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得梅因。总得有人从那儿来呀。 当你来自得梅因,你要么毫不质疑地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和一个名叫波比的本地姑娘安顿下来,然后在燧石厂找份工作,然后永永远远待在那里;要么就没完没了地抱怨它是个垃圾堆,你是多么等不及要逃出去,如此消磨过青春期,然后和名叫波比的本地姑娘安顿下来,然后永永远远待在那里。 几乎还不曾有谁离开过哩。这是因为得梅因拥有为人熟知的最强大的催眠力量。城外有个大牌子,上书“欢迎来到得梅因,这儿跟死差不多”。这不是真的,只是我编的罢了,可这地方的确能把你攥在手里。从州际公路上驱车进入得梅因的人们,根本不为别的,只想加油或者吃个汉堡,就永远地待了下来。我父母住的街道那边就有那么一对新泽西夫妇,你时不时地看见他们四处闲逛,看上去有点困惑,却流露出一种怪怪的安详。得梅因的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怪怪的安详。 在得梅因,我认识的唯一不安详的人就是派泼先生。派泼先生是我父母的邻居,是个鲜红脸蛋、斜眼看人的傻瓜。此人永远都醉醺醺的,把车开到电线杆上去。不论你走到哪里,都能撞见摇摇欲倒的电线杆和路牌,向你讲述着派泼先生的驾车习惯。他让这些证据遍布整个城市的西部,颇有几分小狗尿在树上做记号的意思。派泼先生恐怕是最像《摩登原始人》里那个弗雷德•弗林斯通的人啦,不过魅力差了点儿。他是圣兄弟会会员,还是共和党人――是尼克松的共和党――他似乎觉得惹人讨厌就是自己生活中的使命。除了醉酒和撞车,他最爱的消遣,就是醉酒和侮辱左邻右舍,尤其是我们家,因为我们是民主党人。尽管我们不在手边时,他也准备大骂共和党人。 好不容易,我长大了,搬到了英国。这下把派泼先生刺激地几乎崩溃。这比做民主党还要坏呢。每次回到家乡,派泼先生都要过来骂我:“不知道你在那边跟那帮英国佬干些什么”,他气势汹汹地说,“他们不干净”。 “派泼先生,你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装模作样用英国口音回答道:“你是个蠢货。”你可以这样跟派泼先生说话,因为(1)他的确是个蠢货而且(2)他根本不听任何人对他说的话。 “波比和我两年前去了趟伦敦,我们的旅馆房间居然没有卫生间!”派泼先生会接着讲下去。“要是半夜想方便一下,你得走过一里多长的走廊。那种生活方式可真不干净!” “派泼先生,英国人可是干净整洁的典范哪。大家都知道,他们的人均肥皂使用量超过了其它欧洲国家。” 派泼先生对此嗤之以鼻。“那他妈算什么呀?小子,那不过是因为他们比那帮德国佬和姨大利人干净点儿罢了!上帝呀,一只狗都比那帮德国佬和姨大利人干净!我还要告诉你点别的:要不是他爹给他买下了伊利诺斯,约翰•肯尼迪根本选不上总统!” 我跟派泼先生住在一起够长了,不会被这突如其来的转向难倒。1960年总统选举的猫腻是他心中长久的痛,每隔十到十二分钟,不管交谈的主导风向如何,都要被他再次提起。1963年,肯尼迪的葬礼期间,派泼先生正在波地酒馆里如此评头论足的当儿,鼻子被人扑哧狠揍了一拳。派泼先生气急败坏,径直跑出去把车开到了电线杆上。现在派泼先生已经死了,这当然是得梅因让你心有准备的一件事。 小时候,我曾以为来自得梅因最大的优点,是意味着你并非来自爱荷华的其它地方。按照爱荷华的标准,得梅因就是一个世界主义的麦加,一个生机勃勃的财富和教育中心,那里的人们常常不约而同地穿着三件套和黑短袜。在每年的全州高中篮球联赛期间,整整一星期,来自各地的乡巴佬潮水般涌进此地,我们则常常在闹市区和他们搭讪,用心险恶地说要教他们乘电梯或者过旋转门。这可不全是编的啊。我的朋友斯坦大概十六岁的时候,不得不去乡下和他的表兄住一阵子,那是一个偏僻的、灰扑扑的、叫做“狗水”或者“傻瓜”或者类似的某个荒唐名字的小村子,在那种地方,要是有一只狗被卡车压死了,每个人都会跑出来看上一看。到了第二个星期,斯坦无聊得发疯,硬是要和表兄一起开车到五十里外的“猫头鹰”镇上去,找点什么干干。他们在一家球道变形、球球破烂的场子里打了阵保龄,然后喝了杯巧克力苏打水,又在杂货店里看了本《花花公子》,在回家的路上,表兄心满意足地长叹一声道:“太感谢了,斯坦,这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这可是真的哦。 他戴着一顶棒球帽。你总能一眼认出爱荷华男人,因为他总是戴着顶为约翰迪尔或饲料公司做广告的棒球帽,因为他后脖颈因长年累月在炎炎烈日下驾驶约翰迪尔拖拉机烤出了道道深沟。(这对他的大脑也全无好处。)他的另一个鲜明特征,便是脱衣后的滑稽样子:他的脖子和胳膊是巧克力般的深棕色,躯干却白得像大母猪的肚子。在爱荷华,这被叫做农夫黄,我相信它是最具个性的标志。 爱荷华女人几乎总是异乎寻常地超重――你会在星期六得梅因的默尔海商场里看到她们,肉鼓鼓又粘乎乎的塞在短裤和三角背心里,看上去有点像穿着童装的大象,正对她们的孩子大喊大叫,吼着德韦恩或肖娜这样的名字。杰克•凯鲁亚克与众不同,偏偏认为爱荷华女人是全国最漂亮的。我看他肯定不曾在星期六去过默尔海商场。不过,我还要说――这真是很奇怪、很奇怪的事――这些胖女人十几岁的女儿们却总是清一色地赏心悦目,像一篮水果般鲜嫩圆润,散发着天然的清香。我不知道她们身上发生了什么,但我觉得,娶一个性感美人儿的时候,明知她体内有个定时炸弹在嘀嗒作响,不知何时就会将她鼓胀成巨无霸,而且很可能是在不知觉间突然出现,仿佛拉开栓的自动充气筏一般――那一定是糟透了。 即使没有上述诱因,我认为我也不会待在爱荷华。我在那儿从来没有真正的归属感,就算小时候也是如此。大概是1957年,我的祖父母送我一个“看图大师”和一盒图片做生日礼物,盒上题名为:“爱荷华――咱们辉煌灿烂的州”。即便在那时,我也认为那辉煌灿烂的美景实在是微不足道。没有重要的自然景观,没有国家公园,没有古战场或是著名的出生地,那些“看图大师”不得不倾尽天才,使尽全部的3D立体创意。我记得,把看图器放在眼前,按动那白色手柄,便是赫伯特•胡佛出生地的风景照,三维立体,令人难忘,接着是爱荷华另外一些伟大珍宝:韦尔的小布朗教堂(它给那首没人知道调子的歌以灵感),达文波特那座横跨密西西比河的公路桥(上面所有的汽车似乎都急于奔向伊利诺伊),一片波浪起伏的玉米地,康西尔布拉夫市那座跨越密苏里河的大桥,然后又是韦尔的小布朗教堂,换了个拍摄角度。我记得,即便是那个时候,我也觉得生命肯定远胜于此。 后来,我大约十岁时,那么一个灰蒙蒙的星期天下午,我正在看电视上一个有关欧洲电影制作的纪录片。有个镜头表现安东尼•伯金斯在黄昏时分某个城市沿一条有坡的街道走着,我现在不记得那是罗马还是巴黎了,但那条路上铺满了鹅卵石,因雨水而闪闪发亮,伯金斯深深地弓着背,身穿军用雨衣,我立刻想到:“嘿,那就是我!”我开始读――不,是开始狼吞虎咽《国家地理》,吞吃里面的图片:容光焕发的拉普兰人,云雾缭绕的城堡,魅力无穷的古代城市。从那一刻起,我就想做个欧洲男孩。我想住在某城街心花园对面的公寓里,从我卧室的窗子里看出去,是一片簇拥的山丘与屋顶。我想乘电车,听得懂陌生的语言。我想要名叫沃纳或者马可的朋友,他穿着短裤,在街上踢足球,有木制的玩具。究竟为什么我却一辈子也想不出来。我想要妈妈派我出去买长条面包,去一家门廊上挂着块木制椒盐饼干的商店,我想要走出前门,置身于那么一个地方。 一等长到够大,我就离开了。我离开了得梅因和爱荷华,离开了美国、越战和水门事件,在世界的另一头安顿下来。现在每当我回到家乡,就像到了外国,这里充斥着连环杀手和起错了名字的运动队(印弟安波利斯小马队?多伦多蓝鸟队?),还有一位风度翩翩的傻佬做总统。我妈妈早就认识那傻佬,当时他是得梅因WHO电台的体育解说员,人称荷兰崽里根。“他不过是个亲切可爱,有点迟钝的家伙罢了,”我妈妈说。 说起来,这可是对大多数爱荷华人一个相当公正的描述。可别误会我,我压根没有说爱荷华人智力欠缺的意思。他们毫无疑问是聪明而敏感的,尽管他们天生保守,却总能选举一位负责而清醒的自由党人,而不是哪个白痴保守党。(这常令派泼先生濒临崩溃。)此外,我要骄傲地告诉大家,爱荷华人的识字率居全国之首:这里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成年人能读会写。我说他们有点迟钝,指的是他们爱信任人、亲切、真诚坦率。他们的反应确实有一点点慢――你给一个爱荷华人讲笑话时,会看到他的大脑和表情在赛跑――但那并非因为他们缺乏脑筋急转弯的能力,只是不大需要罢了。他们的机敏因对上帝的虔信、这片土地还有乡亲们而磨钝了。 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爱荷华人的友善。你若走进南方一家陌生的餐馆,那里马上会万籁俱寂,你会发现所有的客人都在盯着你看,似乎都在掂量抢你钱包、杀人灭口、再把尸体扔进外面沼泽浅坑的风险有多大。在爱荷华,你却是万众瞩目的中心,自从上周五老弗兰克•斯普林克尔和他的拖拉机被龙卷风运走之后,你的到来就是全镇最有趣的事了。你遇上的每个人,好像都会向你献上他的最后一杯啤酒并且让你和他妹妹睡觉。人人都又开心又友善又是那么怪怪的安详。 上一次在家时,我去城里的克雷斯吉买了一捆明信片,准备寄回英国。我买了我能找到的最搞笑的那些――饲养场上的夕阳啦,农夫们勇敢地抓着移动中的扶梯啦,旁边有标题:“我们在默尔海商场坐电梯啦!”诸如此类。这些明信片是如此整齐划一地荒诞,以至于我拿去结账时,都觉得尴尬,好像我在买下流杂志,还企图装出不是给自己看的表情。可是结账的那位女士却从容不迫又饶有兴致地翻阅了每一张――说起来,正像她们对待下流杂志一贯的态度那样。 我爸爸喜欢爱荷华。他在这个州度过了自己的一生,就是现在也还在那里,在得梅因的格伦戴尔公墓里,努力迈向来生。但是,每年都有一次,他会被一种无声而疯狂的欲望俘虏,想要离开这个州出去度假。每年夏天,大家还没怎么察觉,他就把汽车塞得吱嘎作响,匆匆把我们赶到车上,驶向某个遥远的地方,然后在快要开到另一个州的时候再回来拿他的钱包,之后又驶向某个遥远的地方。每年都是如此。每年都是这么可怕。 最大的杀手就是冗长乏味。爱荷华处于这个半球上最大平原的中央,在这个州任何一处爬上屋顶,穷目力所及,你面对的都是大片平淡无奇的玉米地。这儿不管哪个方向距大海都有1000里,距最近的山脉400里,距摩天大楼、劫匪和趣事300里,距离在陌生人提问时,不会像小学生那样习惯性地把手指插进耳朵眼并转来转去的人们,有200里。从得梅因开车到任何不怎么样的地方需要的路程,在其它国家都会是英勇壮丽的。这意味着待在一个铁烤箱里,在绵延不绝的高速公路上日复一日、毫无松懈的沉闷。 在我记忆中,我们度假总是坐一辆蓝色的大“漫游者”旅行车。那是辆烂车――我爸爸总是买烂车,直到更年期时,他才开始买时髦的红色敞蓬车――但有个巨大的优点是空间很大。我们兄弟姐妹坐在后排,就离前排的父母有几里远,效果如同在另一个房间。很快,我们在非法袭击野餐篮时发现:要是将一把“俄亥俄蓝头火柴”插进一个苹果或是一个熟过了的蛋里,把它弄得很像是豪猪,然后随随便便地丢出后车窗,它就像个炸弹一样爆炸了。呯的一声轻响,伴随着惊人的巨大蓝色火焰,吓得后面的汽车慌忙躲闪,样子非常滑稽。 我爸爸在前面开出好几里了,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也不明白为何一整天时都有汽车突然贴上来,而在奔向远处之前,开车人总是怒气冲天地打着手势。“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以受伤的语气对我妈妈说。 “我不知道啊,亲爱的。”我妈温和地回答。我妈只说两句话。她说:“我不知道,亲爱的。”她还说:“我给你拿个三明治吧,甜心?”在旅途中,她偶尔也会主动说出其它的聪明话,比如:“仪表盘上的灯应该那么热吗?亲爱的?”或者:“我想你是撞上后面的那狗/男人/盲人了,亲爱的。”不过她绝大多数时候明智地保持沉默。这是因为度假期间我爸爸如同着了魔一般。他最痴迷的就是想尽办法省钱。他总是带我们去最便宜最破烂的旅馆和车马店,去那种一星期才洗一次盘子的路边饭铺。你总是怀着宿命感,明知在吃完自己这份之前,必定会在某一刻,发现潜伏在盘子某处或者塞在叉子缝里的,别人的蛋黄凝迹。这个,当然会让人联想起虱子和漫长而痛苦的死亡。 可是,就连这都算是乐事了呢。通常,我们都被迫在路边野餐。我爸有挑选糟糕野餐地的天份――繁忙的卡车休息站旁,或者一个后来发现它位于某个特穷的黑人区中心的小公园,一群群小孩过来静静地站在我们的饭桌旁边,注视着我们大吃“女主人”牌纸托蛋糕和卷边薯片――我们停车的那一刻,总是难以置信地刮起风来,于是我妈整个午餐时间都在大约一英亩的区域里追逐纸盘。 1957年,我爸投资十九块九毛八,买了一台便携煤气炉。每次用之前,都得花一小时把它组装起来,而且它还那么喜怒无常,性情狂野,点火时我们这些小孩总是奉命靠后。不过,事实也总是证明没这个必要,因为这炉子只会冒出几秒钟的火苗,然后就噗噗地熄灭了。于是我爸会花上好几个小时把它搬来搬去以避开风头,同时以低沉气恼的语调和它说个不停,那腔调类似于长期精神病患者。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则一直哀求他把我们带到那种有空调,有亚麻桌布,冰块在澄净的水杯中叮当作响的地方。“爸,”我们乞求,“你是个成功人士,日子过得很好,就带我们去霍华德•约翰逊饭店吧。”可他是不会理睬的。他是大萧条时期的孩子,任何涉及资金支出的事情,都会让他露出逃犯刚听到远处警犬声时的痛苦表情。 最后,当太阳西下,他会递给我们又冷又生还带着煤气味儿的汉堡。我们只咬了一口,就拒绝再吃。这下爸爸火了,他把所有东西扔进车里,载着我们飞速驶向某个路边餐馆。里面总有个汗津津的男人,戴顶软塌塌的帽子,把一盆杂烩甩到我们面前,而此时油脂火星在他的炉子上跳着舞。然后,车子静悄悄地,满载着辛酸和不曾熄灭的基本需求,错误地转下主干道,迷了路,最终来到某个叫做“德雷诺,印地安那州”或“自来水,密苏里州”的荒凉小村,我们只好在村里唯一的旅店找个房间过夜。要想在那破地方看电视,你不得不坐在大厅里,和腋下有两个大汗圈的老头分享龟裂的假皮沙发。那老头几乎肯定只有一条腿,也可能是其它真实而惹人注目的缺陷,比如没有鼻子或者前额上有个洞什么的。这意味着,虽然你从心眼里想看“拉勒米”或“我们的布鲁克斯小姐”,却发现自己的眼神在控制不住地偷偷凝视旁边那?被吃掉一部分的身体。你根本管不住自己。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人还没有舌头,这样的话,他肯定会跃跃欲试地和你神侃,结果却完全地、极度地令人不满意。 经过这么一星期左右的痛苦煎熬,我们会到达某个湛蓝闪亮的湖泊,或是躺在松林覆盖的山脉谷底的大海,一个自由自在、到处是消遣的地方。孩子们在水中泼溅起阵阵欢叫,几乎要证明这段旅途是值得的。爸爸变得有趣又温和,甚至会带我们去一两次那种你不必目睹食物烹调、水杯上也没有口红签名的餐馆。这才是生活啊!这才叫逍遥自在、生活富裕! 渐渐地,一种奇异的冲动压倒这恼人而古怪的记忆,牢牢地攥住了我。我想回到那块青春时的土地,来一番广告词作者们喜欢名之的发现之旅。