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这个城市的中心偏北位置,有四条宽阔的街道,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井"字。《北方日报》报业集团大厦就盘踞在这口"井"里。在周围低矮楼房的衬托下,它显得高大挺拔而不同凡响。它一共有22层楼:1楼是接待大厅,2楼是公共食堂和公共浴室,3楼是图书馆和健身房,4楼是集团领导办公区域,剩下的18层楼分属报业集团旗下的9个报社和两个杂志社。 《北方时报》占据了其中的四层楼--从15楼到18楼。社会新闻部在17楼。新闻热线值班室在这层楼最靠北面的一头,门外是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的一侧是电梯、男女厕所和一大一小两间会议室,另一侧就是记者办公席。你大概见过网吧,记者办公席的环境就是那个样子。在这个区域的北侧有一个隔间是主任办公室,那是崔哲的地盘。那个办公室的房门通常都是紧闭的,我总是忍不住猜测那里面藏着许多秘密。 在走廊的两个尽头分别有两扇窗户,其中一扇靠近我们的值班室。窗台上放着一个烟灰缸,那是这层楼里的吸烟区。 那天傍晚,当我再一次发现萧原站在那扇窗户前一边抽烟一边沉思时,我想,他大概是在想那个流浪汉的故事。我突然想跟他谈谈,于是我走了过去。 "你为什么会去关心一个流浪汉?"我开口问道。 "你也认为他不值得关心吗?"萧原反问道。我发现他的眼神里似乎有些敌意。 我可不想因为这样一个问题挑起一场争吵,所以我犹豫了一下。不等我开口,萧原已经接着说:"我告诉你我的想法,我认为我应该帮他,所以我帮他。你也可以这样理解,如果我没有帮助他,我担心将来我会后悔,为了不让自己将来后悔,所以我那样做了,只是没想到结局会是这样。" "你已经尽力了。" "但他还是死了。" 我想,我遇到了一个偏执的人。这使我有些尴尬,于是我沉默了。但萧原仍然直视着我,眼神里仿佛闪动着问号。我知道,到他的提问时间了。 果然,萧原开口了:"崔哲是个什么样的人?" 这个问题很突兀。如果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会说崔哲是一个英明并且很有才华的管理者。但是我说过,我对萧原有一种奇怪的好感,这种好感压迫着我,使我不想对他说谎。另外,你大概已经看出来了,我对崔哲抱有恶感,尽管我一直敢怒不敢言,却总是希望自己能有机会表达这种恶感。萧原给了我这样的机会。在他与崔哲发生了那场"较量"之后,我认为他是一个安全的倾诉对象。 在这份以社会新闻为主的报纸里,社会新闻部主任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位置。崔哲占据着这个位置,管理着这个部门的34个人,其中包括编辑、记者、接线员、部门秘书和采访车司机。他还自认为他有权力管理这些人的时间、精力和爱好。 在崔哲得到这个位置之前,我和他都还是社会新闻部的记者,我们曾经在一起租房居住,并且共同出外采访过。但他登上这个位置之后不久,我就变成了一名接线员。我认为我了解他。我要告诉你的是,这个29岁男人的气量并不像他所拥有的权力那样大。 成为一名接线员的时候,我曾经告诫自己一定要少说话。这样做的好处是避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同时也给了我更多用来观察的时间。我早已经发现,在崔哲的眼里,报社是一个"王国",而他所管理的社会新闻部是其中的"诸侯国"之一,他把属于这个部门的员工看作他的"子民"。他喜欢别人在他面前表现出顺从的样子,就像他在周自恒面前表现出来的那样。 在这个报社里,周自恒是个大人物,他那时候44岁,是这里的最高长官--社长兼总编辑。他个子不高,脸上却永远保持着一种高高在上的表情,这使他看上去很难接近。