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究竟在这里做什么 我不属于这里 Radiohead，from Creep(Pablo Honey，1992) 1 路上所花的时间与前几次一样，走进圣卢卡斯医院的旋转门时我这么想。这些天以来我们已是第三次来这里了。今天我们要去一楼，卡门的预约卡上写着“105室”。我们要去的那个走廊挤满了人，我们正准备挤入人群中时，一个明显戴着假发的老人用拐杖指向一扇门。 “你们要先进去，告诉他们你们到了。” 我们点点头，忐忑不安地走进105室，门边的小木板上写着“内科专家W.H.F.谢特玛”。看得出来，里面的房间才是真正的候诊室——走廊上的人实际上是里面容纳不下的。在此等候的病人年龄起码大我们十岁以上，他们不约而同地用怜悯同情的眼神看着我们。医院也有自己的等级，我们显然是新人，我们是候诊室的外来客，我们不属于这里。但是，卡门的乳腺癌不会这么认为。 一位花甲之年的老妇人坐在医院的轮椅上，瘦骨嶙峋的手上紧紧抓着一张和卡门一样的塑料封皮的预约卡，毫无顾忌地上下打量我们。我试着表现出一种优越感——我和妻子都年轻、漂亮、健康，比你好多了，你这个满是褶子的老皮囊。可别以为我们会待在这儿，我们会飞速离开这个癌症窝，但是我的肢体语言却不配合，把我的不安全感泄露无疑。这就像你走进一家城镇小酒吧，从旁人嘲讽的眼神中意识到自己就像个穿着过于隆重的阿姆斯特丹人。真希望早上我没有选这件宽松的带蛇皮饰带的红色衬衫。卡门也很不安。确诊：从现在开始我们真的属于 这里了。 105室也有一个问讯台，坐在问讯台后面的护士似乎看透了我们的心思，她立刻问我们是否愿意到隔壁的小房间去坐。真及时，因为我从眼角看到卡门又泪水盈眶了。不必挤在候诊室或走廊上的一群行尸走肉中间，我们大大松了口气。 “前天，肯定是个沉重打击。”护士端来咖啡，对我们说。我立即想到医院已经会讨论过卡门?范迪安潘的病情了。护士看看卡门，然后看看我。我努力振作起来，一个才见面的护士不必看到我的可怜样。 追求众多女色的男人差不多都属两种类型 其一，是在所有的女人身上寻求一个女人 这个女人存在于他们一如既往的主观梦想之中 另一类，则是想占有客观女性世界里无穷的种种姿色 他们被这种欲念所诱惑。 Milan Kundera，from 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1984) 2 我是个享乐主义者，有着严重的孤独恐惧症，但我的享乐思想立刻被卡门征服了，我对她一见钟情。可从一开始，她就不满我对一夫一妻制的恐慌与焦虑。起初，她对此还有几分同情，觉得我与其他女人的逢场作戏好玩，把这看做是挑战而不是预警。 直到一年后——那时我们不住一起——我与那时供职在伯尼维广告公司的接待员莎朗上床，事情败露后，她才确信我从未忠实于她，甚至从未尝试过要忠实。几年之后她告诉我，莎朗这段插曲过后，她想甩掉我，但意识到自己爱我至深，所以干脆对我的不忠视而不见，把这当成是我性格中无法弥补的缺陷，就好比有人好抠鼻子，有人好赌一样。这在感情上给她一种慰藉，不再去想自己的丈夫“经常和别的女人鬼混”。 但是，之后许多年，她仍然威胁我如果旧病重犯，她就离开我。她要确保我若再出轨，至少也要对她隐瞒得密不透风。这招果然有效。 这以后的七年，我们是西半球最快乐的夫妻，幸福一直环绕着我们。 直到三个星期之前，当我和弗兰克强打精神在听荷兰娱乐场产品经理喋喋不休时，卡门给我打来电话。 我们知道这是世界末日了 REM，from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3 去赌场的都是些怪人和穿仿真丝衣服的女人。我在赌场从未见过一个漂亮女人。糟透了！ 所以，当荷兰赌场的产品经理打来电话说他想成为MIU市场营销策略公司的客户时，我很自然地告诉他，赌场真是个让我疯狂的地方。 荷兰赌场对我们来说，是个打发时间的好去处。第二天上午弗兰克和我抽空来到这间位于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赌场，产品经理带我们四处看一看，并参观他口中的“商业中心”。商业中心，对了，“商业中心”，这就是我们客户喜欢用的术语。我没有什么意见。他们可能在讨论要“一起聚聚，好好聊聊”呢。 我们，也就是我和弗兰克，在MIU谋生。有一技之长的人生产产品，还有一些人卖产品，虽然不是那么体面，但一样非常实用。我和弗兰克不卖产品，我们卖的是时间。我们甚至都不用自己生产它。MIU大部分的脑力工作都是由六个二十几岁的年轻男女来做的，他们都像自主创业之前的我和弗兰克一样，敏感、易激动。我和弗兰克把这些聪明的年轻人的点子集中起来，做成报告，让我们那美艳惊人的秘书慕德加上漂亮的封面，然后我们神态自若地把点子告诉客户。他们照例反应热烈，极力夸赞我们，然后把点子置之一旁，再不理会。再然后我们又对同一个客户提供下一个报告，赚足了油水。这就是我们公司的运营模式。 弗兰克提了一些问题，他知道客户总是欢迎这类问题，产品经理大谈信息过载的世界记录，我则装作在认真听。我的装听艺术已是登峰造极了，客户会以为我在苦思他的市场营销问题，而实际上我正在想的是做爱、俱乐部或阿贾克斯足球队。有时，我完全不知道客户刚才说了什么，但这没有太大关系。高深莫测的表情、紧缩的眉头、故弄玄虚的沉默是干我们这行的先决条件，这甚至可以让我们赚更多钱。只要尽量不要睡着，这招就有效，弗兰克总这么说。 今天我实在撑不住要睡着了，我已经明白无误打了哈欠，两次，这可惹恼了弗兰克。正当我的上下眼皮不停打架时，手机响了。我松了一口气，说了声抱歉，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是卡门打来的。 “嗨，宝贝。”我说，一边从桌边转过身去。 电话那头传来卡门的啜泣声。 “卡，怎么啦？”我大惊，问道。弗兰克朝我瞥了一眼，很担心的样子。产品经理仍在夸夸其谈。我向弗兰克作了个“别担心”的手势，从桌边起身离开。 “我在医院。不是好消息。”她抽泣着说。 医院！我已经忘了她今天得去医院。两天前，她让我看看乳头是不是不太正常，乳头有些红肿，我试着说服她这只是来例假的原因，或者也可能是被乳罩里什么东西刮伤了。不要紧。就像六个月前的那次假警报一样。我说如果她担心的话就去找沃尔特斯医生看看，让自己放心。 应对坏消息我毫不在行，每次我都会试图说服自己，也说服别人，事情没有那么糟，一切都会好转的。就好像事情有时会无可辩驳、无可逃脱、无可避免糟糕透顶，这让我感到很惭愧。以前也发生过同样的事，就是爸爸问我NAC布雷达球队踢得怎样，而我不得不告诉他布雷达球队以0比1输给了文登球队。感觉就像是我让他踢了乌龙球。总觉得告诉别人坏消息或是听到坏消息，那一天就全毁了。 “听着，卡，冷静地告诉我他们说了什么。”我对着电话说，小心避免用“医生”这个词，因为弗兰克在旁边。 “他也不确定，他认为我的乳头看起来很奇怪，他说情况不乐观。” “嗯……”我过度悲观的情绪从电话这头传到卡门耳里，让她开始慌了起来。 “我告诉过你我感觉乳房发热！”她吼道，她的声音都变了。“该死，我就知道情况不妙！” “冷静，亲爱的，还不确定——”我壮起胆子。“你想要我去陪你一起吗？” 她想了一会儿，“不，来这你也做不了什么。他们要取血样，还要检尿，他们会告诉我哪天做切片手术，像上次一样，还记得吗？”现在她听起来平静一些了。 理性谈论事情可以帮助人恢复情绪。“如果你能去托儿所接卢娜那就太好了。还有，今天我不去公司了。” 公司全称是广告经纪公司，是卡门的公司。卡门突发奇想去广告公司工作是因为看到我在伯尼维广告公司工作，那时我们自称自己的公司为广告界的皇家马德里。以前卡门很不喜欢那种小集团，“满是趾高气扬的自大狂，以为自己高人一等，高过他们的客户、同事、上帝”，她以前常这么说。“玩弄创新，实际上他们真正想的是驾一辆大笨车，赚大把大把的钱。”她认为去搅搅局会很好玩，在伯尼维一次招待会上，她偷偷问我们的一个客户（B&A;中心）他们为什么不把产品和广告权卖给其他国家的非竞争性公司。“一种经纪观念，就像书、电影和电视节目一样。”她说。这个客户认为这是个绝妙的主意，第二天他就向伯尼维的主管拉蒙提议了。为省麻烦，拉蒙勉强同意了。卡门于是披挂上阵，六个月之内她就把B&A;中心的产品权卖给了南非、马来西亚和智利的公司。广告界炸开了锅，他们认为这庸俗，庸俗透顶，就像牲口市场。卡门坚持自己的立场，她是发现宝藏了。突然之间，所有人都想成为广告经纪公司的客户。广告经纪公司横空出世。谁也不曾预料，由于卡门，他们现在赚得的是过去的四五倍。以前客户都是咬紧牙关按小时付费，这比他们去阿姆斯特丹最豪华的男人俱乐部（如雅漾俱乐部）都更贵，很快，他们看到了挥金如土的广告活动所带来的利润。而这些只不过是因为卡门看准了机会把广告卖到了遥远的某国。两年之内，卡门手下就有20人，她的客户也遍布天下了。她对这份白手起家的事业很得意，有时心血来潮，她会选个好地方，飞去拜访她的客户，很是乐在其中。“这种感觉真好！”每次她谈成一个新客户都会这么说。 我不能拉长着脸去托儿所啊。我希望六点之前可以离开这儿。那晚饭吃什么呢？我忍不住笑了。我们对一日三餐从来都不在意，总是到最后一分钟才想起要吃饭，然后惊讶地发现除了一抽屉卢娜吃的婴儿食物之外，家里什么吃的都没有。朋友取笑我们每周花了多少钱在达美乐比萨店、中国外卖店、街头小店。 “我们去准备点吃的，你尽快回家，好让我抱抱。可能，最后什么事也没有。”我尽量把语气放轻松，然后挂了电话，但我的后背已经被汗湿透了。我隐隐觉得我们的生活刚刚触礁了。我目视前方，心想情况肯定还是有积极的一面，以后我们将心情平和，列一个清单，写下每一件事，看看那些好事。我们可以用这个来安慰卡门，现在她正坐在那家糟糕透顶的医院。 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走回弗兰克和产品经理所在的桌边，那位产品经理刚刚开始絮絮叨叨地讲把新顾客变成常客的问题。 你快乐极了 但一切即将过去 Jan Wolkers，Turks Fruit(1973) 4 我把雪佛莱开拓者停在房子对面，我们家在阿姆斯特芬路，就在阿姆斯特丹森林边缘。 我讨厌阿姆斯特丹森林，讨厌阿姆斯特芬路，讨厌我们的房子。我们在市中心住了五年，住在沃德尔路一个公寓的二楼。卢娜出生还不到两个月，卡门动起了搬家的念头，一来是为了给卢娜更好的生活环境，二来她厌倦了每次出门或回家都得把婴儿车搬上搬下，而我则是每天回家都得花上二十分钟在附近绕圈寻找停车位。一次我们在沃德尔公园野餐，刚摆好食物篮，在桌布上摆上两瓶玫瑰红葡萄酒，才发现卡门忘带尿布了——“不，你去拿吧，丹——”然后她就极度推崇阿姆斯特芬，那里每间房都有自己的独立花园，最后我们决定搬家，选了阿姆斯特芬路的一所房子。 我们家是872号，是个典型的战前小房，前房主精心改建过。房子正面漆成了黑色，木头尖拱屋顶是绿色的，白边。房产中介称这个屋顶“美轮美奂”。你说美轮美奂是什么意思，我暗想，这里又不是赞丹市，甚至都不算是保护区。但是卡门想搬家的想法日益浓烈，迫于她的压力，此外，至少我们不用搬去像海特库伊或阿米尔之类的乏味的郊区，就这里了。虽然这还是属于阿姆斯特丹，但充满了阿姆斯特芬味。从一开始我就感觉自己与这里不协调。我开车上到出城的A10高架桥时，就感觉自己在远征。“看，斑马！”我们第一次去看房的时候我说。卡门没有被逗乐。这里没有电车，但有公交车经过门口。你想想看吧。但是，先在这住几年还是不错的，要等到MIU和广告经纪公司飞速发展，变成金矿，我们买得起阿姆斯特丹市中心一楼的公寓之前，斑马就斑马吧。 五十码外停着那辆黑色的甲壳虫车，我知道卡门已经到家了。我从车里把卢娜抱出来，跑到门前，做了个深呼吸，把钥匙插进锁孔。我的神经比1995年阿贾克斯比赛时还要紧张，比分1比0，阿贾克斯必须在最后几分钟扳回局面，打败AC米兰。 卢娜是我的阳光，我们同一天过生日。她一出生我就知道，六十岁生日时我的朋友们肯定会来的，他们不会错过我女儿的漂亮、健美的年轻朋友在我家跑来跑去的场景。 这似乎是一个很寻常的傍晚。卢娜一看到卡门就笑开了，她的小脸几乎都笑成两半了，卡门照例拉长了声音喊“卢——娜——”，傻乎乎的表情，学着卢娜的样子趔趄小跑，然后蹲下抱住她。卢娜也非常高兴地回答“妈——妈——”。今天傍晚这一幕比以往更加打动我的心。“嗨，心肝。”卡门站起来时我说，我吻她的唇。我们拥抱，她立刻就哭了起来。再见吧，寻常的傍晚，不寻常了。我紧紧地抱住她，从她的肩头望去，一片空旷。我告诉她最后一切都会好的，就像六个月前那次一样。这是下午以来我所能说出的最好安慰了。 她上床了，我抱紧她。我们开始亲吻，从她的动作我知道，她兴奋了。她从后面抱住我，在我耳边轻声说：“跟我做爱好吗？”然后捂住我的嘴，以免吵醒睡在隔壁的卢娜。 卡门在卧室脱下衣服，我查看她的乳房。第一次见到她裸体时，我张口结舌，直勾勾地看着她的身体。我结结巴巴地说，我从未睡过这么美妙的身体，她大笑，说那天傍晚在罗莎酒馆，她就注意到我眼睛一刻也不离盯着她低胸黑色T恤露出的乳沟。卢娜出生后，她的乳房稍微有点下垂，但我觉得这毫不影响，依然那么迷人。卡门只要脱衣服，露出她那美妙的乳房，就能让我兴奋起来。每晚都是盛宴。与卡门在一起的生活就是盛宴，是身体盛宴，也是精神盛宴。 就在我们激情过后，她又开始哭起来。 “别这样，宝贝。”我低声安慰，轻轻吻了吻她的头发，把脸埋在她的秀发里。 “下星期是你的生日，”后来我关灯时她说，“那可能是我最后一次为你庆祝了。” “后悔”总是来得太迟 Extince，from On the Dance Floor(binnenlandse funk，1998) 5 到三点半了我仍然没有睡着。脑子里一直想着要怎么向家人和朋友再次报告这个坏消息。就跟半年前的情形一样，在检查结果还不明确时，让所有人跟我们一起担忧。切片检查安排在十天后的星期五，虽然卡门希望尽快做手术好确定身体到底有没有问题，但沃尔特斯医生告诉卡门，他们无法早做，他让我们放心，十天反正也没什么关系。今天傍晚我又为这事上火的时候，卡门没好气地说，“那我能说什么呢，丹？说我们自己做切片检查？”此后我就闭嘴不再说了。 沃尔特斯医生。六个月来，我见他的时间一共大概就半个小时，但我能清楚地记得他的脸。约55岁，灰发，斜分，戴着圆框眼镜，白衣。自从半年前卡门去家庭医生巴克医生那里做完检查后，噩梦就开始了。他建议我们去医院检查乳房，说是为保险起见。我们被吓坏了。在圣卢卡斯医院我们见到沃尔特斯医生，他检查了一下，说卡门需做切片检查，这让我们更加害怕。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切片检查是什么，而是因为如果你去医院，要做你从未听过的检查，这本身就是坏消息了。 切片检查的前一晚，我们躺在余晖照射的卧室，我努力不让卡门注意到我内心在激流汹涌。因为就寝前我从她眼睛里看出来她害怕极了。我真的理解，因为对我们来说，癌症就等于死亡。 沃尔特斯医生的话在我耳边回响，“细胞很活跃，我们还不确定是什么，但不管是什么，它不是恶性的。”我记得他一说完我们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只想赶快离开医院，离得远远的，回归我们的快乐生活，我们可以继续快乐地过以后长长的日子，就像我们所计划的那样。我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千年万年的计划。一走出医院，我们紧紧相拥。我们高兴得就像是刚刚拥有了一个健康的婴儿。我高兴地打电话给卡门的妈妈、托马斯和安妮、弗兰克和穆德，告诉他们没事了，卡门很健康。 不是恶性的。难道我们不该向沃尔特斯医生问清楚，这不确定的到底是什么吗？难道我们不该再去另一家医院，听听不同看法吗？说到底，这难道不是我们自己的错吗？难道不是我们自己搪塞了事吗？卡门高兴、放松情有可原，但是难道我不该继续寻求结果，坚持让医生继续检查，直到完全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吗？白痴的是我，不是沃尔特斯医生。毕竟，我才是她的丈夫。难道我不该保护她吗？ 也许这一切都不会发生了，我的脑子里浮现了这句话。 这次不会再那样了。如果下星期他再保证没有一切正常，我就要揪住他的医生袍把他从桌子后面给拖出来。我保证说到做到。 微笑，只是一种嘲讽 Rita Hovink，from Laat me alleen(Een rondje van Rita，1976) 6 卡门是在圣卢卡斯医院的肿瘤科做切片检查，我看见推拉门上面的门牌上写着“肿瘤科”。我模模糊糊知道这个词，但我不知道它和癌症有什么关系，它看起来是这么无害，更像是研究猛犸象是怎么灭绝之类的东西。 圣卢卡斯医院。有些人认为那个大型欧帕停车场是阿姆斯特丹最沉闷的建筑，也有人选择荷兰银行，或比玛尔区的高层建筑。我想邀他们来圣卢卡斯医院参观参观。一看到它延伸在A10高架桥旁，我就起一身疙瘩。 卢娜在空中舞动她的玩具人艾莫，那是上星期她得到的生日礼物。卡门坐在床边，她刚称过体重，抽过血。她装着洗漱用品、拖鞋、一件波斯丝绸睡衣（我不知道她还有这个）和一本《嘉人》杂志的那个黑包扔在床上。我挨着她坐下，外套还没脱，拿起我们刚拿到的两本手册，一本绿色的，《癌症患者须知》；一本蓝色的，《认识乳腺癌》。两本手册上都有薇赫明娜女王基金会的标志。我开始浏览蓝色手册，就像在飞机上看免税指南使自己进入状态一样。第一页最上面写着手册目标读者，我看到我和卡门属于目标读者。我不喜欢属于哪种目标群，更别说是这种手册的目标群了。在目录页我看到章节标题，什么是癌症、假体乳房、战胜疼痛。为什么我们要看这种东西？不就是个切片手术吗？我们就不能暂时表现得好像一切正常，也许红肿的乳房上收缩的乳头是由荷尔蒙或什么引起的？这几天乳房更红更大了，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我也能看出来。 现在已经九点了，一位护士走进来。她拿着一份写着卡门名字的病历夹。 “又看到它了。”我对这病历夹点点头说。 卡门笑了，微微的。 “切片手术安排在12点。”护士说。 这位护士50岁左右。她说话时语气尽量客观。有一次她甚至把手放在卡门膝盖上安抚她。卡门很友好，她对每个人都是这样。我感觉很怪，我真正想做的是带卢娜回托儿所，然后尽快去MIU。我不知道这样的一天离开这个医院后还能做什么。 尽量使这一天和往常一样吧，我想。 卡门感觉到我的不安，笑着说，“你走吧，我自己能行。MIU的咖啡可好喝多了。” “你妻子麻醉醒来后，我们会给你打电话的。”护士说。 我和卢娜拥抱了卡门，我轻声对她说我爱她。在门口我给她做了个飞吻，卢娜挥挥手。 卡门勉强笑了笑。 我把泪水藏在虚假的笑容背后 Isley Brothers，from I Hide My Tears Behind a Painted Smile (Soul On the Rocks，1967) 7 十点，我打开办公室的大门，办公室在奥林匹克体育馆。从我们拿到钥匙的那一刻起，这里就让我感觉到比家里更舒适。我的部分青春就属于这个体育馆。十六岁从布雷达来到这，我发现80年代初五彩缤纷的阿姆斯特丹魅力非凡。经常，星期天我就会坐火车来阿姆斯特丹，星期一早上我就可以告诉学校每一个人阿贾克斯（或者我们称之为哦贾克斯）的火爆场面。 弗兰克喜欢美女，我喜欢阿贾克斯，所以我们的办公室就选在奥林匹克体育场看台下方，这是最折中的方式。我坚持整面侧墙贴上7 此后，那个女人气的设计师和弗兰克快马加鞭，毫不松懈。几个星期以后我们就搬了进来，弗兰克曾得意地跟我说，除了报社、负责三家国际杂志的广告公司、古迹杂志、两家设计集团（包括一家丹麦公司，里面有位身材惹火的美女。听了之后我对预算超支一事闭口不提，反正钱都花了）外，还谈定了一个新客户。原来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公司，比想象中简单。 “嗨！”进去的时候我和大伙儿打招呼。大家都在。我先走去小厨房的咖啡机边，那是大家都看不到的地方。开放式办公室就有这个缺点，你做什么事情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咖啡机是弗兰克采购回来的，所以咖啡属于合理开销。平常按了按钮之后大约半分钟，咖啡才会装满杯子。今天，却觉得时间飞快，一下子就好了，所以我并不急着走出去，想让心情平静下。