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怎么了？——旧日情怀

    我生于1953年。与同辈人一样，我把自己成长于斯的美国的一切都视为理所应当的。事实上，如许多同辈人一样，我严辞抨击美国社会种种甚为真切的不义现象，游行抗议对柬埔寨的轰炸，为自由派政治候选人挨家挨户地奔走。只是在后来的回想中，我才明白地意识到，自己年轻时所处的政治与经济环境是一个早已逝去的天堂，是美国历史上一段不同寻常的篇章。     战后的美国首先是一个中产阶级社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工资水平大幅上涨，这使数千万美国人走出贫民窟或者离开乡村，摆脱了穷困，并拥有了自己的住房，享受着空前舒适的生活，我父母就跻身其中。另一方面，富人的数量变得很少，而且相对于欣欣向荣的中间阶层而言，他们也不是那么富裕了。贫困人口的数量仍多于富裕人口多，但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所以，人们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经济平等感——显而易见，大部分美国人都过着相似的、体面的物质生活。     不仅经济发展平稳，政治上也没有什么大冲突。在我青年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民主党人与共和党人就对外政策以及许多国内政策，都达成了广泛的共识。共和党人不再打算逆转“新政”的成果，他们中甚至还有不少人支持联邦医疗保险。而且两党合作确有一定意义，尽管在越南与种族关系问题上出现了混乱，尽管出现了尼克松等人的丑闻，美国的政治进程基本上还是由两党共同执掌的，其成员在根本价值观上是一致的。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美国并非一向如此，我们曾是一个贫富差距巨大、饱受政治派系攻讦倾轧之苦的国家。但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代看来，美国昔日极端的不平等与严峻的党派争斗，不过是初级工业化国家特有的、不成熟的短暂阶段。我们当时认为，美国已最终成长为一个有着强大中产阶级的、相对平等的社会，平静的政局是这个国家的常态。     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个中产阶层主导、政治上奉行中庸之道的美国却开始出现变化，这一事实越发明朗起来。经济学家开始论述迅速加剧的不平等，他们指出经济进步只惠及了少数人，而大多数美国人却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政治学家也开始讨论不断加深的政治两极分化，即政治家在极左与极右两个方向移动，“民主党人”日益被归为“自由派”，“共和党人”则成为了“保守派”。这些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当前的收入不均与20世纪20年代的不平等同样严重，而政治的两极分化也和那时差不多。     政治两极分化的加剧并不是说两党都走在向极端。很难说民主党出现了明显的左倾：在福利、税收等经济问题上，克林顿的政策卡特，甚至比尼克松的政策都要偏右；另一方面，共和党的右倾更为严重了，这只需比较一下小布什的强硬的保守做派与福特的温和作风，便一目了然了。事实上，小布什的一些政策，比如取消房地产遗产税，已不只是要将美国拉回到“新政”之前，而是要把我们拉回到“进步时代”（指美国史上从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的改革时期——译者注）之前。     如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两党合作时代的开始与终结均反映了共和党发生的根本性变化。一些曾激烈反对“新政”的共和党人或是解甲归田，或是自知无力回天、主动认输，于是开启了一个两党合作的新时代。具体来说，1948年杜鲁门赢得了总统竞选，这令共和党人懊丧无比，此后，共和党领导层被迫承认，“新政”将难以动摇。为求自保，他们不再试图逆时代而行。而当美国政界的一股新激进势力接管共和党之后，两党合作的时代便终结了，新一轮党派纷争接踵而至。这股势力就是保守主义运动，它将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角色。在2004年大选之后，两党之争达到高潮，获胜的小布什打算拆下“新政”体制皇冠上的明珠——社会保障制度。     因此，美国现代史上有两个巨弧。一个是经济之弧，从严重的不平等到相对的平等，之后又回到不平等；另一个是政治之弧，从极度的两级对立到两党合作，再到两极对立。这两个弧是平行的：经济平等的黄金时代与政治上两党合作的黄金时代大致吻合。