我并不了解他,但我知道,那个时候,他感兴趣的只有两件事: 1、下属们对他是否忠诚。 2、他是否能进入报业集团编委会。 至少在表面上看来,崔哲对周自恒是忠诚的。他每次在社会新闻部例会上转述周自恒对于某件事情的评价时,都会用一种近乎虔诚的语调,就好像周自恒每说一句话,就意味着一个新的"真理"诞生。 在报社里,像我这样的接线员一共有四个,其中一个叫肖彤。她是崔哲的老婆。那是一个永远抱怨老天不公的女人。她经常和张萌在一起闲谈。有一次,张萌向我转述了肖彤对她说的话。我认为这段话能够从某个角度说明崔哲与周自恒的关系--肖彤说,她对崔哲最不满意的地方就是他在周自恒面前表现出的唯唯诺诺。有一天晚上,崔哲和她正在床上做那种事情时,突然接到了周自恒的电话。挂断电话之后,崔哲当即从她的身体里出来,不顾她性趣正高涨却被搅扰后的抱怨,迅速穿上衣服出门了。后来她才知道,周自恒打来电话只是因为他的车抛锚在路上,需要有人开车过去送他回家。肖彤还抱怨说:"周自恒就不能打个车回家吗?" 崔哲就是这个样子,周自恒需要他扮演一个部门主任时,他就是一个部门主任。但是,当周自恒需要的只是一个"车夫"时,他也会乐于去扮演那个角色。 我认为,崔哲喜欢的记者也应该是这个样子。他们应该对他无限忠诚或者至少表示无限忠诚,并且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 据我观察,崔哲只会在三种情况下对他的下属展现笑容: 1、他吩咐他们去干某件事,他们照办了并且干得不错。 2、他做了某件事情,他们及时并且努力地恭维他干得好。 3、他们送给他礼物,并且为此找到了合适的理由。 作为社会新闻部的一名员工,我曾经有幸被叫去参加那一年记者节的聚餐。席间,我看到一个叫杜晓东的记者喝得两眼通红,我还听到他突然很大声地对崔哲说:"你错了,你怎么能这样干呢?" 见崔哲面露不悦,一个叫韩振东的记者当即上前拦住了正准备喋喋不休的杜晓东,他说:"崔主任怎么会有错呢?崔主任永远都不会做错,就算崔主任有什么做错的地方,也是为了我们而做错的。" 这句话太露骨了,它令人生厌。如果我能够做到的话,我一定会念个咒语让韩振东嘴里立即长满溃疡。但是,崔哲当时的表情似乎很享受。我注意到他用一种欣赏的眼光看了看韩振东,就像是在欣赏一个手法不错的按摩师。 我告诉萧原,如果他想要在这个报社里过得好一些,首先要获得崔哲的欣赏。如果要获得崔哲的欣赏,就应该掌握一些"按摩"技巧。 萧原轻笑了一声,似乎对我的提议不以为然。然后,他开始提第二个问题:"崔哲为什么阻止我去帮助那个流浪汉?" 我笑了。这的确是个可笑的问题,它的答案是:崔哲对萧原在流浪汉的故事里所付出的努力不感兴趣,他甚至会认为这是一种浪费资源的行为。我说过,在崔哲看来,他有权力管理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所以,萧原的时间和精力不只是萧原自己的,其中也应该有崔哲的一份。崔哲不能容忍别人将他也占有"股份"的东西拿去随意挥霍。如果他发现有人正在挥霍,他一定会予以警告。如果他的警告没有生效,接下来他要干的只是对那个不懂规矩的家伙发泄一下他的愤怒。他这样做了,只是没料到萧原并不是一只温顺的羔羊,冲突就这样发生了。 "可是,"萧原继续提问,"他后来为什么又要把钱借给我?" 我并不知道崔哲究竟是怎样想的,但我可以猜测:"也许他突然良心发现,也许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使他感到愧疚。" "什么事情?"萧原脸上的表情说明他急于知道答案。 我迟疑了一下,心里在盘算着该不该说出那个秘密。 萧原并没有立即追问。他的目光缓缓从我脸上移开,默默地看向窗外。 窗外起风了。风在半空中打着唿哨。残留在树枝和屋顶上的积雪被风刮散,在唿哨声的伴随中漫天飞舞。萧原突然打开了窗户。一阵寒风挟着雪花猛烈地闯了进来,我不禁打了个冷颤。但萧原似乎毫不在意,他眼睛一刻不眨地与寒风对峙着,又探出头往楼下看了看。