲人办丧事。从灵堂里摆放的遗像上看,死者都是年轻力壮的男人。 到了这个时候,萧原认为自己的任务差不多已经完成了。但是,就在这时候,他事前没能预料到的情况出现了--那些亲属们并不承认死者是死于矿难,他们甚至不承认死者曾经在那个煤矿里当过矿工。 阿贵的哥哥刘秋田告诉萧原,他的弟弟是被毒蛇咬死的,大发的妻子则说她的丈夫是得了一种怪病死的,小林的母亲和另外两个死者亲属也都是这样说的。 萧原后来告诉我,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也以为自己搞错了,这使他很沮丧。然后他离开村里,搭车到附近的一个镇上住了下来,准备第二天一早就赶回报社。 当天晚上,疲惫不堪的萧原在那个简陋的旅馆里正要入眠时,他突然想起了一个细节--在他踏进阿贵的家门口之前,曾经听到过一男一女的说话声,他还隐约记得那个女的说了一声:"一万多块就把命买了?"进门之后,他才知道说话的是阿贵的姐姐刘秋玲,而她的哥哥刘秋田正在旁边数钞票,见到萧原之后才停手。 这个细节使萧原翻来覆去彻夜不眠。他相信,刘秋田也对他说了谎,而使他说谎的就是那笔"买命钱"。 "可是,他为什么要说谎呢?死的是他弟弟啊!"萧原自问自答,"但我后来猜测,也许,就像那些矿工一样,他们也曾经被人警告过要对记者闭嘴,否则就拿不到那笔死亡补偿金。" 为了证实这个猜测,第二天一早,萧原又出现在了那个村里。他很快找到了正准备下地干活的刘秋田。 显然,刘秋田对这个再次来访的记者并不欢迎,他甚至表现出了敌意,他一边收拾农具,一边对萧原说:"我不想跟你说话,你还来干什么?" 对于这种不礼貌的待遇,萧原早已经习惯了,所以他并没有生气。他说:"我本来是想告诉你,如果阿贵是在煤窑里挖煤的时候被砸死的,那么会得到几万元补偿金。但是,既然你说他是被毒蛇咬死的,那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刘秋田沉默着,他继续收拾那些仿佛永远收拾不完的农具。但萧原从他犹疑的神情中看出他似乎动了心思,所以萧原也没有说话,他转过身去。 就在萧原转过身去的时候,他所期待的问题从刘秋田嘴里跳了出来:"如果是挖煤的时候死的,会有多少补偿金?" 萧原从容地转回身来,他对刘秋田说:"那么……阿贵不是被毒蛇咬死的?" 刘秋田跳过了这个问题,他急于得到他的答案:"你先告诉我,有多少补偿金?" 萧原想了想,然后对刘秋田说:"至少是两万,也许更多。" 刘秋田似乎没有听清楚萧原说的话,他问道:"你说……多少?" 萧原又重复了一遍。 刘秋田突然发作了,他把手里握着的一只铁镐狠狠地摔在地上,开口骂道:"他娘的,他们只给了一万五,还不让我们说话。" 事情是这样的:在萧原到达的前一天,煤矿方面曾经派人来过村里,把所有的死者亲属都叫到了一起。那个自称副矿长的男人告诉他们,阿贵等人都是在采煤的时候被砸死的,一般情况下,给死者亲属的补偿费是一万元,考虑到这几个死者的家庭情况都比较贫困,矿上决定多拿出5000元来。但有一个条件:如果有任何人问起来,随便说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说他们死于矿难。 刘秋田说,他当时问过副矿长,为什么不能说死于矿难?副矿长解释说,如果政府知道这次矿难死了这么多人,就会对他们处以罚款。他们觉得,与其被政府罚款,不如把钱交给矿工亲属。 刘秋田还说,副矿主说完这些话之后,就从随身带着的一个包里把厚厚几叠钞票拿了出来。但他并没有立即把钱交给他们,而是让他们商量一下,他说:"要钱还是不要,你们自己考虑?" 商量的结果是:要钱。刘秋田说,人死不能复生,在那个时候,阿贵等人是不是死于矿难并不重要,而5000元对一个农家来说却非常重要,那几乎是一个普通农家半年多的收入。 萧原希望刘秋田站出来揭穿这个骗局,拿回他们应得的补偿款。他说,根据他的了解,发生矿难之后,死者亲属都能得到至少2万元补偿款,所以那个副矿长不仅说了谎,还克扣了一部分钱。 刘秋田仍然有些犹豫。他说,那15000元钱他们已经拿了,拿钱之前他们还在副矿主提供的一份协议上签了字。协议上说,如果他们违背承诺将实情说出,将负担法律责任。 萧原说,那是一份在欺骗基础上签订的协议,不受法律保护。相反,那个副矿长还应该为他欺上瞒下的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对对对。"刘秋田连连点头,"我弟弟的命都没了,死了也不给个"名份",还克扣补偿金,就是要让他们负法律责任。" 我相信,你和我一样清楚,萧原差不多已经搞定了这件事。接下来,他所要做的只是,通过刘秋田说服了另外几个死者的亲属,又通过他们说服了几个原本打算闭嘴的矿工。然后,他们找到了副矿长。当然,像以往那样,在见到副矿长之前,萧原已经按下了口袋里那台小型录音机的录音按钮。 副矿长认出了萧原。