正如政治学家诺兰•麦卡蒂、基思•普尔（KeithPoole）与霍华德•罗斯塔尔（HowardRosenthal）所指出的，经济不平等与政治两极化总是如影随形。他们采用了一种复杂的统计方法来记录国会议员政治立场的变化轨迹，其数据显示，在不平等状况有所缓解时，共和党人表现为左倾、向民主党人靠近，这正是五六十年代两党合作的成因；而之后共和党人右转，又造成今日两党攻讦倾轧的局面，与此同时不平等状况恶化。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一种可能是，贫富不均是根源，换言之，是经济决定政治。按照这一观点，过去三十年间的事情是这样的：科技革新、全球化等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力量使美国的收入分配日趋不平等，上层的少数富人日益脱离大众。共和党选择迎合这一崛起的精英阶层的利益，原因也许是，精英虽然人数不多，但有能力也有意愿捐助大笔竞选资金，从而弥补了其人数缺憾。于是两党之间出现鸿沟，共和党逐渐代表那些从贫富差距的拉大中胜出的人，而民主党则代表落在后面的人。     在开始创作本书时，我多少是相信这种说法的，因为它明显是有些根据的。例如，细致观察废止房地产遗产税的运动便可发现，这一运动的资金大体来自于一小群有大地产需要保护的家族。四十年前并没有多少大地产，而且在当时的美国，即便是极富阶层也没有富到有钱支持如此大规模的运动。故而在这个例子里，不平等的加剧推动共和党人向右偏移。     但我已越来越确信，因果关系是相反的，即体现为两极分化加剧的政治变化，才一直是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对于过去三十年间的事情，我想提出另一种说法：在20世纪70年代，那些决意要将“新政”成果逆转的右翼激进分子接管了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产生了鸿沟，而民主党人则成为真正的保守派，成为长期存在的平等制度的保卫者。极右派的掌权加剧了不平等状况：增强了商界的胆量，使其敢于向工会运动发动全面进攻，从而大大削弱了工人议价的力量；将企业的执行层从旧日对其薪酬的政治与社会约束中解放出来；急剧削减了针对高收入的所得税率，如此等等。     新不平等经济学     政治环境真能如此决定性地影响经济不平等吗？这听起来像是离经叛道的经济学说法，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研究印证了这一点。在此，我想强调四条证据。     首先，当经济学家对不平等的加剧深感震惊，从而开始回头探寻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国究竟源自何处时，他们惊奇地发现，从“镀金年代”（GildedAge，美国史对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的称呼，——译者注）的不平等到战后的相对平等，并非一个渐进的转变过程。相反，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产阶级社会，其实是在短短数年里由罗斯福政府的政策创造的，尤其是通过战时工资管制。经济史学家戈尔丁（ClaudiaGoldin）与马戈（RobertMargo）最早记录了这一惊人的事实，并将其称之为“大压缩”。这时人们也许会认为，一旦战时管制解除，不平等状况又会反弹到之前的水平。然而结果却是，罗斯福创造的收入分配相对平等的状态持续了三十多年。这有力地说明，与经济学教给人们的基本理念不同，制度、规范与政治环境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或许并没那么小，而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的影响也或许也没那么大。     第二，政治变化与经济变化的时间说明，是政治而非经济起了引导作用。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的不平等状况并未大幅加剧——甚至到了1983年和1984年，对于统计数字是否展现了清晰的变化趋势，仍有一些合理的质疑。但右翼接管共和党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而且这一接管的必要条件，即保守运动的体制，大体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出现的。故而，时间因素有力地说明，造成两极分化的政治变化发生在先，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伴随其后。     第三，虽然经济学家大多曾认为，科技变革是美国贫富不均加剧的主因——据信，这一变革增加了对教育程度高的工人的需求，减少了对教育程度较低的工人的需求，但当研究者对统计数字做更深入的考察时，这一正统见解就逐渐站不住脚了。