在四千里外的另一个大陆上,我被乡愁悄无声息地俘虏了。当你已到达生命的中点,父亲又刚刚去世,你因此而顿悟到,他走的时候也带走了你的一部分,那股乡愁就彻底压倒了我。我想回到年少时那个美妙的地方――去麦基诺岛,落基山脉,葛底斯堡――看看它们是否像我记忆中一样美好。我想倾听罗克艾兰火车头低沉的长鸣划过寂静的夜晚,咔哒咔哒的声音慢慢消逝在远处。我想去看萤火虫,听蝉声聒噪,想无处躲藏地浸泡在炎热、让人疯狂的八月天里。那种天气能把你内衣的每一条缝隙都粘合起来,贴在你身上像胶皮一样,还逼得那些好脾气的人也拔出禁用的手枪,用枪火点亮夜空。我想去寻觅“嗯-嗨”汽水和“伯马”刮胡膏的广告牌,想去看球赛,想坐在旁边有苏打水喷泉的大理石桌边,想开车经过迪娜•德宾和米基•鲁尼曾在电影里住过的那种小镇。我想四处旅行,我想看看美国,我想回家。 在英国,那是没有夏天的一年。潮湿的春天在不知不觉间就化成了阴冷的秋天。几个月来,天空一直保持着一种没有深度的灰色。有时候那儿会下雨,但通常只是一片阴霾,一个没有影子的地方。在那儿生活就像住在塑料盒里一样。而在此地,太阳却突然极尽能事地光芒耀眼。爱荷华在色彩和光线上简直是歇斯底里,路旁的谷仓是亮闪闪的红,天空是深沉地能够催眠的蓝,芥末黄与鲜绿的田野铺展在我眼前。云母的光芒闪烁在绵延起伏的公路上。远方东一个、西一个的,是庞大的谷物仓库和中西部的大教堂,仿佛草原之海上的一艘艘船只,吸收着阳光,又反射出一片纯白。我在不习惯的光芒中眯起了眼睛,循着公路奔向奥特利。 我的计划是重游父亲去温菲尔德的祖父母家一直走的那条路线――经过普雷里市、佩拉、奥斯卡卢萨、赫德里克、布赖顿、科波克、韦兰和奥尔兹。这个次序已经像纹身一样刺进我的记忆。从前我只不过是个乘客,压根儿就没注意过路途,因此当我发现自己没完没了地碰上奇怪的转弯和意外的三岔路时,真是颇感惊讶。那些岔路逼得我在这儿左转走几里,又右转走几里,然后再左转,如此这般下去。其实走92号公路去安斯沃思,然后朝南奔惬意山就直接得多了,我真想不通爸爸用了什么推理方法定下这么一条路线,现在当然也绝不会知道了。这似乎令人遗憾,尤其是他好像最喜欢把一张张地图铺满餐桌,仔细地推敲可能的路线。在这方面,他正像大部分中西部人那样,“方向”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他们有种与生俱来的定向的需要,甚至在讲故事时也是如此。中西部人不管讲什么故事,都会在某个地方迷失在内心独白的灌木丛里,沿着这样的路线继续:“我们正待在旅馆里,那儿在州政府大楼东北方八个街区的地方。嗯,再想想,是西北方,而且我觉得更像是九个街区呢。这个女人没穿衣服,除了一顶浣熊皮帽,光溜溜地跟刚出娘胎一样,打西南边朝我们跑过来了…嗯,是东南方向吧?”如果在场有两个中西部人都目睹了那一事件,你就只能把这个故事一笔勾消了,因为他们会把整个下午都泡在争论方向上,并且绝不会再回到原来那个故事。在欧洲,你总是能认出来自中西部的夫妇,因为他们会站在繁忙的十字路口中央的安全岛上,查看迎风招展的地图,争论哪边才是西方。欧洲的城市,因为其街道弯弯曲曲,小巷毫无章法,简直要把中西部人逼疯。 这种地理上的痴迷可能与整个美国中部都缺少路标有些关系。我已经忘记那儿是多么平坦空旷了。几乎在爱荷华任何地方,只要站在两本电话薄上,你就可以将这里一览无余。从我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放眼望去,可以看到比利时那么大的一片土地,可是上面却一无所有,只除了几个零零散散的农场,几棵大树和两座水塔,灿烂的银色反光,意味着远方看不见的城市的存在。远处的大地中央,一片尘烟追逐着碎石路上的一辆汽车。高高耸立在地上的唯一东西,就是那些大谷仓,可是就连它们也都一模一样,每一个之间都没有多少区别。 而且这里是那么安静。除了玉米无休止的骚动,便没有一丝声音。三里外的房子里有人打个喷嚏,你也能听得到(“保佑你!”“谢谢!”)。过着如此缺乏刺激的生活肯定快把你逼疯了,这儿没有过路的飞机吸引你的视线,没有汽车喇叭的鸣叫,时间曳步缓慢前进,让你快要以为人们还在看“奥齐和哈丽特”这种电视节目,还要给艾森豪威尔投票呢。(“我不知道你们得梅因人走到哪一年了,反正我们法德乡这儿才刚来到1958年呢。”) 在展现个性特征这方面,那些小镇是同样的没有帮助。大概唯一能把它们区别开的就是名字了。它们千篇一律,都有座加油站,一家杂货店,一座谷仓,一个卖农具和肥料的地方,还有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微波炉店或者干洗店,让你掠过小镇时能够自言自语:“他们芬格斯市要干洗店干嘛呢?”每隔四五个社区就有一个郡府,建在一个广场的四周。广场的一边,是一栋漂亮的砖砌郡府楼,一座内战时的加农炮和纪念两次战争死难者的纪念碑。另一边则是店铺:一家小杂货店,一个快餐馆,两家银行,一家五金店,一家福音书店,一间理发馆,几家美容院,一个男装店,里面的衣服只有小村子的人才会穿。至少有两家店铺都会叫“韦恩”。广场的中心区是公园,有肥壮的树,露天音乐台,飘着美国国旗的旗杆和散落各处的长椅,长椅上坐满了头戴约翰迪尔帽的老头,他们围坐着聊着从前那些日子,那时他们还有别的事可做,而不是围坐着聊着那些有别的事可做的日子。在这些地方,时间像老牛拉车般嘎吱嘎吱地流逝。 我本来无意逗留的,可是碰上如此美妙的早晨,我便沿着旁边的街道遛哒,经过了整洁的有圆顶和山墙的镶木房子,房子前面的门廊上有双人座的秋千,在微风中吱嘎作响。除了我的脚步蹭过枯叶的声音,这里没有其它声息。在街道的尽头,我碰到了中心学院的校园,一个荷兰改革教会管理的小学校。校园里的红砖房俯瞰着一个曲曲弯弯的水池,水上有架木制的人行拱桥。整个校园安静得像双倍剂量的“安定“。看起来像是克拉克·肯特念过的那种大学:整洁、亲切、思想正经。我走过那座桥,在校园的另一边发现了证明我不是佩拉唯一活人的新证据。从宿舍楼高处一扇开着的窗里,传来开得极大的音响声,叫嚣了好一阵子――我想是什么《弗兰基去好莱坞》吧――随后,从看不见的地方传来一个炸雷似的声音:“马上给我把那鸟东西关掉,否则过去把你的脑袋砸烂!”那是来自彪形大汉的声音――我猜他的外号叫“驼鹿”。音乐戛然而止,佩拉又睡着了。 我继续往东行驶,经过了奥斯卡卢萨、弗里蒙特、赫得里克和马丁斯堡。这些名字都很熟悉,但小镇本身却唤不醒我多少记忆。在从前大多数旅行的这个阶段,我便率先进入了无聊引发的恍惚状态,每隔十五分钟就要大喊大叫:“还要多久啊?咱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到哪?我闷死了,我好恶心,还得多久啊?咱们啥时候才到啊?”我依稀认出了科波克附近路上的一个转弯,当年因为碰上暴风雪,我们为了等铲雪车经过,在那儿待了四个钟头。还有几个地方,我们停下来让姐姐下去呕吐。其中包括马丁斯堡的一个加油站,她跌跌撞撞下了车,冲着油泵服务员的脚踝大吐特吐(好家伙!那人真是手舞足蹈!)。在韦兰的另一处,爸爸差点儿把我扔在路边,因为他发现我打发时间的办法,是把后车门嵌板上的所有铆钉都搞松,暴露出内部机械的有趣景象,却不幸导致车窗和车门永远失灵。然而,直到我经过奥尔兹,到达通往温菲尔德的路口那一刻,才有了呯然心动的感觉。当年一到此处,爸爸便欣喜若狂地宣布我们其实已经到了。我最少也有十二年没走过这条路了,可是对我来说,它平缓的小山坡和孤零零的农场就像我的左脚般熟悉。我的心在飞扬,这真像时光倒流啊,我似乎又成了一个小男孩。 抵达温菲尔德的路上总是惊心动魄。爸爸开下七十八号公路后,就以超高的速度行驶在一条粗糙的石子路上,把大家颠得七扭八歪,还卷起团团白色尘云,然后顶着妈妈忠贞不渝的警告,以明显的精神失常盲目地拐向了一条铁路线,而且一本正经地说:“我希望没有火车开过来。”直到几年以后,妈妈才发现那条铁路一天只有两趟火车经过,还都是在深夜。铁道远处,孑然独立在一片荒野中的,是座维多利亚式的宅子,很像《纽约客》里查尔斯·亚当斯漫画中的那种房子。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在那儿住过,可它依然摆满了罩着潮湿床单的家具。我姐、我哥和我经常从一扇破窗子爬进去,浏览一箱箱发霉的衣服、老旧的《科里尔》杂志和一些照片,上面的人都一脸古怪的愁苦表情。楼上有间卧室里,据我哥说,躺着最后一位房客干瘪的尸体,一个死于心碎的女人,她在婚礼圣坛前被抛弃了。我们从来没进去过,不过有一次,我大概四岁,我哥从钥匙孔往里窥探了一下,突然狂叫一声,“她来了”!然后义无反顾地飞奔下楼。我呜呜咽咽地跟着他,每一步都喷着尿。这栋房子过去,是一片广阔的田野,上面满是黑白相间的奶牛。再过去,就是我爷爷奶奶的房子了。在树丛形成的天篷下面,它漂亮而又洁白,还有一个红色的大谷仓和好几亩草坪。爷爷奶奶每次都不例外,正在大门口等着呢。我不知道他们是看见我们过来才奔到那个位置,还是就在那儿一小时又一小时地等着。极有可能是后者。因为说老实话,他们也没什么别的事情可做。这以后,将是四五天开心的日子。爷爷有一辆T型福特车,他允许我们这些小鬼在院子里开着玩儿,害得他的小鸡和两位年长的女性痛苦不堪。冬天里,他会在车后面挂个雪橇,带着我们在白雪皑皑的路上跑很长很远。到了晚上,大家会围着餐桌打扑克,玩得很晚才睡觉。去爷爷奶奶家总是在圣诞节,或者感恩节,要不就是国庆,或者某个人的生日。在那里,永远有幸福快乐。 我们一到,奶奶就急急忙忙地从烤炉里端出某种刚烤好的东西。这种东西总是那么不同寻常。奶奶是我知道的唯一――可能也是世界上唯一――真得照着食品袋后面的食谱做东西的人。那些菜总是叫做“脆米片加香蕉船翻身蛋糕”或者“戴尔•蒙特利马豆加椒盐卷饼的宴会式点心”。材料通常都可疑地由大量该公司自己的产品构成,而且一般是你在极度饥饿时才会想到的组合。这些菜最值得一提的就是他们的别具一格。当我奶奶给你一块热气腾腾的蛋糕或三角饼时,里面几乎可能包含任何东西――尼布里茨甜玉米、巧克力屑、午餐肉、胡萝卜丁、花生酱。一般来说里面某处总会有些脆米片,我奶奶对脆米片情有独钟,不管做什么都要铲两勺进去,即使食谱上没这么要求。她的烹调水平之差,基本上和你我一六,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危害。 这一切似乎都很遥远了,确实如此。那确实是很久以前了。实际上,我奶奶用的是手摇电话,就是那种挂在墙上,有个手柄的,你把它转上几圈然后说:“梅布尔,给我接格蕾迪斯·斯克里比吉。我想问问她怎么做霜糖奶酪宴会小点。”结果呢,格蕾迪斯·斯克里比吉已经在听电话了,或者别的什么正在听电话的人知道怎么做这种点心。每个人都偷听电话。奶奶经常在百无聊赖的时候偷听,她一只手捂着话筒,向屋里其它人活灵活现地转述什么结肠灌注啦,子宫脱垂啦,跟韦恩那家“城区客栈及晚餐俱乐部”的女招待私奔到伯灵顿的丈夫们啦,还有小镇生活中的其它危机。在这期间,我们大家都得保持绝对的安静。我永远也不能完全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故事若进入了最刺激的部分,奶奶常常会忍不住插嘴。“噢,我觉得梅勒可真卑鄙,”她会说,“是的,没错,我是莫德·布莱森,我只想说,他这样对待可怜的珍珠,真是太恶心、太卑鄙了!还有,梅布尔,我要告诉你点儿别的,在哥伦布路口,你能买到便宜一块钱的有托胸罩呢。”大概在1962年,电话公司来人了,在奶奶家里安了一部没有共用线的正常电话,可能是应了镇上所有其他居民的请求吧。这简直就是打穿她生活的一个大洞,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 我并不真得指望我的祖父母在大门口等我,因为他们已去世多年。但我想,我是隐隐地希望另一对善良的老夫妇现在正住在那里,并且会邀请我进去看看,分享我的往事。没准儿还会让我做他们的孙子呢。最最起码,我以为祖父母的房子就像我上次见到时那样。 已经不是那样了。通往房子的那条路依然是亮闪闪的白色鹅卵石,也依然卷起令人满意的尘云,但那条铁道却不见了,而且没有任何曾经存在过的痕迹。那栋维多利亚式的宅子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个农场员工宿舍式的住家,汽车和煤气筒散落在院子里,仿佛一个学步小儿的玩具。更糟糕的是,牛儿遍布的田野现在成了块满是纸盒般房子的地产。我祖父母的家从前安然屹立在镇子之外,好像田野的海洋中一个清凉的绿树小岛。可现在呢,廉价的小房子从四面八方向它拥挤过来。我震惊地发现,谷仓竟然也不见了,哪个傻瓜拆掉了我的谷仓!而那房子本身呢――唉,已经成了个破棚子。油漆大片大片地剥落,灌木被随意地连根拔起,树林被砍倒,高高的荒草丛中散落着房子里溢出来的垃圾。我在房前的公路上停下车,面对此情此景,只有目瞪口呆。我无法描述这种失落的心情。我的一半回忆都在那栋房子里啊。过了一会儿,一个巨大的胖女人出现了。她穿着粉红短裤,正在打电话,那电话线显然是无限长的,因为她走过来站在敞开的门口,死死盯住我,纳闷我究竟死盯着她看什么呢。 我开车进了城。在我小时候,温菲尔德的主街有两家杂货店、一个廉价品小铺、一间酒馆、一家台球厅、一报社、一银行、一理发店、一邮局,俩加油站――随便哪个繁荣小镇该有的东西都有。每个人都在当地购物,每个人都认识彼此。可现在剩下的只有酒馆和卖农具的地方。有六块空地上像补丁一样缀满杂草,上面的建筑物已经拆掉,再也没有重盖。剩下的那些建筑,大多都黑乎乎的,用木板钉死了。这里活像一个废弃的电影布景,很久以前就已被扔在这里等待腐烂了。 我驾车前行,不听收音机,也没有多少思绪。在惬意山,我停下来喝咖啡。我带着周日版的《纽约时报》――自从我离开之后,生活中最伟大的进步之一,便是如今你能在爱荷华这样的地方从售报机里买到当天出版的《纽约时报》。真是非凡的销售技艺啊。――于是我在亭子里把它展开。哇!我爱死《纽约时报》周日版了!且不说它作为报纸的诸多优点,单是它那巨大的分量就够让人安慰的了。我面前的这一份肯定重达十或十二磅,能挡住二十码外飞来的子弹。我曾经读到过,出版一期《纽约时报》周日版,要用掉七万五千棵树――它是很对得起每一片颤抖的叶子了。就算我们的孙子因此没有氧气呼吸又怎么样呢?去他们的! 时报上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周边那些小栏目。这部分是如此乏味沉闷,散发出一种催眠的魅力。像“家务改进栏”(“你需要知道的全部修理零件”),还有集邮栏(“邮局纪念航空邮票发行二十五年”)。我尤其喜爱那广告附页,要是一个保加利亚人问我美国的生活情况,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去抓一堆《纽约时报》广告附页吧,它们展示出的那种丰富多彩的生活,超乎绝大多数外国人最狂野的梦想。似乎是为了说明我的观点,面前的这份报纸就包含了纽约齐威格公司的礼品目录,提供大量你根本想不到有何需要的产品――音乐鞋架啦,手柄里装晶体收音机的伞啦,电动指甲防护器啦。多么伟大的国家啊!我最爱的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电热盘子,你可以把它放在桌子上,以免你的咖啡变凉。这对那些脑子受损的人来说,绝对是个天大的恩惠。那脑部损伤导致他们四处闲逛,忘记了自己的饮料。