我鼓起所有的勇气走过穆德的办公室，躲避了她的注视。 我坐下时，弗兰克用疑问的眼神看着我。 “嗯——她在医院。”我尽量说得含糊。穆德也进来了，我感觉到其他人的注视。 “好的。看看会怎么样吧，不是吗？”我说，一边打开电脑。我几乎都忍不住眼泪了。穆德把手放在我肩上，我也把手放在她肩上，目光望向窗外。如果我是个孩子该多好啊。这样我就可以说服自己，只要你不去谈论，所有苦难就都结束了。 一个男人遇见一个女人 他们相爱了 原本应该很容易 原本应该很简单 但是四周开始骚动 接下来的旅途也开始变得崎岖不平 Bruce Springsteen，from Tunnel of Love(Tunnel of Love，1992) 8 下午五点我接到卡门的电话，那时我正开车准备去托儿所。甚至都不用问她怎么样，就已经从她的声音里听出来了。 “医生刚离开——情况糟极了，丹。” “我已经在路上了，我去接卢娜，然后我就去你那。” 我不敢再问别的。 我抱着卢娜走在肿瘤科的走廊上，心里直打鼓。我走进早上离开卡门的那间房，她换了衣服，坐在床上，手里攥着一张揉皱的纸巾，盯着窗外。她的眼睛又红又肿，她身边还有两张同样揉皱了的纸巾。她看见我们进来，用手捂住嘴。我一句话没有说，跑过去抱住她。她把头贴在我肩上，再也控制不住大哭起来。我还是没有勇气再问别的，我什么也问不出来，什么也说不出来。从我们进这间病房，卢娜就没有出过声。 卡门吻了卢娜，并且勉强做了个笑容。 “嗨，宝贝。”她说着，一边摸着卢娜的头。 我清了清嗓子。“告诉我。”我说。毕竟是要面对的。 “癌症，很严重的一种。他们说，扩散性的。不是肿块，是一种炎症，已经扩散到整个乳房了。” 轰！ “他们确定了吗？”我挤出这句话。 她抽泣着点点头，用已经湿得不能再湿的卫生纸擤了擤鼻子。 “乳腺炎类——”我点点头，好像听懂了——“沃尔特斯医生说，如果你愿意，可以去找他。他就在后面几间。” 沃尔特斯，这个名字，整个星期我们对此都闭口不提。对六个月前托马斯、安妮和卡门妈妈的疑问，问他是不是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的结论是，癌细胞那时或许就存在了，因为误诊没检查出来，才导致现在这个局面。也就是说，我有可能因为该死的误诊而失去卡门。沃尔特斯坐在书桌后，六个月前见过，我立刻就认出了他。但他并不认得我。我敲了敲他开着的门。 “你好？”他皱着眉头说。 “嗨。”我语气不好，这样他就不会忘了这全是他的错。“我是卡门?范迪安潘的丈夫。” “噢，对不起，范迪安潘先生，你好。”沃尔特斯边说，边站起来和我握手。“请坐。” “站着就行了，妻子在等着我。” “好吧。我想你是来问切片检查结果的吧。” 难道我是来问NAC对决阿贾克斯比赛结果的，拜托！ “是。” “嗯，看起来不是很好。” “不。这个我知道。”我语气中带着讥讽，他可能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你能给我详细解释到底是什么问题吗？” 沃尔特斯告诉我为什么这次特别糟糕，他说的话我只听进去一半，听懂的就更少了。我问确诊的程度是多少。 “基本可以确诊——不过我们还必须检查，看起来是炎性乳腺癌。目前我们只能做这么多了。” 我点头，沃尔特斯同我握手。 “现在，你们两个都要勇敢些，明天去谢特玛医生那儿。她是内科医生，能告诉你将要发生的所有情况。好吗？” 我又点头。我没有揍他。更主要的是，我什么也没说。没有。我一直紧闭着嘴。如果客户想干预我的策略，我会截住他的话头，现在这个混蛋由于六个月前的一次失误已经搅乱了我们的生活，我竟表现得像林堡俱乐部的一名第一次上场比赛的球员。 我回到房间时，卡门把卢娜抱在膝上，看着那个空荡荡的医院停车场。 “你能和我一起回去吗，还是这儿还有什么事？”我问。 “我想已经好了。”卡门说。她扭头看，找她的黑包。我静静地走到桌边，包被她的外套盖着，我帮她把外套穿上，平常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做过。但现在做了，因为我发现这是目前唯一能帮她做的事。 “不要太靠后。”我把外套展开放在她背后时卡门说，“我不能把胳膊伸到太后面，因为乳房伤口很痛。” “噢，对不起。来吧，卢娜，我们回家。”我一边说，一边把她从床上抱起。她仍然平静异常。 卡门把头伸进护士室说：“拜拜！”早上那个护士迅速把她冒着热气的食物碟放到一边，从椅子上站起来，双手抓住卡门的手，希望能够给予我们力量。 “今天晚上你能行吗？” “肯定。”我说得斩钉截铁，并对她点点头，让她放心。 我们三人走向电梯，一句话没说。 现实是残酷的 我看够了 请关灯锁门来保护我 Bruce Springsteen，from Cover Me(Born in the USA，1985) 9 回家后我打电话给弗兰克，告诉他卡门得了乳腺癌。 “天啊。”他在电话那头大声叫着。 卡门给安妮打电话，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一个小时不到，安妮和托马斯就站在我们家门口了。我开门时安妮紧紧地拥抱着我，然后外套都没有脱，就跑进客厅紧紧抱住卡门。卡门立刻放声大哭。 托马斯也笨拙地和我拥抱了一下。“真是糟糕极了，伙计。”他喃喃地说。他跑进去，几乎不敢看卡门，只是站在那，盯着地板，耷拉着肩，双手插在口袋里。 他还穿着西装，戴着领带。 托马斯也来自布雷达鲁德，我从小学时就认识他了。“我们喜欢同样的音乐，我们喜欢同样的衣服，我们喜欢同样的乐队。”布鲁斯的歌中唱道。我和托马斯正是这样。十二岁时我们一起去看NAC，十六岁时我们一起去帕拉迪索看朋克乐队，十八岁时周六晚上我们一起去布雷达的迪苏柯吉斯特找乐子，托马斯在那非常受欢迎，我长了痘，又戴着厚厚的眼镜，只好捡托马斯挑剩的。 上完中学后我们俩都上了阿姆斯特丹的商业学院，我们就是在商业学院认识了弗兰克。托马斯拼尽全力才获得了学位。托马斯以前不是非常聪明，现在也不是。毕业后他做了一家公司的销售代表，销售洒在路上的盐（欧洲因为冬天下雪的缘故，政府在下雪前都会在马路上洒盐以防车辆打滑）。他的顾客是议会官员或水务董事会。托马斯和他们是知心朋友，我认为这是因为托马斯和他们一样，喜欢嘲笑比利时、黑人、还有去看医生的金发女人的笑话，还因为他也穿德国牌子的淡色领尖有纽扣的外套式衬衫。托马斯和我经常通电话，我们见面没有以前那么频繁了。除了布雷达的狂欢节，他不太喜欢出来纵酒狂欢了。周末他更愿意待在家里，吃着可口的奶酪，喝着美酒，看满是枪、美女和直升机的电影。他纵酒狂欢的兴趣大减与几年前他开始秃顶有关，而且他的肚子也开始规模壮观了。“该死，丹尼，我们衰老的速度不同——我就像牛奶，愈放愈酸；而你却像红酒，愈陈愈香。”他曾对我说，那时他已开始明白自己在女人中魅力大减已成定势。托马斯天生崇尚实用主义，他也真采取行动了。六年前，一个年轻可爱的实习生蹦蹦跳跳来到他们公司的办公室时，他请她去吃饭，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放手。 那个实习生就是安妮。托马斯和安妮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安妮是标准的时髦都市女性，但也非常喜欢孩子、奶酪和美酒，像托马斯一样，她看起来就像一直在怀孕。他们的孩子金伯利（4岁）、林赛（3岁）和丹尼（1岁）出生后，安妮把家庭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以前她非常爱打扮自己，但现在只穿廉价T恤了。卡门说安妮现在变得像黄脸婆一样，但安妮并不知道。卡门从来不会伤害安妮。正因如此，安妮成了卡门最好的朋友。她们每天都通电话，六个月前在卡门为切片检查而害怕不已时，安妮几乎不曾离开我们家。我每天下班回家安妮总是在，这让我几乎发疯，但我必须承认安妮了解友谊的涵义。卡门和安妮现在比我和托马斯还要亲密，卡门对安妮无话不谈，我对托马斯已经不这样了，至少是自从我发现他把我做了的（他想做的）每件事都告诉安妮后。安妮总会告诉卡门，这是我不乐见的事情，虽说两人相处必须坦诚相对，但有时安妮会添油加醋，所以话传到卡门那里时，简单的事都会变得复杂。 安妮很理智，她建议我们把明天想问医生的所有问题都写下来。这是个好主意。我们今天实在是乱了阵脚，脑袋里乱糟糟的。我们四人讨论了很多想问的问题，我都一一用纸笔记下来。 这很有用。我们暂时把癌症变成了一种中性的东西，可以批判地去分析，几乎可以客观地去分析。卡门的情绪也平静下来。 托马斯和安妮九点半离开。我给弗兰克打电话，卡门去上网。我挂电话时，她问我是否记得她的那种乳腺癌的英文名称。 “沃尔特斯没有告诉我。不过他告诉了我拉丁名称mastitis carcinosomethingorother——” “Carcinomatosa，就是这个。”她看着屏幕——“炎性乳腺癌症——就是这么一种癌症——如果太晚——就会进入血液细胞。是这样的，不是吗？” “嗯——我想是吧，是的。”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那就糟糕透顶了，因为这意味着——”——她的声音变了——“我再活五年的几率低于百分之四十。” 百分之四十。“你怎么这么确定是同一种呢？”我有些恼怒地反问。“你确定你没有看错吗？” “是，我不是傻瓜，丹！”她咆哮道。“这里说的！难道不是吗？” 我没有看屏幕，而是按了电脑的关机键。 “好了，该睡觉了。” 她不知所措地看着黑屏幕，然后看我，表情如死灰一般，然后她开始拼命抽泣。 “上帝啊，如果那个杂种六个月前发现了，也许就不会太晚了！” 我扶着卡门带她回楼上房间。 她哭了一阵，像是没有止境了，最后她在我怀里睡着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不知道明天我能否面对，明天醒来意识到这不是一个梦，而是事实。 卡门得了癌症。 雨下得猛 我承受不了 Bl f，from Harder dan ik hebben kan(Boven，1999) 10 谢特玛医生和我们握手，示意我们坐下，自己坐在了办公桌后面。 她开始看装在咖啡色文件夹里卡门的病历表，我瞄了一眼，正是前天那位护士所拿的那个，里面有X光片（是卡门的吧），我还看见一份手写的报告（是沃尔特斯医生写的吗？）和一张手画的乳房图，旁边还有一个小箭头指向一段辨认不清的文字。谢特玛医生看着那份材料，就好像我们不在场，她的办公室静得可怕。 谢特玛医生的外表给人一种幽默风趣的感觉——灰头发、胸口口袋里插满了笔，一张科学怪人式的脸。但实际上，她人可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当我第一次穿着我那七○年代的褐色皮夹克走进她办公室时，她脸上的表情就告诉我了——我跟她合不来。 我抓紧卡门的手。半分钟以后谢特玛医生仍然没有说话，继续看材料，翻过一页，又翻回去，然后再翻过来，卡门对我眨眨眼睛，做了一个憨豆先生式的打盹动作。我把目光从卡门身上移开，忍住不笑出声，因为我有种很奇怪的感觉，这不会拉近我和这位医生之间的关系。我又环视了一下办公室，办公桌后面的墙上挂着一幅装裱的意象派油画（不要问我画者是谁，我来自布雷达鲁德，我很确定这是一幅印象派画作），门附近的墙上有个小架子，里面放着很多小册子，《癌症饮食指南》、《癌症与两性》、《战胜癌症病痛》，我还看见了熟悉的蓝色小册子，《认识乳腺癌》。 谢特玛医生终于从病历表中抬起头来。 “这几天情况怎么样？”她开始问。 “不很好。”卡门采用了这个保守说法。 “是，我能想象。”医生说，“上次的情况实在太糟糕了，那实在，呃——太粗心了。” “是的，因为现在已经太晚了，不是吗？”卡门低声抱怨道。 “听着，你不能这么想。”谢特玛说，“我们还是有很多方法可以试试。现在往回看没有意义，我们要去看还能做什么。” 她对同事失误的那种木已成舟的宽容态度把我惊呆了，我瞥了瞥卡门，她表情温顺，我也隐忍未发。 “我得的是‘炎性乳腺癌’，对吗？”卡门问。 “正式名称叫mastitis carcinomatosa，不过你说的也是对的，炎性——嗯，你是怎么知道的？” “昨天我在网上查的。” “哦，那，对网上的东西要谨慎些。”谢特玛语气带着不悦。 肯定会的，我想，因为你不喜欢这样。我暗笑，现在我跟昨天不同，昨天卡门浏览几十个介绍各种可能的乳腺癌症的网站时以为情况糟糕极了，那时我气急败坏，现在我却为她感到自豪，因为她已经知道得足够多，多的让医生感到不舒服了 “那么确诊这种癌症的女性只有百分之四十能够活过五年，这是真的吗？”卡门继续问。“恐怕更少。”谢特玛冷冷地说，显然想一次性杜绝卡门再去看这样的网站，“因为你还年轻，也就是说细胞分裂的速度比年龄更大的人要快。你左乳房里的肿块已经有13 谢特玛摇头。愚蠢的问题。 “放疗只对局部有效。如果只在乳房上，是可以用的。但现在我们是要从全身排除癌细胞，所以化疗才是最好的方法。”她说，显然她恼了，因为刚才她已经解释过了。 “关于化疗你能否再详细解释一下？”我听见自己问道，就好像我在询问新款奥迪A4的卫星导航系统。 谢特玛抬起头来，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孩子很高兴别人让她来说说她喜欢的游戏。我们上了一堂化疗的速成课。原理很简单，通过化疗给予人体重创，目的在于给癌细胞以更加剧烈的重创。癌细胞失去支撑，就朝各个方向乱窜，就像一个没有中场球员的足球队。它们甚至可以通过骨骼生长，谢特玛说，语气充满景仰，过度的热情使她有失分寸了。但也出于同样的原因它们比人体内健康细胞更易受影响。不幸的是，所有分裂速度快的健康细胞也会遭到破坏。“比如你的头发，范迪安潘夫人，你会有掉头发的现象发生。” 谢特玛现在回复到最佳状态了，“我认为CAF疗法的课程对你是最好的选择。CAF，就是环磷醯胺、阿霉素和氟尿嘧啶——”——我们点头，好像我们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一样——“还有一种药物用以对抗由化疗引起的恶心、呕吐——”——我们又点头——“即使是这样，有些人还是会呕吐得厉害，但是可以用药来对抗这一问题，如果必要的话，每次化疗后都可以吃药”——我们逐渐进入了一种精神恍惚状态——“——所以大部分人一般都吃得更少了，当然恶心加上缺乏胃口会打消你吃的欲望——还有可能腹泻，如果腹泻持续了两天以上，就必须联系我们——”——好像她在谈论一台漏水的洗衣机一样——“口腔黏膜也有可能发炎，月经可能会变得不规则，或完全停止。最后，必须注意不能发烧。万一发烧了必须给我们打电话，即使在半夜也必须打电话。” 我再也不想听了，我什么也不想听了。卡门听到“头发”、“掉发”这些词时就已经麻木了。但是谢特玛继续说她的。 “对了，也可能CAF疗法对你体内的癌细胞不起作用，但其几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 “那怎么办呢？” “那样的话我们会尝试其他疗法。” “哦。” “但是我们的治疗不是基于假设的基础上。” “不会。” “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她说着，一边从桌子抽屉里拿出一个黄色的小册子。“需要的话，你可以去看圣卢卡斯医院的精神治疗医师，她专门指导癌症病人。” 卡门瞥了一会儿那本册子说，是的，我们可能会去。而且是首要大事。如果我们迎接癌症进入我们的生活，那就做得彻底吧。 我看了看事先准备好的问题清单，谢特玛看见了，瞥了一眼手表。我看见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缓解不了这里的气氛。 “让我妻子去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不是更好吗？那儿不是专门治疗癌症的吗？” “滑稽之谈，我们与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讨论所有病人的病情，我们每周讨论一次，所有病历都会一起讨论。”谢特玛医生激动地说。 我看看卡门，她匆匆点了点头，表示可以，她不想与即将治疗她的医生起冲突。 我决定不再继续这个问题，我又看了看问题清单，这次看到一个好问题。 “最后一个问题。在治疗癌症方面，美国不是比欧洲更先进一些吗？” 谢特玛看着我，就好像我是一个在校学生，竟敢抬头看老师的裙子。 “对不起，嗯——我不是怀疑你的专业水平，”我立刻补充道，——其实我当然怀疑，但是我不想说，以免自己被扔出教室——“而是我为妻子着想，你能理解吗？” 谢特玛根本不理解我，从她脸上可以看出来，她真的被激怒了。她叹了一口气，声音开始变得冷冰冰的。 “我们阅读所有能得到的关于癌症的信息，阅读所有发表的医学研究成果，范迪安潘先生，如果芝加哥或洛杉矶发现了什么，在同一天我们就会知道。自从有了因特网，所有信息都是完全公开的。每个人都可以看，你的妻子已经发现这一点了——” 噢，我是多么讨厌她那嘲讽的语气，讨厌谢特玛表现出来的傲气，特别是她已经知道同一所医院里她的同事所犯下的“太粗心”的错误。 “还有什么吗？” 是的，还有三片烤牛肉，臭三八。 我看看卡门，她在摇头。她想离开这儿。昨天看来还是相关的问题，现在只会延长我们在医院的无聊时间。 “没有了，就这些。”我说。 我们站起身，穿上夹克。 “你们要让我知道是否想开始化疗，是我的话我会做的。”谢特玛医生一边说，一边和卡门握手，这时她很和颜悦色。 “是——好，我们明天打电话给你。” “那么再见。”她说，声音又冷冰冰的。她居然也和我握手了。 “谢谢。再见。”我说。 我握紧卡门的手穿过走廊，不敢正眼看其他在等待的病人。感觉所有人都在看我们，这种感觉就像和一个裙子太短的美女一起走过平台——你知道每个人都在看，但却要装作毫不在乎。卡门今天没有穿太短的裙子，但她眼睛红了，手里还拿着手帕。我用手搂着她，眼睛直盯着走廊尽头。人们肯定在轻轻碰旁边的人，对着我们的方向点头，低声议论。噢，天哪，那个女人，还这么年轻，这么好看。她肯定是刚听说她得了癌症。看看她身边的那个男孩，他多伤心啊。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同情，他们的情感渴望。幸好今天卢娜不在这儿，不然这个画面会让他们更觉同情。 我不信奇迹 但为了你我信 亲爱的，为了你 我盼望发生奇迹 Bruce Springsteen，from Countin" On a Miracle(The Rising，2002) 11 卡门在念谢特玛医生给我们的那本小册子，那位精神治疗医师采用的是卡尔?西门顿法。按照册子所说，他是“癌症治疗法领域的先锋，他倡导的疗法中不仅身体起重要作用，大脑也起重要作用”。 “应该是金凯瑞的亲戚。”我语带讽刺说。 半个小时以后，我们买了两本西门顿的书离开书店。 我们把卢娜放上床睡觉，今晚电话一直没有停过，我们把听筒放开，然后我们各自拿起一本西门顿的书。卡门翻开《治愈之旅》，我开始看《恢复健康》。 “有人可能会担心我们在给予病患一些‘假的希望’，但我们希望患者可以用正面积极的态度去面对。”我念道。 没多久，我看到《治愈之旅》从我面前飞过去。 “天哪，我正坐在这阅读有关癌症的东西！我不愿读关于癌症的东西！”卡门尖声叫道。“这不公平，这不可能是真的，这不可能！”我非常同意她富有见地的分析，但我所能做的就只是紧紧抱住我怒吼着的、发着抖的小卡门，抚摩她，吻她，低声安慰她，“冷静，宝贝，别这样，别这样——” 这是女王生日的前一夜。整个城市都在忙着庆祝，但在阿姆斯特芬路872号，两个痛苦的人儿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我想跳舞，跳舞，跳舞 在火山上跳舞 De Dijk，from Dansen op de vulkaan (Wakker in een vreemde wereld，1987) 12 九点一刻，门铃响了，弗兰克站在门口。我惊讶得几乎晕倒，因为不上班时，不到午餐时间弗兰克不会认为一天开始了。 弗兰克很懒，是个自我中心、自命不凡的人，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不像托马斯，弗兰克了解我的一切。