然后,他关上了窗户,回过头看着我。 "这里是不是有什么古怪的东西?"萧原问道。 我愣了一下。我猜他说的"古怪"是最近在报社里传开的一个流言。我告诉他,关于这扇窗户有一个闹鬼的故事。 许多地方都有一些鬼故事,我发现那些地方大都有一个共同点--曾经发生过意外事件。比如这幢大楼里的电梯:几年前,报业集团旗下一个杂志社的老编辑待电梯门打开后一脚迈了进去,结果一下从11楼摔到了地下2层。老编辑的死亡原因很快查清楚了--电梯故障。也就是说,在电梯厢还没有降落到这个楼层的时候,电梯门就打开了。大厦物业管理部门后来查了好几天,但最终也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从此,关于那个电梯就有了一个令人耸动的鬼故事。 这扇窗户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它与一个老太太从这里坠楼死亡的事件有关。在那个事件发生之后,就有了一些关于这扇窗户的传言:一个编辑曾对别人说,有一次他值夜班时从这里走过,听到这扇窗户边传来一阵脚步声,但当他走过去查看时,却什么都没有发现。另一个编辑也说,他也曾在一个夜里听到这样的声音。他甚至能够模仿出那种细碎而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又有人说,曾经在某个夜里看到一个人影从那扇窗户外一闪而过……这样的事情越传越玄乎,以至于后来有许多人不敢在夜里靠近这扇窗户。 我不相信那些传言中的事情,但我也曾感到过恐惧。我曾经亲眼看见那个老太太从这扇窗户前消失。你知道,这样的经历使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感到不安。 萧原说,他已经听到了那些关于夜间脚步声的传言,他并不相信这世上有鬼,所以他想知道的是那个老太太的故事。他还说,在他和崔哲发生的那场争吵中,崔哲提到老太太欲言又止的时候,他就相信其中一定有隐情。 那件事情当时在报社内部非常耸动。根据我在报社工作5年多的经历,我认为它具备"新闻价值",它综合了不幸、同情、欺骗、突然死亡和关于一个生命的悬念等等吸引人的元素,它还具备了一个新闻故事所需要的起承转合和跌宕起伏。总之,我认为它值得见报,但它并没有见报。原因很简单--它涉及报社荣誉。 许多时候,报社充当着社会的了望者角色。还有些时候,报社担当起了道德审判的任务,记者和编辑们在报纸上苦口婆心地劝人向善,并且努力表白自己对社会充满责任感。但他们了望和审判的永远是别人。除了公开承认一些错别字和显著的失实之外,你见过几家报社在报纸上反省自己的道德失准。但是,不承认并不代表没有。掩盖丑闻大概是人的一种本能,区别只在于结果--有些人成功了而另一些人失败了。 我可以举个例子:一个记者在采访的时候与某个受访对象发生口角进而产生了肢体冲突,结果两个人都受了伤。但你在第二天的报纸上看不到那个受访对象受的伤,却能够看到这样一篇报道--《本报记者采访时被殴打》。 你问我为什么?道理很简单,记者拥有可以把自己的怨怒公开发表出来的机会,而对方没有。 在亲眼看到那个老太太从17楼坠下之后,我曾经被警告过要把那件事"烂在肚子里"。但不知道为什么,当萧原向我问起的时候,我决定告诉他。 那件事发生在二十多天前。我记得那是春节后正式上班的第一天--农历正月初八,新年的第一场雪在那个早晨适时地降落到了这个城市,它延缓了交通节奏,却增添了欢乐气氛。我记得,那天上午我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都笑容可掬,接到的每一通电话都笑语盈盈,直到那个老太太的声音在电话另一端响起。 那是一个61岁的老太太,她从接通电话的那一刻就开始哭,一直到通话结束时仍然没能完全止住。她的哭声一度使我不知所措,后来我才镇定下来让她边哭边说。所以,在我的记忆里,这个故事沾满了泪水,后来还沾上了鲜血--当然,那是后来的事情。 