全美国的癫痫病患者必定也是同样地感激涕零。(“亲爱的齐威格公司:说不清有多少次,我从大发作中苏醒过来,发现自己正躺在地上思考,‘噢,上帝呀,我敢打赌我的咖啡又凉了。’”)说真地,谁会买这些东西呢――银牙签,绣着姓名首字母的内裤,印着“年度人物”的镜子。我常常想,要是我开这么一家公司,我就生产一种剖光的桃花心木板,上面的铜牌写上“嘿,看我怎么样?我花了二十二块九毛五,买了这个完全没用的废物。”我敢肯定它会像烤饼一样好卖。 有一次我在精神错乱的一瞬间,给自己买了目录上的东西,其实内心深知会以心碎而告终。那是一个小小的读书灯,可以夹在书上,这样就不会打扰在你旁边睡觉的那个她了。在这一点上,它的表现堪称杰出,因为它几乎不能用。它发出的光线微弱得一塌糊涂(在目录上,它似乎能在你海上迷航时向其它船只发信号呢),除了头一两行,剩下整页都陷入一团漆黑。我可见过很多小虫子比它亮多了。大约四分钟以后,它那小小的光线开始颤动,然后彻底消失,后来我再也没有用过它。可问题是我明明知道会如此收场,知道它只会带来苦涩的失望。再一想,如果我真开这么一家公司,我就干脆寄给订货人一个空盒子,内附纸条,上书:“我们决定不寄上您订的物品了,因为正如您明了的那样,它是绝不会正常工作的,只会令您失望。所以,就让这一次做您日后生活的教训吧。” 我从齐威格目录转向食品和日用品广告。这部分通常会有一大堆明亮耀眼的诱惑,勾你去品尝令人兴奋的新产品――名字叫做“大块炖牛肉加肉汤”(“牛肉纤维,肉块多多”)和“闻香快餐”(“让你想用鼻子吃的刺激新快餐!”),还有“乡村阳光蜜烤麦仁加糖霜早餐麦片”( “新推出富含维生素的巧克力裹代用葡萄干!”)。我被这些新产品迷得神魂颠倒。很明显,美国垃圾食品的制造者和消费者已经共同越过了某种合理的界限,正在无尽地追求新口味的感官刺激。现在他们有点像那些绝望的瘾君子,已经尝过了所有已知的毒品,为了得到更刺激的效果,终于沦落到静脉注射马桶清洁剂的地步了。在全美各地,你都能看到无数屁股松垮的夫妇静静地在超市货架上搜寻,寻觅新的口味组合,企望找到没尝过的产品来刺醒他们的嘴巴,让他们迟钝的味蕾兴奋一下,根本不管那是多么地短暂。 这个市场的竞争是白热化的。食品插页不仅提供五十美分左右的折扣,你如果寄两三个商标过去,制造商还会快递给你“大肉块海滩毛巾”,或者“乡村阳光围裙与隔热手套组合”,或者一个“闻香快餐”电热盘子,当你正因血糖过高徘徊在昏迷边缘时,为你的咖啡保温。有趣的是,狗食的广告也与此大大相同,只不过它们不常是巧克力口味。实际上,每一种产品――从柠檬清香的马桶清洁剂到松香的垃圾袋――都承诺给你带来一次短暂的沉醉。难怪有那么多美国人一脸呆相,原来他们已经完全被毒倒啦。 此时此地,我在伊利诺伊,这里又平坦又满是玉米,还很无聊。一个孩子般的声音在我脑子里大叫:“咱们到底什么时候才到啊?我觉得好无聊啊。咱们回家吧。咱们到底啥时候到啊?”我本来自信地认为这会儿是在密苏里,已经把地图册翻到了密苏里那一页,因此我在路边停下来,有点跟自己怄气的味道,做一点制图上的调整。正前方有个牌子上说:“系上安全带,伊利诺伊的法律。”可是,很显然,禁令句读不通不算是违法。我紧锁眉头,研究着我的地图。如果我在汉密尔顿下公路,就可以沿着河的东岸开,在昆西进入密苏里。这条路甚至也被注明是观光线,说不定最后会发现我的错误并非坏事哩。 我循着这条路经过了沃索(即华沙),一个破败的河边小镇。道路从一道陡坡向着河流纵身一跳,但之后又转回内陆,我还是只能对河流惊鸿一瞥。几乎是在一瞬间,风景又展现为广阔的冲积平原。太阳正在西斜,左边有隆起的座座丘陵,点缀着刚刚露出秋色的树木;右边是平坦似桌面的大地,一队队联合收割机在田野间劳作,扬起了阵阵尘灰,在收获的季节里加班加点。更远处,起谷机捕捉到夕阳余晖,泛出片片乳白,仿佛从内部点燃一般。在更远一些看不见的某个地方,就是那大河。 我继续向前。这条路上完全没有任何路标。在美国他们经常这么干,特别是在那种从无名之地到无名之地的乡村公路上。没奈何,你只能凭自己的方向感来找路了――在我身上,咱们别忘了,这方向感刚刚把我送错了地方。我算计着,如果朝南走,太阳应该在我的右边(我想象自己在一个微型车里穿越一张巨大的美国地图,才得出这一结论),可这条路曲里拐弯,弄得太阳在我前方调皮地游来荡去,先是在路这边,然后又跑到了那边。一整天来,我第一次产生了一种感觉:我正在一片辽阔大陆的心脏里,在无名之地的中央。 突然间,大路变成了碎石路,箭头般锋利的白石块飞起来,敲打着汽车的底盘,制造出可怕的喧嚣。眼前浮现出这样的情景:油管破裂,热油四处飞溅,我冒着热气,咝咝作响,连滚带爬地抛锚在这条荒凉的路上。漫步的夕阳此刻正停在地平线上,向天空泼洒着淡淡的粉红,我一边心神不宁地往前开着,一边鼓励自己坚强面对那黯淡前景:在群星下面过夜,还有狗一样的动物呼哧哧来闻我的脚,再加上到我腿上来取暖的蛇。前方路上有一团步步逼进的尘暴,不一会儿变成一辆敞篷卡车,它以不顾一切的架势飞驰而过,向我的车喷射出石头炮弹,发发炮弹呯呯地砸在车身上,从窗玻璃上弹开,留下了碎裂的声音,然后把我扔在一团尘云中飘荡。我摇摇摆摆地向前开,无助地透过这一团漆黑窥探着。它及时地散开,刚好让我发现自己距离有停车标志的三岔路只有二十尺。当时我的速度是一小时五十里,在碎石路上的煞车距离得三里。我使出浑身之力猛踩刹车,弄出人猿泰山没抓住藤条的噪音,才停了下来。车子滑出小道,超过停车牌,冲上铺砌的高速公路才停下来,还轻轻地左右晃动着。就在这一刻,一辆巨无霸的双桥卡车席卷而过――所有的银喇叭都在傲慢地向我怒吼,所有的闪光灯不可一世地向我闪耀――让我的小车又颤动起来。要是我早三秒钟冲上高速公路,定会被它撞成齑粉。我把车开到路肩上,下来检查受损情况。车子看上去就像遭到了面粉袋的俯冲轰炸,油漆被打掉的地方露出了片片粗糙的金属。感谢上帝,幸亏妈妈个子比我小那么多。我感叹一声,突然觉得很失落,觉得离家很远。然后我注意到,前面的路牌上指着去昆西的路,原来我正好停在了正确的方向上,这样看来,险情至少还有点帮助嘛。 到了停车休息的时候了。一个小镇就伫立在路边,我斗胆把它叫做得拉德(笨蛋义),唯恐这儿的人们发现指的是自己,而把我送上法庭,或者打到门上来用棒球棍狠狠揍我一顿。小镇边上有家老汽车旅馆,看上去相当破败,不过从院子里没有焦黑家具这一点判断,这里显然比我爹会选的那种地方高一个层次。我把车停在碎石路上,走了进去。一个年约七十五的女人正坐在桌后,戴蝴蝶眼镜,梳蜂窝头。她正在做一本要你在一大堆字母里圈出单词的书,我觉得应该把它叫做“低能儿的智力测验”。 “要点啥?”她头也不抬,懒洋洋地问。 “我想要个房间过夜。” “三十八块五。”她答道,手中的笔贪婪地落在“没错”这个词上。 我很狼狈。我们那会儿汽车旅馆的一个房间只要十二块啊。“我不想买下那房间,”我解释道,“我只想在里面睡一个晚上而已。” 她从眼镜上方严厉地盯着我,“房间是三十八块五,一个晚上,税另加,你要还是不要?”她说话的腔调让人讨厌,每个词都加了一个音节。“税”变成了“失味”。 我冲了个澡――那就是说,水从墙上的喷头滴滴答答流到我头上――然后就出去考察这个小镇。我在一个叫做――很贴切――“咯咯”的地方吃了一顿软骨加烤“棒球”,我本以为在中西部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吃到真正糟糕的饭菜,可是“咯咯”却硬是做出了这样的东西。那是我吃过的最难吃的食物――而且别忘了,我还是住在英国的呢。它具备口香糖的全部品质,只有口味除外。一直到现在,我打嗝的时候都能尝到那味儿。 后来我到镇上四处看了看,也没多少可看的,主要就是一条街道,一头是谷仓和铁道,另一头就是我的旅馆,两边是几个加油站和杂货店。这儿的每个人都饶有兴趣地打量着我。多年前,当我还在活泼而敏感的青春期时,我读过理查德•马加森写的一个惊险故事,说的是一个偏僻小村的居民,每年都等待一个独自来到镇上的外地人,好在一年一度的烧烤野餐会上把他烤了吃。这儿的人们就正以看烤肉的眼神注视着我呢。 我自觉尴尬,便走进一个阴暗之所,在这个叫做“韦恩酒栓”的酒吧里找了个位子。除了角落里一个一条腿的老人,我是唯一的客人。那吧女很亲切,戴着蝴蝶眼镜,梳着蜂窝头。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她从1931年起就是本地的“豪放女孩”。她整个脸上都写满了“随时做爱”,但全身都写着“最好带个纸袋”。不知道她用了什么方法,把她那宽广的屁股灌进了一条红色紧身裤,还用一件紧身上衣把胸部绷得密不透风,看着真像是错穿了她孙女的衣服。她足有六十上下,样子相当恐怖。我明白那一条腿的家伙为何要选最远的角落了。 我问她,得拉德的人们如何消遣。“你心里到底在想些什么呀?甜心?”她说道,并且意味深长地抛来媚眼。我不安地发现,那个“随时做爱”的标志闪烁起来了。我还不曾被女人强迫过呢,不过当这一刻到来时,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然是在伊利诺伊南部某地,和一个六十岁的老奶奶。“噢,也许有那种合法的戏院或者象棋比赛什么的吧?”我轻轻地嘟哝着。然而,一旦我们达成共识,承认我只打算爱她的心灵,她就变得非常理智,甚至相当迷人。她向我详细而坦率地讲述了她的人生,她陷入一连串让人晕头转向的婚姻,嫁的人现在不是在大牢里就是死于枪战。她还顺便做些惊人的坦白,比如:“吉米把他妈给勒死啦,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不过柯蒂斯从来没杀过人,除了有一次不凑巧,他抢一个加油站的时候枪给走火啦。弗洛德――我的第四任丈夫――也从来没杀过人,可要是有人惹恼了他,他往往会弄断人家的胳膊。” “你要办家庭聚会一定很有趣。”我彬彬有礼地冒昧评论。 “我不知道弗洛德后来怎么样了,”她接着说。“他下巴“烂里”有一个凹口――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这是伊利诺伊南部说“就在这儿,我指的地方”的口音――“这让他看起来有点像柯克•道格拉斯。他可真可爱啊,就是脾气不好。我后背有条两呎长的伤疤,就是他用冰锥割的。你想看看吗?”她说着就动手要卷起上衣,却被我拦住了。她就那样年复一年地讲了下去,角落里那家伙显然在偷听,每隔一阵子就咧嘴欢笑,亮出满口大黄牙,我猜想他的腿一定是弗洛德一时性起给扯掉的。在我们的交谈即将结束之际,那吧女斜眼瞟了瞟我,好像我在使坏骗她似的,说道:“我说,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甜心?” 我不想告诉她我的全部人生故事,因此只是说:“大不列颠。” “噢,我要告诉你件事,甜心,”她说,“就一个外国人来说,你英语说得可真够好的呀。” 之后,我带着六听装的一箱啤酒回旅馆睡觉。我发现,根据香味和形状判断,那床只可能是一匹马刚刚腾出来的。它中间塌得那么厉害,搞得我非得把两腿大劈叉才能看到床脚的电视,就像躺在一辆独轮手推车上一般。晚上很热,上了年纪的菲哥窗式空调铆足全力,制造出钢铁厂般的噪音,却只能勉强散发出最微弱、极稀少的凉气。我躺着,把那箱啤酒放在胸口,有效地将自己固定住,开始一听接一听地喝酒。电视里演的是个脱口秀,主持人是个油头粉面的混蛋,穿一件鲜艳的运动衣,名字我没听清楚。他是那种把打理头发当成头等大事的人。他和乐队领队(自然是挂着一把明晃晃的吉他)互相取笑了几句,一点趣味都没有。然后,他转向镜头,用严肃的腔调说:“说真格的,朋友们,如果你曾在工作中遇到问题或困扰,或者你只是无法掌控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你一定会对今晚第一位来宾的谈话非常感兴趣,女士们先生们,乔伊斯•布拉瑟博士!” 伴随着乐队奏出的得意洋洋的曲调,乔伊斯•布拉瑟大步上台,我在床铺允许的限度内端坐起来,大叫着:“乔伊斯!乔伊斯•布拉瑟!”就好像在叫一个老朋友。我简直不能相信,已经好多年不见乔伊斯•布拉瑟了,她却一点也没变。就连头上的一根发丝都不曾改变分毫。我上次看?她还是在1962年,她唠唠叨叨地讲着月经来潮的问题。好像有人把她放在盒子里藏了二十五年,这可是我遇到的最接近时空旅行的事啦。我热切地注视着她和光滑先生扯谈阴茎嫉妒和输卵管,盼着他对她说:“现在说真的,乔伊斯,有个问题,全美国一直想要我问你的:你是吃什么药让自己这么年轻的?还有,你到底什么时候才会把发型变一变?最后,你认为,为什么全美国像我这样的脱口秀傻瓜会一次又一次地请你来?”因为,咱们说实话吧,乔伊斯•布拉瑟相当无趣。我是说,你要是转到约翰•卡森的脱口秀节目,发现她也是佳宾之一,你就知道,镇上的所有人绝对都去参加某个盛大的宴会或首映礼了。她就像伊利诺伊南部变成的血肉之躯。 清晨,我在昆西穿过了密西西比河。不知怎么搞的,它并不像我记忆中那么宏大壮丽。它是很庄严,是很堂皇,得花上整整一分钟才能走完,可是它也有些单调乏味。这也许和天气有点关系,因为天气是同样的单调乏味。密苏里看起来正和伊利诺伊一模一样,后者看起来又正和爱荷华一模一样。唯一的区别,就是汽车牌照的颜色不一样。 快到帕尔迈拉的时候,我在一家路边咖啡店停下来吃早餐。我找了个柜台边的位子坐下来。这个钟点,早晨八点刚过,店里满满的都是农夫。如果说有什么事是庄稼人真正热爱的,那就要数开车进城,在柜台边坐上半天(冬天就是一整天),和一帮庄稼人喝着咖啡,粗野地戏弄女招待了。我本以为这应该是他们最忙的时节,可他们好像一点也不着急。每隔一会儿,他们中的一个就把二毛五的硬币放在柜台上,带着刚灌了六加仑咖啡下肚的表情站起来,警告泰米要老实点,然后走出门去。不一会儿,我们就听到他的小货车轮胎开过碎石路的声音,接着,某人会发表对他的坦率评论,激起一阵赞赏的大笑。之后,谈话又懒洋洋地漂到肥猪、州政治、八大足球赛和性癖好上,其中有关泰米的――当泰米听不见时――占相当大比重。 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农夫右手上只有三个指头。这是个很少有人注意的事实:大多数农民身上都有些残缺。我很小的时候曾经为此困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这是因为农耕生活极其危险,毕竟农民们要操作那么多危险的机器啊。可是你仔细想想,其实许多人都要对付危险的机器,却只有极小一部分会遭受永久性的伤害。然而在中西部,几乎没有一个二十岁以上的农民不曾被切掉部分四肢或手指脚趾的,它们被场院里某种嘈杂的机器削下来,扔到了旁边的田野里。告诉你一个绝对的真理吧,我觉得农民们这个样子是故意的。我认为,日复一日地在那些庞大的打谷机和压捆机旁工作,面对着吱吱咬合的齿轮、噼啪作响的风扇皮带和复杂的机械装置,所有这一切噪音和活动对他们产生了一些催眠作用。他们站在那儿,呆望着呼呼旋转的机器,心想:“不知道我把手指头伸进去一点点会怎么样。”我知道这听起来很疯狂,可是你必须了解,农民们在这些事上没有太多感觉,因为他们感觉不到疼痛。 这是真的。每天你都能在《得梅因记录报》上发现这样的报导:一个农民不小心被扯掉了手臂,然后平静地走了六里路,去最近的镇子让人把它缝回去。报导总是这么说的:“琼斯抓着他的断臂,对医生说:“我好像把我该死的胳膊给切断啦,大夫。”从来不会写成:“琼斯鲜血四溅,歇斯底里地乱跳了二十分钟,陷入了昏迷,醒来后又立刻企图四处乱跑。”