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中国是一个尴尬的文明古国。一方面,不断考古挖掘出几千年前的遗迹;一方面,百年间不断破坏祖先留下的文化遗存,越靠近当下,这种破坏越呈现加速度趋势。北京,作为首都,它的破旧立新在全国起着风向标作用。 新中国成立初,梁思成等学者提出保留老城另建新城的规划方案,在当时的条件下执行起来有很大困难。但后来的发展表明,对历史建筑与传统的轻视,才是这一方案被否决的实质原因。 北京城墙的拆除,由于反对意见太多,最后只好请示最高领导,得到的意见是:现在我们不拆,下一代会拆的 。这句话一语成谶,在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各地的城墙、古建、古民居都被拆除改造得七七八八。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世界遗产数目直线上升,直至成为拥有最多遗产地的国家,北京更是拥有最多世界遗产的城市之一。这个矛盾的背后,表现出对具有旅游价值的标志性地点的开发,与对具有文化传承意义的日常生活历史环境的轻视。中国本就不是一个尊重建筑师的国度,几乎没有一个古建能查得出建筑师姓甚名谁,所以那些不具有地标意义的建筑和传统社区很难被保护完好。通常的情况是,借助一个与此地相关的名人来建立保护的合法性,这种舍本逐末的观念是迄今古建保护最有用的手段。 即使是留存下来得到保护的建筑,很多时候也让人哭笑不得。世界古建保护界有修旧如新、修旧如旧和维持原样三大措施,在中国得到大规模应用的只有第一种。当很多古建筑被劣质的、不协调的新材料粉饰一新时,给人的感觉就是生不如死。而最符合文物保护精神的“维持原样”在中国迄今还没有被厘清头绪。很多被各种机构和个人占据或占据过的古建,每个经历者对它的“原样”都有自己的图像。一个具有良性代谢的传统社区或者建筑,应当保留其原本的功能,以及与功能般配的居住者和使用者。这一点,在经过几十年的折腾之后,依然很难办到,很多时候,只能退而求其次。 如上所言,如果我们把标准放低一些,依然能发现,积淀深厚的北京城仍旧是一个宝库。由杂志同名栏目历年文章精选而成的这本《北京秘境》,是我们尽全力去挖掘北京的留存。大部分知名文保景点不在我们的关注范围内,我们更在意与这个城市发展息息相关的细节,这也是取名“秘境”的由来。 这些“秘境”目前命运各异:有的只是残留外观,有的已经似是而非,有的还和居民共同呼吸,有的仍然发挥着最初的功能,也有的建筑命运发生了新的变化。 作为媒体,我们的作用是记录这个城市中曾经有过的文化。我们希望,这些宝藏不要消失,不会成为博物馆里的照片或者文物,更别变成崭新的景点。我们希望,这本书不是为了纪念。 《Time Out》主编 牛文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