老太太讲的故事大致如下:有一个5岁的小女孩,她叫小雨,她的厄运从一出生就开始了。母亲在生她的时候大出血不治而死。然后,父亲孤独地抚养着她。在她4岁的时候,父亲也身患重病死去。她只能跟着奶奶生活。然而,直到此时,这个家庭的不幸并没有停止,一个多月前,她经常无缘无故地流鼻血,到医院检查了多次才发现她患的是白血病。医生说,只有做骨髓移植手术才有可能留住她的生命,否则她活不了多久,运气好的话还能坚持两年多,但无论如何都难以坚持到她8岁生日那一天。医生还算了一笔账,找到骨髓配型之后,完成全部手术的费用至少需要15万元。 打来电话的老太太就是小雨的奶奶。这个陷入困境的老人在电话里告诉我,此前,为了替小雨的父亲治病,家里早已经把仅有的几间平房卖了,目前已经所剩无几,虽然有一个朋友资助了5万元,却仍然无力负担这笔巨额手术费。在朋友的建议下,她只好给报社打来电话求助。她说:"求求你们帮帮她吧,如果没有钱,她就会没命啊!" 我虽然没有见过这个老太太,但她的声音使我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她触动了我内心里最柔软的那一部分,所以我决定尽我之力帮帮她,于是我把她讲的这个故事写进了值班日记,并且特意加大了字号。做为一名接线员,我能做的只有这么多。我希望这样做能够引起崔哲的注意,我还希望报社能够利用自己在读者中的号召力,为这个老太太和她的孙女儿做些什么。 崔哲果然注意到了这件事。他认为,在春节过后的欢乐祥和气氛中,这样一个听起来很悲情的故事足以打动读者的同情心。在他的安排,一个叫徐浩的记者当天下午就去见了老太太和她的孙女儿。 这个故事在第二天见报了。它占据了大半个版,版面的中间配发了一幅照片--小雨躺在病床上,笑容天真。病床边的吊瓶支架上挂着她为自己叠的一串幸运星。 在这篇报道中,徐浩写道:"小雨说,她不怕死,因为如果她死了,就可以看到爸爸妈妈了。但是,她不想死,因为她不希望奶奶不开心。她看到奶奶发愁的样子,她也很不开心,她知道,如果她不开心,奶奶就会更发愁,为了哄奶奶开心,她希望自己好起来,所以,她每天都要为自己叠一颗幸运星。" 也许是小雨的笑容打动了读者,也许她说的那些话触动了那些为人父母的人们……总之,如崔哲所料,这个故事勾起了许多人的同情心。在它见报的当天上午,就有几十个读者冒着雪来到报社,他们迫不及待地将现金交到了徐浩手中,希望他把钱转赠给小雨。 我曾经被徐浩叫去清点那些钱,所以见过几个好心人。其中有一个是一家小企业的老板,他送来了3万元,他说他曾经有个女儿得了白血病,他没能留住她的生命,但这一次他希望能救得了小雨。他很动情。我记得,说话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一直闪动着泪光。 就这样,一个上午的时间里,共有9万余元读者捐款汇集到了徐浩手中。当天中午,徐浩把这笔钱和捐款者名录交给了崔哲。 那个时候,我认为这件事继续发展下去一定会是个"好消息",我甚至因为自己在其中投入了也许微不足道的努力而有些自得。但是--我也不希望有但是--它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发展下去。 那天下午,老太太来到了报社。我后来才知道,当天中午,徐浩已经把报社收到9万多元读者捐款的事情告诉了她。 老太太站在报社1楼大厅里,见人就问怎样才能拿到那笔钱。但是,并没有人能告诉她,当她试图冲进电梯时,保安把她拦住了。保安后来说,她曾经跪在他面前,希望他帮忙找到那个能把钱给她的人,但他无能为力。他说,他试过打电话找崔哲,但崔哲拒绝下楼,并且让他劝老太太回家去等待。 老太太转而又找徐浩。保安帮助了她。后来,徐浩下楼把老太太领进电梯,并带着她来到了17楼。 我在走廊里看到了这个老太太。她一头白发,满脸皱纹,穿着那种有点像工装的蓝色上衣,肘部磨损得非常厉害,裤子的膝部有一层尘土。(那是她给保安下跪时沾上的。) 