就像你我都会有的反应那样。农民们就是感觉不到疼――疼痛的小小的声音在你脑子里,告诉你不要做某些事情,因为那样又蠢又会让你疼得要死,而且你的下半生都会有人因为你不说话而把你的食物切个粉碎。我爷爷正是上面提到的那样子。他经常是正修着车时千斤顶掉了下来,他大声地叫唤,喊你来再把它顶起来,自己都已经呼吸困难了;或者让割草机从脚上碾过去;或者碰到通电的电线,害得整个温菲尔德都短路,他自己却除了耳朵里嗡嗡作响、身上一股挥之不去的烧肉味之外,完整无损。他就像大多数中西部的乡下人一样,简直是金刚不坏之身。只有三种东西能杀死一个农夫:雷电、被拖拉机碾过,还有年老。正是年老夺走了我的爷爷。 我以四十里的时速朝南驶向汉尼拔,去看看马克吐温童年时的家。那是一栋整饬一新的干净房子,白石灰粉刷的墙壁,配上绿色的百叶窗,格格不入地摆在城区的中央。进去得花两块钱,而且让人很失望。这里宣称忠实地再现了内部的原有陈设,可是每个房间都有电线和洒水器笨拙地明摆着。我还对小赛缪尔•克莱门斯卧室里的阿姆斯特朗塑胶地板很是怀疑,(我发现,跟我妈妈厨房里铺的花色完全一样。)还有,他妹妹的卧室里竟然有夹板隔间!你不能真正地走进屋里去,你得透过窗户打量。每扇窗子上都有语音信息,告诉你那间屋子的情况,好像你是个白痴似的:“这是厨房,克莱门斯太太在这儿为家人准备饭菜…”。整栋房子相当破旧,如果它是由本地某个经费短缺的文学社团所有,而且他们已经倾尽全力的话,就让人感觉没这么糟糕了,可实际上,它是归汉尼拔市所有,每年吸引十三点五万游客哩,它可是这个镇子的小金矿呀。 我跟在一个秃头胖子的后面,走过一扇又一扇窗子。这家伙满身的滚刀肉,看上去好像衬衫下面包的是各式各样的汽车内胎。“你觉得这儿怎么样?”我问他。他马上亲切地盯着我,就像美国人对陌生人一向表现的那样,这种亲切和率性是他们最相称的特质。“噢,我觉得棒极了。我每次来汉尼拔都到这儿来――一年两三次吧。有时候我还改变路线,专门上这儿来呢。” “真的吗?”我努力地让自己听上去不太惊愕。 “对呀。目前为止,我肯定已经来过二三十次啦,这是个真正的圣地,你知道的。” “你觉得它弄得好吗?” “噢,当然啦。” “你说这房子和吐温书里描绘的像吗?” “我不知道。”那人若有所思地说。“我从来没读过他一本书。” 接下来,和这栋房子联在一起的,是一间小小的展览馆,里面要好一些。有马克吐温的纪念品――初版作品,一个打字机,照片、几封信。把他跟这房子或者这镇子联在一起的东西真是贵乎稀有。值得铭记在心的是,吐温一有可能就离开了该死的汉尼拔和密苏里,而且一直讨厌回来。我走到外面四下打量,房子旁边有一道白色的篱笆,牌子上写着“汤姆•索耶的篱笆,这道木板篱笆就是汤姆•索耶说服他的同伙付钱给他以品尝粉刷乐趣,而汤姆自己坐在一边监工的那个。”这确实能唤醒你对文学的兴趣,对不对?紧挨着吐温故居和博物馆的,是马克•吐温免下车餐馆,一辆辆汽车泊在小小的隔间里,车上的人正在从放在车窗上的盘子里“吃着草”,的确给这景观平添了几分格调。我开始理解为何克莱门斯不仅离开这里,而且把名字都改了。 我来到商业区闲逛。整个商业区只是汽车零件店、空房子和空地的组合,令人沮丧。我一直以为,所有的河边小镇,即便是贫穷的,都有点不同寻常的地方――一种褪色的优雅,一种颓废的气息――使它们比别的镇子更有意思。河流就是一个管道,把它们与一个更广大的世界连结起来,也冲刷出一片更有趣、更世故的废墟。可是汉尼拔并非如此。它显然也有过好日子,可惜也好不到哪儿去。马克•吐温旅馆被钉了起来,真是让人难过的景象――一栋高高的建筑,每扇窗子都被夹板塞得严严实实。镇上的每桩生意似乎都在贩卖吐温和他的书――马克•吐温屋顶安装公司、马克•吐温存贷公司、汤姆与哈克汽车旅馆、印弟安•乔野营装备与卡丁车道、哈克•芬购物中心。你甚至可能因发疯住进马克•吐温心理健康中心――我想,每天生活在汉尼拔,这种可能性是不断增长的。整个地方令人难过,非常糟糕。我本打算留下来吃午饭的,可一想到得面对汤姆•索耶夹肉饼或者乔可乐,就让我对食物和汉尼拔都没了胃口。 我向东一头扎进伊利诺伊,打算奔州府春田市和新赛勒姆而去。后者是个重建的小村子,亚伯拉罕•林肯年轻时在那儿住过。大概在我五岁的时候,爸爸带我们去过那儿,我当时觉得好极了,但拿不准现在是否还那样。此外,不管怎么样,我还想看看春田市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小镇。我这次旅行想要寻觅的东西之一,就是完美的小镇。我一直确信在美国某地,肯定有那么一个地方。我小时候,得梅因的WHO电台每天下午放学后都放老电影,其他小孩在外面踢罐头盒、抓牛蛙、或者怂恿小波比吃虫子(吓人的是,他还真听话)的时候,我却独自待在拉着窗帘的房间里,面对着电视,迷失在个人的世界里,腿上一碟奥里奥饼干,镜片上闪烁着好莱坞的魔幻世界。我那时并没意识到,那些电影几乎都是经典大片――黄金时代、史密斯到首都、铁血悍将、一夜风流。这些影片里永远不变的一点就是那背景,永远是同一个地方,一个阳光灿烂的整洁小镇,种了两排树的主街上,到处是和蔼亲切的商人(早上好,史密斯太太!),还有一个法院广场,木屋组成的居民区里,漂亮的房子在优美的榆树丛中沉睡。总是有一个骑车的报童把报纸扔到前阳台上,一个穿白罩衣的亲切老汉在扫他药店前的人行道,两个男人精神抖擞地大步走过。背景中的这两个男人总是穿着西装,而且总是潇洒地大步前进,从来不闲晃或者慢慢遛,却绝对地和谐一致。他们真的长于此道。不管前景里的人在干什么――汉弗莱•博加特以点四五打飞一个坏蛋,吉米•斯图尔特认真地向唐娜•里德解释他的雄心,W•C•菲尔兹点燃一根还裹着玻璃纸的雪茄――背景都永远是这个永恒又安静的地方。即使是在最可怕的危机之中,当巨蚁在街头乱窜,或者建筑物因州立大学某个轻率的科学实验而纷纷倒塌,你通常依然能够在背景里的某处看到报童在扔报纸,还有那两个穿着西装阔步前行,像对连体婴的家伙,他们是绝对地沉着冷静。 还不只是电影呢。电视上的每一个人――奥齐与哈丽特,沃利与比弗•克里弗,乔治•伯恩斯与格蕾西•艾伦――都住在这个中产阶级的极乐世界里。杂志广告、电视广告、还有《星期六晚邮报》封面上的诺曼•洛克威尔的画里的人们也是如此。书本里也一样。我常常一本接一本地看《哈代男孩》这样的神秘小说,倒不是为了情节,尽管才八岁,我也能看出来那些情节实在荒唐。(“我说,弗兰克,你觉不觉得咱们昨天在麋鹿湖看到的那两个口音可笑的人,不是真正的渔夫,而是德国间谍?还有,那个躺在他们独木舟里,嘴边缠满绷带的女孩,不是真的出脓,而是罗沙克博士的女儿呀?我有种可笑的感觉,那些家伙说不定会告诉我们一些关于火箭燃料失踪的事儿呢!”)我读这些书,是为了看富兰克林•W•迪克森对湾港镇那虽然是附带表现却引人遐想的描绘。那是哈代男孩的家乡小镇,一个美景无法诉诸语言的地方。那里的房屋门廊里有吊椅,从篱笆桩往外一瞥,隐约可见一抹蔚蓝的海湾,里面满是帆船和摩托快艇。那是一个冒险永无休止,夏天没有终结的地方。 后来我开始烦恼,因为这样的小镇我从未见过。每年休假时,我们都会开上几百又几百里路穿越乡间,疯狂地追寻假日的快乐,跋涉过青青山坡和褐色草原,穿过数不清的城市和村镇,却不曾经过任何哪怕有一点类似电影中梦幻小镇的地方。我们所到之处,都是又热又脏,到处是骨瘦如柴的狗,关门倒闭的电影院,脏了吧唧的馆子和看上去一周有两个顾客就谢天谢地的加油站。但是我确信,它一定存在于某个地方。一个如此执着于小镇理想的国家,一个在幻想中如此沉迷于小镇理念的国家,竟然没有在某处建造这么一个完美的小镇――一个和谐勤劳的地方,一个没有大卖场和巨大停车场、没有工厂和露天教堂、没有遍地的便利通和狗屎货以及垃圾广告的地方,简直让人难以想像!在这个超越了时间的地方,宾•克罗斯贝将是牧师,吉米•斯图尔特当市长,弗雷德•麦克墨里是高中校长,亨利•方达是个教友派的农民,沃尔特•布伦南经营加油站,孩子气的米基•鲁尼送杂货,在某一扇开着的窗边,迪娜•德宾将歌唱。而且在背景里,照例,会有那个骑在车上的孩子,和那两个潇洒阔步的男人。我要寻找的这个地方,将是我在虚构中见识的所有小镇的合成体。没错,那也许就是它的名字――俄亥俄合成镇,或者北达科他合成镇。它几乎不可能存在于任何地方,但它又必须存在。此番旅行,我决心找到它。 我开啊开,经过了平坦的农田和死气沉沉的小镇:赫尔、皮茨菲尔德、巴里、奥克斯维尔。在我的地图上,春田市就在汉尼拔右边大约两吋,可是好像得花好几个钟头才能到,实际上也的确花了好几个钟头。我只能慢慢适应美国的大陆规格了,这里的州就有国家那么大。伊利诺斯是奥地利的两倍,瑞士的四倍。镇与镇之间是那样空旷,相隔那么遥远。你经过一个小地方,馆子里看上去客满了,于是你就想:“噢,我等到了福德维尔再停下喝咖啡吧。”因为它就在地图上这条路刚过去一点的地方。然后,你开上高速公路,见一个路标上写着:“福德维尔,一百零二哩。”你这才意识到你要应付的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地理规格。再加上,地图上缺乏详细的标注。英国的地图把每个教堂和公共场所都忠实地记录下来,就连小得可笑的河流――就是你能一脚跨过去的那种――都是重要的地标,闻名于方圆几里之内。在美国,整个城镇都可能被遗漏――这些有着学校、商店、几百条沉默小生命的地方,就那样消失了,好像蒸发了一样了无痕迹。 更残酷的是,道路系统仅仅是暗示出来的。你看着地图,觉得侦察到一条捷径,比如说,在红肠村和为难镇之间,是一条乡村公路的灰色直线,看来能节省你半小时的车程。可是当你离开了高速公路,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未曾标明的岔路网,道路在乡间向四面八方辐射,仿佛一块破玻璃上的裂缝一般。 正当你弄清了该走左起第三条车道时,红绿灯突然变了,你马上被车流席卷而去,就像激流中的一个软木塞。这种事过去始终是发生在我爸身上的。我认为爸爸没有一次经过非常重要的大路口时,能不被吸到某个不想去的地方的。经常是一个单行道的黑洞,一条通往沙漠的快车道,通向某个近海岛屿的漫长的高价收费大桥,非得走一趟丢脸又花钱的回头路不可。(嘿,先生,你不是一分钟前刚从那头过来吗?)我父亲的看家本领,就是在迷路迷得一塌糊涂时还不让目标消失在视线之外。每次要去一个游乐园或旅游点,他永远都是先从几个方向向其靠近,就像飞行员在不熟悉的机场上空盘旋那样。姐姐、哥哥和我在后座上弹来弹去,眼巴巴地看着它在高速路的那一边,大喊着:“在那儿!在那儿!”一分钟后,我们又从另一个角度发现它在水泥墩的那头。然后是在一条大河的对岸,然后又是在公路的另一边。有时候,把我们和目标隔开的只是一道链子缠绕的高篱笆,你可以看到对面那些无忧无虑的快乐家庭,正在停车准备享受开心假日。“他们怎么就进去啦?”我爸爸会咆哮起来,额头上青筋暴露。“耶稣基督啊!市政府为什么就不能立几个路标?难怪大家都找不到路进去。”他会加上这么一句,轻易抛开一个事实不提:其它一万八千人,有些肯定是智力有限,都没太费事就设法进入铁丝网的那一边了。 春田是个令人失望的地方。不过我倒并不特别惊讶。如果它是个好地方,早就会有人对我说:“我说,你应该去春田,那是个好地方。”我对它期望很高,只是因为一直觉得它听起来值得期待。在世界上这块地方,有这么多的地名都是刺耳、怪里怪气、充满生硬辅音的――什么德刻薄啦、笃烤硬啦、奇尔苦啦、坎坷奇啦。唯有春田带着一抹诗情,是个让人想起青草地和清洌水流的名字。其实呢,根本不沾边。和所有美国小镇一样,它有个闹市区,里面有停车场和高楼大厦,四周是一大堆购物中心、加油站和快餐连锁店。它既不讨厌,也不可爱。我开车稍微转了一下,但没找到任何值得停留的东西,于是驶向北方十二哩之外的新赛勒姆。 新赛勒姆生命短暂,而且不怎么辉煌。最早的开拓者指望靠旁边掠过的河上贸易捞上一笔,可结果河上贸易也确实――一掠而过――,于是这个镇始终没有繁荣起来。1837年,它被抛弃了。要不是1831年到1837年间,它的一个居民是年青的亚伯拉罕•林肯,它肯定会在历史中彻底消失。所以,现在的赛勒姆占地六百二十英亩,是完全按照林肯居住时的样子重建的,你可以去看看为什么每个人都那么乐意溜之大吉。其实那儿很好。大概有三、四十间小木屋分布在一连串铺满落叶的空地上。这是个灿烂的秋日下午,微风送暧,温柔的阳光在林间飘荡。一切都显得精巧迷人到了极点。进屋是不允许的,你可以走到每一间跟前,透过窗子或前门往里面窥探,就会对住在里面人的生活有大致了解。绝大多数肯定是相当不舒服的。每间屋子都有一个牌子,告诉你住户的事情,考证工作做得如此勤奋,令人难忘。唯一的问题是,过了一阵之后,这些东西就有点重复了。一旦你看过了十四间屋子的窗子,就发觉自己走向第十五间时热情有些减退。再等你看到第二十间时,就真是全靠礼貌在驱使你前进了。你觉得,既然人家不辞辛苦地建起这些木屋,又搜遍乡里挖出老摇椅和旧便壶,你能做的至少是四处走走,假装对每间都颇感兴趣。可是你心里正在想的是:要是你再也不看一间木屋,你就太他妈的高兴啦。我敢保证,当林肯收拾起很行李,决定不再当木材商,而是去从事解放黑奴、当总统等更有成就感的事业时,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在此地的尽头,我碰到一对上年纪的夫妇正步履沉重地向我走来,看样子是累坏了。那男人在经过时投我以同情的一瞥,并且说:“只剩两间喽。”就在他们过来的那条路尽头,我可以看到其中的一间,看上去遥远而渺小。我一等这对老夫妇拐了弯,安全地离开我的视线,就坐了在一棵树下。那是一棵漂亮的橡树,秋天的第一抹金黄正不露痕迹地渗透着它的叶子。我觉得肩头如释重负,真不知道五岁时为什么会对这个地方那么痴迷。我的童年就那么无聊吗?我知道,我的小儿子如果被带到这儿来,肯定会气呼呼地躺在地上,因为他发现自己封在汽车里一天半,竟然只是来看一堆无聊的木屋子。现在再看看这儿,我也实在不能责怪他。有个问题让我思索了一会儿:有两种生活,一是过着非常无聊的生活,结果很容易快活;二是过着充满刺激的生活,结果很容易无聊。到底哪一种更糟糕呢?” 不过很快我就想到:与其思索这种浪费时间又毫无意义的问题,还不如起身去看看能不能找到“露丝宝宝”糖块呢,这种运动的收益可要大得多了。 离开新赛勒姆之后,我开上五十五号州际公路,朝圣路易斯开了一个半小时。沿途也很无聊。在美国州际公路这样又直又宽的路上,五十五公里的时速简直是太慢了,感觉就像是走路的速度。反向车道上朝你开过来的轿车和卡车,似乎是在机场里那种行人传送带上运动。你可以看到里面的人,在他们掠过去时投以长长的、恋恋不舍的一瞥,看进他们生命里去。而且根本不怎么需要驾驶。你只需偶而把一只手放在方向盘上以确认路线,然后就可以花时间去做那些最复杂的事啦――数钱啦、梳头啦、整理车子啦、用后视镜搜寻并歼灭黑头啦、研读地图和旅游指南啦、穿上或者脱下几件衣服啦。如果你的车拥有巡航控制功能,你都可以爬到后座上去打个盹。要忘记你正在操纵两吨飞驰的金属实在是太容易了,直到你把道路工程的警戒三角锥撞得四处乱飞,或者有卡车因为你飘进了它的车道而大鸣喇叭,你这才猛然回到现实,发现你也许不该离开座位去找点心吃。 为了不致精神错乱,我绝望地打开了收音机。但马上就想起来,美国的广播就是为已经错乱的人设计的。首先听到的是福尔杰咖啡的广告,讲话者神秘耳语道:“我们去世界著名的加州纳帕谷餐厅,没有告诉顾客,用福尔杰速溶咖啡换掉了餐厅原来的品牌,然后用隐藏的麦克风偷听。”接下来是各种各样对咖啡的赞美,都是这样的套路:“嘿,这咖啡棒极了!”