我们整天在一起工作，他知道我怎么想，我喜欢什么样的三明治，他知道在伯尼维公司，我不仅上过莎朗，还上过丽莎、辛蒂和戴安妮，知道我和卡门谈恋爱还不太久的时候，我还定期和穆德发生关系，因为我们曾合租过公寓及旅馆房间很多年，晚上我在房间做些什么，他都听得一清二楚。弗兰克的性欲和我恰好相反。认识他时间还不太长的时候，我认为他肯定是偷偷去妓院销魂，但现在我知道他就是对上床不太感兴趣。像我们去酒吧这么多次，跟他攀谈然后发生关系的女孩子微乎其微，我们认识十五年来，他只跟三个女人上过床。我猜我明白他心里怎么想的，他相当自视，不要女人，不要家庭，除了自己，其他一切都不重要。弗兰克唯一要花钱就是弗兰克他自己，而他简直就是花钱无数，挥金如土，不过他花钱总是很仔细。弗兰克自有风格，而且他希望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弗兰克会参观适宜的展览，去有分量的餐厅。最新款的普拉达甚至还没有进商店，他就有了（而且他从不错过任何一个机会，在MIU午餐时似漫不经意地提起）。他大部分的钱都花在位于博勒姆格兰修特的豪华楼顶公寓。 这个公寓和舞厅一样大，里面的每一样东西都价值不菲。光厨房就比我们阿姆斯特芬路的家里所有家具花的钱还多，倒不是弗兰克经常进厨房，因为他不会做饭。弗兰克不会熨衣服，也不会洗衣服、购物或换自行车胎。此外，弗兰克没有管家，没有驾驶执照，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繁杂的事务。有时他父亲会从布雷达来这，把他公寓的家务活都干完。他妈妈负责整理，给他洗衣服。他每周两次来我家吃饭，而且他极其理所当然地认为不管我们开车去哪，他都可以跟我们一起去。他常和我们一起去，他觉得如果是真的朋友，就不会计较这么多。 “我肯定不能让你一个人过女王日，对吧？”弗兰克和托马斯不同，他和我拥抱、亲吻不会觉得尴尬。度完假回办公室、过生日、还有赢得新客户时，我和弗兰克总是会互相拥抱。我喜欢这样。这让我想起通常只有在布鲁斯?斯普林斯汀的歌里或啤酒广告里才见得到的那种友谊。我们家马上就被弗兰克弄的气氛高涨，卡门既高兴又意外，卢娜高兴得叫起来。她非常喜欢弗兰克，弗兰克也非常喜欢她。 我们坐在餐桌边，弗兰克愉快地应卡门之邀一起吃星月形面包，他问我们怎么样，卡门原原本本告诉他，期间偶尔被我打断。每次她觉得难以继续时，弗兰克就把手放在她胳膊上，他很仔细地听我们述说昨天发生的一切。谢特玛医生的解释、化疗，以及我们走过走廊和走出医院时的心情。 这时我变得更沉默了。起身去了好几次厕所，其实我并不想去，但我就是坐立不安。幸好，我闻到了屎臭味。 “我带卢娜上楼给她换尿片。” 我抱起卢娜上楼。我的眼里满是泪水。我把卢娜屁股擦干净，换上一块新的尿片。卢娜露出惊讶的表情看着我。“哦，宝贝，我的亲亲小宝贝——”我扣上她连衫裤上的按扣，举起她，然后紧紧抱在怀里，泪水从脸上淌下时，我扭头看着窗外。我仍然无法接受，我们才三十六岁，我们有一个可爱的女儿，我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我们过着美满的生活，我们有足够的朋友，我们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是现在，女王日，我们却坐在这花了半个上午的时间只谈论癌症。 把弗兰克送走之后（他问我们今天是不是真的不想和他一起出去——卡门没有松口），我甚至更加焦虑。今天早些时候她告诉我，不想在一群呐喊的人群中度过下午。我当然理解，但是想到整个下午就坐在这里伤心几乎使我发疯。不让丹尼参加派对，比抢走卢娜的傀儡娃娃还要糟。现在，特别是现在，我想出去，我想喝个大醉，我想参加派对，我想做任何事，只要不继续谈癌症。 坐回餐桌边时，我重重叹了口气。 “你烦了也不必表现得这么明显，”卡门尖声对我说，“得了癌症我无能为力。” “不，我也不能。”我愤怒地说。 我想跑 我想躲 我想挣脱那困住我的牢笼 U2，from Where the Streets have no Name(The Joshua Tree，1987) 13 一个小时以后，我再也无法忍受。卡门坐在那翻阅《身体内部世界》，我知道她其实看不进去。 “该死，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在家里干吗？”我突然吼道。 她看着我，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哦，不，这就是我所需要的吗，过去二十四小时无数次的痛哭？我逼着自己冷静下来，然后跑向她，紧紧抱住她。“宝贝，我认为出去做点什么对我们会更好，这样对我们一点好处没有，至少我们带卢娜去沃德尔公园吧。” 她擦掉眼泪，“好——是的，也许这样更好——” 女王节这天，沃德尔公园满是来自城市高级区——阿姆斯特丹南部的孩子，甚至急于表现天分的孩子也都是阿姆斯特丹南部的，两个小男孩正在卖自制的桔馅饼，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他们是儿童唱诗班的。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做过馅饼，也想象不出布雷达鲁德的哪个朋友做过这个。还有一个孩子在背诗，脸上严肃的表情与她的年龄极不相称，“如果我有个这样的孩子，我宁愿不要。”卡门说。 是谁让孩子做这些？诗歌就像华丽摇滚，像4—3—3布阵的足球队——除了我年迈的荷兰语老师和《荷兰国家日报》的评论员，我不知道还有谁会读诗。这些孩子在自豪的父母关切的目光下演讲朗诵、弹小提琴、耍宝，通常他们都很恼人，我和卡门越来越厌倦。一个穿橙色衣服的小女孩，扎着马尾辫，让我们听她学小提琴的经过。“我宁愿卢娜进监狱也不愿让她去上小提琴课。”我在卡门耳边轻声说，她哼了一声。这个穿橙色衣服孩子的母亲不会认为我们很风趣的。 “很好，不是吗？”我问，将卢娜抱到我的肩膀上坐着，穿过巷子走向公车站。 卡门吻我脸颊，眨了眨眼睛。 那个可爱的夏天已经远去了 那个始于五月的夏天 你以为它永远不会结束 但不知不觉间夏天又已远去了 Gerard Cox，from Het is weer voorbij die mooie zomer (Het beste van Gerard Cox，1973) 14 再过三个月，夏天就结束了，化疗也会结束了。那时卡门头发已经掉光了。开车带卡门去医院做第一次化疗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夏天有很多事我基本上可以不用想了。周日布鲁明岱尔海边之旅？不，如果卡门没有头发了，她几乎不会想去。如果化疗对她身体产生极大影响，那我们也可以打消去纽约过复活节的计划了。星期二下午在公园踢足球？算了吧。我必须待在家给卢娜喂吃的，哄她睡觉，因为卡门正在楼上躺着，不停呕吐。当然我可以经常给弗兰克或穆德打电话，让他们来替一会儿，然后自己去踢足球—— 我甚至还没有考虑这个夏天、这次化疗以后的生活。我甚至不敢开始去想接下来的几个月将会发生什么——我不敢往后想。 我们开车到环形路时，开始下小雨。好。就我来说，这个夏天结冰都可以。我关掉收音机，今天上午DJ埃德温?艾维斯对我来说过于快活了，我打开CD，迈克尔?斯戴普唱道：“不管日子多么艰苦都要撑下去，就算所有的事都是错误，就算明明知道生命无法继续都要努力。”我们俩都沉默地坐着，卡门也在听。她擦去一滴眼泪，我把手放在她的腿上。“不，不，不，你不是单独一人。坚持，坚持。”卡门把手放在我手上。“坚持，坚持。”“嗳。”歌曲结束时卡门叹了口气。 我们朝走廊尽头谢特玛的办公室走去，首先是抽血样，不记得是验什么了，大概跟白细胞有关，不然就是红细胞。他们给卡门扎针抽血，然后给她一块棉签压住扎针处，再然后我们又回到走廊上。等。在医院的这几个星期我明白了一点，等是这个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他们给你的预约时间只是准备阶段。一刻钟以后，我已经看完了在医院商店买的《###》。刚才我在走廊上看见女性杂志中有《荷兰国际足球》，还有《故事》和《玛格丽特》，《国际足球》里面介绍的比赛结果，我大部分都已经知道了。终于，我们被叫进去见谢特玛医生，这次她看起来甚至兴致很好。 “那么，今天我们是要治疗了，不是吗？”她说，就像个童子军领队带着一群小童子军在阿登山脚下。 卡门的血液没问题，治疗可以继续。她说，我们要去三楼的化疗室。 我从来没有做过，但隐隐觉得看化疗不会是一个灾难。我答应卡门每次我都陪她一起去，她放了心，说我真好，想陪她。嗯，是，“想陪她？”我暗想。我只是不想卡门一个人去面对这些罢了。我无法想象会有人真想陪着去做化疗。 我没有错。大部分化疗病人的爱人都在家、在上班、或在别的什么地方，在哪也罢，反正不是在化疗室。 我们走进去时，一个新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医院病房，远远不是，有人是花了心思把这个地方弄得看起来很温馨。靠近窗户有一张桌子，上面放着两个咖啡壶，一些咖啡杯，还有一碟姜味面包片，一半涂了黄油，另一半光秃秃的，符合化疗主题。有两个空的圆桌，铺有桌布，其中一张桌上放着一盆小植物（不要问我那是什么植物），已经干枯了。两张桌子边都有低椅。这里的一切布置都给人感觉像普通家庭的普通房间。但是，很可惜，这里的病人多少破坏了这里的基调。他们手上有大块胶布，胶布下连着透明管子，管子另一头连着挂在推车上一包包红色透明液体。现在可以看到，液体通过导管滴下来，然后消失在胶布后面，恐怕，再然后就是进入身体内了。这看起来并不健康，肯定也不会令人愉快。 四个病人中有三个都推着吊挂点滴的推车。一个看起来是很开朗的男人，身上有大块已经消褪的文身，他没有吊点滴，这意味着他和我一样，不是病人，或者只是我这么认为。他肯定是和坐在他身边的那个年龄较大的胖女人一起的，他紧紧握住她的手。他的妻子在吊点滴。她头发很少，染成深红色，透过头发可以看见她的头皮。坐在她旁边低椅上的是一个约五十岁的男人，他和意大利裁判科里纳一样秃，他的眼睛也很奇怪。仔细看过他之后我发现，不是眼睛使他显得很怪，而是因为他没有眉毛和睫毛。 另外一个是一个时髦的年轻人的，他戴着一顶盖茨比帽。我想他大概二十岁。我记得，上星期他也来了，在谢特玛医生的办公室外面的走廊上。那时他和他的女朋友一起，一个小女孩，看起来像意大利人，齐肩黑色卷发。她是个漂亮的小美人。我记得那时我觉得高兴，因为我们不是与癌症有关的唯一年轻人。那么今天他的女朋友去哪了呢？我想她已经离开他了，因为他可能有睾丸癌或其他什么癌。如果她还没有离开他，那么她更是个胆小鬼，她的男朋友在做化疗她去哪了？不，我没有那么糟糕，我有些自得。 “早上好，我是珍妮。”一个斜眼的护士说道。 “嗨，我是卡门。”卡门语气充满同情。 “嗨——我是丹。”我说，一边和珍妮握手。 斜眼护士指着旁边一个二十几岁穿着白色护士服，看起来有点笨手笨脚的小女生说：“这是优兰达，我们的实习生。” 实习生？实习生？一个二十来岁的黄毛丫头就有机会列席我们的化疗洗礼，我内心认为这肯定是一个充满泪水的过程，而这却是她实习的一部分？毫无疑问，今晚她就会在酒吧告诉她的同学朋友们，“今天有一个女的去做化疗，她长得很好，不会超过三十五岁，她的名字叫卡门还是什么的，待人很友好，她的朋友和她一起，一个傲慢的粗人，他一句话都没有说，这个女的和她朋友，对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去化疗，然后这个女的开始哭，我得照看她——哎，你还要啤酒吗？顺便问下，你的实习怎样？你说过你要重新评估了。” 讨厌的小护士。 珍妮告诉我们，卡门的化疗药物已经在医院药房定好了，不会花很长时间，因为今天病人不是很多。有时他们这里同时会有八个病人，那就会非常无聊，因为药房要到中午才能准备完药物。 电话响了，珍妮拿起话筒。 “范迪安潘夫人的化疗药物已经准备好了。”她放下电话对那个实习生说，“你能去取吗？” 她点头，走出房间。 “她是个好女孩。”珍妮说，微微弯腰靠近我们，“不是所有实习生都能得到这种评价的。” “是的，”卡门面露微笑说，“我知道。” “你也有实习生吗？” 卡门和珍妮兴高采烈地聊起了关于实习生的一些事情。卡门又一次让我惊讶于她与人交谈的能力，友好、无须准备、无忧无虑。我知道她非常紧张，她把化疗当做她必须攀登的高山，但是她仍然能够饶有兴趣地去听珍妮讲她前一位实习生的事。 我做不到。我不是故意粗鲁，但每次走进医院，我就控制不了。我无力改变。我恨癌症，我恨它对我们的生活所造成的一切，我恨我现在是癌症病人丈夫的新身份。我愤怒，沮丧，无奈。我很生气，气沃尔特斯医生，气谢特玛医生，气护士、实习生、其他病人，气这个遭上帝遗弃的、压抑的圣卢卡斯医院的建造者，气今天早上路口那辆车里的人，绿灯亮了很久他都没有注意到，还气珍妮，她太友好，我只好尽量不把她看做是头母牛。 我对自己这么生气也感到生气。我气自己不能听天由命，我不能接受卡门患有癌症，我是她丈夫，祸福与共。是，我今天陪她一起来了，当然，昨天卡门在电话里告诉她妈和安妮，她说我真的很好，陪她来做化疗，那时我为自己而骄傲。当然，我说过我们俩一起对抗癌症，我们不会让它占上风的。当然，这一切我都知道！我还应该做点别的什么呢？难道要告诉卡门因为我故意逼自己表现好，所以才在走过走廊时给她拥抱，说安慰的话，吻她的脸颊和头顶，用拇指抚摩她的手心吗？我只是为了实践当时在教堂里的承诺？但是说真的，我的确是在勉强自己 做一个温柔体贴的老公。 那个实习生拿着一个巨大的特百惠盒子进来，盒子的盖子用两片铁片固定住了。 “很快啊。”珍妮愉快地说，“我来打电话叫医生准备滴液。” 医生是个羞涩的年轻人，穿着白大褂。 “这位女士需要滴液，弗兰斯。”珍妮指着卡门说。 弗兰斯医生和卡门握手，脸红了。和那些老家伙不同，呃？弗兰斯很幸运，卡门穿着一件宽松的毛衣，不然我想他可能不知道要将目光放在哪里。看见别的男人认为卡门有魅力时，我会非常骄傲得尾巴都翘上了天，通常我都会以典型的丹尼式的方式来表现——就是尽可能酷地看着那个当事人。你喜欢这位你盯着看的美丽女士吧，你这个傻瓜？继续做梦吧！然后我就会无比骄傲，因为我是卡门的丈夫。 卡门的哭声把我从白日梦中拉回来，因为弗兰斯越来越紧张，说他必须再重新做一遍。他没能把那根大得荒唐的针——我看到针，吓傻了，直径有半厘米——扎进正确的血管。我怒视弗兰斯，但他没有注意到，因为他和珍妮忙着止住卡门手上涌出的血。 弗兰斯第二次尝试似乎很成功，这是我得出的结论，因为他鼓舞性地说，“看起来好些了”，还一边轻轻拍着卡门的手。 “是的，成功了。”珍妮马上说，松了口气。她抓住卡门的左手，轻轻抚摩，而我——几乎无法控制住泪水——坐在卡门的另一侧，把她的头靠在我胸口，这样她就不用看医生在她手上到处下针。 “对不起，用了这么长时间，你的血管不容易找。”弗兰斯抱歉地说。他笨拙地握握卡门的左手，含糊地说了句“再见”，没有看我们，尽快从门口走出去了。 珍妮问我们想不想跟别人一起坐在其中一张长桌边，那些人似乎并没有为卡门哭而感到尴尬——癌症病人已经习惯了任何事，还是我们更愿意在旁边的房间里坐。我看看卡门，她正在用那只还没有插入导管的手擦去脸颊上的泪水。 “不，我们还是坐在那张桌子边，和那些人一起，这样合群些。”她笑着说。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很合群。我知道我在其他人面前会有点害羞，戴着大盖茨比帽的那个男孩、那个没有眉毛的人、穿着白色毛衣的女人和她那性格愉快的丈夫，所有人都清楚地看到了我好几次亲吻卡门头顶，他们肯定也看出我用了多大的力量才控制住自己。专心安慰一个人就像是你的裤子掉了下来，你让别人看到你最私密的一面。但也许卡门是对的，让我们加入到别人一起吧。我们必须习惯这个。就像网球名将理查克拉契克说的，“如果避不掉，那就面对吧。” 我走向窗户边的那张桌子，上面放着茶的那张。卡门过来站在我身边，等我倒完茶，我有种感觉，她不想自己一个人走过去坐在那些和她一样的癌症病人中间。 “不容易吧？”那个穿白色毛衣、头发稀少的胖妇人问道。红色液体沿着导管滴进她的手里。 “不——”卡门说。 “我想这是你第一次做化疗吧？” “是的。” “别担心，你会习惯的。” “希望如此——” “但是，当然这绝不是什么有乐趣的事。” “上帝，这就像是去税务办公室。”她丈夫愉快地说，带着浓重的阿姆斯特丹口音。 “只要他们把我们照看得比那些植物好。”胖妇人说，朝可怜的植物点头。大家都笑了，卡门也是，我也是。我看着她，决定要把今天过得尽可能好。这时，年青男孩推车上的仪器开始哔哔响了起来。 “有人在微波炉中放了什么东西吗？”我说，试着尽可能接近那位胖妇人丈夫的幽默感。 “是，我放的！一个土豆炸肉丸和一个奶酪蛋奶酥。”他得意地说，接下了我的话题。 大家笑得更开心了，卡门融入了他们中间。那个实习生跑到戴帽子的男孩身边，把另一根小导管插进机器中。我发现三个人里面有两个人的点滴都空了。 我和卡门移到另一张空桌子坐下。另一张桌子边所有的椅子都有人。可惜，现在气氛正好着呢。 卡门也有一个自己的推车了，好在是珍妮弄的。尽管她斜眼，但任何时候我都宁愿叫她，而不是那个实习生。天知道像那样的孩子会犯下什么错误。在推车上方，珍妮挂上两袋透明液体（一袋是对抗呕吐的）和一袋红色液体（这是阿霉素）。红红的看起来像毒药一样恐怖，就是它，从这一刻开始就离不开卡门了，也就是它会让卡门掉头发。 透明的管子和卡门手上的注射管接在一起，另一头连着一部机器，挂在点滴架中间，机器上面有两排红色的数字和箭头，一排数字是控管透明液体的。珍妮按了按机器说，大概需要二十分钟的时间，机器上的数字也显示了二十。 “完成之后它会鸣叫，如果我恰巧没有看见的话，你就得叫我。” 根据刚才那个男孩的经验，我已经知道程序了。 “酷——我自己的化疗车。”卡门眨着眼睛说。 现在我们开始变得可笑起来。 “上帝，她真的是斜眼，不是吗？”我在卡门耳边低语。 卡门点点头，板起脸，忍住了笑。 “我们可以叫她克拉伦斯吗？”我故作天真地问。 卡门呛了满口的茶，吐了出来。我假装被卡门的点滴架绊倒装作恼怒的样子，转过身，趁珍妮没看见，做了一个憨豆先生式表情和动作，威胁要把这个东西扔出房间。 “拜托，丹尼！”卡门大笑着喊道。 珍妮微笑着看看卡门，很高兴她在笑。“听起来你感觉好一些了。”她对卡门说，并对我眨眨眼。我脸红了，觉得她可能已经猜到刚才我低声的玩笑话是冲她来的。我意识到这个斜眼的珍妮会愿意尽她所能做任何事，只要能使病人的生活不那么痛苦，哪怕只有一个上午，一个小时，一分钟。如果成为笑柄能够帮她做到这个，她也绝不会推辞。与斜眼珍妮相比，我觉得自己有些渺小。 我过去坐在卡门身边，她吻我，在我耳边低声说她爱我。我充满爱意地看着她，为我们俩感到骄傲。第一次的化疗就在微笑中结束。 不要说话 不要告诉我 因为这会让我受伤 No Doubt，from Don"t Speak(Tragic Kingdom，1996) 15 走进MIU时，穆德问我今天上午情况怎样。 “不算坏。我们甚至都能笑。” “那就好。现在卡门感觉怎样？” 穆德是我的前女友。1988、1989年时我们在一起。穆德是一个模特，后来她意识到——比她的经纪人晚了好几年——自己不可能会成功。她于是放弃了模特生涯，同时也放弃了节食。她的腰围变粗了，罩杯大了一倍，穆德开始在酒店和餐饮行业工作。MIU招聘女秘书的时候，我说服弗兰克给她一个机会，穆德很主动，也不蠢，但最终扭转MIU决策的是她的罩杯，她的罩杯甚至连弗兰克都注意到了。穆德于是得到了这份工作。 在和卡门开始恋爱的头几年，我和穆德仍然会偷偷幽会，但后来她想结束这一切。她认为卡门太好了。现在，出于旧日情分，我们有时还会相互亲吻，去年圣诞晚会结束之后，我们在办公室角落的窗帘背后，情况有点失控，（不是英国人所想象的那种），但我们就此打住了。后来，她甚至开始斥责我的不忠，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从来没有这样过。（比如）她曾经把一杯玫瑰红葡萄酒洒在莎朗的白裙子上，因为她在皮尔斯沃格同我打招呼时太过亲密了些。基本上我的确同意穆德的论证，说什么现在我应该停止不忠了。据穆德说，我现在是在拿我这辈子最美好的爱情冒风险。经过实验和证实之后，我得出结论：我们喝酒，喝醉，然后一切又都回归正常。我仍然是个孤独恐惧者。 穆德听说卡门得乳腺癌时伤心欲绝。 “还好。他们给她开了一大堆抗呕吐的药。” “她现在在哪？” “在家。她妈妈也在那。” 同时，我打开电脑，我不想再谈论癌症了。