她拿着一幅锦旗,上面有八个大字:"北方时报,恩同再造。" 我想,这应该是徐浩给她出的主意。这很容易理解。除了自己从中获得满足感之外,徐浩应该还揣测过那些管理者喜欢什么并且投其所好--他们不仅喜欢别人对自己言听计从,还喜欢别人对自己感恩戴德。 老太太的表情很奇怪,有些兴奋却又有些焦躁。她在走廊里不断地来回走动,直到崔哲出现。 崔哲似乎对这个老太太出现在17楼感到意外。他显得很烦躁。他恼怒地看了徐浩一眼,又尽量用温和的语气对老太太说:"你先回去等几天,到时候我会让人把钱给你送过去。" "为什么还要再等几天?"老太太似乎很困惑。跟她一样,我也感到困惑。 "因为……"崔哲迟疑了一下,接着解释道,"我还需要几天时间办一些手续。" 这时候,一直站在一旁的徐浩突然开口问道:"崔主任,那笔钱不是就在你手里吗?还需要办什么手续呀?" 崔哲扭头看向徐浩,厉声说:"你给我闭嘴!" 徐浩脸上的恼怒一闪即逝。他低下头,不再出声。 老太太看了看徐浩,又看了看崔哲,脸上再次现出了困惑的表情。突然,她双膝一弯,跪在崔哲面前,双手把锦旗举过头顶。 崔哲脸上掠过一丝慌乱的神情。他上前一步,弯下腰,拽着老太太的胳膊,急切地说:"你别这样,有话站起来说。" 老太太执意不起。她反抓住崔哲的胳膊,仰起头来,抽泣着说:"崔主任,我知道你是个好人。好人一定会有好报。我求求你了,快把那笔钱给我吧。" 也许是因为老太太抓得太紧了,也许是因为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崔哲变得更焦躁了。他用力挣脱了老太太的双手,退后了一步,冷冷地说:"你这个老太太真是胡搅蛮缠。告诉你等几天,你怎么就等不了呢?" 韩振东也在围观者当中,他总是能在崔哲需要他的时候勇敢地站出来。他对老太太说:"对呀,崔主任说让你等几天你就等几天,你怎么就等不了呢?小雨又不会马上就死。" 老太太惊讶地看着崔哲,又惊讶地看着韩振东,然后默默地站起来。她把锦旗卷了起来,缓缓地穿过人群,向电梯间走去。那个时候,看着老太太落寞的背影,我突然感到有些心酸。 突然,她停下了脚步。接着,她迅速转过身来跑向走廊的尽头,并且费力地爬上了窗台,大声喊道:"你们快把钱给我。" 韩振东和一个叫李宏奎的记者冲了上去,但他们在接近窗台之前止步了。17楼保安赶到了,但他也没做什么。也许他们担心的是老太太情绪激动之下真有意外发生。但我认为,她这样做只是为了拿到那笔钱。我相信,她不会真的从窗台上跳下去,因为她还有一个任务没有完成--那就是小雨的命运。虽然我只跟她通过一次电话,但我认为我了解她。 崔哲过来了,他显得很紧张。他大声对老太太说:"你快下来。" "你把钱给我,我就下来。"老太太说。 "你先下来。" "你先把钱拿来。" 这样的对话持续了几遍。这就像是一场发生在崔哲和老太太之间的拔河比赛,系在绳子中间的是那笔读者捐款,现在,比赛进入了僵持阶段。 崔哲无语了,但他并没有把那笔钱拿出来的意思。就这样,老太太仍然站在窗台上与他对峙着。 就在这个时候,周自恒听到消息来到了17楼。他到场之后,先是阻止了一名编辑报警,然后对崔哲说:"你把钱给她不就行了吗?" 崔哲面有难色,他看了看周围的人们,然后凑到周自恒耳边低语了几句。周自恒似乎并没有听清楚,他脸上露出了困惑的表情。崔哲只好又凑到他耳边说了些什么。然后,周自恒脸色突然变得阴沉了。他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开始出面劝解窗台上的老太太。 周自恒仰头看着老太太,他大概很不习惯这个姿势,所以他尽可能在言语中保持自己的威严。他用一种不容置疑的语气喝令老太太从窗台上下来,但老太太此时似乎不会听任何人的话,尽管与她谈判的是本报的社长兼总编辑--在那个特殊的时间里,周自恒的职务不会比那笔钱更有说服力--老太太坚持先谈那笔钱的事情,否则她不会从窗台上下来。 "拔河"比赛又开始了。大约5分钟过去了,周自恒也没能取得胜利。