“我从来没喝过这么醇厚的咖啡!”“这咖啡太好了,我简直受不了啦!”然后讲话者跳出来,告诉用餐者那是福尔杰咖啡,然后大家一起痛快地笑了一阵子――然后是喝高级速溶咖啡的重要一课。我转动旋钮,有个声音说:“六十秒之后我们将回到男子气的讨论上来。”我转动旋钮。一个乡村女歌手正在用颤声吟唱着: 他的手好小 他的胳膊好短 可我靠着他 来把我孩子管 我转动旋钮。一个声音说:“这部分新闻是由比罗克西的机场理发店为您提供的。“然后是这家理发店的广告,然后是三十秒的新闻,全都是比罗克西最近二十四小时以来导致死亡的车祸、火灾和枪击案。里面没有暗示出,在这个城市以外可能存在着一个更广大却也更暴力的世界。然后又是另一则机场理发店的广告,以免你白痴到在上述三十秒新闻期间就把它给忘了。我关掉了收音机。 在利奇菲尔德,我离开了州际公路,发誓尽一切可能避免再上贼船,然后开上一条州高速,伊利诺斯127号公路,往南奔墨菲斯伯勒和卡本戴尔去了。几乎是在一瞬间,生命就变得有趣多了。这里有农场、房屋和小镇可看,我还是开五十五哩的时速,但现在似乎正驾快艇滑行。风景在眼前飞逝,比刚才迷人许多,起伏更多,变化更多,而且树木的绿色也比刚才的浓郁很多。路标来了又去:蒂皮迷你卖场、正点食品店、贝蒂美容院、省多多食品中心、平克尼村浣熊俱乐部、秃丘拖车场、牛奶甜品、都来吃餐厅。在这些名字拗口的自由企业圣地之间,山坡上有些空地,上面伫立着农舍。几乎每家前院都有个卫星接收天线,个个指向天空,好像在接收某种赐予生命的太空力量。我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确实如此。在丘陵区,天黑得要快一些,我惊讶地发现已经六点多了,便决定最好找个住的地方。似乎是得到了暗示,卡本戴尔跳进了眼帘。 通常当你来到一个小镇的外围时,都会看到一个加油站和一家“牛奶女王“。如果那条路上交通繁忙,或者镇上有所大学,也许还有一两家汽车旅馆。可是现在,每个小镇――即便是相当朴实的那种,都有一哩或更长的快餐店、小汽车旅馆、折扣商店和大卖场,全都有三十呎高的旋转招牌和什罗普郡那么大的停车场。卡本戴尔看上去并没有什么新花样。我开进去的那条路变成了一条两哩长的带子,上面全是购物中心、加油站、K商场、JC彭尼商场、哈迪汉堡和麦当劳。然后,突然间,我又回到田野之中了。我掉头开回去,从另外一条平行的路上穿过小镇,这次提供的东西完全相同,不过结构有些许差异罢了。然后我就又来到了田野里。这个小镇没有市中心,它已经被购物商场给吃掉了。 我在“传统“汽车旅馆订了间房,然后出去散步,再次企图发现卡本戴尔。可惜,什么也没有。我心里一团乱麻,幻想破灭了。在这次旅行之前,我躺在英国家里的床上,想象着自己每晚都停在一个小镇的汽车旅馆,然后沿着人行道漫步,在广场上的贝蒂家庭餐馆,用特制的蓝色盘子享用晚餐,然后嘴里叨根带香味的牙签,在镇上四处闲荡,极有可能在韦恩午夜酒馆喝上几杯,和小伙子们打盘台球,或者在里格尔看场电影,或者去瓦海保龄球场看看,给周三美发师联盟比赛出出馊主意,最后再来几回弹球赛和一个烤芝士汉堡,为这个夜晚划上完美的句号。可是这里根本没有广场让你遛哒,没有贝蒂餐厅,没有特制的蓝色盘子,没有韦恩午夜酒馆,没有电影院,没有保龄球场。这里根本就没有小镇,只有六车道的高速公路和购物商场。这儿甚至连人行道也没有,散步,正如我发现的那样,是个荒谬又不可能的企图。我不得不穿过停车场和加油站前面的空地,还老是碰上矮矮的白漆墙,那是店铺之间(比如说,朗•约翰•西尔瓦海鲜铺和肯德基炸鸡店)用来标明地盘的。要想从这家到那家去,就必须翻过那墙,爬上长满草的堤坝,在汽车的丛林里跋涉。这指的是你步行。但是从别人看着我气喘吁吁爬过堤坝的表情看来,显然不曾有人试过靠自己的动力从一处移到另一处。你应该做的是,上车,在街上开十二呎,来到另一个停车场,把车停好,然后下来。我郁闷地爬到一家必胜客,走了进去。女招待把我领到一个饱览停车场的桌旁坐下。 我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吞吃公汽轮子那么大的比萨。就在正前方,我想躲开视线都不可能的地方,一个三十来岁的超重男人正在吞噬一片片比萨,塞了满满一嘴,活脱一个吞剑表演者。菜单上花样繁多,一页接着?页,令人眼花缭乱。这么多种类,这么多尺寸,这么多种组合,真让我不知如何是好。女招待出现了:“您准备好点菜了吗?” “对不起,”我答道,“我还得等一会儿。” “好的。”她说,“您不用着急。”她走到某个我看不见的地方,数到四,又回来了。“现在可以点了吗?”她问。 “对不起,”我说,“我真地还得等一会儿。” “好吧。”她说着走开了。这一次她可能尽量数到了二十,可是等她回来时,我还是不能像必胜客的老主顾那样,面对着摆在眼前的几百种选择,我依然找不着北。 “你反应有点慢,对吧?”她明察秋毫。 我好难为情。“对不起。我对这儿不熟。我……刚从监狱里出来。” 她的两眼睁大了。“真的?” “是啊,我杀了一个老是催我的女招待。” 带着将信将疑的微笑,她退回去了,留给我很长很长的时间来下定决心。最后,我点了一个中号深盘的意大利腊肠比萨,另加洋葱和蘑菇,很好吃,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向大家推荐。 之后,为了给这个完美的夜晚划上句号,我又爬到旁边的K商场去转了转。K商场是个连锁的折扣店,实在是个让人沮丧的地方。你可以把德蕾莎嬷嬷带到一家K商场,她也会沮丧的。K商场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问题在顾客身上。这里总是挤满了那种给小孩取押韵名字的人:朗尼、唐尼、鲁尼、康尼、邦尼。这种人会泡在家里看《怪兽》。这儿的每个女人都至少有四个孩子,而且看上去都不是同一个父亲。这些女人总是重达二百五十磅,总是一边猛揍孩子一边叫骂:“鲁尼,你要再不听话,就再也不带你来这儿了!”好像鲁尼会在乎永远不能再来似的。如果你想花三十五块以下买一套音响,不管它听上去是不是像乐队在遥远的湖水下面一个信箱里演奏出来的,你到这种地方来就对啦。如果你去K商场购物,你就知道你已经接触到生活底层了。我爸爸就喜欢K商场。 第二天早晨,我又上了南127号高速公路。这段路在我的地图上注明是观光路线,结果证明所言不虚。这里真是一片迷人的田野,好过我所认识的伊利诺伊的任何地方。有起伏的,如啤酒瓶般墨绿的山丘,有一派繁荣景象的农场,还有那橡树和山毛榉簇拥的密林。因为在往南去,所以当我发现这儿的植物比别处的秋意更浓时,感觉非常惊讶。那些山坡上是芥末黄、暗橙和淡绿的混合,实在是动人。而那明媚的、带着阳光气息的空气,自有一种宜人的轻爽。我可以住在这儿,住在这些小山之中,我心里这样想。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弄明白少了什么。是广告牌啊。我小时候,每条路边的田野里都伫立着三十呎宽十五呎高的广告牌。在爱荷华和堪萨斯这样的地方,它们大概是你能得到的唯一视觉刺激了。1960年,约翰逊夫人下令把大部分路边广告牌给拆掉了,作为高速公路美化程序的一大举措。第一夫人总爱投身于那些误入歧途的运动,这便是其中之一。在落基山脉中间,这无疑是件好事,可是在这种空荡荡的平原中央,广告牌简直就是公益服务了。一看到一哩之外竖着面广告牌,你就饶有兴致地想看看它到底说些什么,你会以适度的专注盯着它,看它向你靠近然后走过。作为一种路边消遣,它大概和佩拉的小风车旗鼓相当,不过总比啥都没有强吧。 高级的广告牌上面会有一些三维空间的成分――如果是乳品广告,会有一颗牛头伸出来;如果是保龄球场的广告,就会出现保龄球把球瓶撞得四处纷飞的浮雕。有时候广告牌上是某个即将出现的景点,也许画着一个鬼,还有这样的话:“参观幽灵山洞吧!俄克拉荷马最棒的家庭旅游点!只有六十九哩啦!”过了几哩之后,会有另一个广告牌说:“幽灵山洞提供大量免费车位,只有六十七哩啦!”广告就这样绵延不断,保证所有家庭都能度过一个期待已久的、最惊险、最有教育意义的下午,至少在俄克拉荷马是这样。这些承诺都有图像支持,画上那些阴森森的地下山洞,都像教堂那么大,里面的钟乳石和石笋神奇地熔化成巫婆的家、沸腾的大锅、飞翔的蝙蝠、和善的精灵。一切都显得有趣极了。于是后座上我们这几个小家伙就开始提议,停下来去看上一看,我们挨个上阵,诚恳而又感人的说:“噢,求求你了爸爸,噢,求――求你啦。” 接下来的六十哩路上,我父亲对此事的立场会经历一个陈腐的过程。先是干脆拒绝,因为那儿肯定很贵,而且不说别的,我们早餐后的表现一直那么差劲,根本没理由得到任何特别奖赏;然后是故意地对我们的请求置之不理(这个阶段会持续最多十一分钟);然后会低声地偷偷问我妈的想法,得到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然后又对我们不理不睬,显然希望我们会忘了这事,不再哀求个没完(一分二十秒);然后他说,如果我们听话,而且基本上保持永远听话,我们可能会去;然后又说,我们绝对不会去的,因为看看我们吧,还没到那儿呢,就已经又吵个没完啦;最后他宣布,――有时是怒气冲天的咆哮,有时像临终时的耳语――好吧,我们去。你总是能看出来爸爸何时到达同意的边缘,因为这时候他的脖子会变红。每次都是这样,他最后总是会同意的。我一直搞不懂,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同意我们的请求,让自己也免遭那三十分钟的折磨。这之后,他总是会飞快地加上一句:“可是我们只待半小时――而且你们什么也别想买。明白了吗?”这样似乎让他找回了一种感觉:还是他说了算。 到了最后两三哩,幽灵山洞的标志每隔几百码就会出现,让我们兴奋得高烧起来。终于,有一面战舰般大的广告牌上画着一个巨大的箭头,告诉我们在此处右拐再开十八哩。“十八哩!”爸爸刺耳地叫道,前额的青筋提前暴起,已准备面对可怕局面:在车辙齐膝深的泥路上颠个十八哩,然后不可避免地发现,那里根本没有幽灵山洞的标志。唉,还真是这样,开了十九哩之后,道路在一个荒无人烟的路口消失了,没有任何线索表明该从哪边拐,而爸爸则会开上错误的那条路。当最后终于找到地方时,我们却发现幽灵山洞比广告上说的差远了――实际上,每样东西都是敷衍了事。那山洞潮湿阴暗,闻着像一匹死了很久的马,大概只有车库那么大,钟乳石和石笋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巫婆的家和小精灵,看上去就像――唉,就像钟乳石和石笋。这可真是太让人失望了。唯一可能安抚我们的办法,我们会发现,就是爸爸在附设的礼品店给我们每人买一把橡皮鲍伊猎刀和一袋塑料恐龙。否则我姐和我就会躺在地上发出悲伤的嚎叫,以提醒他,未被安抚的悲伤对孩子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 就这样,当夕阳在俄克拉荷马褐色的平原上下沉,爸爸已经耽误了几个小时的路程,肩负起找不到旅馆过夜的艰巨使命(他得到了妈妈的大力协助,她会看错地图,几乎把前面的每栋建筑都认成是旅馆)。我们几个小孩为了打发时间,在后面进行闹哄哄的猎刀恶战,不时停下来抽泣、报告伤势、抱怨肚子饿、没意思、想上厕所,那情景,可真是人间地狱哪。而现在呢,高速公路两边几乎看不到广告牌了,这是多么让人悲哀的一个损失啊。 我驶向了开罗,这个地名要念成“剋-罗”。不知道为什么,在南部和中西部人们经常这么干。在肯塔基,雅典念成“爱典”,凡尔赛念成“佛赛尔”。密苏里的“玻利瓦尔”是“保利沃”,爱荷华的“马德里”变成“麦德里”。不知道这些镇上的人这样发音,是因为他们是落后、念书少、没脑子的蠢驴,还是他们其实有脑子,只不过不在乎被别人当成落后、念书少、没脑子的蠢驴?这种问题还真不能问他们,对吧?其实我在开罗停下来加油的时候,真问了那个晃出来给我加油的老家伙,他们为什么那么念。 “因为那是它的名字呗”,他解释道,好像我是个傻瓜一样。 “可是埃及的那个是念成开罗的呀”。 “听说是这样的。”那人同意。 “而且大多数人看到这个名字的时候,都认为是开罗,不是吗?” “不,在剋罗不是这样。”他说着,有点急了。 在河那边的肯塔基,到处是向我致意的巨大广告牌,上头写着:“烟火!”在伊利诺伊燃放烟火是违法的,但在肯塔基却不。所以,你要是住在伊利诺伊,并且想把自己的手炸掉的话,就开车过河到肯塔基好了。过去这种事更常见,如果哪个州的香烟销售税比隔壁州低,州界上所有的加油站和咖啡馆都会在屋顶上打出大广告:“免税香烟!四毛钱一包!不用税!”于是隔壁州的所有人都会跑过来,把车上装满了打折香烟。威斯康新过去为保护其奶农,禁卖人造黄油,结果威斯康新的每个人,包括所有的奶农,都开车到爱荷华去,那里到处都是号称“人造黄油特卖!”的大广告牌。与此同时,所有的爱荷华人正开车奔向什么销售税都没有的伊利诺伊,或者是汽油销售税低百分之五十的密苏里。另外,过去还常常遇到的一件事,就是各州自顾自地实行夏令时,所以一到夏天,伊利诺伊可能比爱荷华快两小时,又比印弟安那慢一小时。这些事情实在是荒诞,却让你见识到美利坚合众国的五十个独立的州(那时候是四十八个)独立到何种程度。现在这种情况基本上已经消失了,又是一个让人悲哀的损失。 我一面开车穿过肯塔基,一面想着那些令人怅惘的逝去,猛然间忆起那最悲哀的逝去,心痛不已――伯马刮胡膏的广告牌。伯马刮胡膏是一种管状的乳膏,不知道现在是否还在生产。实际上,我压根没听说有谁用过它。可是伯马刮胡膏公司以前会沿高速公路打些有灵气的广告牌。这些广告牌五个一组,精心摆放,让你一路读起来如念小诗:如果和谐/是你的渴望/就来/一管/伯马刮胡膏。或者是:本遇到/安娜/两人擦出火花/顾不上修理胡子/本和安娜就此散伙。了不起吧?即使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伯马刮胡膏的广告牌也已经很不合时宜了。在我们走过的几千哩高速公路当中,我记得只看到过六七次。不过作为一种路边消遣,它们可谓出类拔萃,比其它广告牌和佩拉的小风车好过十倍。在娱乐价值上唯一超过它们的,就是尸横遍路的多重连环车祸。 肯塔基和南伊利诺伊很像――丘陵起伏、阳光明媚、颇为迷人。但是四散的房屋看上去不如北边的整洁富裕。这里有众多林木茂密的山谷、凌驾于蜿蜒小溪上的铁桥、路边还粘着一大堆死去的动物。每座山谷里都伫立着一间小小的白色浸信会教堂,整条路旁都是牌子,提醒我现在已经进入了“圣经带”:耶稣拯救世人。赞美主。基督我王。 就在田纳西大路口的南边,我越过了州界,进入密西西比。路旁有个牌子说:“欢迎来到密西西比,我们开枪杀人呐。”别当真,是我瞎编的。这只是我第二次进入极南方,而且我是带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进来的。你看过的那些有关南方的电影――逍遥骑士、恶夜通缉令、铁窗喋血、黑狱风云、激流四勇士――都把南方人描绘成杀人如麻、通奸乱伦、鞋上沾屎的乡巴佬,这可真不是纯属巧合呀。这儿真的是另一个国家。多年前,还是在越战时,我和两个朋友在大学春假期间开车去佛罗里达。我们都留着长发。半路上,我们抄近道穿过佐治亚,黄昏时分,在某个荒凉小镇的餐馆停车吃汉堡。我们刚在柜台边坐下,那地方就陷入一片沉寂。十四个人全都停止了咀嚼,死死地盯住我们,让食物在他们嘴里歇息。屋子里那么安静,听得到苍蝇放屁的声音。整整一屋子红脸蛋、背带裤的老实人一言不发地盯着我们,琢磨着他们的猎枪是否装好了弹药,这场面实在恐怖。