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行李的旅行——CHAPTER 2 | Now We Wander 流浪吧！两个人的旅行

我的方向感很差。不是因为我不够注意周遭的环境，而是比起实际的东西，我的内在指南针总是对诗意的东西更有共鸣。我知道我家附近的蜜蜂在尖尖的丝兰丛里的哪个角落筑巢，也可以在低矮的香草丛里马上找到迷迭香的踪影。然而，我却说不清最近的加油站的方位，大多数时候是因为我从没认真记住东西南北。我是自然作家约翰·缪尔（John Muir）的信徒。他曾经写道：“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听瀑布、听鸟和风歌唱。我要翻译岩石的对话，学习洪水、雪崩和暴风雨的语言。” 有一次，我跟杰夫开上三十五号州际公路，从奥斯汀前往圣安东尼奥。我赞叹地指着远方一簇闪烁的灯光，说：“你不觉得圣安东尼奥市区晚上看起来很像银河吗？” “亲爱的，那是水泥工厂。”他笑着说，“我们现在已经在圣安东尼奥以北五十里的地方了。” 好吧，撇开我浪漫时代的方向感不谈，通常我被问到自己站在哪块大陆上时，我都能给出正确答案。可是，当我跟杰夫在阿塔图尔克国际机场的入境大厅伸展麻掉的双腿时，却懵懵然。 伊斯坦布尔是全世界唯一横跨两大洲的城市。交织着宏伟大桥和整队渡轮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就从这座城市的心脏贯穿而过，分出了东与西、亚洲和欧洲。飞机开始降落时，我的心思一直飘走，想起描写地中海（一条宽广的湛蓝野餐垫在阳光下荡漾）和乘风破浪的灰色货运船队（犹如金属鸭群）的诗句。杰夫靠在我肩膀上嘴巴微张，完全睡死了。当机长的声音透过喇叭毕毕剥剥地响起时，他动也没动。“各位先生女士，晴空万里的下午，伊斯坦布尔今天是好天气。地面温度二十七摄氏度，东北方捎来凉爽微风。请坐好，放轻松，我们即将降落。” 机轮从机腹吱嘎放下，飞机开始降落。我已经看到棕榈树和清真寺，屋顶上的尖塔有如细针插在地上指着天空。19世纪的法国作家拉马丁（Alphonse de Lamartine）曾说：“如果你只能看这世界一眼，那一眼就该留给伊斯坦布尔。”跟拉马丁不同的是，我看到的第一眼伊斯坦布尔现代感十足：在拥挤的入境航厦里，签证上的土耳其字母像在跳舞；几扇门通往静谧的穆斯林祷告室，旅客跪下来面向东方祷告；好多荧幕显示飞往贝鲁特、迪拜和开罗的班机；排队过海关的队伍里，不时可见名牌头巾。 匆匆下飞机后，我忘了留意这座机场坐落在欧洲还是亚洲？在厕所里跟乱七八糟的头发奋战时，我才突然想到，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哪一洲（虽然比起地理上的坐标，当时我更在意镜子里那狼狈的身影）。看来，我跟杰夫不得不跳过交往初期随时要美美的阶段。我觉得自己越来越像大作家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笔下那个脾气暴躁、阴晴不定的炸脖龙。我的发根油油黑黑，两眼无神，洋装闻起来像飞机靠垫上的脏兮兮指印，腋下渐渐沦落成细菌培养皿。哎呀呀。我抹上体香剂，把油油的头发盘起来，然后才走回入境大厅。 杰夫靠在一根圆柱上，忙着把票根塞进他那本塞满其他票根和乱七八糟生命蜉蝣的笔记本，比如名片、沙子、羽毛、牙签，甚至还有狗毛。他啪的一声合上笔记本，我打了个呵欠，问：“接下来呢？” 他的眼睛在牛仔帽底下闪着兴奋的光芒，好像趁我去厕所时偷灌了一杯浓缩咖啡。“我提议跳上一班往市区的火车，随便选一站下车。”听他的口气，好像这样很理所当然。 “真的假的？你不觉得我们应该先认清方向吗？” 