萧原被逐出矿井的时候他也在场。这个记者的再次出现使他感到紧张,他把萧原拉到一旁,希望以1万元买断萧原对此事的报道权。 被拒绝之后,副矿长对萧原说:"你为什么要在死亡人数这样的问题上苦苦纠缠?" 萧原反问道:"如果你们不愿意在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为什么会谎报人数?你们张张嘴,一句话,几个死者的"名份"就被你们轻易地抹掉了。" "人都死了,还要什么"名份"?"副矿长说,"萧老弟,你抬抬手,不要让死人堵住了活人的出路。" 萧原不再理睬这个说了谎还强辞夺理的家伙,他转身离开了。副矿主还想继续纠缠,但那些死者亲属围住了他。 萧原离开煤矿以后径直去了安监局,他把录音内容播放给了一个安监局官员听。萧原后来告诉我,那个安监局官员听完以后用力地拍了一下桌子。 据说,萧原的这篇报道在刊发之前也曾遭到过拦截。这不是副矿长干的,他已经不能那样干了,因为他被警察带走了。拦截它的是那个煤矿的矿长,我并没有证据,但我相信整件事情他都有份,即使不是他策划的,也是经过他默许的,要不然他不会如此紧张。他来到报社求见周自恒。但他等于一个下午也没能见到周自恒。这一次周自恒并没有给对方面子,他让秘书拒绝了这次会见。 你是不是觉得有点奇怪?其实,周自恒并不一定要给所有人面子。如果他要给所有人面子,这份报纸就会变得更薄一些,最后你会把它塞进垃圾桶并且发誓再也不看。你并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之一,就是周自恒并不需要那么多"朋友"。当然,在这件事情里还有一些小小的巧合。萧原告诉我,那几个死者的老家也是周自恒的老家,当周自恒看到自己的几个老乡在死后还遭受了不公正的待遇时,他心里某种朴素的情感被触动了,或者说他生气了。 许多读者也生气了。他们在给报社打来电话谴责那个煤矿负责人的同时,还在《北方时报》发给他们的读者调查表上把票投给了萧原。 在随后召开的报社员工大会上,周自恒宣读了那份记者"提及率"排行榜,并且亲自把2000元奖金颁发给了萧原。他用欣赏的目光盯着萧原,对萧原拒收贿赂的举动大加赞赏。散会之后,我还听到他对崔哲说:"萧原这个记者很不错,颇有周总当年的风骨。对于这样的人才,一定要好好使用。" 这也是周自恒的风格,在赞扬下属的同时,他也不会忘记表彰一下自己。 崔哲也保持了自己一贯的风格,他连连点头:"是是是,一定不浪费人才。"接着又说:"像周总一样杰出是我们一生的梦想,只怕才华不够,梦想不能成真。" 读者的欣赏、报社的奖励和周自恒的赞扬--这就是萧原在这件事情里得到的。当然,他也失去了一些东西。他流了一些血,并且在医院里躺了几天:在那件事过去之后的某一个深夜,萧原在回家的路上遭遇了一伙身份不明的人,他们手里都提着棒子。 你猜得到是谁让他们干的?有些人会感谢记者给他们带来事情的真相,而另一些人会把记者视作敌人。所以,这个职业不仅能带来荣誉感,有时候还会带来危险。 当我去医院里看望萧原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年轻女人守护在他的病床前。萧原告诉我,她就是于薇。 我以前并没有见过于薇,却和她通过电话。她的样子与我根据声音想像出来的样子差不多:面目清秀,身材高挑。 于薇看起来有些羞涩,她怯怯地对我点了点头,算是打过了招呼,又迅速回过头去看着萧原。我在这个女大学生的脸上发现了一种东西。我说不清楚那种东西是什么,但我确定,那种东西只有恋爱了的女人脸上才会有。 我还认真地观察了一下萧原。我相信,他头部受的伤一定会给他带来痛苦,但他脸上隐约透露出的幸福战胜了那种痛苦。 萧原告诉我,在解剖台上看见自己的父亲之后,于薇曾经想过退学。于薇说,她每次上解剖台的时候都会想到自己的父亲,她无法想像某一天自己当上医生后拿着手术刀对着病人时的心态。所以,她打算回老家复读,明年再参加高考,她希望自己能考上一所新闻学院,毕业以后到报社里来当记者。 尽管萧原理解了这个打算,但他仍然劝阻了于薇。他希望于薇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件事情。他说,如果她将来对待每个病人都能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那么她一定会成为一名好医生。他还说,这个世界不仅需要好的记者,同样需要好的医生。 最终,萧原说服了于薇。她继续留在了医学院里。 "你知道她为什么会想来报社当记者吗?"我问萧原。你知道,我试图挑起的一个你和我都感兴趣的话题。 萧原笑而不答,他向我问起了报社里的情况。这个有关于"情爱"的话题就这样被他轻巧地避开了。 当然,我并不认为这个话题到这里就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