对他们来说,在这片无名之地的中心,我们的出现立马成为一大奇观――很显然,他们当中有些人以前压根没见过活生生的、长头发、爱黑人、上大学――但是也可恶得难以言表的北方共产嬉皮。发现自己被根本没有合适机会了解你缺点的人们如此刻骨地仇恨着,这感觉可太古怪了。我记得当时想到:我们的父母只知道我们在得梅因和佛罗里达之间大洲般空旷的某处,并不晓得我们到了哪里,如果我们失踪了,是绝对不会被发现的。我眼前浮现出一个场景:几年后,我家人围坐在起居室里,我妈说道:“噢,不知道比利和他的朋友到底怎么回事,都到现在了,我们也该收到一张明信片才是啊。有谁要吃三明治啊?” 这种事真的会发生在那儿,你知道的。当时距三名自由骑手在密西西比被害才不过五年啊。他们是来自密西西比的二十一岁黑人詹姆斯•切尼,和来自纽约的两个白人小伙子:安德鲁•古德曼,二十岁;米谢尔•施沃纳,二十岁。我写出他们的名字,是因为他们值得被人铭记。他们因超速被捕,被带到密西西比的费城尼修巴郡监狱,然后就再也没人见过他们――至少是在几个星期以后,他们的尸体才被从沼泽中挖出来。别忘了,他们还是孩子呢。警察把他们交给一群等待已久的暴民,这伙人把他们带走后,对他们做出连孩子对昆虫都不会干的事。负责此案的治安官,一个皮笑肉不笑、嚼着烟草的胖家伙,名叫劳伦斯•雷尼,因玩忽职守被指控。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被控谋杀。对我来说,这就是――而且也永远是――南方。 我沿着七号高速公路朝南驶向牛津,这条路带我经过了霍利斯普林斯国家森林的西部边缘。这里似乎大部分是沼泽和灌木丛,让我颇为失望。我本来指望一进入密西西比,就会见到一绺绺西班牙苔藓挂在树上,身穿大蓬裙的女人们,旋转着小阳伞,胡子像门把的白发上校在草地上啜着薄荷朱利酒,一群群黑奴则一面摘棉花,一面哼唱甜美的圣歌。可是眼前的风景却不过是茂密树林,天气炎热,毫无特点。偶尔会出现一间砖砌的小屋,前廊摇椅上坐着一个老黑人。但此外便极少见一丝生命和活动的迹象。 霍利斯普林斯镇上立着一个“塞那托比亚”的牌子,让我激动了一下。塞那托比亚!多么了不起的密西西比小镇名字啊!古老南方的所有固执与华丽,似乎全都浓缩在这五个金色的音节中。也许情况要好转啦,也许从现在起,我会看到一群锁链缠身的犯人在日头下面蹒跚,其中一个戴着沉重脚镣的犯人费劲地穿过田野,水花四溅地趟过小溪,正被一群猎犬追逐着;用私刑的暴民正在街上闲逛,十字架在草坪上熊熊燃烧。这景象令我蠢蠢欲动,可我却不得不冷静下来,因为在等红绿灯时,一个州骑警在我车旁停下来,开始用那种满不在乎的轻蔑表情上下打量我(你把枪和车给了一个蠢得危险的人之后,经常能看到这种表情)。他胖乎乎又汗津津的,陷在座位里。我估计他和我们大家一样,是从人猿进化来的,但在他身上,进度显然是相当迟缓的。我直视前方,摆出一副严肃的表情,希望表现出我善良的内心与清白的行为。我能感觉到他在看我,我以为,他最最起码也要往我脑袋一边吐烟草末了,可是没有,他说话了:“俚好吗?” 这简直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哑着嗓子问:“啥?” “我说,俚好吗?” “很好,”我说。因为在英国住了些年,就又加上一句:“谢谢你。” “你度假啊?” “是啊。” “你觉密斯嬉皮咋样?” “啥?” “我是说,你觉密斯嬉皮咋样?” 我紧张极了,此人全副武装,又是个南方人,他说的话我又一个字都听不懂。“对不起,”我说, “我反应慢,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是说”――他更加认真地重复了一遍――“俚觉得密西西比怎么样?” 我恍然大悟。“噢!我很喜欢!喜欢得不得了!我觉得这儿太棒啦,这儿的人都那么亲切,那么热心。”我还想加上一句,说我都来了一小时了,还没人朝我开枪呢。可惜这时候灯变了,他也开走了。我长叹一声,心中暗想:“感谢你呀,耶稣。” 我驶向牛津镇,密西西比大学的所在地,俗名“蜜大”。给小镇起名的人把英国的牛津照搬过来,指望以此来说服州政府把大学建在那里,结果州政府真就这么做了。这就基本说明了南方人脑子的运转方式。牛津看来是个宜人的小镇,围绕着一个广场建起,广场中央伫立着拦斐特郡地方法庭,有一座高耸的钟楼和建筑物上的那些多利安式柱圆柱,正沐浴在秋日的温暖阳光中。广场四周是颇有吸引力的商店,还有一家旅游信息服务处。我走进服务处,打听去“花楸橡树园”,福克纳故居的路怎么走。福克纳一辈子都住在牛津,他的故居现在已经成了博物馆,保持着1962年他逝世那天的样子。出名到这种程度一定会身心俱疲,因为你知道,有人会在你咽气的那一刻闯进来,并在所有的过道挂起天鹅绒绳子,饱含崇敬地照料每样东西。想想吧,要是你在床头柜上放了本《读者文摘精华本》,显得多掉价! 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大块头的黑女人,衣着好得出人意料。这让我有点吃惊,这竟然也是密西西比。她穿着深色的两件套,在这密西西比的热浪中肯定暖和得要命。我问她去花楸橡树园的路怎么走。 “你的车停在广场上吗?”她说。其实她是这么说的:“你的车钉在广肠上吗?” “是啊。” “好,甜心,你塞(上)车,然后做(过)广肠,从另一头出去,炒(朝)大学走,过三个路口,在红绿等(灯)那儿鼬(右)转,下了坡就到啦,冻(懂)啦?” “不懂”。 她叹口气,又开始了:“你塞(上)车,然后做(过)广肠――” “什么,我开车过广场吗?” “没搓(错),甜心。你做(过)广肠。”她跟我说话的方式,就像我对法国人说话一样。她把接下来的路线向我和盘托出,虽然我几乎一字没听懂,还是假装明白了。我一个劲儿地在想,从这位外表如此优雅的女士嘴里吐出的字眼,是多么的滑稽呀。我正出门的时候,她又大声说:“其实莫关系,反正打(它)现在已径(经)关门了。” 我说:“啥?” “打(它)现在已径(经)关门了。你要怨艾(愿意),可以在周胃(周围)转转。不过不能进取(进去)。” 很显然,《花花公子》已经误入歧途了。这让我觉得苍老、悲伤、格格不入。因为自从我记事以来,《花花公子》就是美国人生活的基石。我认识的每个男人和男孩都看《花花公子》。有的男人,像我爸,会假装不看。要是你当场抓到他在超市里看它,他常常会很不好意思,还会假装自己其实是想找《美化家居及花园》那类书。但是他确实看它,他甚至还在自己衣柜深处放了一个旧帽盒,作为男性杂志的小窝点。我认识的每个男孩的爸爸,都有一个隐藏男性杂志的小窝点,爸爸们都以为那里无人知晓,而孩子们却是一清二楚。每隔一阵子,我们都会把爸爸的杂志拿出来交换,然后设想他们来到衣柜,发现里面不是上个月的《绅》,而是两年前的《金块》以及――作为红利的――一本叫做《牧场小屋欲望》的平装书,那时他们该多么困惑呀!干这种事你尽可放心,你知道爸爸绝不会跟你提起有关它的一个字。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你下次再去时,那窝点已经换了地方。我不知道五十年代的女人是不跟自己的丈夫睡觉还是怎么的,可是这种对裸女杂志的全情奉献却是相当相当地普遍。我想,也许和战争有点关系吧。 我们的父辈读的那些杂志,名字都叫做《浪荡子》和《名人》什么的。里面的女人并不迷人,乳房像泄了气的足球,屁股上一大堆肥肉。《花花公子》里的女人则是又年轻又漂亮,不像你在放“上岸假”时碰到的那种女人。《花花公子》在刊印迷人的裸女照片,从而提供无法计算的公益服务之外,还提供一整套相应的生活方式。它就像本月度指南,告诉你如何生活,如何玩股票,如何买音响,如何调高难度的鸡尾酒,如何利用你的机智和品味迷倒女人。生长在爱荷华,你真能在这些事上得到帮助。我过去每期都从封面看到封底,就连目录页下面的邮政规定也不放过。大家都这样,休•海夫纳是我们所有人心目中的英雄。现在回头一看,我简直不敢相信,因为确确实实――咱们说实话――休•海夫纳一直是因其卑鄙无耻打动我的。我的意思是,讲实话,如果你有那么多钱,你会要一张硕大的圆床,然后穿着真丝睡袍和软拖鞋消磨自己的一生吗?你会愿意把你房子的半边都装满那种乐于光身打枕头仗、一心想上全国性杂志而不在乎你拍照的女孩吗?你愿意晚上下楼,发现巴迪•汉克特、小萨米•戴维斯和乔伊•比肖普都站在你起居室里的钢琴周围吗?我是不是听到大家齐声回答:“妈的,才不呢!”?但是我却答不上来,我们大家都答不上来。 《花花公子》对我这代人来说就像一个老大哥。然而多少年过去后,正如老大哥一样,它也变了。它遭遇了几次财政危机,搞投机出了点小麻烦,最后终于搬家到了海边。正像真正的兄弟那样,我们失去了联系。我已经好几年不曾真正想起过它。突然间,就在这茫茫人世中,在密西西比的牛津,我偏偏又和《花花公子》狭路相逢。这真好像看见一个老去的高中风云人物一样,发现他秃了顶,还很无聊,依然穿着俗艳的V领毛衣和亮闪闪的黑皮鞋,鞋上还镶着大概在1961年你会觉得特美的金穗子。意识到《花花公子》和我都比我认为的老了许多,而且我们之间已不再有什么共同之处,着实令我震惊。我沮丧地把那本《花花公子》放回架上,心里明白要等很长时间以后――嗯,怎么说也要三十天吧――我才会拿起另一本的。 我看了看别的杂志,至少有两百本吧,可标题都是什么《机枪爱好者》、《肥肥新娘》、《基督木工》、《家庭外科文摘》之类的。没有一本是给正常人看的,于是我就离开了。 我从南拉玛街开出去,驶向花楸橡树园,先做(过)了广场,竭尽所能按照服务处那位女士的指点前进,可是拼命找也找不到。跟大家说实话,这并没令我有多难过,因为我知道它已经关门了,而且我反正从来没费劲读威廉•福克纳的小说超过三页的(基本上只读了第一句的一半)。所以我对他房子长什么样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无论如何,四处乱转的过程中我撞进了密西西比大学的校园,这里可有趣多了。校园很漂亮,到处是貌似银行和法院的精致建筑,在草坪上投下道道细长的影子。年轻人个个看上去健康饱满得像瓶鲜牛奶,或挟着书本走过,或坐在桌旁做作业。在一张桌子旁,有一个黑人学生和白人坐在一起,情况显然已经变了。就在二十五年前,正是这个星期,一个名叫詹姆斯•梅瑞狄斯的年轻黑人在五百名联邦法警的护卫下来蜜大注册,引发了校园的一次暴动。牛津的人一想到以后得和一个黑鬼共用校园,就气得火冒三丈,结果打伤了三十名法警,杀死两位记者。这些神情安详的学生中,肯定有许多人的父母曾是暴动者,曾经砸砖头、曾经放火烧车。这样的仇恨,真有可能在一代人之后就灰飞烟灭吗?好像不可能啊。可是要想象这些平静的学生为种族问题而暴动,也是不可能的。话说回来,想象这么一群一尘不染、规规矩矩的年轻人为任何事情暴动都是不可能的,除非是为了餐厅饼干里巧克力丁的数量吧。 我心血来潮,决定开车去东边三十五哩外的图珀洛,艾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家乡。这一路令人愉快,太阳西斜,天气暖和。黑压压的树林从道路两边逼进过来。空地上零星地有小屋出现,院子里往往有一大群黑人青年在踢足球或骑车。偶尔也有更好的房子――白人的房子,有大旅行车停在车道上,车库上挂着篮球框,还有修剪整齐的大草坪。这些房子常常和那些小屋异乎寻常的接近――有时候就是紧挨着。你在北方是绝对看不到这种景象的。我深深感到这里面充满了讽刺:南方人能够在那么鄙视黑人的同时还舒舒服服地和他们住在一起;而北方人虽然基本上不太在意黑人,甚至把他们当作人来尊敬,祝福他们每个人都成功,却唯恐和他们太随意地混在一起。 一大早,我来到了埃尔维斯•普雷斯利的出生地。时候还早,我以为还不开门,可它却已经开了,而且已经有人在里面了。游客们有些在房子边上拍照片,有些在前门等着鱼贯而入。这栋房子齐整而洁白,伫立在市立公园的一片绿荫之中。它紧凑得令人惊讶,形状像个鞋盒,只有两个房间:前面一间有一张床和一个梳妆台,后面是间朴素的厨房。但是它看上去很舒适,有种美好的家的感觉。毫无疑问,它比我在高速公路沿线看到的大多数棚屋要好得多。一位胳膊肉乎乎的和气女士坐在椅子上答复提问。同样的问题她每天肯定被问一千次,可她似乎并不介意。在这十二三个人里,我是唯一一个六十岁以下的。不知道是因为埃尔维斯•普雷斯利在演艺生涯后期已经潦倒,以至于歌迷都是老人;还是只有老人才有时间和兴趣参观死去名人的故居。 屋后有条小路通往礼品店,你可以在那儿买到艾尔维斯的纪念品――唱片、纪念章、餐具、海报等等。到处都能看到他那张英俊又孩子气的脸,正在向你展开笑颜。我买了两张明信片和六盒火柴,不知丢到哪里去了。后来发现时,我居然有种奇怪的解脱感哩。门口有本参观者留言册,所有的参观者都是从那些没听说过的地方来的:凉拌卷心菜,印弟安那、死老婆,俄克拉荷马、冷冰冰,明尼苏达、干呕,新墨西哥、结肠造口,蒙大拿。册子里有个评论栏,一路读完了他们写的:“好,真是好,很好,好。多么雄辩哪。我翻回到更早的一页,发现一位游客误会了评论栏的意思,写下了“参观”一词。结果那一页和对开页的所有游客都写上了“参观,参观,又参观,参观”,直到有人翻过这页,他们才回到正路上来。 艾尔维斯的故居在艾尔维斯快车道旁的艾尔维斯公园里,而快车道就在艾尔维斯纪念高速公路下面。由此你可能会推断出,图珀洛很是为它最著名的儿子骄傲。但是,它却并未采取任何庸俗的手段来剥削他的名声,令你不得不敬佩它。这里没有一大堆礼品商店、蜡像馆和纪念品商场,企图借普雷斯利衰落的名气大捞一笔,这里只有绿树成荫的公园里一座漂亮的小房子。我很高兴自己曾在此停留。 离开图珀洛后,我按计划朝南驶向了哥伦布,驶入了一轮正在上升的骄阳之下。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棉花田,这种植物又黑又矮,但每一棵上都有真正的棉花团探出头来。这些棉花田都小得惊人,在中西部,你已经习惯于看到农田漫卷过地平线,这儿的农田却只有几块菜地那么大。这边的棚屋也更多一些,在高速公路沿线或多或少,连绵不断,真好似在穿过世界上最大的贫民窟呢。而且,这些都是真正的棚子,其中有些看上去岌岌可危,屋顶塌陷、墙壁好像遭过炮弹,根本不能住人。可是当你经过时,会看见有人躲在门口,正注视着你。道路两旁照例有许多商店,让你想不通如此贫穷又分散的人口怎能养活它们。它们都打着巨幅招牌,宣称提供各种杂七杂八的商品:汽油、烟火、炸鸡、活饵。真不知道我得饿到什么程度,才会去吃一个经营活饵的人准备的炸鸡。所有的商店前面都有可乐机和汽油泵,而且院子里几乎都有生锈的汽车和四散的各色杂物。要想凭这些商店废弃的状态弄清它们是否营业,简直是不可能的。 每隔一会儿,我就会碰上一个小镇,小小的、灰扑扑的,有一大堆黑人在商店和加油站外面晃悠着,啥也不干。这要算南方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了――各地的黑人数量。其实我不该为此而惊讶的,黑人占密西西比百分之三十五的人口,在亚拉巴马、佐治亚和南卡罗来那,也差不了多少。在南方的某些郡里,黑人以四比一的比例超过白人。然而,直到二十五年前,其中的很多郡还不曾有一个黑人投票的记录呢。 在随处可见的贫穷之中,哥伦布的出现令人欢迎且惊喜。这是个极好的小城,田纳西•威廉斯的家乡,有三万人口。在内战时期,它曾短暂地做过州首府。从高速公路下来是绿树成荫的道路,两旁伫立着几栋内战前的大宅子。不过真正的宝物要数它的闹市区,那里好像从1955年起就没怎么改变。