他无所谓地耸了耸肩：“反正我们在路上就会弄清楚啦。” Travel（旅行）这个字的起源可以追溯到travail（辛苦工作）这个字。让人想起那种害你脚踝起水泡、小腿酸痛的辛苦旅程，也给你一百个宁可从不迈出家门的理由。实际的情况是，所有美好难忘的事物通常伴随某种程度的辛苦。动人心魄的美景和超级经典自拍的背后，总是有大排长龙的队伍、在飞机上哭闹不休的婴儿、血糖超低的时刻。 我已经将近二十四小时没有进入快速眼动睡眠期。我不像杰夫，就算在德国战车乐团震耳欲聋的演唱会上也能打瞌睡。我呢，在这趟横跨大西洋的飞行过程中，多半时间都在努力把身体像折纸一样折来折去，免得影响四肢的血液循环（结果除了小寐和脖子僵硬之外，啥好处也没捞到）。我“第一眼”看到的伊斯坦布尔没有美到令人屏息，而是疲劳犯困加一圈眼屎。 说到住宿，似乎也免不了辛苦。如果我们坚持原本的实验精神（和寒酸的预算），旅馆就免谈了，青年旅社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我们计划通过沙发冲浪网（Couchsurfing.com）借住当地人家里。沙发冲浪网是以当地的旅行爱好者免费接待旅客作为一种文化交流的全球性社群网站。问题是，我们虽然寄出了十几封信征求伊斯坦布尔的接待人，却连一封回函都没收到。这表示我们可能会流落伊斯坦布尔街头，沿路捡纸箱到公园打地铺。 想到要把过夜的问题交给拿不准的运气，我心里竟然有点慌。肥皂和枕头不会在随便一个火车站就突然从天而降，与其在市区随性乱晃，我们应该商量一下对策才对。我们需要一张地图；需要在网络上广发沙发客紧急询问函；需要确认我们到底站在哪一洲。 我习惯性地在脑中列出“最糟状况”。我们可能会迷路、累趴、无家可归，现在却还要随便跳上一列火车、自找死路？不会吧。但或许在公园过夜也没那么可怕。看杰夫那样子，他完全不担心，靠在柱子上，慵懒地对着我笑，身后一排出租车。看来他完全不担心晚上可能睡公园。说真的，我们在一起这几个礼拜以来，我不记得他担心过我的冰箱没有花生酱碎片冰淇淋以外的事。他很有把握用手边现有的材料变出一顿大餐，这也是我们漂洋过海来此要一起练习的事。 我叹了口气，用手背摸摸他的脸颊，一天没刮胡子，他的脸就冒出了刺刺的小胡茬儿。“好吧，牛仔，火车在哪里？”如果流浪方式失败，我就要坚持改走较传统的食宿路线，但至少今晚我愿意冒险迎向未知。 ‧‧‧ 关于迷路，我略知一二。闯进疯狂混乱的精神丛林那悲惨的两年，我就受过一流的训练。杰夫一开始并不知情，但我们在议会大厦的阶梯上见面时，离我重新找到方向也才不过四个月。 至今我仍然不确定自己一开始为什么会迷路。或许只是单纯的精神失调；或许是我对人类面对的困境太过敏感；或是残酷揭露人类贪婪后果的2008年金融风暴，对我的打击太大；或许是内心深处对固若磐石的福音派基督教童年的渴望，那时圣经上的一点一画，都直接从上帝口中轻声传进信徒耳中；也或许是我发现耶稣不是在天上分派神圣使命的好人，而且，在有如白驹过隙的短暂生命中创造出有意义的任务，其实落在我自己的肩膀上。 也许我需要迷路，就如同森林需要大火才能重获新生。我只知道，2010年秋天，我还在为申请研究生撰写冠冕堂皇的读书计划，到了2011年黄水仙盛开时，我却蹲在马桶前，因为恐慌发作而频频干呕。 这种“迷路”症状有各种名称。爸妈说是“过渡期”。爷爷说我的中年提早来报到（什么事都比别人早！）。家庭医生说我脑内的化学物质失衡，导致严重的“精神异常”，还开了一盒银色包装的镇静剂给我。心理治疗师说我踏上了灵魂的黑暗之旅，并建议我牢牢抓紧，因为唯一的脱困方式就是走过来。而已故的法国哲学家证明我的问题是典型的存在危机。换成大白话就是：我找不到早上从床上爬起来的强烈动机。 无论给它什么名称，我都希望那种日渐占据我五脏六腑的焦虑感只是暂时的，就像杰克丹尼威士忌造成的宿醉，只要一夜好眠和一份油滋滋的起司汉堡下肚之后，自然就会退散。