“荷兰赌场有没有打电话来，是不是同意我们的预估？” 弗兰克摇头。 好。这给了我一个彻底发泄的机会。 “操他妈，打电话给他们啊！我们不是等着人送上门，是吧？自己打电话给那个混蛋！天啊，难道这个鬼地方所有的事情都要我来做吗？” 弗兰克没有理会我这一顿炮轰。 同时我打开卡门十分钟前发来的电子邮件： 发件人：卡门 发件时间：1999年5月4日星期二14∶29 收件人：丹尼 主题：宝贝—— 嗨，宝贝 我觉得有点恶心，但还不很严重。我只是想说，我非常高兴你能陪我一起去，接受治疗的过程中我不会孤单了。 卡门 附：我爱你，宝贝 我立刻站起身，没有看弗兰克，径直走去洗手间。一到洗手间，努力控制了一天的泪水涌了出来。 几分钟以后我擦干眼泪，擤擤鼻子，洗了把脸，照镜子看自己看起来是否正常——假装用完厕所冲水，再叹了口气，回到办公室。 八个同事表现得就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多年以后 当我老去，掉了头发 你还会送给我情人节礼物、生日祝福，送我酒吗 当我六十四岁的时候 你还会需要我，还会养我吗 The Beatles，from When I"m Sixty-Four (Sergeant 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1967) 16 卡门的妈妈接的电话，“喂？” “嗨，我是丹尼。卡门怎么样？” “今天上午她吐得很厉害，现在睡着了。” “好的。我去托儿所接卢娜，然后顺便去超市。你想要什么吗？” “哦，什么都可以，现成的食品之类的。” “你觉得卡门会想要什么吗？” 卡门的妈妈笑了，“再要一个桶？” 卡门的母亲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她在约旦长大，是阿姆斯特丹的工薪阶层。她仍然富有魅力，实事求是地说。我不认识卡门的父亲。他在十年前离家出走，离开结婚二十一年的妻子和家庭，只在厨房的小饭桌上留了一张字条。卡门的母亲不甘寂寞，一个月后就结交了新的男朋友鲍勃，卡门认出鲍勃就是之前帮她们家装修房子的师傅。当时卡门的母亲五十四岁，鲍勃六十岁，卡门二十七岁。卡门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父亲是干什么的？”现在建筑工鲍勃已经成为过去。在他给卡门妈妈新搬的房子做完建筑活，并确保房子状况非常好的几个月之后，卡门的妈妈开始怀疑她是否真的足够爱他。鲍勃退场了。现在卡门的妈妈又一个人住，住在位于普马伦德经过精心改建的房子里。有时她会带男朋友回家，但不会让他们过夜，她自嘲地说：“我的房子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不会需要改建了。” 在我家附近的超市里，我看见一对老夫妇，他们大概八十几岁，手挽着手，在酒架边慢慢地走。老先生用拐杖指着一瓶特价的红酒，他的妻子拿起酒，放进她手里的购物篮里。他对她说了句什么，我没听见。这位老妇人尖声大笑起来，捏了捏她丈夫的胳膊。我抓紧卢娜的手，赶紧移开目光，往别处看。 这对仍然相爱的老夫妻让我嫉妒。我和卡门再也不能一起这样了。 所有当时看起来似乎很重要的事 现在都已经烟消云散 Bruce Springsteen，from The River(The River，1980) 17 抗呕吐药没有作用，已经整整两天卡门病得很严重。 从星期四晚上开始情况有所好转。甚至整个傍晚我们两人中任何一个都没有哭。 星期五卡门回到广告公司，日常生活在继续。在下一次化疗之前，大概两周时间，我们试着表现得好像一切正常，尽管我们都知道我们只是在装。 天堂般的生活已经离我们远去了。 你是否感觉到那些你从来不曾感觉过的事 Oasis，from Sunday Morning Call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Giants，2000) 18 “嗨，我是吉尔达。你们两个一起来吗？这很好。”心理治疗医师一边说，一边同我们握手，久久没有放开。我已看出来了，吉尔达是那种总喜欢坐在桌子上的人，即使房间里有足够多的舒适的椅子。 “是的，我们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卡门回答道。 我根本不觉得这是个好主意，我认为这甚至比化疗还要糟糕。这辈子我从未想过会去看心理治疗医师。 吉尔达的咨询室是一个小房间，约六平方米，有两张低椅——“坐低椅上谈话比坐高椅好一些”——一张坐垫、一盏老式的灯，一张长桌，上面放着一台扁平的老式录音机。一个优酷，看起来就像我用过的第一个。我拥有的第一盒磁带，我想，是尼克?洛的《我喜欢打碎玻璃的声音》。噢，是的，还有脸部特写合唱团的《变态杀手》。 吉尔达抱歉地说房间太小，“幸运的是，我很快就会有个别的房间，更大一些，有窗户可以让阳光透进来，但是现在我们也就只好将就一下了。我这没有咖啡，我不喜欢咖啡，宁愿喝茶。要加糖吗？” 她倒了茶，然后走到桌边在低椅上坐下。卡门坐在另一张低椅上，我坐在坐垫上。 “那么。”吉尔达开始谈话，她谈话的方式在我看来是一种出于责任的治疗的方式。 “是。”卡门说。 “那开始啰！” “好的。” 说真的，我没有想到卡门这么快就可以进入状态。我一直忍住不要露出不耐烦的表情，也很怕吉尔达会从我脸上看出我心里在想什么，感觉坐立不安。但她表现得很有礼貌。 “你会不会觉得跟一位心理治疗医师坐在一起谈论一种会让你送命的疾病很难？ 你有没有想过，现在，在你正当盛年时？” 嘿！在这打住一会儿！吉尔达非常清楚自己要干什么。我惊呆了，看着卡门。是，眼泪又出来了。我紧紧抓住她的手，开始抚摩。在卡门患癌症的这几个星期中，我抚摩她手的时间比过去的七年加起来都更多。吉尔达什么也没有说，我看着手中握着的卡门的手，心里很难受，我的妻子得了癌症，而且很可能会死了，我很想大哭一场，但哭不出来。我靠向卡门，感觉到心理治疗医师的眼睛盯着我的后背，我知道她可能已经做出判断了：他不爱她，因为他一滴眼泪都没有掉。 “发泄出来吧，卡门。”过了一会儿吉尔达说。 卡门说，过去这几个星期我们就像是从天堂摔下了地狱，之前一切都很好，我们三个，我们很快乐，但是突然，啪，嘭，砰，当头一棒，一切都结束了。 “现在无时无刻我都想着这件事。”她对吉尔达说。 这于我倒是新闻，不过，显然我不能让吉尔达看出来。就我来说，可以有好几个小时不想到这件事呢。一天中大部分时候，从早上我走进MIU的那时起，我就不去想了。我以为卡门也和我一样。以昨天为例，昨天傍晚就像癌症以前的傍晚一样。卢娜睡觉了。“倒点茶好吗？”卡门躺在大沙发上，手里拿着Elle杂志，我在电视机前，一切都很好。当然，我极力避免任何尴尬的话题，只问些不涉及感情的问题。“一块糖浆威佛饼还是蛋糕，宝贝？” “你想要一小杯矿泉水还是一小杯酒？”“我们看《黑道家族》还是看法国收费台的电影？” “过去几天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什么事可以让你平静下来？”吉尔达问道。 卡门想了一会儿。 “也许你和卢娜一起玩的时候，或哄她睡觉的时候？”我提醒道，大胆尝试改变自己在吉尔达眼中的形象，从一个不为妻子掉眼泪的男人变为一个充满同情的、充满爱意的伴侣。 “不。”卡门说，一边激烈地摇头，“那总是提醒我我可能永远都看不到我的小宝贝长大了。” 吉尔达桌上的那盒纸巾超量工作了。天啊，我怎么会说这样的傻话？我的脚趾都惭愧得蜷了起来。好好待着吧，丹尼。 “不过，我倒想起来了：上周末，我在院子里干活的时候，确实平静了一些。”卡门说。现在轮到吉尔达把卡门惹哭了，不过吉尔达是故意的，而我是说错了话。 “但是然后你肯定会想，明年自己还能不能看见这些植物生长呢——” 哦，万能的主啊。现在卡门的水闸完全被打开了，吉尔达说出了我们甚至不敢去想的：卡门可能没有一年的时间了。我们同意做化疗，把自己躲藏起来了，不去想那个灾难的场景。 现在轮到我了。吉尔达必定也会针对我的。 “你呢，丹，坦诚些，你难道不在想：我究竟做错了什么要受到这样的惩罚？”震撼。 卡门、弗兰克、穆德、托马斯和安妮都无法挑起我内心的情绪，而吉尔达跟我交流的第一个回合就成功了。她一针见血，击中要害。我没有告诉任何人，也不让任何人看出来，但这是真的。我觉得癌症对我的打击不比对卡门的打击轻，吉尔达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我低下头，点头，感觉到眼睛湿了。妈的，为什么我会这样，让吉尔达第一次进袭我的心？靠，我应该可以树立一个好形象，可以让吉尔达看到我是多么爱卡门的时候，假装痛哭一顿。为什么反而是现在，在吉尔达开始深入挖掘我的情感时，我崩溃了。为什么偏偏是现在，我失控想哭呢？可以肯定，吉尔达会认为我是个自私的混蛋，假装同情妻子的境况。低着头，手里拿着卡门递给我的纸巾，我泪如雨下。 “你是不是觉得内疚，因为你觉得这对你同样很不公平？”吉尔达问。 “是——有一点——”我抽着鼻子，深深为自己感到惭愧。这几个星期，我的脑子里一直有个声音在告诉我，我读西门顿的烂书，每次都去见医生，商量诊疗，两次陪卡门去做化疗，这些根本不算什么。第二次去化疗时，那个头发稀少的妇人已经不在那了——度假了？治愈了？放弃了？死了？——所以她的丈夫也不在。那个男孩又戴着盖茨比帽，但他的女朋友没有和他在一起。就好像我所做的这些事都比不过我那没有止境、动机不纯的对自我满足和愉悦的需要。就像恋童癖者努力抑制自己许多年，但仍然为自己对儿童的肮脏想法而感到内疚。 “你不需要这样，丹尼，这对你甚至比对我更不公平。”卡门突然插话了。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听懂她在说什么，我惊讶地看着她。 “是的，”卡门继续说，“你健康，你从未想要这样，但是现在你却和一个一直哭泣、伤心的妻子坐在一起，并且——”她抽抽鼻子，等了一会儿，“——她即将变成秃顶。” 我知道她是认真的。她真的认为这对我很不公平。对我。 情况再也不能比这更疯狂了。癌症之后的两个星期，我领悟到两件事： 1．患癌症的妻子充满内疚，因为她使丈夫遭遇了这种事。 2．妻子患癌症，丈夫充满内疚，因为他觉得自己太过于自我可怜。 然后我们嚎啕大哭了一会儿，很温情，我们俩彼此拥抱着。 “非常好。”吉尔达说。 她说下一次我们要做西门顿的冥想练习。“我想那会对你们有好处。那种练习使你学会用大脑去与癌症搏斗。” 卡门点头，好像这是世界上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我们将使用形象化方法进行辅助。”吉尔达继续说。 我明智地闭上嘴。 “形象化方法也将帮助你们心情好转，平静下来。” “是，应该很适合我。”卡门点头。 我也点头，尽管卡门在起居室扔西门顿的书时我并不觉得她有多平静。 “如果你们做这些练习，我会录下来，你们可以把磁带带回家，”吉尔达指着那台录音机说，“然后下星期，你们在家也可以做。” “那，嗯——听起来不错。”卡门说。 “我想让你们俩做的另一件事就是画画，”——她说的是“俩”——“画下你所想的乳房里的肿瘤。”——多年来我听惯客户最空洞的情况介绍，最无聊的市场营销，现在就要清算总账了——“你可以加入进来，丹，只是想象一下卡门乳房里的肿瘤”——只是——“然后想像一下化疗是如何进入卡门的身体去杀死癌细胞”——巨蟒！我是在巨蟒喜剧里——“然后试着画出你所想到的——”——有人在胡说八道，这就是我所想到的。 “这适合你吗，卡门？” “是，我——我想是的。” “你也是吗，丹？” “是，似乎是个很好的主意。” “好，那么，下星期做！” “是的，下星期。” 她和我们两个都握了手。 “再见，卡门！再见，丹。” “再见。”我们回头喊道。 在电梯里，我小心地快速扫了一眼卡门，她正笑个不停。 谢天谢地，她的脑子还正常。 在我看来，似乎有点滑稽 在每一个苦难的尽头 人们都能找到坚信的理由 Bruce Springsteen，from Reason to Believe(Nebraska，1982) 19 但是我必须承认与吉尔达的交谈对我们有好处。 这给了我和卡门一个绝好的想法，就是让对方知道自己的感受。这样我就可以告诉卡门：今年夏天我不愿去布隆明岱尔，我最想用飞镖射沃尔特斯医生的左胸口，我觉得每次去MIU感觉很好，因为那是一个没有癌症的地方。卡门也诚恳地告诉我，她真的受不了了，在下一次化疗之前的好几天她一想到针头就发怵。 本来是禁忌的话题，现在都可以拿出来谈了，像癌细胞扩散、切除胸部及死亡等等，突然我的脑子里闪过曾经在西门顿博士书里看到的一句话：悲观的想法并不能帮助病情好转。在他写的“精神力量可以影响病情”，“健康掌握在自己手上”及“科学研究”的章节里，再次证明要战胜癌症必须有开朗的心情。 但有时生活很简单：如果一切情况都对我们不利，而西门顿可以轻松地、以美国式的冷漠忘记所有数字，忘记存活率，那么西门顿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过去的几个星期以来，我们一直在告诉每一个愿意倾听的人，西门顿用积极思维、冥想训练和形象化的方法来对抗癌症是经过科学证明的（不过，老实说，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关于吉尔达让我们画画的事）。如果问谁是积极思维的冠军，那个人就是卡门。 我们这样是对的，每个人都这么说。 如果有人能够坚强面对，那个人就是卡门。 我们告诉每一个人精神比身体更有力量。我在说什么——比身体更有力量！我们要做到！我们会勇敢面对未来的日子，所有爱我们的人也一定会支持我们。哈利路亚，西门顿！ 金发碧眼，仿佛从童话故事中走出来 Bloem，from Even aan mijn moeder vragen(Vooral jong blijven，1980) 20 现在卡门的头发开始大把地掉。早晨她醒来的时候，整个枕头上全是头发。而从昨天开始，她可以一下从头上拽下一把头发来，却不会有痛的感觉。 “注意。”傍晚我回家时，她举着食指，表情严肃地说，“今天一整天我都在练习——” 她走过来，站在我面前，表情空洞，面有惧色，瞪大眼睛看着我，咬紧嘴唇，装作不尖叫出来，然后双手从头上各扯下一把头发来。她憨豆剧目的一个新节目。 “好吧，不是吗？”她说着，纵声大笑。 晚上她低着头站在浴室镜子前，一边照一边说： “现在真的很稀了，不是吗？” “嗯，但是还剩下很多啊。” “不，不会很久了。看看这个。”她说，然后从头顶扯下一绺头发。我看见有一块一厘米的地方没有一根头发。 “是，你把头发分梳时，才看得到，还可以——” 她几乎没有在听。 “我觉得我坚持不下去了。我很害怕，将来我回去工作，或者在酒吧，别人会看到。” 她很愤怒，一边又流着泪。憨豆先生已经离开我们家了。 “你想怎么样？”我问。 几个星期以来我一直害怕的时刻即将到来了。 “我们干脆剃了吧？”她迟疑地说道。 “你想让我这么做吗？”我说，看着镜子中的她。 忍住。我真这么想吗？ “能不能——你想这么做吗？”她紧张，几乎是尴尬地问。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但我微笑着点头了。 “当然，为你我会这么做。” 她又看看镜中的自己，过了一会儿，她说，“那就这样。” “好。”我说，然后从镜子旁边的橱柜里拿出电动剃须刀。 “你想怎么做？”她不确定地问。 “先用剃须刀，然后用剪刀？” “是的，我想这是最好的办法，不是吗？这样会很光滑，我不想戴上假发后头皮发痒。” 我拿起一块白色手绢，铺在她肩上，她还在看镜中的自己。我则像一名专业的理发师看了看她。究竟应该从哪里开始，谁能告诉我？不管怎样，从后面开始吧，这样，在我拿剃须刀剃的时候，她就不会直接看到第一块裸露的头皮了。是的，从后面开始。 “开始啦，亲爱的。” 我深深吸了口气，打开电动刀，剃掉了约四厘米宽的一块，从她的颈背开始剃的。同时，我吻了她的脸颊。她在镜子中看到长发掉在手帕上，拿手掩着嘴，哭了。我哽咽，但手没有停下来，每推一刀就亲吻她一次。我们什么也没说。 十分钟以后，卡门秃了。 你可以把自己藏起来，舔伤口 将夏天浪费在徒劳的祈祷中 Bruce Springsteen，from Thunder Road(Born To Run，1975) 21 “啊——该死的东西痒死了，完全要令我发疯了！” 我从音乐杂志中抬起头。 我们家的后院很热。一侧邻居加盖出来的高围墙把风都给挡住了，只有花园尽头靠近阿姆斯特丹森林的小池塘边，有时会有风吹过，但我们几乎从来不去那。去那里，感觉就像身处森林深处了，非常不自然。有时我和卢娜一起去那喂鸭子，其他时间我们几乎不太会走过去。我们在花园里放了非常大的遮阳伞，但连没有戴假发的我都觉得热，何况卡门。 带刺的假发，从昨天开始卡门就这样叫她的假发了。她已经戴了一个星期了，那几天十七度左右，多雨，是不适合去海边的天气，但对她来说还算可以接受。从昨天开始温度升到二十度以上，她就受不了了。 “你不能把它摘下来吗？” “不行，穆德随时都可能带卢娜回来的。” 昨晚卢娜在穆德家住了一夜，今天她想去动物园。穆德跟我提出带她去时，我求之不得。星期二又做了一次化疗，周末这几天，卡门刚刚感觉好一些，我却疲惫到了极点。三天时间全职照顾卡门和卢娜，期间抽出一点时间去MIU处理工作，把我累坏了。多亏了穆德，今天早上我睡了个懒觉，现在我精力充沛，甚至下午都想去参加沙滩音乐吧的舞会呢。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告诉卡门我的这个馊主意。 “嗯？这不是你家吗？每个人都必须适应这个事实，你秃发了。”我说。然后我尽量装作无意地说，“顺便说一下，穆德不会在这待很长时间，下午她想去参加沙滩音乐吧的舞会。在布隆明岱尔，你知道的。今天下午又重新开始了。” “我甚至都不愿去想，”卡门一点也不解我意，“我也不想你去。我不想单独跟卢娜在家。” “不，我也没有计划要去的，亲爱的。”我撒了谎。操。 “好，只是让你知道。”她头也不抬地看着手上的时尚杂志。 “是——难道我没说没有这个计划吗？” 沉默。 “哦，该死的东西！”她叫起来，用手指去抓假发。 “天，卡，把那个该死的东西拿下来吧！” “不！我不想看起来很滑稽。记住这一点。” 你自己肯定也很清楚，我暗想。 几分钟以后门铃响了。我起身走去开门。 “她真惹人疼。”穆德说。她抚摩卢娜的头发。这个小姑娘在她的婴儿车里睡着了。 穆德又待了大约一小时。她要回家，换上她最嬉皮的衣服，想到要去沙滩音乐吧她已经兴奋不已了，卡门和她一起聊着，开心地大笑。我也笑了。 “弗兰克和MIU其他几个人也都去。”穆德说。 “我们在家也会过得很愉快。”卡门说。 我什么也没做，什么也没做 只是待在这里 我时不时向窗外望去 我坐立不安 我眺望远方 拿起啤酒 吹起笛子 De Dijk，from Bloedend hart(De Dijk，1982) 22 “现在呢？”我问。 床上放着一把剪刀，一个装着厚厚的凝胶绷带的盒子，像披萨盒一样，几根剪下来的散绷带。还有一位年轻的、裸着身体、秃发的女人，有一只美丽而健康的乳房，而另一只乳房上满是水泡、伤口，灼伤的皮肤呈各种颜色，黄色、粉色、紫色、红色、紫红色。五个星期以前为放射疗法而画的那条黑色的线，透过这个火山喷发式的场景依然可见。 卡门斜着头去看那个乳房上还没有被包扎起来的部分，绷带有一面是凝胶，以保证下次换绷带时灼伤的皮肤不会粘在绷带上。她用一只手托住那只缠了绷带的乳房，另一只手指着绷带。 “我记得护士好像是贴在这里，如果贴的位置不对的话，绷带会皱皱的。” “好，那要剪多长？” “哦，大概五厘米吧，我想？” 卡门做了四次化疗之后，谢特玛医生显得有些高兴。卡门血液中的癌细胞有减少的迹象，她乳房里的肿瘤也稍微收缩了一点。谢特玛在交谈时甚至用到了“手术”这样的词。“但是首先，我们要确保乳房中的肿瘤变得更小一些，否则，做手术时就有风险，可能会渗入皮肤。这样的话，情况就只会更加糟糕。”她说。她当时找了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的放射科医生一起会诊，他也同意谢特玛的观点：放射疗法。七个星期，我们每天去安东尼?范雷文霍克医院。然后再讨论下一步该怎么进行。 和每次化疗之后的问题相比，前四周去接受放射疗法就像是去公园散步，但是做了二十次放射疗法之后，正如放射疗法专家所预言的那样，卡门的皮肤开始脱落。 “你觉得我需要再剪长一点吗？” “嗯——不用，这样就可以——”卡门紧张地说。“停！停！”我无意中碰了一下她疼痛、灼伤的乳房皮肤，她吓坏了。我把剪刀放下，双唇咬着舌尖，小心翼翼地拿出一片绷带，然后拿另一片轻轻地贴在乳房上，没有按压。然后在旁边又贴上一片。一切都会好的。现在乳房已经被包了个严实。 卡门检查我的手工活。“不错，”她点头，“很好，谢谢。” 我擦掉前额上的汗珠，把几片保护膜和用剩的绷带放回盒里，垃圾丢进浴室的垃圾桶。我回来时，卡门已经睡着了，做放射性治疗让她很疲倦。 床头柜上的闹钟显示现在八点半，外面还亮。昨晚八点，卢娜睡觉一刻钟之后她就去睡了。我陪她一起上床但到半夜我也还没睡着。 我轻轻走过去，吻她的前额。在她耳边小声说“晚安，宝贝”。 我下楼，从冰箱里拿出一瓶啤酒。可是，其实我更想喝一杯玫瑰红葡萄酒。我把啤酒放回去，打开一瓶玫瑰红葡萄酒，从食物柜里拿了一袋日式脆饼。我查看有没有短信。有一条，拉蒙发来的。 拉蒙是我和弗兰克在伯尼维公司时认识的，拉蒙是弗兰克的助理会计。弗兰克太有风格，而拉蒙却太没有风格。他结实得就像一座砖砌的房子，在他面前你只会觉得自己是个穷人或女人气的男人。拉蒙肯定不是女人气的男人。他对自己的身体很骄傲，必须承认，他确实有这个资本。这让他过分自信了，有时如果他心情不好或有人无意碰到他（或他的车或他的啤酒），他就会变得很有攻击性。拉蒙实际上不是像弗兰克和托马斯那样的真正的朋友，但我们属于同一种类型。 拉蒙非常喜欢俱乐部，像巴士底、珠普盛宴吧和惊奇酒吧。我只认识一个和他一样失常的人，那就是我自己。我们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拉蒙和我一样对女人来者不拒。我们是见者通吃，不让责任成为障碍。我和拉蒙认为节制只是那些总是空手而归的人的美德。我们最后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我们都来自南方：我来自布雷德，拉蒙来自智利。他九岁的时候，父亲带着全家逃往了荷兰。拉蒙的父亲是一位教师，对于皮诺切特政权来说，他聪明得过头了。他们一家在阿姆斯特丹东南部定居下来。那时他认识的朋友有毒贩也有吸毒者，因为不愿自己将来成为那样的人，他努力读书上大学，毕业后决心要闯出一番天地。十年以后，拉蒙，而不是弗兰克，被委任为伯尼维广告公司的总管。弗兰克无法应对突然有拉蒙这么个漂亮的饭桶做他的老板，所以他辞职了。从那以后，只要拉蒙在旁，他就会不停炫耀MIU市场营销策略公司，而且就像商业广告一样没有结束的时候。拉蒙说他不知道弗兰克（或者这个星球上的任何人）在想什么。 星期五我们还去莱登广场吗？他想知道。 我回复他：废话，当然去啊！ 从卡门开始化疗，我就已经放弃了每周一次傍晚在沃德尔公园的足球比赛，下班后我不再去酒吧喝酒了，但谁也不能阻止我星期五晚上去放纵狂欢。 但现在只是星期二，而且我没有精力。我打开电视，Yourin频道在重演今晚稍早时候播过的《哥哥》。我已经看过了，这些天我们总是七点就打开电视。总得做点什么吧。RTL频道在播一个托马斯会喜欢看的电影让?克劳德?范达美主演的。我给他发短信，问他是否在看。SBS6台在播英格兰足总杯埃弗顿对南安普顿队的比赛。我看了一会儿。垃圾比赛。法国收费台在播一个法国电影，没什么可看的。又看MTV，天啊，在播放节奏布鲁斯，而我想看的体育新闻十点十五分才会播出 。 我从地上拿起报纸，看了一下副刊的关于阿姆斯特丹交通体系的文章，就看了一半。桌子的抽屉里有一本哈利?穆利希的《发现天堂》，上两个月我一直匆匆地看着，看到了67页。我带着厌恶的情绪翻开书，看到了71页，然后叹了口气，把书拿开了。啊，一条短信！托马斯的，说他真的在看那部电影，问卡门怎么样。 我回道，卡门已经睡了，因为那些放疗让她筋疲力尽，我无聊得要哭了。在发送之前，我删除了关于我无聊的那句。因为托马斯每晚回家就躺在沙发上，而安妮完全无法理解为什么。 我又倒了一杯酒，打开图文电视。601页，没有多少新闻。703页，这周的天气不错。所需要的就这些。回到SBS台，还是0比0。看看阿姆斯特丹台好了，我的天，有个女人将阿姆斯特丹所有修路的地方都统计出来，实在太无聊了。同时，我打开电脑，打开Outlook，我没有点击美国聊天群发来的四个关于炎性乳腺癌的邮件，先打开了安妮发来的邮件。卡门今天怎么样？这封信留到明天卡门自己回复好了。 哈坎给弗兰克、拉蒙和我群发了一个邮件，说十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他要和我们一起去迈阿密。 还有一封弗兰克的回复，说我们最好早点预订，并且给了我们旅馆的网址，说这间旅馆很不错，是Diesel的总裁经营的。 哈坎。土耳其第二代。成功，有为。座右铭：穿好衣服，留好印象。我们共同的地方是我们的伯尼维背景，以及对足球和女人的强烈兴趣。这就足够了，男人之间，这就足够让我们成为非常要好的朋友。 下一个回复又是哈坎的。他听说那间宾馆已经过时了。我给他们回复说我丝毫不在意住哪家宾馆，只要去就行。我错过了体育新闻，因为卡门的妈妈打电话来问卡门怎么样。正好就是在11点差一刻。我一点也不想睡觉。我看了一下Bol.com网站，狂街传教士的新歌已经没有了。我点击了订购。鹰眼杰利的一张CD，里面有一首卡门非常喜欢的歌。买。你看，外出比待在家里要便宜得多。我又倒了一杯玫瑰红葡萄酒，把日式脆饼拿走了，以免出于无聊把整袋都吃光了。11点过一刻。法国收费台的色情片半个小时后开始。我拿起两本杂志翻阅，发现里面有段文学来自西门顿博士的《治愈之旅》。我看了一刻钟。发现卡门两本书都已经看过了。我将喝了四分之三的酒放回冰箱。清理桌子，打开洗碗机，铺好卢娜的小桌子，明早好用，走回起居室。今晚是意大利色情片，她们大都是长着真乳房的漂亮女孩，我不喜欢美国的色情明星做大的假乳房。我和卡门在这一点上达成绝对一致：宁愿要真的大乳房，下垂一点也没有关系。已经有好几个月我们放弃了我们俩一起对电视里乳房的科学分析。卡门无意看到法国收费台的色情片时，她会立刻换台。对卡门来说，色情片已经过时了。对我来说不是。我看了两个场景，自己解决了生理需求。大约十分钟以后，我躺在卡门身旁睡着了。 我承认，当我孤独难耐时 会去找她们寻求一些慰藉 Simon and Garfunkel，from The Boxer(Sound of Silence，1970) 23 卡门几乎不认识拉蒙。他们只在伯尼维的派对上见过几次。拉蒙对卡门的印象非常好。（“嘿，朋友，什么时候交换伴侣怎么样？”“别闹。我可不敢想像他们做爱的样子。”） 他从来没有来过我们家。我们总是在帕尔迪莫的莱登广场见面。 帕尔迪莫。早好几年，阿贾克斯的球员就带他们的女友去那儿了。谣传甚至威姆?琼克也曾经在这里得手。 在那我们聊伯尼维和MIU聊了半个小时，欣赏那些充满活力的年轻女孩，这样的女孩帕尔迪莫到处都是，然后我们去让我们这些三十几岁的肥胖男人更感自在的狩猎场所：巴士底。 在巴士底，人们意识到生活中没有什么比规律更重要，所以他们至少每刻钟就会弹奏一次安德雷?哈泽斯的曲子。顾客基本上是三十至四十岁离异的中年女子，从她们脸上的浓妆和日光浴晒出的古铜肤色，就能轻易分辨出来，而且也很容易勾搭上。 一进巴士底，我们就开始惯常行动了。我们看到吧台边有一小圈女人在喝鸡尾酒。拉蒙和一个系着莫斯奇诺腰带的女孩搭讪，我与另一个聊，她的上衣在卡门看来肯定是露得过多（我倒觉得适合她），她的屁股相对于她身上的裙子是太大了（这连我都看出来了）。然而在巴士底的环境里，这算不得低俗。我们闲聊调情，开始接吻。一个小时之后，我第三次问她名字，第二次问她是否住在阿姆斯特丹。我无法逃避我的魅力在减退这个事实。她提到，她有一个男朋友，她的女朋友们也在这。然后她开始说这里人多得出奇，去洗手间她都要排队等上十分钟，等到之后还要付钱。我的脑子里的抱怨声已经够多了。我问拉蒙他和他的同伴是否想和我一起去惊奇酒吧。他摇头，我耸耸肩，离开了巴士底。 惊奇酒吧是巴士底的前厅。来惊奇吧的女人比巴士底最起码要年轻十岁。那些刚和男朋友分手的女孩，还有那些心血来潮想放纵一下的女孩。她们一般都有伴，通常都是分手同病相怜者。她们一周通常会来两三次（三点以后会一起去冷静酒吧或珠普盛宴酒吧）。在这她们很快就会被殷勤的酒吧侍应盯上，她们适当花点钱——花钱的多少是来惊奇酒吧女性地位的象征——她们被允许把手提袋和外套放在吧台后面。酒吧侍应会免费招待女孩和她的朋友，每次她们来他就眨眼。极其实用的一种方法，因为这种女孩来的越多，来酒吧的男人就越多。很快这个女孩就爱上了来惊奇酒吧的某位男士。出于形式的缘故，这对情侣会继续来惊奇酒吧，但次数越来越少，最终他们会一起坐在位于阿尔梅勒的新家的沙发上。几年以后，他们离婚了，然后就轮到巴士底了。这就是莱顿广场聪明地重复使用顾客的方式。 我在惊奇酒吧待了十分钟。显然，即使是在惊奇吧，我看起来也像是一只发情的狒狒。女孩们不予理睬。那么，我应该去帕拉迪索跳舞自娱自乐吗？还是——哦，该死。 “卢斯岱卡德。”我对出租司机说。 出于羞愧，我没有让出租车司机在有妓女的那边让我下车，而是在运河的上游，假装去住宅区。当出租车开走看不见了以后，我横过马路，来回走了三次之后，我发现晚上这个时间还在上班的女人都是些次等品。最后我选了一个非洲女人，她穿着一件黑色睡衣，相对于她的丰乳来说睡衣显得太小了。她脱了衣服之后，双乳下垂了大概五厘米，但是是双乳，至少有两个，而且没有灼伤。 半个小时以后，我回到家，在客厅脱了衣服，轻声上楼爬上床。 “高兴吗？”卡门带着睡意问。 “嗯。聊天、跳舞。和拉蒙一起出去很好。” “嗯——”她的声音很温暖，“太好了。你应该好好放松。” 在黑暗中，我吻了她的脸颊。 “晚安，我的至爱。” “晚安，我最好的朋友。” 为什么男人都喜欢胸部 为什么如此感兴趣 说真的，不过就是胸部 每两个人就有一个人有 它们看起来都一样 它们是用来哺乳的 你的母亲也有 你肯定看过上万次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Notting Hill(1999) 24 有谁曾想到，我会在泽兰港的中央公园度假一个星期？我可以无懈可击地向每个人解释，向我自己解释，这不是个问题。你能够理解我们目前无法逃脱的逻辑吗？ 1．出门太远对卡门来说很冒风险，她体内还有很多化疗药物。 2．因为卡门的假发，所有温度超过25度的目的地都不可能。 3．动手、走动、外出或参加类的假日都被排除了，因为卢娜的年龄（1岁）和卡门的状况（无）。 4．中央公园是MIU的一个客户，所以我可以宣称我们度假顺便也是实地考察。 此外，一个月以后我就会和朋友们一起去迈阿密，所以我想，我应该能够应付在泽兰港待一个星期。 错了。泽兰港不好。所有东西都让人失望。这里的人们快让我发疯了，天气很好，因此对带刺的假发而言，太热了，卡门也像她的假发一样带刺，连卢娜也不合作，白天不肯睡午觉，到了下午就觉得累，搞得全家都无法尽兴。 最惨的是，卡门必须在三天之内给谢特玛医生打电话，看她的乳房是否真的要切除，这对度假毫无帮助。但事情就是这样。 谢特玛医生和那位放疗医生及沃尔特斯医生都认为，卡门的胸部皮肤起水泡坏死对她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就好像森林大火一样，将所有树木烧光后，整个森林就可以重建了，对卡门的胸部治疗，他们抱同样的看法。化疗已经让肿瘤变小了，希望之后的放射性治疗能让肿瘤继续缩小，降低开刀风险，这样才能安全切除。 谢特玛说，卡门的乳房大这是个优势。然后通过乳房切除术，最终完全去除肿瘤的可能性就更大，因为肿瘤始于乳头。 三天之后，星期四的上午，谢特玛—沃尔特斯治疗团与放疗师和外科医生就宣布结果。 不仅仅是阿姆斯特丹的医学界，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和家人，都十分关注关于我妻子乳房的这次范围广的讨论。每个人都希望医生可以给这次手术亮绿灯（没有人直称乳房切除术）。 “什么情况？有没有可能他们会给卡门做手术？” “是——” “但——那是好征兆，不是吗？” “是的，基本上，因为起初他们不肯冒风险，而现在他们也许会的，所以应该是的，这是好征兆。” “噢，太棒了！这将会很好，不是吗？” 够了！天啊，这将会多么好啊，最起码卡门可以松一口气了，不必再有一些奇怪的玩笑来自娱自乐了。以前，我从浴室出来时，她裸体躺在床上，脸上挂着笑，她的乳头上贴了两张黄色的小纸片，一张写着“完整又漂亮”，另一张上写着“下场不明”。 然后就是我，我将会感到多么安慰啊！ 不过，除了她的胸部之外，还有其他的东西也会被切除——她变得比较冷谈，这开始于卡门掉头发时。不要问我为什么，但是自从她完全秃发以后，她就觉得自己不再有魅力了。尽管我一再强调即使没有头发，她也一样漂亮。事实上，为了庆祝她的秃发，我还剃掉了她化疗之后仅剩的一点阴毛，在被窝里告诉她她的阴部这样有多么好看。这也让卡门激动了——至少在第一天晚上。 手术过后我要继续告诉她，她有多漂亮，多吸引我，每次她照镜子时我都会说一次。 卡门害怕失去乳房，我害怕失去我认识的卡门。我独自焦虑，不敢告诉任何人。可能我更看重卡门的乳房，更甚于看重她的生命？ 卡门和我几乎不讨论越来越近的手术。我们在泽兰港的餐厅吃蛤贝的时候，躺在沙滩上的时候，晚上在别墅里看《大卫?莱特曼》的时候，都知道自己心里在想什么。每一分钟，我们都在想的是乳房。睡觉的时候，做梦也都是关于乳房。我们俩都知道对方也一样，但谁也没有说。 给医院打电话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躺在床上。我吻了卡门，然后侧身躺下。 “要关灯吗？” “好，关吧。” “晚安，我的爱。” “晚安，宝贝。” 关灯。 几分钟过去了。 “丹尼？” “嗯？” “你困吗？” “不。” “哦。” “怎么啦？” “你觉得他们明天会怎么说？” “我不知道，亲爱的。” “你希望怎样呢？” “嗯，我希望他们冒险手术。” “但你是个喜欢乳房的男人，丹。很快你就会有一个秃发、只有一只乳房的妻子。” 我翻过身，紧紧抱住她。 “我希望他们冒险手术，卡门。” “真的？” “真的。” 我感到一滴眼泪掉在我肩上。 “你希望明天他们说什么？” “我希望可以做手术。” “那就好。” “但是这很糟糕，不是吗？” “——” 丹尼？” “是——很糟糕，亲爱的。但我宁愿你只有一只乳房，也不愿失去你。” 第二天中午，我们躺在沙滩上。我时不时看卡门，但不敢问她我们是否应该立刻打电话。 “我要回别墅给他们打电话。”她说。 “你不愿就在这里打吗？”我问，指着我的手机。 她摇头。 “不了。我想听清楚谢特玛说什么，这里风太大了。” 她当然不愿意在这里打电话，傻瓜，我暗想。坐在漂亮的沙滩，周围满是人，听你说将要失去乳房。 “我们一起回别墅好吗？”我问。 “不。我想自己去。你和卢娜待在这。” 她在比基尼外面穿上一条裙子离开沙滩。 我一直看着她，直到她走到森林的边缘，消失在我的视线里。 等她回来时已经过了四十五分钟左右，我跟卢娜玩得很开心，等待的时刻就像在产房外等待老婆生产。 “嗨。”突然听到身后传来声音。 “嗨！”我说，试着从她的脸部表情看出谢特玛说了什么。 “他们还不知道。” “他们还不知道？” “是。谢特玛说外科医生想先检查我的乳房，再决定是否要冒险一试。” “上帝，”我叹气，“他什么时候检查？” “下周。我和他约好了下周一。” 又是四天的等待。 “嗯，怎么这么长时间？你去了有四十五分钟了。” “谢特玛吃午餐去了。” 我们将继续前进 在一个没有亮光的壕沟 再一次继续前进 Ramses Shaffy，from Wij zullen doorgaan(Wij zullen doorgaan，1972) 25 外科医生叫荣克曼。他的办公室就在沃尔特斯办公室隔壁。属于肿瘤科，从卡门的眼神里我知道她很欣赏他。 “窥视者？”我在她耳边轻轻说，她热烈地点头。 “如果他碰你的乳房，我让他好看。”我低声说，卡门笑。 荣克曼是那种会出医院风流事的医生，他大概四十岁，娃娃脸，头发及领，鬓角花白了。如果让他穿上保罗?史密斯外套，他会像个广告公司的会计。他比谢特玛和沃尔特斯更容易理解我们的处境，他们俩比他大15岁左右。他可能有一个和卡门同龄的妻子——从他的外表推断——她肯定非常漂亮。这使我们之间产生了一种联系。 但他仍然是个医生。他一打开卡门的病例夹——现在我能从外观认出来——就把卡门其人当成了C?范迪安潘病人，他说话的语气就像欧洲议员。他说话选词小心翼翼，解释说，如果他能确定手术能极大提高卡门存活的几率，他才会动手术。 “你是一位漂亮的女士，切除之后——”我们不明白地盯着他。“——就是，嗯，乳房切除术，乳房切除后，对，会有些伤疤，大概十厘米，在你现在乳房所在的位置，沿水平方向。”——不，我们不喜欢这样的话，我们真的不——“——然后也许我们可以植入乳房植体，但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了。”他停了一会儿，直视卡门的眼睛，“形状会有些畸形。”畸形？他的话让我震惊，但我意识到他是故意这么直接。他想知道卡门是否做好了准备。荣克曼是第一个理解这一点的医生：一只乳房对一位年轻的女士和她丈夫而言，不仅仅只是一个隆起的东西（卡门这个隆起的东西里还有一个肿块）。 “来检查一下乳房吧？” 卡门脱掉上衣和乳罩，走过去躺在诊疗室那张窄窄的诊疗床上。荣克曼开始用手慢慢按压卡门的胸部。卡门冲我眨眼，我微笑。 “嗯——”过了一会儿他说，“好了。穿上你的衣服。”他洗手。“现在肿瘤六乘二厘米。” “那么——？” 卡门不敢问完她的问题。 “我想我们必须稳定你的状况后，才能动手术。” 卡门没有表现出任何情感，但我看得出来这是个很沉重的打击。荣克曼继续说：“切除肿瘤可以在十月的第三个星期进行。”他说，瞥了一眼挂在墙上的记事册，“我自己那时休假，也就是说沃尔特斯医生将会实施手术。” 沃尔特斯这个名字加上手术这个词就已经足以让卡门大哭起来了。 “我不想这样。”我冷冷地说。 “为什么？”荣克曼问，吃了一惊。从他的脸上我知道他对此一无所知。那个了不起的乡巴佬。沃尔特斯和谢特玛对此守密了。 “一年前，沃尔特斯在诊断我妻子病情的时候犯了错误，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会在这，我们都不希望他再插手这件事。” 卡门一边啜泣，一边盯着地板。荣克曼很快恢复了他的职业举止。 “好。那么我给你做手术，再晚一个星期。”他说，没有再问什么。 卡门点头，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那很好——谢谢。” “我的助手会给你安排一个具体的日子。” 手术安排在10月31号，星期四。 正是我迈阿密之旅结束的第四天，哎，该死的癌症，看来我要放弃一年一度的度假计划了。 在街上时 我想怎么说话就怎么说话 在街上时 我不会感到伤心忧郁 在街上时 我从未感觉孤独 在街上时 在人群中我有家的感觉 Bruce Springsteen，from Out in the Streets(The River，1980) 26 迈阿密，真是人间的天堂。 是的，没错，我在那！海洋车道。迈阿密沙滩。佛罗里达。 在出租车里，哈坎、拉蒙和我都无法克制地一直转头看着外面的靓妞。连弗兰克都赞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糖果罐子，五颜六色。 卡门自己提起这个话题。“趁着现在还可以，你就跟朋友们一起去吧。晚点要做手术，手术之后我就真的需要你照顾了。”她说。我高兴地跳起来。第二天我买下了奥林匹克体育馆对面花摊上所有的玫瑰，卡门深受感动，问我是不是每个月都想出去玩一个星期。 我们在宾馆门口下车，这家宾馆薄荷绿色。旁边那栋是粉红色，再过去一栋是浅蓝色。一个穿着白色V字领迪赛T恤灰金色头发的女侍应，挂着一只巨大的汽笛，跳跃着走过来。她看见我在盯着她，笑着说，“嗨。” “嗨。”我回答。 坐接待台的是一个波多黎各女孩。天啊！在荷兰的旅馆一定找不到这种美女。“上帝啊，你对我太好了。”拉蒙结巴地说。那个女孩笑了，露出牙齿，给了我们钥匙。我的感觉就像二十年前一模一样，那时我第一次去西班牙的尤兰特德玛。 弗兰克认为我和拉蒙都有夜生活的习惯，所以把我们俩放在一间。给我们的那间房叫“最好的妓院”，弗兰克和哈坎那间叫“我泰山，你空虚”。房间不大，但里面的装修很新潮。我们各自回房间冲澡换衣服，半个小时后楼下大厅集合。