看起来他有些不耐烦了,他对老太太说:"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你这是在向报社敲诈,你扰乱了报社的正常办公秩序,我可以报警抓你。" "这怎么是敲诈呢?那笔钱本来就是捐给我孙女儿的。你把钱给我,我就下来。"老太太说。我发现她已经流泪了。 周自恒显然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来解决眼下的困局。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场面又一次僵持住了。 这时候,老太太脸上的表情更焦躁了,她用力地摇动着窗格,大声喊道:"你们再不把钱给我,我就从这里跳下去。" 接着,令我终生难忘的一幕发生了--老天才知道那根窗格为什么会突然折断,她失去了重心,一头栽了下去……我听到她在从那扇窗户前消失的时候发出了一声惊叫,接着又听到我周围的人群里发出的几声惊叫。 我记得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惊呆了。我呆在原地迈不动腿。直到我感觉自己能走时,才颤抖着挤到窗边。往下看去,我感觉到了一种人在高处的晕眩和抑制不住的心悸。接着,我看到楼下一片白得耀眼的雪地里被砸出了一个坑,老太太脸朝下躺在坑里一动不动,脑袋一侧有一片血迹。不远处,飘落着那面锦旗。两个男人从几米外的保安亭里跑出来,他们走到老太太跟前看了看,又抬起头来向楼上张望…… 风挟着雪花打在我的脸上,但我当时丝毫感觉不出来寒冷。我想,那个时候,对于寒冷我已经没有知觉了。但我的听觉还在,我听到附近的居民楼里有人在放鞭炮,仿佛在提醒着人们春节的气氛还未散去…… 说到这里时,我停顿了一下,想看看萧原的反应。我看到萧原紧咬嘴唇,我知道这个故事使他感到震惊了。 "接下来……"萧原开口了,但他好像突然忘了自己要问什么,他又低头想了想,接着问道:"崔哲干了什么?" 我说,崔哲很快对此做出了反应--他立即安排了一名采访车司机把周自恒送出大楼,并且在走向电梯间之前告诫所有人,必须把事发时周自恒在场的消息"烂在肚子里"。 我还记得,周自恒在崔哲和司机的护送下走进了电梯厢,但很快他又退了出来,对心有余悸的我们说:"如果发现谁对外乱说这件事,严惩不怠。"然后,他迅速转身钻进电梯厢里离开了。 听到那句话时,我明显感到站在我身边的一个女接线员身体抖动了一下,就像触电那样。 我想,这件事情一定会对报社形象有所损害,所以,他们这样做无非是想让它尽可能被掩盖在本报员工的范围内。我说过,掩盖丑闻大概是人的本能。退一步说,即使这件事情泄露出去,周自恒也可以说他当时并不在场,从而逃脱报业集团领导追问下来的责任。我听说,周自恒当时正在争取报业集团编委会的一个席位。这已经是他为此进行的第二次努力。他当然不希望这件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前途。 医院的急救车很快就赶到了。我希望有奇迹发生。在很短的时间里,我甚至开始想象,老太太只是受了伤流了一些血,但她并没有死亡,或者半空中有东西拦住了她,减轻了她落地时的力量。 但事实是:并没有奇迹。想一想,61岁的老人,17层高楼,重力和加速度……老太太当时就死了。 我后来听楼下的保安说,医生赶到后很快宣布了她已经死亡的消息。急救车司机下车刚把香烟点燃,就被医生催促着离开了。 这时候,崔哲搭电梯到了楼下。他对正在现场拉警戒线的警察说,这件事太偶然了,或者说太巧了。 听起来事情确实很巧。我后来听说,那扇窗户几天前就已经坏了。清洁工在前一天下午擦窗户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隐患,并且及时地向大楼物业报告了。物业严格按程序填写了维修单,并且安排维修工第二天上午把它修好。但维修工那天早晨迟到了。据说那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工人,几乎从来没有迟到过。