我迫不及待要回归正常生活，投入研究生课程，一圆文学梦想。我焦急地寻找熟悉的路径，就像迷路登山客四下寻找认得的河流弯道或特别突出的岩石。但“正常”却消失得不见踪影，像被淹没的路径。我脑中的风景变得陌生无比。 当时我并不知道，严重焦虑的一个明显症状，就是无法忍受其他人安之若素的现实世界。我觉得自己仿佛灵魂出窍，飘到天花板上，从很远的地方看着“正常人”每天做的事。我的世界瓦解了，变成一个黑黑的小针孔。过去无害的地方突然变得可怕，包括跟室友合租的房子、开车上班的路线、墨西哥餐厅、收费停车场。焦虑是一片透镜，把我的每个生活面压缩成一连串残酷又惨烈的场景。 我唯一觉得安全的时刻是每天早上起床的前十秒。在那短短的时刻里，我暂时忘了恐惧。但当我睁开眼睛，恐惧又会扑面而来，只觉得胸口沉重，呼吸微弱，肾上腺素飙升，恶心感一波波涌上来，古怪的想法多如无限长的毛线球。到了中午，我经常累得像刚跑完十公里马拉松一般。 我拼了命阻止自己的精神被炸成碎片，但表现在外的竟然是令人纳闷的饮食失调（平常我热爱下厨，厕所也从不放体重计）。有一天下午，我突然就吃不下东西。食欲消失，唾液去放长假，食物一进喉咙就马上吐出来。医生也诊断不出个所以然。我心想我的脑袋出了很大的问题，大概要疯了。我从没想过频繁焦虑、脉搏加速的人会有消化方面的问题，也没想到伴随精神崩溃而来的饮食失调并不罕见（伍尔芙的丈夫在她精神病发期间写道：“我通常可以哄她吃点东西，但过程相当折磨人”）。 到了2011年夏天，我的胸腔轮廓渐渐浮现，很难再假装正常。我迷失了方向，想不承认也不行了。我快刀斩乱麻地辞掉了珠宝工作室的管理职务，退掉和室友合租的房子，推着行李箱躲回少女时代的房间。如果不回沃思堡郊区投靠爸妈，我只剩下住进精神病院一途。 我对我妈说：“看来我的人生在二十三岁的青春年华就结束了。”那是个夏日清晨。夏天，我通常会因为游泳晒得很黑，现在却躺在床上，苍白又消瘦，连笑话都说不好。我妈坐在我对面的宜家黑色摇椅上。我很幸运，她除了是我妈，也是我最亲近的朋友。这个女人身材高大，情感丰富，一头橘红色短发，也曾经历几次精神风暴，人生不全然都走传统路线。 高中毕业才两个月，她就跳上灰狗巴士离开旧金山，20世纪70年代后半就这样漂泊度日。在西雅图时，她跟两名靠喝酒打牌治疗创伤后压力症候群的越南籍兽医住在一起。三人拆伙之后，她搬进致力打倒资本主义和父权社会的公社。她到派克市场演唱民谣；到爱达荷州的农场开曳引机；在佛蒙特州端盘子；搭巴士横越美国，身上只带一只行囊和一把吉他。二十二岁那年，她怀了我姐安娜，但那段感情没有维持太久，后来就跟她母亲一起搬回加州的威尼斯海滩。 她坐在摇椅上平静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自己的人生会怎么样？你是算命仙吗？” “不用是算命仙也知道。”我激动地回嘴，“很明显吧。我周围的人不是在念研究生，就是去大公司实习。我呢，今天的第一大目标就是从床上爬起来，然后吃掉一份花生酱三明治，不让自己把食物吐出来。听起来跟‘大好前程’差得远吧。” 她顿了一顿，斟酌过用字后才说：“我在想，如果你顺其自然，不再只想着恢复正常，不晓得会怎么样？” “什么？就看着这些事发生，什么都不管？” “你听了也许觉得惊讶。”她笑着说，“过去你熟悉的生活或许不见了，但就算迷路也不表示不能去探险。” ‧‧‧ 杰夫对着火车车窗竖起拇指：“我们试试这一站。” 我们跌跌撞撞地走上伊斯坦布尔的一条宽阔大道，路上灰尘弥漫，夹杂着出租车喇叭声、警笛声和哐啷啷的电车声合成的配乐。看起来像市中心，但究竟是不是我也不知道。车声鼎沸的多线道马路两旁，卡布奇诺色的六层公寓肩并肩一栋连着一栋。公寓窗上挂着红旗子、空调、天线和迷你遮阳篷，底下是种着棕榈树的拥挤人行道。我举手遮阳，往两边的街道看了看。 “所以，我们要开始流浪了。”我说。 “对，要开始流浪了。”杰夫说。 “左边还右边？”其实根本没有区别。 “左边好了。”杰夫说，只见他举步走上大道，牛仔帽在一群群卷饼小贩和戴墨镜的观光客之间稳稳摆荡，好像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似的。对他来说，摆动就是一门艺术。有次杰夫告诉我，大学时期他爸付钱让他去休斯敦做一次彻底的职业生涯性向测验。经过几天的分析能力、手眼协调、图形辨识测验之后，结果证明他适合的不是金融顾问或创业家这类人人艳羡的职业，而是开渡船的船长。说起来其实很准。我完全可以想象他开着蒸汽船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嘴里叼着一根湿湿的、没点燃的香烟，从容自若地驾驭变化无常的河流，就像马克·吐温笔下的恶棍。 我十分乐意让杰夫扮演导游的角色。我们在奥斯汀到处游荡时，就确立了彼此扮演的角色。我负责感受周围环境的神奇魔力，他负责带路。我是诗人，他是舵手。并不是说我完全无法带路（只要集中精神，我也勉强可以），但放掉指南针让我有全然不同的发现，比如光影。在得州，地形多半宽阔又平坦，阳光直接贴在你的肩膀上，积云大朵大朵聚集在一起，在地上打下连绵好几里的影子。但在伊斯坦布尔，夏天的阳光轻飘飘的，午后时分金光闪烁，黑海、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从四面八方把光线折射到空气中。 我们一个是诗人，一个是舵手，两人在城市里漫无目的地游荡，其实是在追随一种悠久的传统。像这样测量城市的脉搏并不是什么新概念。法国人称城市漫游者为flaneur。19世纪的flaneur是一个四处探索的现代漫游者，把目光所及的大道和拱廊都当做法国记者维克多·法诺尔（Victor Fournel）所说的“体验城市的动态照片”。诗人波德莱尔也以敏锐的文采捕捉了这个过程：“对完美的flaneur、这位热情的观察者来说，在人来人往、起起伏伏、转瞬即逝、无边无际之中建立一个天地，是莫大的喜悦。虽然离开家，却又觉得处处是家；观察这世界，置身于世界的中心，同时又隐藏自身，游离于这世界。” 透过现代flaneur的眼光观察伊斯坦布尔的街道，我发现不确定自己站在哪一洲的人，不只我一个。这座七山之城一直随着王国的盛衰兴亡而改变面目。即使到现在，也仍在东与西、宗教与世俗、现代与传统并置的复杂网络中，摸索自己的定位。在人行道上，穿着荧光迷你裙、戴着银色大耳环的土耳其女人，跟一身传统穆斯林打扮的妇女擦肩而过。支持世俗派的政治海报挂在墙上，跟ezan（祷告呼召声，几乎是伊斯坦布尔唯一可以听到的阿拉伯文）相互应和。现代又时髦的小咖啡馆和精品旅馆隔壁就是古老的石墙，仿佛在这城市仍称作君士坦丁堡时，就已存在。 奥斯曼帝国的痕迹无所不在，例如划破天际的清真寺尖塔、烟雾弥漫的奥斯曼澡堂、远方一个又一个叠在一起像倒扣茶杯的圆顶。但这城市仍有一些地方让人想起伊斯坦布尔曾是拜占庭帝国的中心，东正教基督徒曾在这里对上帝之子耶稣祈祷超过一千年。当年君士坦丁大帝观赏惊险战车赛留下的竞技场跑道轮廓，还有圣索菲亚大教堂（世界上最大教堂的称号维持了近一千年）的拱形圆顶，都可以看到拜占庭帝国留下的遗迹。 在闹哄哄的街上东飘西荡时，我们都没说话，但这种沉默很自在。我们随性漫步，周围有什么吸引住目光就往哪里走。例如，头戴深色棒球帽、从直立旋转烤肉架切下一片软嫩羊肉的男人；有个女人穿着围裙，站在橱窗边照顾摆得方方正正、撒上白粉的土耳其软糖；还有满头大汗跟人讨价还价的首饰销售员。我们被一场感官的飨宴围绕，眼前模糊掠过密密麻麻的人群、街头小贩、国旗、海鸥，还有下午的祷告呼召声（这时，物品打下的影子都跟物品本身一样长）。 