也许最惊人的发现就是，即便教育程度高的美国人，大部分的工资收入也没有出现大幅上涨。大赢家是为数甚少的一群精英，他们仅占总人口的1％，甚至更少。因此，研究者越来越觉得，科技并非主要因素。相反，很多人开始认为，之前推动平等的社会规范与制度所遭遇的侵蚀，是加剧贫富不均的关键角色，而这一侵蚀归根到底是由美国政治的右转所驱动的。     最后，跨国比较提供了一种“受控试验”。美国政治的急剧右转在发达国家中是个特里，即便与其最接近的例子——撒切尔夫人治下的英国，也远为不及。科技革新与全球化的力量对所有人都有影响，所以，如果贫富不均的加剧有政治上的根源，那么美国的与众不同也就理所当然了；如果这种加剧的主因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市场力量，贫富不均的变化趋势在整个发达世界里就应是类似的。但事实是，美国贫富不均的加剧之势在发达世界里绝无仅有的。尽管在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英国收入不均状况迅速加剧，但仍无法与美国相比，而且在欧洲大陆和日本，不平等状况充其量也只有适当有所增加。     因此，政治变化似乎是问题的核心。那么，这场政治变化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不平等政治     要讨论为何是小布什与切尼最终执掌美国，还要追溯到半世纪之前的一段岁月，当时由年轻的威廉•巴克利（WilliamF.Buckley）编辑的国家评论（NationalReview），还在为美国南部有权阻止黑人投票做辩护——“白人有这样的权利，因为目前而言，白人是高等种族”，并把以教会与所有权的名义推翻民选政府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赞誉为“真正的民族英雄”。当时艾森豪威尔等共和党领袖决定不挑战罗斯福的遗业，这是引发这场被称为“新保守主义”的小规模运动的主要原因。     多年之后，这场小规模运动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支持者与反对者皆称之为“保守主义运动”。该运动由各种人员与机构组成，其网络覆盖面远远超越了通常观念里的政治生活：除共和党与共和党政治家外，保守主义运动还包括传媒机构、智库、出版社等。人们可以在这个网络里度过整个职业生涯，而且有人确是这么做的。他们知道不管发生什么事，只要保持政治忠诚，便能得到回报。倘若一名自由主义者办砸了一场战争，然后又违反道德准则奖赏自己的情人，他也许会担忧自己的就业前景；但共和党人沃尔福威茨却没有这种忧虑，因为美国企业研究所早已放了一把交椅，等着他来坐（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先主导攻打伊拉克，后任世界银行行长期间又为其女友谋私利——译者注。）     曾有不少共和党政治家游离于保守主义运动之外，但现已寥寥无几，主要原因是，若有人被认为在政治上不可靠，日子就会相当难过。林肯•查菲（LincolnChafee）就是个例子。他是罗德岛州前参议员、一位温和派，在2006年的初选中遭遇了来自右翼的肮脏挑战，从而在普选中失利。虽说为了保持对参议院的控制权，共和党明显也很需要查菲，但为惩罚异己，他们在所不惜。     金钱是保守主义运动的粘合剂，而资金主要是由一小群超级富豪和一些大公司提供的。所有这些人都注定会从贫富不均的加剧、累进税制的废除与福利国家的倒退中获益，简言之，从“新政”的逆转中获益。保守主义运动的核心工作不外乎将时间往回调，逆转那些抑制不平等的经济政策。反税活动分子、保守主义运动的关键人物之一格鲁夫•诺奎斯特（GroverNorquist）曾透露说，他想把美国带回到“社会主义者夺权，即泰迪•罗斯福上台前的美国。所得税、遗产税、管制，这一切统统取消。”（泰迪•罗斯福是美国前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昵称——译者注）     保守主义运动说到底是要逆转损害一小群富裕精英的政策，所以，从根本上讲，它是反民主的。但不论当年这一运动的创始人对佛朗哥的行事方式有多么崇拜，在美国，毕竟要通过选举才能取得政治权力。如果潜在的捐款人依然认为，鼓吹可能拉大贫富差距的经济政策在政治上是自寻死路——在巴利 •戈德华特（BarryGoldwater）于1964年大选中惨败后，他们有绝对的理由这么想——就绝不会有人投入这么多的钱。保守主义运动之所以能从美国政界的一个小配角变成主角，就是因为它已证明自己有能力赢得选举。     罗纳德•里根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他在1964年开始政治生涯的演讲《抉择的时机》（ATimeforChoosing），以及在1966年成功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过程中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中，都预示了一些政治策略，在其后的四十年间，这些策略将为他以及其他保守主义运动的成员服务。