但那一天他确实迟到了。也许他前一天晚上因为熬夜看球赛睡得太晚了,也许那天早晨半路堵车他也无可奈何,也许……总之,他迟到了,那个老太太在他赶到报社之前爬上了窗台。 我记得维修工赶到之后显得非常紧张。他一再声称,绝没有想到会有人爬上窗台,否则他会在上面贴一张字条,说明窗户已经坏了,让大家小心。 不管怎样,老太太就这样死了。 命运有时候就是这样。许多死亡发生前后,都会有一些偶然伴随。警察在驱散围观者时说,这只是一次意外事件。 跟随警察去录口供时,崔哲并没有把9万元读者捐款的故事讲给警察听,只说老太太以跳楼为要挟向报社敲诈钱财,不料发生了意外。回到报社之后,崔哲又把当时在场的人们召集起来,告诉我们如果警察再次问起此事,统一按他的"口径"回答。 后来,有几个警察专门为此事来报社找了几个人提问。当然,包括韩振东在内的那几个人都是崔哲向警察推荐的。我听说,他们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遵从了崔哲的吩咐。 警方很快就结案了--这是一次意外,而意外的起因是老太太试图敲诈报社。 除了老太太的生命之外,这次意外的另一个损失是:老太太坠落的过程中撞到了悬挂在大楼外墙上的一个霓虹大字--"北方日报报业集团"中的一个"报"字。在这件事情过后的一周时间里,那个字到了晚上都不会亮,直到它被修好。 当老太太砸出的那个坑再次被积雪覆盖之后,这个不幸的故事也有了一个结局--小雨的姑姑吴敏来到报社,崔哲把9万多元交给了她。当时在场的摄影记者何松涛告诉我,除了与吴敏合拍了一张照片之外,崔哲并没有办任何"手续"。 第二天,我在本报的社会新闻版上看到了那张照片。照片上,崔哲正将厚厚一叠钱交给了吴敏--崔哲笑容满面,而吴敏神情黯然。照片旁边有一条大约300字的短消息,标题是《读者捐款悉数交到小雨亲属手中》。 就在那一周的社会新闻部例会上,崔哲宣布:"从此以后,为了避免自寻烦恼,这种找读者掏腰包的事情一律不再报道。" 崔哲是沮丧的。我理解他的沮丧,出于善意却换来一场悲剧,没有人不为此感到沮丧。但我不能理解的是,崔哲为什么从此放弃了他的善意? 此后,报社里再没有人公开提起过小雨,关于小雨的命运也再没有记者去关心。或许他们愿意关心但心存犹疑。总之,这件事情就这样在尴尬和沉默中落幕了。 "报社后来怎么处理这件事?"萧原问道,"有没有人因此受到处罚?" "有一个,他被开除了。"我说。 "谁?"萧原看着我,眼神里满是期待。 "那个物业维修工。"我说。 萧原眼睛里的期待消失了。他叹了一口气,接着问道:"当时有没有其它报纸报道这件事情?" 我记得没有,于是我说没有。我还告诉萧原,其实,在老太太坠楼之后,曾经有本市另一家报社《都市早报》的两个记者赶到现场。他们试图找崔哲谈谈,但崔哲显然并不想再谈起这件事,他让保安把对方拒之门外。据说,当那两个记者后来打电话给崔哲欲问个究竟时,他希望对方能够遵守媒体之间的"潜规则"。 萧原突然插进来一个问题:"什么是媒体之间的"潜规则"?" 我想我有必要向这个新同事讲解一些圈子里的"规矩",以便他在以后的日子里少犯些错误。简单地说,"潜规则"是指媒体之间应该和平相处,而不应该让同行感到难堪,因为谁都不能保证自己绝对不会遇到难堪的事情。 《都市早报》并没有让本报难堪。在第二天的同城所有报纸上,只字未提这件事情,就像它从来就没有发生过一样。 但是,有些人不能就这样当它没有发生过。不久,报社里就有一些人辞职了,其中包括徐浩和另外一个事发时在场的编辑。 你可能还记得那个当时站在我身边颤抖的女接线员,她叫陈敬,她也辞职了。我相信他们曾经在一起议论过这件事,并且最终共同决定离开报社。在交给周自恒签字的辞呈中,他们众口一辞地说想去尝试另一份新的工作,但他们并没有说那份新的工作是什么。 其实这是个托辞,我猜得到他们为什么辞职。