过了一会儿，我示意杰夫拐进一条铺石小巷，远离大街的喧嚣。周围马上安静下来，除了几个在整理鞋盒的店主，还有一名坐在角落、用看似16世纪留下来的金属榨汁机榨柳橙汁的沧桑老人。我用一里拉和蹩脚的土耳其文“谢谢”换到一小杯果汁。我们坐在一旁的阴凉阶梯上喝果汁，味道温温甜甜，上面浮着泡沫。阶梯有尿臊味，但这里凉爽又安静，宛如天堂。 我闭上眼睛，把头靠在杰夫的肩膀上。都快傍晚了，我们还没找到过夜的地方，我也还不知道自己身在哪一洲。我们的随性漫游没有让我甩掉寻找精神浮木的渴望，此刻这种漫无边际的感觉还是令人不安。不过，我心里有另一部分（放纵而好奇的那一部分）开始想，漫无目的、两手空空到处游荡，会不会有它神圣的一面。 “像这样迷路也不是天天都有的经验，对吧？”我说，“你想想，每隔一阵子，电视上就会出现登山客在森林里失踪或飞机卷进暴风雪的新闻，可是大多数时候，我们都知道自己站在地球的哪个地方，也可以化成谷歌地图上一个明确的红点。这样乱走乱逛，没有GPS告诉你在岔路要右转，其实还满老派的，对吧？不知道自己在东南西北哪个方向，这种人大概已经绝种了。” “这就是有趣的地方。”杰夫闭着眼睛说，“迷路的时候，你不能从A点到B点，因为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跟A点或B点的相对位置。没有了A点，B点也就不存在了。”杰夫开口闭口都是自己掰的格言，很难说这些格言是出自尤达大师口中的智慧金句，还是他老兄的鬼扯淡，他自己大概也傻傻分不清。 “好吧。”我笑着说，“可是没有B点的感觉有点可怕。这么说吧，即使我知道自己没有致命的危险，还是会觉得害怕，因为我不知道今天晚上我们要睡哪，或者我什么时候才能洗掉头发上的油垢。像这样到处乱晃，我只能假装不管天上掉下什么，我都应付得来。” “哦……我不也是从OkCupid云端掉下来的呀？”杰夫说，“或许你根本用不着‘应付’什么，只要跳上A火车，到餐车点杯琴酒，放轻松，顺其自然就好了。” ‧‧‧ 杰夫无时无刻不在挑战这个世界，要它端出一些新东西给他瞧瞧。“人生不就那样，何不找点乐子呢？”他这么说，但他的“乐子”通常包括试探行之多年的社会常规（有时甚至不只一种）的底线。这种人既迷人又让人害怕。 第一次约会，他就对我坦承，离婚后他偷偷以大学办公室为家已经八个月。当时我们坐在议会大厦对面的一家地下酒吧里，桌面上了蜡，灯光昏暗，店名叫“休息室”。与其说是一间酒吧，其实更像一个秘密基地。店里的座位不超过五桌，但后墙贴的一长排镜子反射室内空间，让整个地方看起来更大。里头乌漆麻黑，第一次走下长长的地下室楼梯时，我几乎不见五指。唯一的灯光来自角落那台闪闪发光的自动点唱机，还有吧台的一圈圣诞灯饰。整个地方散发着黑暗得州的气氛。 “我会说这家酒吧里头有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坐下来时，杰夫对我说，“议员啦，妓女啦，台面下的交易啦。虽然烟都禁了十年，大家在这里一样照抽不误。规则是：要抽烟可以，但警察进来检查，五千元罚款你得自个儿买单。” 听他那样说，我几乎可以闻到雪茄烟味和一丝廉价香水味，但那或许是金发酒保用来固定她那50年代蓬蓬头的发胶。“那是贝芙。”杰夫说，“她从尼克松时代就在这里了，超级情绪化，但只要给她一点点爱，再为她点首猫王的歌，她就会变成甜姐儿。”杰夫挤挤眼睛，走去吧台，“晚安，小姐，两杯龙舌兰，不搀水。” 我们互相碰杯。 “所以，你是说，目前为止都没人逮到你睡在学校？”我问。 “没，安全得很。我把睡袋藏在回收箱，把衣服放在体育馆的两个置物箱里，从来没人问东问西。再说，我在墙上挂了很大一幅我高祖父的画，而且是他穿着迷你蕾丝装的婴儿照，超诡异的。他后来用小刀割喉自杀，所以我跟每个人说我办公室闹鬼。” 