格伦肖理发店前有一根旋转灯柱,街对面是一家名叫麦克罗的正宗五元店,拐角处的一幢雄伟建筑是密西西比银行,一个大钟从楼上向人行道悬挂下来。郡法院、镇公所和邮局都是漂亮雄伟的建筑,但建成小镇级的规模。这里的人们看上去很富裕,我看到的第一个,是位明显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他身穿三件套式西装,拿着份《华尔街日报》。这里的一切都深深地令人欢欣鼓舞。这真是个一流的小镇,把它和佩拉漂亮的广场合起来,就差不多是我追寻已久的合成镇啦。我开始认识到,我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地方找到它,我必须一片一片地把它拼凑起来――这儿一栋法庭,那儿一个消防站――在这里,我已经找到好几片了。 我到主街上的一家旅馆喝咖啡,还买了份当地的日报《商业快讯》(“密西西比最进步的报纸”)。这是份老式的报纸,头版头条像旗帜一样横跨了八栏,上书:“台湾商业集团将访问金三角地区”,下面一组相关的副标题都以不同的大小和字体做出专栏呼应。 访问者将考察 投资的 机会 作为 贸易使命 的一部分 该团周四 抵达 金三角 州政府官员 协调此次访问 报纸里所有报导都在暗示,这是一个由祥和与同情支配的城市。“三一地主妇向老人伸出援手”,“拉马尔•兰菲尔案引发讨论”,“皮肯斯学校预算通过”。我又读了警察记事薄,上面说:“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哥伦布警察局共采取三十四次行动”。多好的地方啊!――这儿的警察不是在对付犯罪,他们是采取行动。按照记录,这些行动当中最刺激的,莫过于逮捕一名驾照已被吊销的开车者了。在报纸的其它部分,我发现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有六个人死亡――或者按警方记录的说法,采取了死亡行动。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份《商业快讯》(我已经在心里把它改名为《理想镇商业快讯》了)和它所服务的小镇。 南方人说话这么难懂,不光是因为咬字不清,还与速度慢有关。你听上一会儿就会注意到这一点。一般南方人讲话的方式,就像某人挣扎在昏迷与清醒边缘似的。我换鞋袜的速度都要比大多数密西西比人说一句话快多了,住在这儿会把我逼疯的,当然是慢慢地。 哥伦布紧挨着州界线,离开二十分钟后,我发现自己已经在亚拉巴马了,正取道埃塞斯维尔,煤火与改革镇奔塔斯卡卢萨而去呢。高速路边有个牌子说:“请勿乱扔垃圾,保持亚拉巴马的美丽”。“好的,遵命。”我开心地回答。 我打开了收音机。最近几天来我听的很多,指望借老土又带鼻音的电台开开心。那些电台播放的歌曲都来自名叫汉克•旺克和布伦达•巴恩斯之类的人。过去一直是这样的。我那有点科学奇才的哥哥,有一次用旧烤豆罐之类的东西造了个短波收音机。深夜时分,当我们应该睡着的时候,他就躺在床上,在一片漆黑中把玩他的旋钮(姑且这么说吧),搜索远方的电台。他常常会收到南方的电台,那些电台总是配备着专业的山里人,奏着带鼻音的调调。电台的声音永远是劈劈啪啪又遥不可及,仿佛是从另一个星球向我们传送的。可是现在,几乎没有一个发音土气的人啦。实际上,几乎根本听不到一丁点儿南方口音了。所有的电台主持人听上去都像是从俄亥俄来的。 在塔斯卡卢萨城外,我停下来加油。出乎我的意料,为我服务的那个小伙子听上去也像是来自俄亥俄。事实上他的确是。他有个女朋友在亚拉巴马大学,但他讨厌南方,因为这里如此缓慢而又落后。他似乎是那种很在行的家伙,于是我便问他电台口音是怎么回事。他解释说,南方人对他们溅屎的乡巴佬臭名十分敏感,因此所有在电视和广播上讲话的人都努力让自己听上去像是从北方来的,而且装作这辈子从来没啃过一个油炸玉米饼,没闻过一点玉米渣。现如今,只有这样才能找到工作。不说别的,快捷的北方腔意味着在同样的时间里,电台可以一下塞进三四个广告,而普通南方人却刚刚清完嗓子。这可是千真万确的,为了他这番颇有帮助的洞见,我给了这小伙子三毛五的小费。 从塔斯卡卢萨,我循六十九号公路朝南驶向塞尔马。塞尔马对我来说,仅仅意味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民权运动的模糊记忆。当时马丁•路德•金率领着几百名黑人从那儿游行四十哩到蒙哥马利――州首府――去登记投票。这又是一个格外迷人的小镇――南方的这个角落里似乎充斥着这样的地方。它的大小和哥伦布相仿,也是一样的阴凉而迷人。闹市区的街道两旁树木成行,人行道新近才重铺了砖面。长椅随处可见,滨河区――小镇尽头是俯瞰亚拉巴马河的一道陡崖――也整治得干净利落,到处是一派宜人的繁荣气息。在一家旅游信息服务处,我拿了几个赞美小镇的小册子,其中有一个夸耀其黑人传统的,令我大为振奋。在密西西比,我不曾看到一丁点黑人值得赞美的地方。还有,这儿的黑白关系似乎也比密西西比好得多,我看到他们在汽车站聊天,还看到一个黑人护士和一个白人护士合伙驾车旅游,看上去像是老朋友了。总之,这里的气氛似乎比密西西比轻松许多。 我继续向前,穿过起伏开阔的田野。虽然还有棉花田出现,但大部分都是奶牛场,遍地翠绿、阳光灿烂。黄昏时分,快到晚上的时候,我到达了塔斯基吉,塔斯基吉学院的所在地。该校由布克•T•华盛顿创办,乔治•华盛顿•卡弗将其发展壮大,是美国第一所黑人大学。这里也是美国最贫穷的郡之一,百分之八十二的人口是黑人,半数以上的居民生活在贫困线下,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人还没有自来水。这才是真正的贫穷啊。在我所来的地方,如果你买不起能制冰块的冰箱,你的汽车没有自动窗,你就是穷人。对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屋子里没有流动的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事。 塔斯基吉最令人吃惊的事情,就是这里全部是黑人。这里在各个方面都是个典型的美国小镇,只不过它很穷,许多商店前面都用木板钉起来,到处是废弃的景象。每辆车里的每个人、每个步行者、每个店主、每个消防队员、每个邮递员,每个鬼魂都是黑人。只有我除外。在这之前,我从未如此鲜明地体会过自我的存在,从未感觉到自己是如此得显眼。我突然体会了一个黑人身处北达科他的感受。我在一家汉堡王停车喝咖啡,里面肯定有五十个人,却只有我不是黑人。不过似乎没有一个人注意和关心。当又我回到高速公路上时,那感觉可真奇怪啊――我得说,还真是一种解脱哩。 我继续驶向东北方二十哩外的奥本。奥本也是个大学城,大小基本和塔斯基吉相仿,却有着最令人吃惊的强烈对比。奥本的学生都是白人,还很有钱。我首先看到的景象之一,就是一名金发女郎驾着辆仿制布加迪跑车绝尘而去,那家伙肯定花了她爹两万五千块。很明显,它是高中毕业的礼物。如果我的车跑得够快,能追上它,我会开心地把整泡尿都撒到它旁边去。才刚刚看过塔斯基吉的贫穷,此情此景竟令我心生愧疚。 然而,我得说,奥本是个可爱的小镇。不管怎么说,我一直很喜欢大学城。它们大概是美国唯一设法综合小镇生活步伐与大城市活力的地方。这里通常有很好的酒吧和餐馆,更吸引人的商店,总的来说,也更有国际气息。而且,生活在二万正值黄金岁月的年轻人中间,那感觉是多么愉快啊。 我们那会儿,大学生们最关心的是:性、吸毒、暴乱和学习。只有在前三项不可得时,你才会去学习,但最起码你会学的。现如今,美国大学生最关心的似乎是性,以及保持衣着光鲜。我认为学习根本不大进入他们的视野。就在我旅行期间,美国有人大声疾呼,说普遍的无知已经在席卷全国的年轻人了。这种对全国范围的绝望情绪,主要来自于国家人才基金会所作的研究报告。这项报告最近测试了八千名高中生,结果发现他们愚蠢得像猪口水一般。其中有三分之二的人不知道美国内战在什么时候,认不清斯大林或丘吉尔,也不知道是谁写了《坎特伯雷故事集》。几乎有一半的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1900年前开始的,三分之一的人认为罗斯福是越战时期的总统,而哥伦布航海到美洲是1750年以后。百分之四十二的人――这是我最喜欢的一项――连一个亚洲国家的名字也叫不上来。我本来是根本不相信这些的,但我去年夏天曾带两个美国高中女生周游多塞特――两个女孩都很聪明,现在就读于名牌大学――她们俩竟没有一个听说过托马斯•哈代!最最起码,你怎么可能活到十八岁,还从来不曾听说过托马斯•哈代呢? 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我怀疑,你可以在奥本花一个星期去亲吻每个听说过托马斯•哈代的人的屁股,也不致令嘴唇皲裂。也许这个评价粗俗而又不够公允,我知道奥本可能会是哈代研究的温床,但我只在那儿待了一小会儿就确定,这儿连一家象样的书店都没有。一个大学城怎么可以连一个像样的书店都没有呢?书店倒是有一家,可它卖的都是课本和一大堆与学问无关的杂烩:运动衫、充气动物玩具和其它带着奥本大学校徽的随身用品。大多数像奥本一样的美国大学都有两万或者更多的学生,再加上高达800到1000的教授和讲师。一个社区拥有这么多受过教育的人口,怎么会养不起一家像样的书店呢?如果我是国家人才基金会的人,我会发现这个问题至少和高中生在常识测验中的可怜表现同等严峻。 我驶过清晨明亮的阳光,道路不时投入浓密的松林之中,经过一排排度假小木屋。亚特兰大就在北边一小时路程之外,这附近的人显然企图借地利大赚一笔。我经过了一个名叫“松山”的小镇,它似乎拥有你想在内陆旅游胜地找到的一切。这里挺迷人,店铺也挺好,就缺一样东西:一座山。想想它的名字,这里有点让人失望。我特意选择这条路,是因为“松山”在我单纯的脑子里唤起了一幅幻景:清新的空气、陡峭的悬崖、散发着馨香的森林和翻滚流动的小溪――这儿是那种你也许会撞见约翰小子•沃尔顿的地方。然而,如果当地人为了多挣一块钱,而把事实夸大了一点点,谁会去责怪他们呢?你可别指望人们会专程开几哩路,来参观一个名叫“松平地”的地方呀。 田野慢慢变得起伏多山,但绝不陡峭,在道路前面来了一个温柔的下坡,滑向了暖泉。多年来我一直渴望去往那里。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除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在那儿去世之外,我对那个地方一无所知。在得梅因选举大楼的主楼梯两旁,陈列着一些具有历史意义的报纸头版,令小时候的我深深着迷。其中有一张上说:“罗斯福总统逝世于暖泉”,即使在那时,我也已经认为它听上去真像个长眠的好地方。 结果呢,暖泉果然是个好地方。这儿只有一条主街,一边是家老旅馆,另一边是一排商店,不过都重修成了昂贵的时装店和礼品店,专门向亚特兰大的游客开放。里面的东西全都假的明明白白――就连室外背景音乐也不例外,如果你能接受的话――不过我相当地喜欢。 我出城向小白宫驶去,它大约在城外两哩处,停车场上几乎是空的,只有一辆旧巴士,一群上年纪的公民正从上面下来。这是来自“炮竹,佐治亚”或者“光腚,亚拉巴马”此类地方的耶稣浸信会包的车。那些老人跟小学生似的,吵吵闹闹,激动万分,在售票亭前面加我的塞儿,一点没意识到我会毫不犹豫地推开一位老人,尤其是浸信会教徒。但我只是和气地微笑着站到了后面,想到他们即将不久于人世,便觉得安慰多了。 我买了票,很快就在去罗斯福庄园的上坡路上超过了那些老人。小路穿过高高的松树林,那松树似乎要无止尽地向上、再向上,结果把阳光封锁得那么彻底,让树下的土地光秃一片,就像刚刚清扫过一般。小路两旁排列着来自每个州的巨大石块,显然每位州长都曾被要求献上本地的一块石头。它们在这里排成一队,像个光荣的护卫队。笨点子开花结果,这可是不常见的呀。许多石头被切成那个州的形状,打磨得亮光闪闪,再刻上州名。可是剩下的那些呢,显然没领会这一计划的精髓,就是平平常常的一块石头,挂着个简洁的小牌子:“特拉华。新罕布什尔。”爱荷华的献礼像我预期的那样,是谨慎的中间派。石头倒是切成了本州的形状,可惜啊,干活的人显然从没尝试过这种营生。我猜想,他肯定是一时冲动投了最低标,没成想居然一举中的。至少爱荷华还找到块石头送去了,我还挺害怕会是一块烂泥巴呢。 在这一奇观的远处,是一栋白色的平房。从前它曾是庄园邻居的家,现在成了博物馆。和美国的这类博物馆一样,这里搞得不错,很有意思。墙上贴满了罗斯福在暖泉的照片,玻璃柜里陈列着许多他的个人物品――他的轮椅、拐杖、腿架和其它类似装备。其中有些精巧得出人意料,挑起一种病态的兴趣。因为罗斯福一直非常小心,不让公众把他看成是个瘸子。可在这里,我们可以说是正在审视他脱了裤子的模样。有一个房间格外吸引我,里面摆满了他当总统时人们亲手制作、送给他的礼物。这些东西很可能立刻就被塞进了一个巨大碗橱的后面。有成打的雕花拐杖,上面是木镶的美国地图;还有许多海象牙和蚀刻石板,雕刻着罗斯福的头像。所有的东西都是那么精美,着实令人吃惊。每一件东西都代表着几百个小时的精心雕刻和不知疲倦的剖光打磨,却只是为了送给一个陌生人。对这个人来说,这不过是为他的个人纪念品大军增加一员罢了。我被这些玩意儿迷住了,几乎没注意到那些老人也闯了进来,虽然有点上气不接下气,却丝毫不减活力。在一个展品前,一位头发蓝灰的女士挤到我前面,匆匆瞟我一眼,意思是:“我是个老人,我爱去哪儿就去哪儿。”然后就把我从她脑子打发掉了。“我说,哈泽尔,”她大声喊道:“你知道吗?你和埃莉诺罗斯福是同一天生日呢!” “真的吗?”隔壁有个刺耳的声音回答。 “我自己和艾森豪威尔是同一天生日,”那蓝发女士依然高叫着说,并为巩固自己在我前面的位置,晃了晃她那丰满的屁股。“我有个外甥和哈里杜鲁门一天生日。” 我很想攥住她两只耳朵,然后把她脑门猛掼在我膝盖上,但我将这一念头把玩片刻之后,还是步入了另一个房间,发现这里有个入口通往一家小剧院。剧院里放映着劈啪作响的黑白电影,都是表现罗斯福和小儿麻痹症的斗争,以及他长期待在暖泉的生活。他试图把?命揉进细长的双腿,仿佛它们只是睡着了而已。电影也很完美,由一位合众社的记者撰稿并旁白,感人至深但并不过分煽情。那无声的家庭影片里,每个人物的动作都急匆匆地,就好像镜头之外有人在咆哮着让他们快一点。这电影与罗斯福的腿架一样,激起了人们窥阴似的狂热。在这之后,我们终于被放行去见识小白宫的真身。我飞快地跳到前面,免得和那些老人分享这种体验。它就在另一条小路上,要穿过更多的松树,越过一个白色的岗亭。令我吃惊的是,它竟然那么小,不过是林中一栋小小的白色木屋,只有一层楼,五个小房间,都镶了深色木头。你根本没法相信这会是一位总统的财产,尤其是像罗斯福这样一位有钱的总统,毕竟,他拥有周边绝大多数的田产,包括主街上的那家旅馆,几栋小别墅和泉水本身啊。然而,小屋那种特别的紧凑反而让它更加舒适迷人了。即使在今天,它仍然显得很舒服,很有人气。你忍不住地想把它占为己有,即使这意味着你得到佐治亚来享用它。每个房间都有一段简短的录音解说词,告诉你罗斯福怎么工作,如何接受治疗。可是它没告诉你,他来这儿的真正目的,是为了和他的秘书露西•默瑟来点乡村风味的亲密接触。她的卧室在起居室的一边,而他的则在另一边。录音介绍压根儿没提这个,但它却指明了埃莉诺的卧室――被塞进房子的最后面,而且绝对比秘书的差,大多数时候是用来当客房的。