弗兰克在德拉诺预订了一张桌子，显然人家希望你准时到场。 也要穿着得体。看到弗兰克和哈坎时，我意识到这一点。弗兰克穿着一件黑色细条纹夹克，并且很骄傲地说出它的品牌——一个我从未听说过的日本品牌。他不经意地说这是他在曼哈顿麦迪逊大街买的。哈坎称赞说很漂亮，但他觉得另一个牌子的夹克——我也没有听说过，今天傍晚他自己恰好穿了同一个牌子的衬衫和鞋——更好看。显然，我还是以前的蛇皮皮鞋。我的白色裤子和紫色衬衫跟弗兰克那身衣服的价格不在同一档次上，但我认为自己够酷，足够在迈阿密的女性中检验我的市场价值。拉蒙穿着一件紧身衬衫黑色皮裤，真的很适合他。吃过晚饭之后，在德拉诺游泳池周围的棕榈树下，我们进行了第一次有深度的讨论。 德拉诺，发音发成迪拉诺，肯定不是像我那样读成德拉拉诺，比塘鹅宾馆还要贵。这是因为它是伊恩?施拉格旗下的一个宾馆，哈坎告诉我。他语气充满敬佩，我都不敢问他伊恩?施拉格到底是什么人。德拉诺的顾客有海洋车道的房地产经纪人，广告界人士，商场团体。没有人笑。德拉诺的食物、鸡尾酒、装饰和女人都昂贵得让人不敢问津。但这个周末钱并不重要，我们已经下了决心。 荷兰能不能成为欧洲足球冠军？（我：是。拉蒙和哈坎：不。弗兰克：不知道）；MIU现在怎么样（弗兰克：好极了！我：还好）；我们在伯尼维的时候谁和莎朗发生过关系（我：我。拉蒙：当然！哈坎：只是吹箫。弗兰克：滚蛋！）；伦敦的圣马丁斯兰宾馆是不是比德拉诺更嬉皮（我：不知道。拉蒙：不知道。弗兰克：不。哈坎：是）；我们要不要吃拉蒙今晚带来的摇头丸（我：要！拉蒙：真的？我还以为你不会呢？我：别啰嗦了，让我吃一个。哈坎：今晚不要。弗兰克：当然不行）。拉蒙给了我一颗药丸，我有点紧张。我这辈子到今天为止，只喝过酒。卡门反对任何和毒品有关的东西。我就着一口啤酒把药丸咽了下去。弗兰克看着我，摇头。 我们去了华盛顿大街，在海洋车道的那一边。这里是迈阿密沙滩俱乐部和迪斯科厅最集中的地方，至少弗兰克是这么说的，这类的事情他总是知道。他是怎么知道的我一点也不明白，但他就是知道。我们似乎是去混沌酒吧，在那什么事都会发生（据弗兰克说）。哈坎咕哝着说要预订，他说他听德拉诺的酒吧招待说华盛顿大街已经过时了，我们应该去坦陀罗俱乐部，位于城市另一区。拉蒙和我摆手反对哈坎的抗议，我们已经高兴地看到有很多漂亮妞排成一排站在混沌酒吧外面。夜店门口站着一个叉着手的彪形大汉，可是我跟拉蒙都很想进去，他甚至想插队。 罗克西。曾经的罗克西，马可?范?巴斯滕在俱乐部找到安慰，因为严重受伤（三级烧伤），他不得不很早就从阿贾克斯球队退役。因此，像马可一样，罗克西也赢得了超乎寻常的地位。我听说过很多关于罗克西的事，但从来没有去过，我错过了罗克西。卡门对此毫无兴趣，我也是，但是必须承认，当连弗兰克都极力赞美那里的女孩漂亮时，我的兴趣被挑起来了。拉蒙每星期去三次，他跟我去过莱顿广场之后就去罗克西，我则去帕拉迪索，伴着黑色忧郁风格的乐曲和丑女人跳舞。现在已经太迟了，我只能从拉蒙和弗兰克的故事中补偿自己了。 门口的彪形大汉看到拉蒙想插队的动作后，指了指后面的队伍，要我们乖乖从后面排队，但是我很担心等我们排到时，他还会让我们进去吗？ 终于，我们半个小时后排到门口时，果然被拦住了。 “你们有四个人？” “是。” “那很抱歉，不行。” 拉蒙想动手，不过发现可能打不过时便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笑不出来，我想进去，如果我必须要再排五分钟的队，我就要像卢娜故事书里的老虎一样发作了。紧挨着混沌酒吧的是液体酒吧。弗兰克记得我们坐出租车过来的时候，那外面只有五个人在等，现在那外面排起的长队就像竞技场外面的运河。操。天啊，那颗摇头丸开始起作用了。哈坎试着说服我们打车去坦陀罗。我们没有回答，继续沿着华盛顿大街走着。每次经过俱乐部时，哈坎就抗议。人太多，人不够，看起来人不多，看起来糟糕，等等。还好，弗兰克威胁说如果我们到下一家还不进去的话，他就回去。最后终于到了一家没人排队的店——罗克西。 “罗克西？” “是，朋友！在阿姆斯特丹。” “房子很大。每个星期四都有。” “每个星期四？” “是，上星期我在那待了五个小时。” “是吗？” “罗克西不是前一阵烧毁了吗？” 沉默。 “哈，进来，混蛋们。” 连拉蒙都没有说话。我们乖乖交了每人20美元的入场费，在迈阿密这不算太贵。一个坏征兆。我们一群四个人都可以进去这也是个坏征兆。 我们在洗手间把衬衫领子整理好，从侧面看看自己的发型，相互击掌喊“呦！”“朋友！”然后兴高采烈从大大的黑门走进主厅。里面有九个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哈坎立刻开始抱怨，拉蒙扫到坐在吧台边的两个女孩，我自己走到跳舞板上，弗兰克跺脚回身去找售票处的女孩。半个小时以后人会多一些，他回来告诉我们。 他说对了。半个小时以后有十三个人了。哈坎开始施加压力要离开这个可怜的地方，弗兰克说时差反应开始让他感觉累了，这没有影响我和拉蒙，我们兴奋到了顶点。 狂欢酒吧的灯光在早上七点左右熄灭了，拉蒙和一个女孩离开了，我从华盛顿大街走回海洋车道，身上完全汗湿了，笑得合不拢嘴。我兴奋了近三十个小时。我度过了绝妙的一个晚上，我没有出轨，少了大概四百美元钱。哼，管他呢。我从微型酒柜里拿出一听啤酒，跌倒在床上，开始自慰。一年前我和莎朗、穆德和卡门做爱的片断交替在脑子里出现。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 你以为我坚强 你错了 Robbie Williams，from Strong(The Ego Has Landed，1999) 27 一个半小时以后我又醒了。彻底醒了。对我来说，白天开始得太快了。 拉蒙还没有回来。我拿起电话拨了托马斯和安妮的号码，这个周末卡门在他们家。 “我是安妮。” “嗨，安妮，我是丹尼！”我热情地叫道。 “噢，嗨，丹，我叫卡门接电话。”安妮说，没有我那么热情。我吵醒她了吗？ 不，在荷兰现在是中午。 “嗨。”卡门说。我感到我们之间有点生疏了，但我表现得好像什么也没有觉察到，说这里的宾馆完全疯了，一天到晚放着音乐，就是洗手间也有，笑，我告诉她关于德拉诺的那顿饭，关于晚上去俱乐部，我说现在很累。她几乎没有回应。 我问她在托马斯和安妮家怎么样，她用一种我没听过的语气低声说，他们在家，很温馨，他们快乐地聊天。有一会儿，我怀疑自己是否打错了电话。 再也忍受不了，我问她发生什么事了，我是不是说错了什么，做错了什么。我听见她问托马斯可否借用他们卧室的电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我听见答的一声，她回来了，“我感觉很糟糕，丹。”她说，吸了吸鼻子，“我发现这比我想象的要难得多——你在那和一群性感的女人在一起，她们乳房都很大，而我却坐在这，秃着发，一只乳房被灼伤——”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没有跟任何女孩鬼混。 “你说得好像这是一项成就。”她语带怒气。我听见一声叹气。然后，她用稍微平和一些的语气说，“让我自己待一会儿，会好的，玩得高兴点，代我向弗兰克问好。”她装出不在乎的语气。我说我爱她，向托马斯和安妮问好。她沉默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个好主意，丹。”她说，然后挂了电话。 楼下，哈坎和弗兰克已经穿着游泳裤在平台上吃早餐。我也坐了下来，一起吃早餐，然后去沙滩。在那我们遇见拉蒙，看见他那令人嫉妒的运动型的身材。他脸上笑开了花，告诉我们整个晚上和上午他都和他的战利品在一起寻欢作乐，一分钟都没睡。 在沙滩上，弗兰克在看《墙纸》，一本我从未听说过的杂志。杂志里很多东西我认得在他的高层公寓里有。哈坎、拉蒙和我在谈论生活中最重要的事。阿贾克斯是不是应该继续坚持4—4—3阵型，有百分之几的女人容易上钩，百分之几的男人和女人不忠。我夸夸其谈，大声宣布着一个又一个丹尼理论。然后拉蒙提出一个话题：多久与妻子做一次爱。哈坎说一周四次，拉蒙说六次（哈坎说，“不，只算你和你自己妻子做爱的次数！”）。在轮到我说之前，我说要小便，预算好了去海中泡澡，逃避这个问题。 “丹尼，你想不想一起去喝点酒？”我们回到塘鹅宾馆的时候弗兰克问我。拉蒙和哈坎在睡觉。弗兰克在我们喜欢的女侍应那里叫了两杯玛格丽塔酒。“轮到你的时候逃跑不是你的风格。” 当女侍应弯腰放下我们的玛格丽塔酒时，我看着她胸部的曲线。“我千里迢迢来迈阿密不是来谈论癌症的。” “我看得出来。你来这以后有没有给卡门打电话？” “今天早上，”我叹了口气，“她不高兴。安妮肯定不高兴。” “我不感到惊讶，”弗兰克回答，“安妮认为你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样照样去迈阿密这很荒谬，托马斯也这么认为，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你不担忧，为什么你感觉还好。” “上帝啊！”我叫起来，“我一点都不好！” 弗兰克把双手放在我肩膀上，“你不必向我解释。” 我突然很想发泄，我告诉弗兰克我是多么不能忍受，卡门和我不能再一起出去喝酒了，不能再一起出去吃饭了，不能再做爱了。他点头。 “你能想象当她的乳房切除以后情况会怎样吗，弗兰克？”我继续说，“即使癌症没有了，卡门再也不一样了。我想我们之间很快会——” 他抓紧我的手，我们看着彼此，我看见他的眼中有泪。我们没有再说话。这是迈阿密最美好的时刻。 我们碰了一下杯，啜了一口我们的第二杯玛格丽塔，这是我们喜欢的女侍应擅作主张端上的，我们没有开口要。 “她很漂亮，但是卡门的乳房更大。”女侍应从平台上摇摇晃晃走上楼梯时，我说道，“至少，她现在还有——” 弗兰克喝光了他手中的玛格丽塔。 星期一我就回家 大概中午的时候 请不要生气 The Little River band，from Home on a Monday (Diamantina Cocktail，1977) 28 多亏了塘鹅宾馆的人帮忙，我们在坦陀罗定到一张桌子。这是一家土耳其饭店，土耳其食物在迈阿密非常嬉皮，这是我们从塘鹅宾馆的酒吧侍应那里听说的。哈坎非常骄傲。 晚饭过后，坦陀罗看起来真像是夜生活的好地方。罗杰?桑奇士在讲故事，哈坎高兴地宣布。弗兰克反应同样热烈，我从未听说过这个人，我了解DJ就跟克拉伦斯?西多夫了解罚点球一样多。必须承认，坦陀罗的食物很棒，罗杰?桑奇士也很棒。这里所有的女人也很棒。摇头丸起效了，我甚至比昨天更放松，我告诉他们我感觉多好，我们每年都应该这样出来玩，明年我们可以去巴塞罗那或纽约。不，去特拉维夫，哈坎说，那里是最嬉皮的地方。不，去里约，拉蒙说。是的，里约，我说。然后我们说我们爱彼此，要同甘共苦。然后拉蒙说他和昨天那个女孩有约，要走了。弗兰克对他怒目而视。我发现一个穿着极薄的黑色宽松上衣的丰满女孩，跟她交换了三次愉快的眼神之后，我站了起来。她黑色上衣下面戴着黑色的乳罩（C罩杯）。 “嗨，你叫什么名字？”我问，老套的开场白。 “我叫琳达，你呢？” “丹。”我回答，突然意识到我对她根本没话可说了，我想象不出来对这样一个小姑娘我应该说什么。 “你们是哪里来的？”她问。哦，对，这类问题。 “阿姆斯特丹。” “我姐姐去过那里！她说丹麦是个很好的国家。” “是，是的——”我附和，为自己感到羞愧，还好他们没有听见我们的对话。但对此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我敢说这样的晚上智慧不会有什么重要地位。 “你来自哪里？”我问。为什么我会努力继续交谈呢？ “北卡罗莱纳。但今年夏天我搬到佛罗里达了。我喜欢那的天气和沙滩。”“哦，对！”我回答。我在这做什么？ 她突然抓住我脖子，吻我的嘴唇。 哦，对。这就是我在这所要做的。现在我记得了。我把她紧紧抱住。她身体很结实。她的朋友羡慕地眨眨眼。第一关通过了。她能否通过哈坎和弗兰克那关我真的不知道，所以我迅速把她推到角落里。其间我发现她的臀部很大，估计要花整个周末的休息时间才能绕得过去。一走到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我就开始抚摸她，我的手滑过她的极薄的黑色上衣。她挣脱我的怀抱，说自己不是很苗条。你不是在开玩笑，我暗想，但我说我不喜欢骨瘦如柴的女人，顺势捏了一下她的臀部。 她尴尬地嗤嗤笑了。然后我抓住她的手，把她手掌放在嘴边，开始舔。当她意识到我的意图时，她开始格格地笑。 “你真下流。”她摇着头说。 “谢谢。”我说。是时候了。 “你结婚了吗？”在回塘鹅宾馆的路上，在出租车里，她问我。 “没有。”我说，把戴着结婚戒指的手放在她身后，然后我把舌头伸进她的嘴里，怕没了兴致。同时，我的手在她背后扭动，直到把结婚戒指从手上摘下来，放进裤子口袋里。 在电梯里，我把她上衣纽扣解开，把乳罩扯到她乳房上面。琳达的乳头晕很大，我喜欢。琳达是一个很狂野的女人，正合我胃口。她把我的裤子脱了，跪在我面前开始帮我###，就在这时，电梯门打开了，弗兰克就站在电梯外，琳达发现我不自然的反应，抬起头发现弗兰克，脸红得像辣椒一样。我笨手笨脚地赶紧穿起裤子。 “琳达，弗兰克。弗兰克，琳达。” “嗨，琳达。”弗兰克说，眼睛直盯着琳达的胸。 “嗨，弗兰克。”琳达说，并把很透的上衣扣上。 “那。就说到这吧。”我立刻说，“明天见，弗兰克！” 弗兰克点头。 “拜，弗兰克。”琳达说。 “拜，嗯——” “琳达。” “拜，琳达。” 我挽着琳达的手走过走廊，我感到弗兰克在后面看着我们。我拿出钥匙卡开门，整晚我们都在疯狂做爱。 拉蒙回来的声音惊醒了我，我紧张地看看我身边，唷，琳达已经走了。拉蒙看到肥胖的琳达和我在一起会笑掉大牙的。他嗵的一声坐在床上，拉蒙太累了，没有感觉到湿，就睡着了。我睡不着。起床，从地上捡起裤子，摸了摸左边口袋。就像遭电击一样。戒指不见了。右边口袋，没有。我开始冒冷汗。后面口袋，也没有。我趴在地上在床底下、暖气片下面到处找。拉蒙醒来，问我在做什么。我说在找隐形眼镜。他又睡着了。我又去看裤子口袋，翻了一遍又一遍。床头柜抽屉。浴室。哪都没有。操。想想，丹尼，想想。可能在哪弄丢了——那个女人！ 琳达！那头母牛偷了我的戒指！哦，天啊！哦，不，卡门—— 我再次趴到地上将地板看了一遍。然后我起来躺在床上。完了，卡门一定不会原谅我的。我突然很想自杀，但是没有必要，因为反正卡门会杀了我。我的结婚戒指丢了。我不可能过得了这关了。 楼下，哈坎和弗兰克已经在平台上吃早饭了。 “很晚睡？”哈坎问，“我一下就找不到你了。” 跟我丢的东西比起来这算不上什么，我暗想。 “嗯——嗯——”我说，显然弗兰克没有把电梯里的那幕说出来。 弗兰克揶揄地看着我。我真喜欢这个家伙。拉蒙下楼了，更加详细地告诉我们昨晚他和他的女朋友都做了什么。大家大笑。我也加入大笑，但其实我想哭。还有什么比这更糟糕的？拉蒙背叛朋友，消失了整个周末，因为他更愿意和某个荡妇上床，我背叛我的妻子，取下了结婚戒指，因为害怕失去跟另一个荡妇性交的机会 去机场前的最后几个小时，哈坎、弗兰克和拉蒙想去沙滩，我没精打采地跟着他们。我们在沙滩上躺下。拉蒙和哈坎谈汽车，弗兰克看男性杂志，我看着大海，觉得自己随时都会哭出来。 “我去散散步。” 拉蒙点头，哈坎继续聊，弗兰克没有从杂志上抬起头。是不是连弗兰克都比我明智？也许是的，但这没有关系了。我不想说话。往前走了一百码，我回头瞟了一眼，看他们还能不能看见我。我坐在热热的沙上，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孤独、最可怜的男人。和他们一起三天的欢笑几乎结束了，酒和摇头丸已经远离了我，我被一个曾经让我很快乐的女人给骗了，回家后就会因为戒指不见了而爆发家庭战争。我低下头，看见眼泪从两腿间滴落在沙子里。 我们在斯西波尔机场道别。在出租车上我出了一身冷汗，再过十分钟，我就到家了。我要怎么说？下海的时候把它摘下来了？还是在迪斯科厅接受金属探测器检查的时候拿掉了？出租车从交流道下了高速公路。还有几分钟。还好红灯。或者我可以说—— 我收到一条短信。弗兰克手机。 摸摸上衣左边的口袋。 我立刻摸了摸。没有。又一条短信。 我是说右边口袋。 我快速地摸了摸另一只口袋。摸到了——是！我的戒指！我的戒指！我自己的可爱的美丽的美妙的结婚戒指。 又来了一条短信。 在塘鹅宾馆电梯里发现的。丹，丹——别这样了。祝今天好运。X。 女孩 她们让我们完蛋了，先生 她们让我们发疯了 女孩真的会 Raymond van"t Groenewoud，from Meisjes(Nooit meer drinken，1977) 29 我不知道女人的直觉是不是真的像男人有时所担心的那样灵敏。我到家后，卡门甚至都没有不经意地问我有没有不忠。相反，她为自己在电话里态度不好而道歉。 我确实曾经坦白过。关于莎朗。 莎朗是伯尼维的接待员。金发碧眼，很有点挑逗性，她的乳房着实壮观。D罩杯，很深的乳沟。从第一天起我就渴望亲眼目睹那对大乳房。莎朗对此没有意见。莎朗在这方面从来都不会有问题。甚至和拉蒙都行。或者哈坎，我才知道。我又凭什么妄加评判呢？ 我够蠢的，把一个不认识的电话号码写在记事本上，那天晚上我和“一个客户出去”。一个初犯者的错误。卡门第二天就拨了这个电话，听到“我是莎朗”，就挂了，然后翻看我的备忘记事本里的电话簿，看有没有一个叫莎朗的在伯尼维工作，然后比较了两个电话。那天晚上，她破天荒第一次问我办公室哪个女孩叫莎朗？我尽力不脸红，说莎朗是那个接待台的金发碧眼的女孩。 “不会吧？”她说，把我那本记着莎朗电话的笔记本放到我鼻子跟前，“那个难看至极，巨大的乳房都要从衣服里跳出来的那个？你跟她上床了？” 我的脸通红。我不指望可以撒谎混过去。“嗯——是。” “几次？” “嗯——一次。” 克林顿式的回答。我隐瞒了在老板的办公室、咖啡馆的厕所，以及在莎朗家沙发上那几次。 卡门完全发怒了，我还感到惊讶，够天真的。难道我没有告诉卡门我经常不忠吗？哦，可能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说过，然后我就再也没有提过，但是，难道她不知道我是怎样的人吗？弗兰克曾经告诉我这种推理并不完全合理。他的这个观点穆德也赞同。但是我的越轨行为他们绝对不会告诉卡门，包括在莎朗之后的越轨行为。 但是，过去几年来，我对托马斯也更加防备了一些，关于我每周“必做”清单上的热情拥吻，他一点也不知道，更别说经常发生的乱搞了。他确实知道我和莎朗的事，那是因为他也跟莎朗有过关系。安妮也知道莎朗一事。卡门发现这事之后，在安妮那待了好几天。 拉蒙也是个孤独恐惧者，但是他不像我，他不知道我们的不忠已经不再是一种习惯，而是变成一种瘾了。总是忙忙碌碌在做什么，姓名、电话号码、电子邮件地址。就像不承认自己有酒瘾的酒鬼一样，他们的办公室抽屉里藏着一瓶他们聊以度日的伏特加，并且遮掩着不让别人知道。和卡门一样，拉蒙的妻子对拉蒙的情况一无所知。 孤独恐惧症者对通过不忠所得到的快感上瘾。后悔和内疚这类的情感——普通人所固有的这种情感使他们不至于经常出轨——孤独恐惧症者能够不予理会。孤独恐惧症者说服自己，他（或她，但通常是他）不管怎样在外面乱搞，都不会对爱人造成伤害。“只要她没发现”，“我和别人做的时候并没有少爱她一分”，“我可以把性和爱分开”，他用这样一些借口欺骗了朋友，也欺骗了自己。孤独恐惧症者内心完全清楚，这只是逃避道义上的谴责，以继续把自己看做是个好人。 我的情况正在发生变化。那次结婚戒指事件是我沦落的最低点。我的孤独恐惧症，一直以来被我视为一种美好的、无害的、可控制的偏差，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着魔。勾引女人得到的快感比女人或性都更让我上瘾。 过去几个月来的每个星期，因为我和卡门几乎每晚都待在家，所以我掰着指头数日子，盼星期五的到来。丹尼的星期五晚上外出。当星期五又来了，傍晚我们在MIU喝百威啤酒，或去餐馆吃晚饭，半夜时到挤满人的舞厅或者酒吧去挑逗女孩子。但是因为弗兰克提不起劲来，所以最近我都是跟拉蒙一起，不是因为现在他是我最好的朋友，而是因为至少他不会让我感到羞愧。 她脸颊上的泪珠 她脸上的悲伤 绝望的眼睛 在灯光中闪烁 来吧，别哭了 让我吻干你的泪 在我怀里你很安全 相信我 我们一直拥有彼此 她说嘘 在我的耳边轻声说 以前你也说过同样的话 Tr ckener Kecks，from in tranen(Met hart en ziel，1990) 30 “水泡几乎没有了。” 