我扬起一边的眉毛：“也就是说，你把睡袋藏在回收箱，办公室墙上还有个自杀的小孩……” 他突然一脸愧疚。“呃，我通常不会在第一次约会就说这些事，但我有过一段六年的婚姻，后来离婚了。不是出了什么问题，只是感情淡了，后来分房睡。但我不想给我女儿西贝尔留下坏榜样。” 他啜了一口龙舌兰，停下来衡量我听到他有女儿跟前妻的反应。 “好吧。”我说，没被吓到。 “离婚之后，我想振作起来。”他接着说，“你知道，典型的中年危机，就想做些疯狂的事。我办了一场车库大拍卖，把家当一件一元全部卖掉，然后搬进办公室。反正我也得为了垃圾箱计划减量。” 我把头发塞到耳后，靠在桌上问：“什么垃圾箱计划？” 他拿出笔记本，兴奋地画出一个长六英尺宽六英尺的箱子。“你会考虑跟一个住垃圾箱的男人交往吗？” 或许？他说垃圾箱计划是他最近在做的一个社会实验，想要设法说服布朗斯维尔校区的校长赞助这个好玩的教育计划。他跟一群学生、科学家和工程师组成团队，打算用一年的时间把一个三十六平方英尺的垃圾箱，改造成先进的迷你住家。改造期间，他都会住在垃圾箱里。 换成别人，我应该会很惊讶，但不知道为什么，杰夫的垃圾箱计划并没有让我觉得吃惊。他很会玩弄现实，就跟在阴暗酒吧里玩我的手指一样厉害，也跟靠上前捧着我的脸狠狠吻我的功力不相上下。那是绵长而放纵的第一次接吻，正是我决心在第一次约会尽量避免的煽情举动。我并不反对兴之所至的相遇，但是第一次跟网友约会，还是谨慎为上。为了巩固我的决心，我甚至刻意不刮腿毛，更早之前在厕所的时候，我还瞪着镜中的自己说：“切勿在还没深入了解他之前，就跟他上床。” 不管有没有刮腿毛，随着分秒的流逝，我遵守戒律的概率也越来越渺茫。我跟杰夫之间起了神奇的化学变化。他虽然没喷古龙水，但我喜欢他身上那种甜甜的麝香味。我想把头埋进他的脖子里吸气，但贝芙的眼里容不下这种养眼画面。我们展开第二回合的火辣热吻时，她开始发飙了。 “不行！这里不玩这个！”她凶巴巴地说，并用老烟枪的沙哑嗓门把我们轰出去。 “抱歉，贝芙。”杰夫说。他抓起我的手，不知悔改地对贝芙挤眼道别，拉着我从楼梯一溜烟溜走，跑得比我的决心飞得还快。 ‧‧‧ “继续走吗？”杰夫问，轻轻摇醒我。土耳其流行歌曲远远飘送过来，我闻到空气中有一丝洋葱和橄榄油的味道。屋顶连成的线把太阳切成两半。我站起来，昏昏欲睡地环顾四周，铺石街道再过去有一间网咖。我问：“你想收一下信吗？”我们有智能手机，但只能用WiFi上网。杰夫点点头，我们走向一家闷热的小店，里头摆了二十台计算机，只有年轻店员前面有一台风扇在转动。店员对我们指指两台相邻的计算机。我连在键盘上都迷了路，这里的键盘虽然长得像英文键盘，还是不太一样，我打出的邮件地址跳出奇怪的乱码。 “咦，你找到Shift键了吗？”我问杰夫，他没回答。我转头看他，发现他盯着荧幕，咧嘴露出滑稽的笑。 “你知道吗？”他说，“我刚收到朋友穆罕默德的信，就是几年前在哈萨克跟我一起当沙发客的伊朗自行车骑士。看来他也来伊斯坦布尔几天，正好在帮某位太太看家，对方刚好也是从奥斯汀来的。他知道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想到我们或许需要地方过夜。那位太太家的客厅有个大充气床。” 我不敢相信。“就这样？我们今天晚上有床可以睡了？” “对啊。”杰夫扬扬得意地说，“只要我们搭五点的渡轮赶到亚洲区。” 亚洲区。如果我们要前往亚洲区，那就表示这四个小时，我们一直在欧洲大陆上闲晃。重新定位之后，我靠在旋转式办公椅上，不敢相信一切是那么轻易地重新归位。我不知道穆罕默德的提议是天上掉下来的好运，还是冥冥中真有一条隐形丝线能把肥皂和枕头从天上拉下来。我只知道，至少今晚我会有洗手台、一张床，还有一个跟我分享那张床的温暖身躯。 那样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