后世为里根歌功颂德的人将他描绘成秉持保守主义高尚准则的模范，但他根本就不是那种人。里根早期政治成功的要诀是迎合人们在族群与性别上的焦虑感，拿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做文章，而且最重要的是，以隐秘的方式利用白人对民权运动及其影响的逆反情绪，从中渔利。     本书要传达的主要信息之一是，在我生长于斯的这个国家所发生的事情，本质上都与种族有关——也许很多读者会对此感到不适。美国为何是唯一不向全体公民提供医疗保障的发达国家？原因就在于美国的原罪，即奴隶制的遗留影响。在发达国家中，为何只有美国存在一个想要逆转福利国家的主要政党？原因就在于白人对民权运动的不满。里根在密西西比州的费城镇以一篇主张州权的演讲开始了他在1980年的竞选之路，而这里正是三位民权活动者遇害的地方；纽特•金瑞契（NewtGingrich）之所以能完全掌控国会，就是因为发生了“南方大倒戈”，即南方白人从压倒性地支持民主党转向压倒性地支持共和党。     新“新政”     在2004年大选后的几个月里，我承受着一些来自新闻界同行的压力。他们说，我不应再花这么多的时间来批评小布什政府以及普通的保守派。“选举说明了一些事，”他们告诉我。但现在回头来看，2004年大选越来越像是保守主义运动的最后一场狂欢。     共和党在2002年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靠的是竭尽所能地拿恐怖主义做文章。现在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小布什把我们拖入伊拉克战争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想让战争心理一直笼罩在人们心头，同时他还希望，犹如探囊取物般地打一场胜仗，将有利于他的竞选连任。或许伊拉克战争的确为布什赢得了 2004年的大选，虽说当时的战局已有恶化之势。     此后，战局就真的恶化了，这并非意外。当小布什入主白宫时，保守主义运动最终发现自己掌握了一切权柄，同时也很快地证明了自己治国无能。这股运动将所有东西都政治化，又将政治忠诚置于其他所有考虑之上，从而形成了一种任人唯亲、腐化堕落的风气，并弥漫到小布什政府的一举一动中—— 从伊拉克重建的一败涂地到应对卡特里娜飓风的糟糕表现。小布什政府的种种错误与失败很好理解，因为保守主义运动已控制了政府，这股运动一心要实施违背多数美国人利益的政策，而政府又必须竭力以欺骗、转移视线、向支持者滥发赏赐等方式来弥补这一内在缺陷。美国人日益鄙视小布什及其执政班子，这一情绪帮助民主党人在2006年的中期选举中大获全胜。     一次选举也许并不代表潮流，但有一些更深层的力量在动摇自里根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以来保守主义运动便一直在使用的那些政治策略。说得直白点，关键在于美国选民的“白”度在日渐降低。共和党的策士想把在选举中分量越来越重的西班牙裔与亚洲裔选民同非洲裔美国人区别开来，但正如有关移民问题的争论所说明的，现代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即对民权运动不满的白人，并不准备做这样的区分。一个不那么显著的因素是，美国人的态度正在转向进步主义。投票结果显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选民在国内问题上明显左转，同时美国的种族主义倾向正在逐渐减弱，种族因素的影响也日渐式微。     保守主义运动在财力上仍具优势，但金钱从来都不是决定因素。2008年大选虽然仍没有结果，但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测，到2009年美国将拥有一位民主党总统，以及由民主党人牢牢控制的国会。而且，假如出现这一新的多数局面，与克林顿执政头两年里民主党的多数局面相比，它在意识形态上将远为团结一致。当年的民主党多数不过是北方自由派与南方保守派之间若即若离的联盟。     问题在于，新的多数派应当做些什么？我的回答是，为了美国，他们应当实施一项坚定的自由主义计划，扩大社会安全保障的覆盖面，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要发动一场新的“新政”。这一计划将是21世纪版的社会保障方案，它应以实施全民医疗保险为出发点——其他发达国家都已建立这一制度。不过，在我们探讨如何走向这个目标之前，也许可以对过去的经历好好审视一番。这番审视，即美国现代史之弧的故事，是以下八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