卡门对着卧室的镜子看。她托起乳房上下左右检查着。我躺在床上看着她。最重的灼伤已经在愈合了。乳房上的皮肤开始长回来了。她又好好看了看，戴上乳罩，和我一起躺在床上。明天她就要去圣卢卡斯医院，手术安排在明天。 这是最后一个晚上，我睡着妻子旁边，而她仍然有两只乳房。我们俩都不知道自己是否愿意谈这个。无论如何，我们俩谁都不想好好做一次爱以做庆祝，作为给她乳房的道别派对。卡门的头枕在我肩膀上。一会儿她大声地抽噎起来，打破了沉默。很快我就感觉到她的眼泪流到我肩膀上，自从癌症进入我们的生活，这已经发生过无数次了。我抱她抱得更紧了，我们什么也没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这是癌症时期的爱。 我不想散播什么亵渎神明的谣言 但我认为上帝有病态的幽默感 Depeche mode，from Blasphemous Rumours(Some Great Reward，1984) 31 在卢娜的监督和穆德的帮助下，我终于把客厅清理干净了。 “昨天怎样，最后？”穆德问。 “她躺在那，在那种浅蓝色的被单下，就像个可怜的小人儿。她睡着，但时不时会起来，一般都是起来吐。我扶起她的头，下面有一个那种小容器，你知道的，就是那种胚胎形状的蛋盒。” 穆德拥抱我。“她有没有——有没有看手术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没有。医生建议我们一起拆绷带，他觉得这样有利于以后的恢复。” “上帝——这不是让你很难承受吗？” 我点头。“我非常担心，担心我会被我所看到的吓着，而卡门会注意到。” 我双眼潮湿地看着穆德。她紧紧地抱住我，吻了我的前额。我把头靠在她肩膀上，她抚摩我的背。“丹尼，丹尼——”她轻轻地说，“来吧，亲爱的——”过了一会儿我重新振作起来，吻了她的嘴唇。她笑了，假装生气点了一下我鼻子，拭去脸颊上泪水。 “我该走了。”我说，“你能再给卢娜一罐婴儿食物吗？” 卡门已经穿好衣服了，她坐在电视机房，穿着一件宽松的、带领的黑色无袖长衣。我立刻看出她左边和右边突出的不同，卡门发现我在看，说她在被切除的那边胸罩里塞了一只紧身袜裤和三双短袜。在她可以穿假体乳罩之前，在尽量不引人注意的基础上，这些短袜拼命想把零变成D罩杯。 手术很成功，荣克曼医生说。过一阵，伤口拆线以后，卡门就必须佩戴新的假体乳罩。荣克曼医生说她必须尽快佩戴，因为考虑到卡门乳房（我想应该是指一个）的尺寸，由于过重，脊椎可能有弯曲的风险。 乳罩有一个小袋，用尼龙搭扣固定，里面放假体。假体本身是一个肉色的矽胶，形状就像从中间断开的一滴水。当然，是，假设有像D罩杯那么大的水滴的话。假体中间有一个小点，代表乳头。这个小袋摸起来就像装满了果冻的气球。卡门最开始收拾这个的时候，我们相互丢过来扔过去，尖声大笑，就像在炎热的夏日丢水球玩一样。 在医院的一个小房间，荣克曼医生问我和卡门是否一起拆绷带，我说我们一起。 在摘下乳罩之前，卡门问我是否准备好了。 “继续吧。”我肯定地说。我几乎不敢看，但是就快发生了，然后我就看见只有一个乳房的妻子。 她解开乳罩的搭钩，让肩带挂在肩膀上。尽量不引起她主意，我深深地吸了口气。 紧张的时刻来临了。 很恐怖。在她那熟悉的、美丽的大乳房旁边，现在是一块平地，缠着一块大绷带。和我想象的平地一模一样，但是看到这在我妻子的胸部，我吓坏了。大胸很好看，但是女人的身体上只有一个大乳房看起来就像是个笑话。我看了很久，不想给卡门留下我不敢看的印象，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不必看她的眼睛。我觉得自己必须说点什么。 “我应该说什么，卡——” 无论如何，不是说我喜欢，因为是不喜欢。 “它，嗯，平的，不是吗？”她说，看着镜中的绷带。 “是，很平。” 她把绷带边上的粘胶撕开时，我站在她身旁，绷带慢慢解开了。 里面露出来了女人容忍不了的丑陋。这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畸形的东西。一条大大的伤口从左到右横过乳房，长约10或12厘米。缝针处皮肤被拉紧，不平整，有些地方有褶皱，就像小学生第一次尝试去绣花。 “伤口恢复以后这些褶皱就会消失。”卡门说，她读懂了我的心。 “……” “很丑，不是吗，丹尼？” 没有选择，只能坦诚。我迅速想找到一种表达方式，坦率而不会令她尴尬。 “它——不好看，不。” “不，它不好看，它看起来很糟糕。”她说，仍然在看自己的前乳房。 然后她看着我。从她眼睛里我可以看出来她感觉很羞辱，被癌症羞辱了。上帝，这糟透了。想要漂亮的她必定痛苦万分。想要活着的她必定丑陋无比。 这就是癌症的法则。 圣诞节到了 每个人都在狂欢 Slade，from Merry X-mas Everybody(The X-mas Party Album，1973) 32 和卢娜一起看了一个小时的《天线宝宝》，我简直快要发疯了，觉得自己说话都快跟里面的丁丁一样了。 现在是圣诞节的上午十点半。我看了看卧室，卡门还是熟睡。 “卢娜，我们一起洗澡好吗？” “好——” 我们玩跳跳虎、维尼熊，用我的腿当滑梯，直到水变凉了。我给卢娜擦干水，给她重新穿上她的晚会服。 一般我不太喜欢圣诞，但是今天我想好好过圣诞。外出享乐的日子结束了，那就让我们在家里获得快乐吧，我下了决心。我给卡门买了两瓶泡澡的温泉精油，一瓶是芳香气味，让身体和精神平静，另一瓶是青柠花精华乳。我也帮卢娜买了一张麦当娜的CD准备送给卡门。我把卢娜的头发分成两股，用橡皮筋扎起来，还绑上我们这周买的圣诞球。卢娜认为这样非常棒。 我瞟了一眼卧室，高兴地看到卡门已经不在床上了。 “我们下楼吧，去妈咪那。”我热烈地对卢娜说。 “快快的！去妈咪那，去妈咪那！” “有没有拿好给妈咪的礼物？” “拿好了！”她哝哝地说。 “记不记得给妈咪礼物时要说什么？” “圣诞快乐？” “差不多，是的。”我笑道，吻了吻卢娜，很是感动。 楼下，卡门坐在餐桌旁，穿着她的灰色长晨衣，在看报纸。她没有戴上假发，也没有穿假体乳罩。 她面前放着一小盘乳酪。 “你在吃早饭了吗？”我惊奇地问。 “是，我好饿。”卡门理所当然地说。 “怎么啦？”沉默了一小会儿她问，吃了一口乳酪。 “是，圣诞——”我说，很尴尬。 卢娜伸出小手，送给妈咪一张包装好的CD和一张画。我拿着两瓶精油，都用金黄色的礼品纸包着，上面打着红色蝴蝶结。 卡门愣了一下。“噢——我没给你们准备什么——” “没关系。”我温和地说，我在撒谎。 卢娜帮她一起打开CD，我走过去坐下，四周看。发现家里很乱，到处都是CD，杂志，报纸，还有圣卢卡斯医院的复诊卡。餐桌上有昨天剩的半个黑面包，从超市买来的两袋凉牛奶，一盒已开的牛奶和一罐花生酱。感觉可怜，我于是拿了一片黑面包，从冰箱拿了些黄油，抹在面包上，然后夹上火腿。卡门忙着拆开我送的礼物，对我的行动她也看在眼里。 “我们一起吃圣诞早餐，好吗？”她怯怯地问。 我忍不住。眼泪出卖了我。 “是——”我很失望地含糊地应了一声，嘴里塞满了不新鲜的面包，“那会很好，是——” “噢，上帝——噢，我多么愚蠢——”她结结巴巴地说，她现在完全心烦意乱，“噢——对不起，丹尼——” 我感到难过，抓起她的手，说没有那么糟。我们紧紧抱住彼此，相互安慰。卢娜高兴地看着我们。 “我有个好主意，”我说，“我打电话给弗兰克，问他今天愿不愿来这。然后我去接他，顺便去夜间商店买点好东西。今天会营业的。然后回家，我们再重新来过一遍。” 到弗兰克的高层公寓后，他吻了我三次。 “圣诞快乐，我的朋友！”他高兴地说。 “谢谢。也祝你圣诞快乐。”我回答得没有多少热情。 弗兰克仔细看我，“不好，是吗？” 看着地板，我摇头。我在他肩头大哭起来。 在车上，我把音响开得很大声。在莱茵街的一家夜间商店，我们买下了所有觉得好吃的东西。在街角的一家花店，我买了一束玫瑰。我们双手拿满了食物、饮料、鲜花，我们唱着歌走进起居室。 卡门穿着黑色裤子和一件我认为最适合她的白色无袖长衣。她化了妆，戴上了假发。她走过来拥抱我。“圣诞快乐，亲爱的。”她说，笑靥绽放。“今晚，我会在床上好好满足你的。”她轻声说。 他们说2000年到了 晚会结束了 哎呀 Prince，from 1999(1999，1982) 33 我们在荷兰中部的马尔森庆祝千禧年，托马斯和安妮在组织晚会。我一点兴趣也没有。自从迈阿密之后托马斯就没有再给我打过电话，安妮打电话来我一接话她就找卡门。幸运的是，穆德和弗兰克一如既往，还有来自布雷达的几个老朋友。 当十二点的钟声响起时，我和卡门都很激动。我们拥抱彼此很久。我们不知道要为对方许什么愿。然后我走向弗兰克，和他拥抱了很久。他祝愿我新年比过去的一年更好。穆德吻了我，抚摩了一下我的脸颊，“这一年我为你骄傲，丹尼。”她低声说。 后来，托马斯过来了，他拍了拍我的肩，祝我新年快乐，问我怎么样。我怀疑地看着他。难道他真的不知道？或者他不想知道？我迟疑了一会儿。我是跟他玩躲猫猫的游戏呢，还是告诉他我们家里的情况有多糟，直接告诉他自从迈阿密回来之后他不给我打电话我真的很生气？我们已经认识三十年了。我必须让他明白我的感受。 “并不总是很好，托马斯。”我开始说。 “不，这就是生活，我想——圣诞过得好吗？” 我又试了一次，“不，不好。圣诞真的让我们很难受。比我想象的更形式化——” “是，变得一定要互相送礼物。”他迅速打断我，“我们也一样，在安妮父母家过圣诞节，在我父母家过圣诞节的次日。我总是把这些日子叫做国家无聊日，哈哈。” “嗯，实际上，我说的是别的意思。”我说。换一种方式吧。“嘿，弗兰克告诉我，你认为卡门得了癌症我不应该去迈阿密？” 他愣了一下，他紧张地四处看看。“嗯——听着，那是——噢，糟糕，我得从油锅里拿出甜甜圈，不然，就会像恩万科?卡努一样黑了，那样就没人会喜欢，哈，听着，对不起，我——一会儿回来——”然后他就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手里紧紧地握着香槟酒杯，差点捏碎。我的妻子得的不是流感，一周之内就可以好的，那样生活可以像以前一样继续，她得了癌症，你这个混蛋！癌症！致命的病、秃发、乳房切除、担心会死掉。你觉得我家里的情况会怎样，你这个愚蠢的王八蛋？ 托马斯回来了，拿着甜甜圈。我拿了一个，从桌上抓起一瓶香槟，逃到外面去了。我奋力把甜甜圈朝围栏外扔去，透过窗子，我看见托马斯一脸愉快的表情在发甜甜圈。我走过去坐在一张木长椅上，望着夜空中的烟花，回想我们经历癌症的一年。 “还爱我吗？”圣诞那天晚些时候卡门问我，在她给了我圣诞礼物之后。 “我当然爱你，亲爱的。”我微笑着回答。 我在撒谎。 事实是我真的不能完全确定我是否爱她。是的，看到卡门哭泣、难受、疼痛、害怕的时候我很伤心。但这是“爱”吗？或者仅仅是同情？不，我不想让她失望。但是，这是爱吗？还是责任？ 但是我们不能分开，即使我们想这样。如果病情恶化，卡门想要在她身边的人是我，不是任何其他人。没有人像你一样了解我，她说。 我听到屋里传来王子的歌声，唱着“派对已经结束了”，我站起来告诉自己，我一向做人的原则就是：有任何不顺心的事，包括工作或感情，如果不能改变对方，那就只有改变自己。现在，正值千禧年，我却很不快乐，而这并不是改变自己就能解决的。 新年快乐，丹。 我感觉好极了 我感觉好极了 这个世界疯了 我没有 所以别在谈饥饿、癌症、暴力了 戴上帽子，歌唱吧 我感觉好极了 我感觉好极了 Hans Teeuwen，from Hard en Zielig(1995) 34 “天哪，卡，我觉得你这样去对待真的太神奇了。”进门时我听见穆德对卡门说，“你什么都做，你这么愉快，你还像以前一样工作——” 托马斯赞同地点头。 “哦，当然你可以消沉下去，但是这样对你没什么好处，”卡门说，给了一个大家都爱听的回答，“现在真的没有什么让我烦心的。” 而今天十二点半之前她生不如死。 “你多么积极，真的让人钦佩。”托马斯说。弗兰克看着我，对我眨眼。卡门又加了一句。 “不然你又该怎样呢？你的观念越是乐观，你的生活就越是美好。” 她很乐观。 但是今天晚上，这没有用。我可以看出这个长长的夜晚让卡门筋疲力尽了。 “亲爱的，我们回去吧？”我问。 卡门很高兴，她不用自己提出来。 我把卢娜从床上抱起来，小心地放进车里，她没有醒，仍然睡着。弗兰克帮我拿东西。“高兴点，伙计，”他低声说，“她需要你。” “究竟为什么你在跟别人谈论的时候要装作很好？”车到拐角处之前我愤怒地问她。“现在他们全都坐在那钦佩地谈论你。你一向都是多么乐观，从不抱怨诉苦。你肯定了解你自己，但他们最终是我们的朋友，他们应该知道一天中四分之三的时间你一点都不好。他妈的！” 她什么也没说，我还要继续发作时，她突然歇斯底里地哭起来，用手捶打仪表板。我吓蒙了，迅速把车子停在路边加油站的空地上。我试着拥抱她，但她拼命推开我的胳膊。我回头看看卢娜，奇之又奇，她还在睡。 “你以为我很想让他们以为我很好吗！我完全不好。我感觉糟糕到了极点！糟糕极了！！！难道他们看不出来吗？我秃发了，我的乳房被切除了，我——我非常担心，担心再也好不了了——我将遭受疼痛——我将死去！我当然不想死！他们当然了解这些！”她哭着，长时间啜泣。 “好了，亲爱的，好了。”我温柔地说。这次她没有挣扎地让我抱着她。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丹尼，”她抽噎着说，“难道我要整天到处诉苦？ 情况会更糟糕——然后没有人会再问我怎么样——大家都会想：旧话重提，又来了。” “卡，你不必为自己感觉不好而羞愧，不是吗？你不用指望从那些不知道你真实情况、真实感受的人那里得到支持。” “嗯——也许我对每个人都应该更加坦诚——”她看着我，“这样更好，不是吗？” 我点头。她把头靠在我肩上。“我几乎不敢说，”过了一会儿她说，“但——但我在考虑放弃广告经纪公司。” “你想的完全正确。”我毫不迟疑地说。 她笔直坐起身，惊讶地看我。 “是的。早就该这样。这是你的公司。如果你好些了，还可以重新开始。” 她盯着仪表板，我看得出她在犹豫。“是的，”她突然下定决心说，“然后我就可以去健身馆，多和卢娜一起在家待着，还有——购物，看书——只要考虑自己。”她又敲打仪表板。“是的！我要停下来。他们自己可以管理！” 我满意地笑。 就这样，在新千年的第一天，三十五岁的卡门不再工作了。 现在是狂欢节 整个城市掀起爱的高潮 仿佛有某种大的阴谋在进行着 让所有人的心都沸腾起来 S 我起床望着窗外。街上满是昨天人群留下的残留物。一个喝醉的警察躺在门边，我看见一个高个子和新勾搭上的美女手挽手一起走过。 我大概答应过卡门我今天会回家。布雷达星期二的狂欢节已是近黄昏了。官方上这仍是狂欢节，但镇上已经显出结束的迹象。今天还去的人就只有那些玩不够的，还有那些不想回家的。通常我是属于前一种，今年我两种都是。我不想回到日常的生活。我不想回家。我给卡门打电话。 “嗨，亲爱的！” “嗨！” “你怎么样？” “挺好。”她的语气听起来没有不悦。 “那个小家伙怎么样？” “她很好，这几天她睡得很好。布雷达怎么样？” “非常棒。今年还是一样好。” “太好了。很高兴你过得很开心！你什么时候回家？” “嗯——我想再待一天。星期三之前我不用回MIU上班。可以吗？” 沉默。 “卡门？” 滴滴滴—— 我深深叹了口气。不去想了。还是按计划多留了一天。只是明天回家可就难过了。 我是如此激动 我要失控了 我想我喜欢这样 The Pointer Sisters，from So Excited(So Excited，1982) 3 今天上午穆德来拿东西的时候我见到她。“那么——”我揶揄她，“托马斯怎么样？” 她耸肩。“他求我不要把昨天我们一起离开的事告诉你。”她说。她声音里的愧疚让我很受用。我告诉她我决定多待一天真的惹恼卡门了。 “我们都在这干什么？”穆德笑着摇头，然后去拿回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票。 一个小时以后，我独自站在博梅尔。除我之外还有三个家伙，和一个高个子，将近傍晚的时候，才慢慢有人来，直到这里半满了。出于无聊，我对一个长着巫婆式的大鼻子的女孩吹口哨，她甚至都没有化装成巫婆。 现在是星期三。我在一间没有人的早餐厅，清洁工和木匠正在清理狂欢节的残留物。那么，我得自己回阿姆斯特丹了，今天傍晚，我就要回到卡门密切关注的眼神中。我给她发短信说我要再工作几小时，我会在大概六点回家。她没有回短信。 在阿姆斯特丹，我直接去体育馆。在MIU他们都在吃午饭，我拉开一张椅子，然后给他们讲狂欢节的一些轶事，那些适合大家都听的事。之后，我回到电脑旁，打开电子邮件。荷兰赌场，###，度假村，很多无聊的邮件，还有一封来自我不认识的地址。我打开邮件，笑了。原来是罗丝！ 寄件人：罗丝 发送时间：3月8日星期三11∶47 收件人：丹尼 主题：睡得好吗？ 嗨，老虎，我发现你的名片—— 我喝着第四杯咖啡，抽着第八根烟，周围全是不停抱怨、严肃得过头的人，我坐在这里颤抖。我想回到南部！嗯，你之后过得好吗？有很多女孩吻吧？ 祝好，罗丝 附：想去喝柏拉图酒吗？来吧。星期五晚上怎么样？ 是——的！成功命中目标！我得到拯救了。我把电子邮件从头到尾看了三遍，绞尽脑汁想怎么回复。现在还不能太迫切。不能让她感觉到我有任何企图，但又能让她觉得自己是特别的。回邮花了我四十五分钟的时间，终于想好了介于热情和柏拉图式交际活动和无暇的激动之间的措辞。我又看了一遍，故意改错了一个词的拼写，以使得邮件看起来是即兴写的，然后点击发送。 发件人：丹尼 发送时间：2000年3月8日星期三15∶26 收件人：罗丝 主题：回复：睡得好吗？ 星期五可以！ 到时见，丹。 然后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家。 卢娜热情地欢迎我。卡门则很冷谈。最好不要提星期五我又要出门的计划。 我开着我的车 把你搂进我怀里 你只是说不 你说你不喜欢这样 但是女孩我知道你在说谎 因为我们接吻的时候炽热如火 Bruce Springsteen，from Fire(1978，on Live 1975-1985，1986) 4 “我今晚要吃完饭才能跟你们见面。今天下午我布雷达的表弟打电话说他下午会来阿姆斯特丹，所以我先去和他喝啤酒。”午餐时我尽量不经意地对弗兰克说。 “然后我给你发短信看你去哪。你和哈坎、拉蒙约了什么时候？” “七点在伊内兹俱乐部。”弗兰克说。 伊内兹俱乐部。那里的食物非常新潮，菜谱上的每一道菜都至少含有一种我从未听过的配料。还好弗兰克一般都在那。 我给罗丝发了封电子邮件，问她愿不愿在去瓦克?祖伊德之前来MIU看看我们的办公室。又打电话问她想不想早点来，以免六点半她站在门外，我不知道要怎么跟其他人解释我跟她的关系。 一切顺利。现在是七点差一刻，大家都回去了。弗兰克说他也要走了。然后罗丝打电话来说她要晚到半小时。一切都很好，不过很可惜，电话响时我在厕所，弗兰克接的电话。 弗兰克一边摇头笑着，一边穿上外套。“和你的表弟玩开心点——”走出门口时他说。 我脸红了。我把愚蠢朋克乐队的歌开得很大声，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百威。我再一次好奇地想看看她不穿狂欢节服装时的样子。我无法想象她会让人失望。 门铃响了，我走向办公室的玻璃门时，金发碧眼的这位美女就站在那。布雷达的女神。她穿着长长的黑色上衣，长长的金发上戴着一顶黑色的帽子。她笑了。我也笑着开了门。 “你好，女士。” “你好，先生。” 我尽量柏拉图式地吻她的脸颊，吻了三次。我给她啤酒，带她参观了一下办公室，有一搭没一搭地介绍MIU。她听得津津有味。进展很好。 瓦克?祖伊德有很多人。我决定九点和弗兰克他们会合，不然我一定会拐罗丝上床的。我相信任何一个正常的男人都会这么想，但不会是我。 瓦克?祖伊德。对。因为它位于奥林匹克体育馆MIU的反面，方便必然使我们成为它的常客。那是个类似于“谢天谢地今天是星期五”的地方。每个星期五五点这里就满是穿着条纹、白领、白袖衬衫的男人和穿着两件式上衣的女人。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觉得这很可怕，直到喝完五杯百佳得预调酒之后我想明白了，穿两件式上衣的女人和巴士底酒吧里的来自美甲店的系着莫斯奇诺腰带的金发碧眼美女一样骚。从那以后我就真喜欢上那里了。 “你就是只小狗。”她笑道。 “小狗？” “一直嬉戏，看到人就跳，浑身上下舔——” “我有种感觉，你喜欢小狗。”我直视她的眼睛说。她开始脸红。她是我的跑不掉了。 “嗯——是。