跟他们一样,亲眼目睹一个人的死亡在一段时间里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更何况我们了解这样的悲剧为什么会发生。问题在于我们是否愿意留在报社继续承受这样的压力--他们选择了否,而我选择了是。 我对他们的举动充满敬意,但我不能像他们一样离开,我还需要这份月薪1000元的工作。你可以说我懦弱并且因此瞧不起我,但生活就是这样,我也希望我能爱我所爱为所欲为,但多数时候我身上背负着压力并且无可奈何。 据说,周自恒曾经亲自出面挽留过徐浩和陈敬,但他们并没有领会周自恒的"好意",而是表示"去意已决"。这使周自恒感到非常恼火。另外,无论周自恒怎样掩盖,报业集团领导后来还是知道了这件事,这意味着他进入报业集团编委会的希望又一次落空,这使他更加愤怒。 在后来召集报社全体员工开会时,周自恒公开表达了他的愤怒,他把那些辞职者称作"弃我去者",他大声吼道:"少了谁不行?他们走了,报纸就不能正常出版了?报社就不能发展了?" 周自恒认为,根据《北方时报》在读者中的影响力,在报纸上登一条"招聘启事"必定应聘者云集。他还说:"就算是招一群傻瓜来干,报纸质量也不见得会下降。" 萧原苦笑着,问道:"我就是在那件事之后被招进的来的傻瓜之一?" 我回报给他一个苦笑,没有表示反对。 萧原咬了咬嘴唇,看得出他像是在压抑着什么,他将一支烟点燃,接着问我:"你知道崔哲当时为什么拿不出那笔钱吗?" 我不知道。 萧原怀疑地看着我,我只好更诚恳地重复道:"我真的不知道。" 我想,如果崔哲当时把那笔钱拿出来交给老太太,或许能避免这场悲剧,但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我知道,"办手续"只是一个托辞,崔哲一定是在说谎,但我不明白他究竟为什么说谎。 我告诉萧原,我曾经对徐浩问起过这个问题,但他谨慎地躲闪开了。在他辞职之后,我就不知道该去问谁了。也许我可以去问崔哲本人,但说实话,我并没有那样的勇气。就这样,关于那9万元,在我心里埋下了一个解不开的秘密。随着时间流逝,我渐渐失去了对这个秘密刨根问底的兴趣,直到萧原问起。 萧原陷入了沉思。我想,他大概还在回忆我刚刚所说的一切。当我以为这场谈话已经结束的时候,萧原又有了一个新的问题:"崔哲为什么要把老太太说成是"敲诈者"?" 我也曾经迷惑过,但这并不妨碍我猜测。我认为崔哲的谎言仍然出于人性中掩盖丑闻的本能。我说:"他当然不希望外界知道这件事,不希望自己因此受到谴责。所以他撒了一个谎。" 萧原点点头,继续问道:"你刚才说老太太出现的时候,崔哲很烦躁?" "是啊。"我点点头,"他很烦躁,而且越来越烦躁。" "为什么?" 我不知道。我想,也许那天崔哲跟老婆吵了一架,也许他买的股票又跌了,也许……一个人的心情总是有好有坏,而崔哲并不会把他的情绪好坏的原因告诉我,我能做的只是猜测。 听完这个故事之后,萧原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就转身走开了。 那次谈话中,我看到了萧原失望的表情。我清楚他的失望来自于那个老太太的故事,我以为萧原会在震惊和失望之下选择离开报社,就像徐浩和陈敬等人一样。但我猜错了。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萧原并没有干什么令人意外的事情。他继续领取新闻线索并赶到现场采访,他发表在报纸上的几篇报道大都只有400字左右。 在那些报道里,我看到萧原有时候出现在某条发生了交通事故的道路上,有时候出现在某座发生了火灾的大楼旁,有时候又出现在某个发生了工伤事故的施工现场…… 我想,生活就是这样。你也许感到失望,但多数时候你会把失望的情绪藏起来继续向前走。你要么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要么习惯于被情绪控制。除此之外,你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