但是已婚的小狗对我来说太假了。” 我觉得我最好还是去找那些同伴。留在这里有什么用呢？我就告诉她半个小时内我就要回家。是的，我就要这么做。 “啊，罗丝——” “嗯？”——那样的头发，那双眼睛。那绝妙的牙齿。 “我们去吃点东西吧？” 我们去了位于范?巴尔勒大街的达尼普菜馆。那里的客人通常吃完饭就会去听音乐会。我想不出这里会有我认识的人。我们俩都叫了牛排和薯片。她告诉我她的前一次恋爱，是和一位来自弗里斯兰省的男孩。她说她想任其自然。 “你呢，跟我说说你的妻子。” 你自己要问的。“你准备好了听一个令人不快的故事吗？” “但不是那种‘我妻子不了解我’之类的东西，嗯？” “不！”我说，有点生气。我开始说了。关于癌症，关于化疗，关于恐惧，乳房切除，还有关于我们的关系。 听的时候，她把手放在我手上。 吃完饭走出餐厅时，我看到拉蒙发过来的短信。 你在滥交吗，你个色狼？ 我们要去NL。你呢？ 我回短信说我不去。虽然我知道今晚跟罗丝发生关系的几率等于零。 “想不想去跳舞？” 她说她非常喜欢跳舞。自从迈阿密之后，我也喜欢跳舞，但是我不知道哪种豪斯舞曲听起来更好，我从未去过摩尔，但我不敢去，因为两点钟以后弗兰克会去那儿。我说我想去帕拉迪索。 有些人仍然不相信人类曾踏足在月球上。我对帕拉迪索也类似。我总是拒绝相信石头乐队、普林斯和我自己的斯普林斯汀有时会在那里出现，只是在鹿特丹的奎普体育馆的特约演奏之后去找个乐子，我认为每一个说自己见过这种音乐会的人都是被帕拉迪索买通的，让他们四处散播谣言。别惹毛了我。上帝帮助我们，如果我设法弄到了一张河堤乐队的票我就会得意忘形了。 在帕拉迪索楼上，我们坐在小椅子上继续聊，她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非常自然，就像我们已经认识好几年了。我把手放在她的手上，尽量不让这看起来是别有所图。 “想跳舞吗？”我问。 我们走到舞池。跳舞的时候我们说得更多。很快我们就站在舞池边上继续聊着。天南地北。但是我们的眼睛早就已经不在聊天上了，眼里充满了渴望。我们制止不了，它势不可挡。话说到一半，我把她按到墙边吻她。她瘫软无力，顺从了。 我们吻着，吻着，吻着，吻了好几分钟。然后我看着她，耸耸肩，好像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她摇摇头，她也不知道。然后我们又开始吻。没多久我们就离开了。 她住在阿姆斯特丹西边。我把车停在免费停车处，拉开她的拉链，把手伸进了她裤子里。突然她把我的手推开。她的眼里充满情欲。 “我们不能这样。”她说。 我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裤子上。让她感觉我即将爆发的欲望，她笑着抽回手。我深深地叹了口气。我们甚至都已经没有时间了，现在是四点过十分。我回家从来没有超过四点一刻的，卡门知道我所去的所有俱乐部都是四点关门。 我又吻了罗丝，她下了车，我目视她，从车窗向她飞了一个吻，然后开车回家。 我彻底迷失了。 红色警报，红色警报 这是个灾难 但是不要担心 不用紧张 Basement Jaxx，from Red Alert(Remedy，1999) 5 我坐在车里。她说她在家。这个星期我们频繁互发邮件。星期一她写信说她过得很愉快，但应该早些回家的。她不后悔发生的一切，但重复说道她不想跟一个已婚男人谈恋爱。她不知道再见我一次是不是个好主意，她写道。我一点都不相信，但我不愿在邮件里多做解释。我给她打电话，打了电话之后，我意识到我做对了，她很高兴我给她打电话。那是星期四晚上。我们一直聊，没有具体什么话题。我跟她说一些工作上的事，说卢娜，她跟我聊她的同事。就在这时，我手捧着花从车里出来，是我刚才在体育广场的夜间商店买的。 “嘿，你说你住在厄斯特何玛街几号？” “嗯——七十九号。怎么？” 我按门铃。 “稍等一下。有人敲门。” “我等你。” 她从一楼的内线电话问，“你好？” 我说，“你好”，通过手机，也通过内线电话。 有一会儿的沉默。 “嗨？！？” “开门。” “是——是你吗？” “不，是哈利波特。” “上帝——” 她按了开门键，我推开前门走进去。 “你疯了——”看见我满脸笑容上楼时她说。她的眼睛告诉我，我做得很好。 我把花放在桌上，吻她。她穿着晨衣，头发湿的。我一边吻她，一边把她向后推，直到我们倒在沙发上。她的晨衣稍微开了一点。她看见我在看，笑着把晨衣拉紧，把身子蜷成一团紧靠着我。我抚摩她的头发，吻她头顶。我很久没有和卡门这样坐了。我喜欢这样。 我们又亲吻，现在温和一些。我的手在她的晨衣里游走。她没有拒绝。我揉捏她的乳房，很软，我立刻就爱上了它们。我吻她的脖子，轻轻咬她的咽喉。 突然她坐起来。“嗯——你想喝咖啡吗？”她问。 “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那好吧。”我笑道。 我看她的CD盒子，看见麦当娜的《万丈光芒》。她倒了两杯摩卡咖啡，过来在我身边坐下，这次她晨衣上的扣子都扣上了。我把她拉过来靠紧我。同样的镜头又重复上演。麦当娜在唱，“如此想要，匆忙跑回来想要再看——你的脸——我的替换爱人。”我轻轻抚摩她。她躺在沙发上，她的头枕在我的胸膛。我解开她晨衣的纽扣，她闭着眼睛，低声说，“不要——” 两首麦当娜的歌之后，我们再度拥吻。我的手又慢慢滑向她的乳房。“我觉得自己回家了——”后我的手往下滑。她叹了口气，她的头重又放下。这次当我的手滑到她的小腹时，她没有阻止我。“把你的手放在我身上——我闭着眼——我需要建立一种联系——抚摸我我正试着——看清你的灵魂——我闭着眼——我好像曾经见过你——”我在她两腿之间跪下。她摇头说不要。 “我无法离开你。你叫我走，不然我不会停下。”我叹了口气，经过俱乐部的一夜，我像帕特里克?克鲁伊维特一样饥渴难耐。 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她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拉向她。她的晨衣从肩上滑落下来，现在她全裸了。她解开我的衬衫纽扣，我紧张地脱裤子，把她的双腿分开。我很紧张。有一小会儿时间，我等着，给她最后一个摇头的机会。——像他们一样查看迹象——她没有摇头。她困惑地看了我一眼，几乎察觉不出地点了一下头。——我想我将服从我的心——我缓缓进入她。罗丝身体里就像天堂。 后来在她床上我又体会到这点，以及接下来星期六下午我三次重温这种感觉，这天下午我说去镇上的。已经一发不可收拾了。 上帝，我怎么会开始的？ 她说她对我的爱永无止尽 如果她知道你和我的事，她就不会这样了 跟你在一起是如此愉快 当欲望越来越强烈 我越需要你的抚爱 迫不及待要马上奔向你 Brian Adams，from Run to You(Reckless，1984) 6 出轨并不代表什么。这就像自慰，只不过多了一个女人罢了。 婚外恋则完全不同。上床变成了做爱。这不再是一个你喜欢插入的女性身体，这甚至都不再是关于女人。而是我一直想避免的东西。我对身体出轨的冲动已经够糟了，其他女人可以得到我任何地方，除了我的心。我的身体和精神也许是孤独恐惧症的，但我的心是专一的，是卡门一个人的。罗丝知道，如果卡门没有患病，我们绝不会有婚外恋。但卡门确实患病了。2000年春天，真名罗丝，绰号女神，我手机上所记的名字是波里斯，她是我生平第一次婚外恋。 我们相互补充，非常完美。从罗丝那，我得到在家里缺失的，所以——尽管只是暂时——我重新获得了生活的乐趣。她用女性的温柔宠着我，她就是癌症期间我所需要的那种女人。罗丝是我的代替爱人。 在我这方面，我对她尽量无微不至。她得到最好的丹，和我在一起她感觉自己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像女人。“你可以叫我女神，这就是我和你在一起时的感受。”当我一手拿着玫瑰和从女性内衣店买的礼物出现在她面前时，她高兴地说。她很喜欢她的角色，并发挥到极致。她让我决定我们一起活动的内容、地点、时间和方式。我们外出时她问我她应该穿什么。她问我应该买什么颜色的内衣。 外遇就像吸毒一样，是会让人上瘾的。几个星期之内，我对罗丝上瘾了，对她给我的感觉上瘾了。我尽量和她待在一起。所有陈词滥调的借口我都用上了。时不时我要“早点去办公室”，去“城里听CD”。星期五晚上的聚会是我最好的借口，如果当晚有足球赛的话，我会先看电视报道，在回家前背熟所有细节。我们安排在和客户吃过晚饭之后见面。我们经常，有时一周两次，整晚上都待在一起。 每当这时，我们就去最没有可能碰见熟人的酒吧或餐馆，聊整晚。主要是聊性，聊我们有过的性爱、将要进行的性爱和想要进行的性爱。如果我们不是在聊性爱，那我们就在做爱。我们做爱做到筋疲力尽，在她家、我的车里、我的办公室、沃德尔公园、阿姆斯特丹森林，处处。 白天我们什么也不做，就是彼此发邮件。每天发十几封邮件。我们写信聊我在家怎么样，关于我们下次见面，关于她的工作、我的工作，关于她晚点的火车。那些通常谈恋爱的人吃饭的时候聊的话题。我忙于查看我的邮箱里是否有她的新邮件，我在MIU的工作效率几乎等于零。 周末我不能查看邮件的时候，我就给她发短信。每天发十到二十次。我上厕所时，卡门上厕所时，我藉口去车里拿点东西时，给卢娜洗澡时，刷牙时。只要我单独一个人时我就给她发短信。 早上好，女神，又梦见我了吗？我从托儿所回来时给你打电话。 我忘不了你昨晚的表现，太美妙了。 周末愉快，女神。 恐怕现在不能打电话。卡门在家。 明天我就又是你的了。我们再短信联系。X。 在这个时候，她只能等。等我打电话，等我说我们能否见面，等我说是否得在最后一刻取消见面，等我发短信。 我们达成一项严格的协定：罗丝决不能跟我打电话，只有我明确地在短信末尾加了一个X号，她才可以给我回短信，而且回复短信决不能超过我发送之后五分钟。 我很害怕事情会败露。我的手机上，一个月罗丝的号码名字写“伯瑞斯”，伯瑞斯是在我们那实习的一个男孩。下一个月罗丝的号码名字又变成了“阿基?KPN”，这是我一个客户的名字。每次打完电话以后我就删除已拨电话记录，每次收到她的短信之后我会立即删除。每天我好几次删除她的邮件。我从来不在家里的电脑上给她回邮。 只要我要求，她就会出现。不管什么时候，不管我在哪。如果我在安多芬见过客户后回来的路上，她会坐上去乌德勒支的火车，只为和我一起在路边的咖啡店坐上四十五分钟，然后和我一起开车回阿姆斯特丹。 她取消了和女性朋友的约会，因为她不知道我和客户吃饭会到多晚，不知道我们能不能见面。有可能是晚上十点半，或晚上十二点半。 我和罗丝的约会总是以同样的方式结束。我去冲澡，然后跟她做爱，然后离开罗丝温暖的床回到冰凉的夜，独自一人。在车上，我还在回味那种兴奋、欲望，和罗丝做爱，我不想回家。那是一个星期中最糟糕的时刻。我在阿姆斯特芬路找地方停车，心里直打鼓。有时从车里出来之前，我会等几分钟，再次审查一下我编的故事，看有没有漏洞，自己重复一遍，害怕今晚的托辞会有漏洞。 我在楼下脱衣服，尽可能不发出声音，爬到楼上，特别仔细地刷牙，悄悄爬上床，背靠着卡门躺着，睁着眼睛，至少半个小时睡不着。担心我身上还留有罗丝的味道。尤其是平常上班的日子，超过一点半回家时最害怕，因为卡门知道酒吧晚上一点关门。 到早上我才终于松了口气，因为我感到家里的气氛挺好，显然我编的故事又过关了。接下来是我最好的状态，我对卡门很好，和卢娜一起玩，我愉快而精力充沛，不管昨晚我喝了多少酒，也不管几点到家，我都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又重新找到了快乐和生活的乐趣。 是你和你为我所做的 让我的生活充满狂喜 Sister Sledge，from Thinking of You(We Are Family，1979) 7 我已经计划了好几个星期了，就连最细小的细节我都准备好了。卢娜在我岳母家过周末，打听好了弗兰克和拉蒙星期六会去哪，这样我和罗丝就可以避开他们去的地方。 卡门和广告经纪公司的同事一起在摩纳哥过每年一次的周末出游。那些女孩听说卡门要一起去高兴极了。只要有卡门的地方，就会有乐趣。每个人都知道。把她送到史基浦机场之后，我直接去罗丝家。 进门之后，她在厨房叫我躺到床上去。这听起来不太像惩罚，我很高兴这次是她命令我，改变一下。几分钟以后她进卧室了，她穿着一件上衣，里面什么都没穿，举着一个大托盘，托盘太大，几乎都过不了那扇门。我看见百吉饼、鲑鱼、鳄梨、奶油奶酪、新榨的果汁、一瓶系着蝴蝶结的香槟。 “因为下周是你的生日，”她说，“我不能送你可以带回家的礼物，所以我就这样——”她淘气地看着我，然后把上衣解开。“你想先要什么？” 我觉得很感动，性欲难耐。 “吃。”我说，然后把头扎在她两腿之间好几分钟。整个上午和下午我们一起其乐无穷，做爱、吃东西、睡觉、聊天、大笑、上床、睡觉，然后又做爱，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男人。 在我和罗丝去市区消磨晚上时，我收到卡门短信。她说他们很开心，她在蒙特卡罗给卢娜买了件小裙子，给自己买了一双很贵的靴子和迪赛粗布外套。我笑了，告诉罗丝——她也笑，很感动——然后给卡门回了短信： 我为你感到骄傲，很高兴你很开心！ 我一生的爱！ 出于一时兴奋，我给罗丝看我写给卡门的短信。我犯了个错误。 “嗯。你对卡门的称呼很好，”她恨恨地说，“至少现在我知道我的位置了。” 我想从头到尾向她解释清楚，卡门是目前为止我一生的爱，而你永远都不知道以后会怎样，但是我知道现在说什么都是火上加油。仅有这个周末她可以完全拥有我，我怎么可以破坏她的极度快乐呢？ “哎，算了，”我们坐在玛尼克斯街的韦伯咖啡馆的时候，她装作冷静地说，“一条那样的短信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什么。我很了解你，我永远都不可能有像卡门和你那样的关系。” “但是你知道，你对我非常重要——” “我确实知道，但没有其他人知道。你的朋友甚至都不知道我的存在，他们不知道有我这个女人，不知道有我这个人。你认为这给人什么感觉？”她探询似的看着我。“我甚至都不能告诉自己的爸妈，我和一个已婚的妻子得了癌症的男人搞婚外恋。他们真会愿意听？我小心地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我的姐姐根本不愿听，她打断了我。我的一个女朋友听说之后认为这是件丑闻。她不理解我怎么会这样，不理解怎么会有人在妻子生病的时候做出这种事。” “呃——”我无话可说，啜了一口酒。 “对，呃。说起来很容易。现在你让我看你发给卡门的甜蜜的短信，这真让我——”她眨着眼睛说，“所以今晚你别想早点回家。你终于是我的了，仅这一次。 ” 拉克斯还是韦伯。玛尼克斯街上的休闲咖啡馆。我从来都说不清楚我是在哪家，因为这两家很像。我无数次之后又一次得出结论，我不了解这些休闲的东西。如果你想躺在沙发上，待在家里更好啊！ 因为四点之前我不用回家，所以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我们去了拉克斯，以前我和卡门时常去那。还好，如我所料，我们没有在那遇见熟人。这是我晚上避开巴士底的原因，我不想在那撞见拉蒙。我常把他当借口，他知道我经常出轨，但他不知道这几个月以来我都和同一个女孩在一起。我想这样就好。罗丝想去跳舞，但又不能去帕拉迪索，穆德可能会去那里。摩尔今晚也不行，因为弗兰克常去那。 我建议去奥林宾馆。就我所知，那是MIU的那些人不会去的地方。 就在几年前，奥林宾馆还是个时尚的阿姆斯特丹人不屑去的地方。八十年代的音乐、背包旅行者、一群来自普马伦德的提手提袋的女孩。以前我经常去那，现在那里变得更时尚了，他们装扮成家庭风格，那里的啤酒价格也翻了一倍。鉴于去那里的漂亮女人也随着这里的转型而多了起来，所以我决定忽视涨价这个因素。 “现在我们整晚都可以待在一起，你想去这些地方中的哪个？”我自作聪明地问罗丝。 “哦？嗯，好主意——” 一个小时以后我发觉罗丝比在场的所有女人都漂亮，让我性欲又起。我低声在她耳边说她是多么漂亮，多么温柔、多么女人、多么可爱，我会怎样聪明地常来找她。看了看表，才三点！当你有外遇的时候，你就会学会珍惜时间了，特别是晚上的时间。通常这个时间你得做出选择，是继续喝酒、跳舞、聊天还是去上床，因为最晚四点一刻你就必须回家，但是今晚完全属于我们。这里开始关门的时候，我们急忙朝等出租车的地方奔去。尽管有很多时间，但还是没有时间可浪费。 到了她家，我们用尽所有的方法和时间做爱。 我回家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我不累，完全满足了。一个小时之内卡门的妈妈会带卢娜回来。我很舍不得，但是我必须尽到做父亲的责任。 回家后我给卡门打电话，她很高兴接到我的电话。“这里太好了。”她在电话那头兴奋地说，她告诉我他们在一个鸟瞰蒙特卡罗海湾的城堡的花园吃午饭，下午去卡尼斯。我告诉她我在奥林宾馆跳舞跳到四点，我没有提药物，也没有提罗丝。卡门讨厌药物，卡门讨厌不忠。 那天晚上，我带着卢娜在史基浦机场接她，她疲惫极了。她和同事道别的时候，脸上摆出勇敢的表情，她吻每个人，就这个周末开玩笑。她脸上的笑有一会儿都没有消失，直到走出了别人的视线。“哦，丹尼，我累垮了——车停得很远吗？ 我说我把车停在第一停车场入口的障残人士车位。她吻了我。 那天晚上她八点半就上床睡觉了。对我来说也好，我也可以睡得很安稳了。我睡到早上九点，卡门一直睡到下午很晚。 她的同事可以和状态最好的卡门一起享受周末，罗丝享受和我一起，我享受和罗丝一起。 是的，我和卡门还在享受生活。 但是，可悲的是，不再是我和卡门一起了。 每个人都梦想拥有持久的真正的爱 但是你我都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的 Bruce Springsteen，from If I Should Fall Behind(Lucky Town，1992) 8 卡门似乎发现我在工作和俱乐部中找到安慰，她对此并不高兴，但是为了让自己开心，她只好接受而且也开始像我这样做。去摩纳哥的前几个星期，她和安妮去斯希莫尼科赫岛过周末放松。前一个星期，她在伦敦和她妈一起购物。复活节那天她和穆德在纽约。 她从来都不无聊。卢娜在家时，她们一起重复做一些好玩的事。卢娜在托儿所的时候，卡门去广告经纪公司喝咖啡或跟穆德一起吃午饭。或者，去Purmerend和她妈一起待一天。她在购物中逃避。“购物很健康”，这是她的新座右铭。最近很多精品店像Dkny、Diesel、Replay、Gucci都有卡门的踪迹。 癌症之后我第二次过生日时，我得到卡门送的一辆自行车，但没有得到性。自从圣诞节礼物之后我们就没有做过了。我也已经不记得跟她做爱的感觉了。噢，老实说，在这方面我也没有做出什么努力。我们两个对此都没有太大的需要了。卡门有癌症，只有一只乳房，我有罗丝。 我们还是生活在一起，但更像兄妹。我们知道就现在的情况，我们知道不能没有对方，我们也尽量不吵架。卡门尽她所能不让癌症的阴影影响我们的生活，在家尽量愉快。所以偶尔，当癌症、假体乳房或我的外出让她心烦的时候，我就成了出气筒。我完全理解。我很高兴她还能给我很多的自由，时不时让我出门，不管她可能会怎样痛苦。我知道她必须做出多大的努力才能做到。 在我这方面，我尽一切努力确保卡门对我不在家时所做的事不起疑心。我告诉她我和拉蒙一起待到四点，又得和客户吃饭了，八点去上班的时候比以前多了，上夜间商店的次数也多了，我不知道我说这些的时候卡门是否相信，但她很少问。 我知道这样下去不行，我也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了，公司、罗丝、卡门、卢娜，还有我的罪恶感，所有人跟事都需要我注意。我必须和卡门谈谈，尽管我不知道我们的情况会变成什么样。我不能弃她于不顾，但是我也不能告诉她我有外遇，因为这意味着一切都要结束。然后我会完全支离破碎。 但是，我们必须谈谈。也许下星期吧，那时我们要带卢娜在法国南部的麦德俱乐部待一个星期。离开罗丝一段时间，离开阿姆斯特丹一段时间，没有那么多约会。只有卡门、卢娜和我。是的，下星期，我们就要好好谈谈。 我很害怕整个星期没有罗丝，但这是我所想要的。 我很害怕和卡门谈，但我知道必须谈。 必须做出改变。不管她有没有癌症。 该死的癌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