因为埃莉诺很少到南方旅行。 离开暖泉几哩之后,我改道上了一条通往梅肯的风景线。但是沿路好象并无多少风景。不是没什么特别的风景,干脆就是没风景。我开始疑心,我地图上那些风景线路恐怕是胡乱画上去的。我想像某个从未去过泽西市南边的家伙,坐在纽约办公室里说:“暖泉到梅肯?嚯,听起来不赖呀。”然后认认真真地画下了标志风景线的橙色虚线,舌头从嘴角边轻轻地探出一点点。。 梅肯挺好的――所有的南方小镇似乎都挺好。我停车到一家银行去取钱,为我服务的女士来自大雅茅斯,这让我们两个都小小地激动了一下。然后我继续赶路,穿过了奥蒂斯•雷丁纪念大桥。美国许多地方,尤其是南方,都有这种潮流,喜欢用当地杰出人物的名字为水泥建筑起名――西尔威斯特C格拉布纪念大桥、切斯特奥弗里大堤,诸如此类的东西。我觉得这种习惯实在古怪。设想一下吧,你一辈子辛苦工作,排除万难爬到社会顶端,投入漫长光阴,忽视家人亲情,背后中伤他人,被认识的每个人看成狗屎,到头来只落得塔拉普萨河上一座公路大桥的名字,好像实在有点划不来啊。然而,不管怎么说,至少这座桥得名之人我还是听说过的。 我兴奋地站在萨凡纳的拉斐特广场上,置身于砖铺小路、涓涓溪流、垂着西班牙苔藓的浓郁树木之中。面前矗立着一座精致的、有着新亚麻洁白的大教堂,一对哥特式的尖顶高耸入云。在它周围,是一些二百多年的老房子,砖墙已经风化,抵挡风暴的窗板显然还在使用。我竟然不知道美国还存在着如此完美的地方。萨凡纳有二十个这样的广场,凉爽安静地躺在树木的天篷下,旁边那些细长笔直的街道也是同样的阴凉而安宁。只有当你跌跌撞撞走出这片市内雨林,进入现代城市的开阔街道,暴露在沸腾的骄阳之下,你才会意识到南方到底有多么闷热。现在是十月,在爱荷华,已经是法兰绒衬衫和热甜酒的季节了,可是这儿呢,夏天依然不依不饶。刚刚早晨八点,商人们就已经在松领带、擦额头了。要是在八月,会热成什么样呢?每个商场和餐馆都开着空调,一走进去,汗水便冻干在你胳膊上,再走到外头时,热烘烘的空气扑面而来,仿佛狗的喘息一般。只有在广场里,气候才能达到一种舒适的平衡状态。 萨凡纳是个十分诱人的城市,我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逛了好几个小时。该城有一千多栋历史建筑,其中有许多仍然在住人。这是我去过的,除了纽约之外,第一个人们当真住在闹市区的城市。这是多么大的差别啊,你会看到孩子们在街上踢球,或者在门廊里跳绳,所有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活跃、那样生机勃勃。我沿着奥格尔索普大街的鹅卵石人行道,踱向了殖民纪念墓园。这里到处是剥蚀风化的纪念碑,还密密麻麻地挤满了本州历史名人的墓碑:阿奇博尔德•布洛克,第一位出身佐治亚的总统;詹姆斯•哈伯肖,“一位商界领袖”;还有巴顿•格威纳特,他在美国这么出名原因有二,一是因为参与签署了《独立宣言》,二是他拥有殖民历史上最傻的名字。(button,意为扣子)萨凡纳的人们一不小心,就会把老巴顿给弄丢了。纪念碑上说他可能就埋在我目前站立的这块地方,也可能是拐角那儿,或者干脆就在别的什么地方呢。这么说吧,你可能走上一整天也弄不清自己是不是踩到了巴顿。 萨凡纳的商业区永远地冻结在了1959年――伍尔沃思商场似乎从那时起就再没换过货。这儿有一家漂亮的老电影院,魏斯电影院,可惜关门了。闹市区电影院在美国早已是陈年旧事了,唉,真可惜。你老是读到报道里说,美国的电影工业多么蓬勃,可是现在所有的戏院都建在郊区的购物中心了。在那儿看电影你有十好几部可以选择,可是每家电影院都跟大冰箱尺寸相仿,只勉强比冰箱舒服一点儿。那里面根本没有楼厅。你能想像吗?你能想像没有楼厅的电影院吗?对我来说,看电影就意味着坐在楼上的第一排,跷着脚,把空糖盒扔到下面人的头上(或者,在更无趣的爱情场面时,往下滴可乐)并且往屏幕上砸尼布糖。尼布糖是一种甘草味的糖,估计是用朝鲜战争剩下的橡胶做成,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颇为流行。它其实是不能吃的,但你若把它嚼上一分钟,然后砸向银幕,它就会“啪”地一声粘在上面。这是一种传统,每个人都在星期六乘公汽进闹市区,去俄尔弗剧院,买上一盒尼布糖,花上一个下午轰炸银幕。 干这事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因为剧院经理雇了一帮恶狠狠的领座员,她们都从科技高中辍学,生命中一大遗憾便是没能生在希特勒时代的德国。这些人手拿强力电筒,在走道间来回巡逻,寻找不规矩的小孩子。一场电影中间,总有那么两、三次,她们的手电会投射到某个倒霉小子的身上:只见他蹶着屁股,拿着一块湿乎乎的尼布糖,定格在投掷的姿势上。她们立刻冲上去将他拿下,他就一路嚎叫着被架了出去。感谢上帝,我和我的朋友从来没碰上过这种事,可我们一直以为,那些受害人都会被带去经受各种电刑的折磨,然后才转交给警方,在教养院里进行长期的思想修整。多美好的日子啊!有谁敢说,郊区商业城那种鞋盒般的剧院、浴巾般大的屏幕,能够提供半点与闹市区电影院相比的东西呢?后者大如山洞,令人心醉神迷,还能激发公共意识。好像还没有谁注意到这一点,但我们也许将是最后一代觉得看电影很神奇的人了。 怀着这个令人严肃的想法,我踱过沃特街,走上萨凡纳河边新修的一条河畔人行道。河水又黑又臭,对面南卡罗来那州的河岸一无可观,只有几家大型商店。下游更远处,是些浓烟滚滚的工厂。不过萨凡纳这边俯瞰河水的那些老棉花仓库却好极了。它们重修得并不过分奢华,底层有时装店和牡蛎吧,二楼却空着,有那么一点破败,散发着不可避免的颓废气息。这就是我从汉尼拔开始就一直在寻找的。必须承认,有些商店略显矫饰,其中一家叫做“全镇最可爱小店”,直令我欲做“全国最迅速的小呕吐”。门上有个牌子说:“绝对地――千万地不要在店内吃喝哟。”我双膝跪地感谢上帝,我永远不必见到那老板了。因为此店关着门,所以我没法进去参观它到底有多可爱。 在这条街的尽头,伫立着高大崭新的凯悦丽晶饭店,一看到它,我的心就直往下沉。它硕大?比,由方方正正的钢筋水泥制成,出自美国大连锁饭店深爱的“我X”建筑学院之手。无论是规模还是外观,它都与周围的老建筑格格不入,哪怕是一丝和谐都不存在。它只不过在说:“我X!萨凡纳。”在这方面,这个城市特别令人反感。每隔几个街区,你就会碰上那么个不伦不类的水泥墩子――德索托希尔顿、拉马达旅馆、最佳西部河畔饭店,正如佐治亚人所说的那样,全都诱人得像玉米饼上的唾沫。其实呢,佐治亚人没说过这种话,只是我编的罢了。不过这么说颇有点南方味道,你们不觉得吗?就在我快要感觉这些旅馆冒犯了我,我开始对这里心生厌烦的危险时刻,我的注意力被市立法院前面的一个工人给转移了。市法院是一栋金色拱顶的大厦。那工人操着架吹叶机,一个闹哄哄的机关,后面蜿蜒着几里长的电线,一直通进他身后的大楼。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玩意儿,看上去有点像真空吸尘器――其实啊,它看起来很像一个《外星人入侵》里的火星人――而且叫得特别响。据我推断,他那意思是想把所有树叶吹成一堆,然后就可以用手收起来了。可是每当那人收拢了一小堆树叶时,就有一阵微风来将其吹散。有时候他要提着吹管跑半条街甚至更远去追一片叶子,结果剩下的树叶就抓住机会四处乱飞。显然,这种装置在邮购目录上肯定显得好极了,可是在真实世界中却永远派不上用场。我一边漫步走过,一边隐隐地怀疑:不知道齐威格公司的人是不是在幕后插手呢? 一直等我到达波弗特(念成“不由-弗特”),我才第一次正式看到大海。我拐过一个弯,突然间屏住呼吸,呆呆凝望着一湾缀满小船和芦苇的明镜似海面,海水宁静、明亮、湛蓝,与天空一般颜色。根据我的“汽车旅行指南”,这个地区的三大收入来源是:旅游、军人、退休者。听起来真够呛,不是吗?可实际上波弗特很可爱,有许多旧宅子,还有一个老式的商业区。我在贯穿全镇的干道海湾街停了车,惊喜地发现米表收费只要五分钱。这肯定是五分钢蹦在美国能买到的最后一样东西啦――在南卡罗来纳波弗特的三十分钟宁静心情。我漫步走向一个小公园和码头,从外表看是新近修成。我这才第四次从这一边看到大西洋呢。你若来自中西部,海洋可是极少遇到的呀。公园里到处都是牌子,命令你不要尽情玩耍,或者行为鲁莽。每隔几尺就有那么一个,上书:“不得游泳或在防波堤上跳水。不得在公园里骑车。禁止攀折或损毁花朵、植物、树木及灌木丛。未经市政府特许,不得在公园里饮用或持有啤酒、葡萄酒或酒精饲料,违者必究。”不知道是哪种迷你斯大林在统治波弗特的议会,我从未见过这样冠冕堂皇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地方,害得我心情大坏,一刻也不想多待。我扭头就走,真可惜啊,米表上还有十二分钟呢。 结果,我提前十二分钟来到了查尔斯顿。这可是件好事。我本来以为萨凡纳是我见过的最宜人的美国城市,可当我到达查尔斯顿以后,它立刻掉到了第二位。这个城市逐渐变窄,在港口尽头缩成了一个圆圆的岬角。城里挤满了美丽的老房子,一个接一个沿着笔直荫凉的街道排成行,就像是拥挤书架上一本本的大书。有些有最细致的维多利亚式装饰,仿佛漂亮的花边,而有些是简单的白色护墙板和黑色百叶窗。但它们全都至少有三层楼高,而且雄伟壮丽――尤其是它们都那么逼近路边,就更显出巍峨之态了。几乎没有哪家有像样的院子――尽管我在各处都看见越南园丁在精心打理桌布大小的草坪――所以孩子们都在街上玩耍,而女人们呢,都是白人、都很年轻、都很有钱,则在门前台阶上飞短流长。这种情景不应该在美国出现的呀。美国有钱人的孩子根本不在街上玩儿,没有那个必要。他们要么懒洋洋地躺在游泳池边,要么躲在老爹花三千美元为他九岁生日建造的树屋里,偷偷吸大麻。他们的母亲若想和邻居说长道短,就直接打电话,或者爬进她们的空调旅行车开上一百码。这让我意识到,汽车和郊区――还有无限度的财富――已经在何种程度上摧毁了美国人的生活。查尔斯顿有着那不勒斯的气候与氛围,但也有美国大城市的财富和生活方式,令我为之心醉神迷。整个下午我就在这里漫步,在宁静的街道之间来来往往,暗自羡慕着这些好看幸福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人们,还有他们极好的房子和富裕完美的生活。 为了赶路,我开上二十六号州际公路,这条路上有两百里斜穿过南卡罗来纳,路边的风景只有静悄悄的烟草田和鲑鱼色的土地。根据我“汽车旅行指南”上的说法,我已经不在最南部,而是进入了东海岸的中部。可是这里仍然有着南部的酷热和刺目,沿途加油站和咖啡馆的人都是一口南方腔,就连电台播音员都是南方味儿的――不论态度还是语调。有一则新闻广播说,斯帕坦堡的警察正在搜捕两个黑人,“他们强奸了一个白人女孩” 。你在南方以外可听不到这种说法啊。 快到哥伦比亚特区时,路边田野上开始塞满汽车旅馆和快餐店的大广告牌。它们不是我年少时那种低矮宽厚的方形广告牌,没有那些诱人的图示和三维母牛,只不过是些冷冰冰的大招牌,杵在六十尺高的金属杆子上。上面的信息简明扼要,根本不邀请你去做什么有趣或诱人的事情。过去的广告牌则唠唠叼叼,会说上一大堆:“既然来到哥伦比亚,何不住进现代化的航空汽车旅馆,享受我们全新的超感振动床,你一定会爱上它!儿童特价。免费电视。冷气房间,冰块免费。车位充足。宠物欢迎。每周二下午五点到七点,鲶鱼自助餐厅开放。每晚在星光厅与弗农•史塔济管弦乐团共舞(注意――谢绝黑人)。”老式的广告牌就像超大的明信片,有许多有用的信息供你阅读,也算是一点精神食粮,让你瞥到一些当地文化的片断。从那以后,大家注意力的跨度显然是缩短了。现在的广告牌只简单标出企业名字,以及如何到达那里。你在几英里之外就可以读到:“假日旅馆,26E出口,四英里”。有时候指示要复杂一些,就像这样:“汉堡王――三十一英里。走17B出口五英里到美国南四十九号公路,在红绿灯处右转,然后向西过机场二英里半。”有谁会那么想吃巨无霸啊?但是毫无疑问,那些广告牌非常有效。当你在一种漫不经心脑袋空空的状态下开车,因饥饿和缺少油水而倍受折磨,突然看到一个牌子,上书“麦当劳――出口在此”,几乎是出于本能,你立刻拐上出口坡道遵命而去。这几个星期以来,我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自己坐在塑料桌前,前面摆了几小盒我并不想吃或者没时间吃的东西。这全都是因为有个广告牌命令我到那儿去的。 在北卡罗来纳的边界,单调的地形瞬间结束,仿佛有法令禁止一般。突然之间,田野开始大幅度地起伏,到处是蔓延的石南花丛、杜鹃和蒲葵。每到坡顶,景色豁然开朗,展露出朦胧中的蓝脊山脉,阿巴拉契亚山脉的一部分。阿巴拉契亚山脉绵延两千一百英里,从亚拉巴马直到加拿大。它曾有一度比喜马拉雅还要高呢(我有一次在一本讲球赛的书上看到了这说法,多年来一直在寻找机会卖弄一下)。不过现在它们都已变得矮小圆润,迷人胜于雄伟。山脉的每一段都有不同的名字――阿迪朗达克山,波科诺斯山,卡茨基尔山,阿勒格尼山。我是想奔往雾山的,不过打算中途在比尔特莫庄园停留一下。它就在北卡罗来纳的阿什维尔附近,由乔治•范德比尔特在1895年建造,是美国最大的私宅之一,有255个石块建成的罗亚尔风格的房间,占地一万英亩。一到比尔特莫,你就得按指示停好车,然后到大门旁边一栋楼里买票,然后才能进入庄园。这令我很纳闷,直到我走进那大楼才发现,在比尔特莫度过一个快乐的下午,就得卷入重大的财务支出。标牌上的入场费根本就看不清楚,但从那些跌跌撞撞离开售票口的人们灰头土脸的表情判断,肯定是一大笔钱。即便如此,当轮到我时,窗口里那个讨厌的女人告诉我,成人入场费十七块五,小孩十三块,我还是大吃一惊。“十七块五!”我声嘶力竭地说,“是不是包括晚餐和表演哪?” 那女人显然早就习惯了应付歇斯底里和刻薄评语。她声音平板地说道:“入场费包括进入乔治•范德比尔特宅邸,250个房间中有50个向公众开放。你有两到三小时自由参观的时间。它还包括进入广阔的花园,你可以停留三十分钟到一小时。还包括导游带领进入葡萄酒窖,并有影音展示和免费品尝的葡萄酒。推荐你请导游带领参观宅邸和庭院,费用另算。参观之后,你可能希望在鹿园餐厅再花上一大笔钱,或者,你若是个小气鬼,可以去马厩咖啡馆,同时你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在马车房礼品店买些昂贵的礼物和纪念品。” 可惜啊,此刻我已经又回到高速公路上,正奔向大雾山脉呢。感谢上帝,它可是免费的。 我拐了十英里,只为在布莱森市过夜,适度地放纵一下。这是个毫无特点的小地方,位于大雾山国家公园的边缘,汽车旅馆和烤肉小屋沿着一道狭窄的河谷排列成行。其实没有什么理由到这里来,除非你碰巧姓布莱森。即便如此,我不得不告诉你,乐趣也是断断续续的。我在贝内特庭院汽车旅馆开了间房,这是一家很棒的老式旅馆,除了偶而轻轻打扫一下,似乎从1956年起就一点也没变过。它确确实实就是过去那种汽车旅馆的样子,房间沿着有遮盖的阳台排开,阳台俯瞰着草坪,草坪上有两棵树和一个极小的水泥游泳池。在这个季?,池子是空的,只有一坑湿乎乎的树叶和一只怒气冲冲的青蛙。每扇门的旁边都有一张金属扶手椅,椅背是扇贝状的。走道旁有一老式的霓虹招牌,正在霓虹瓦斯的作用下轻轻跳动,在别致的闪光黄色箭头下面,拼出了绿色和粉色的字样:“贝内特庭院/有空房/空调/游泳池/电视”。我小时候,所有的汽车旅馆都有这样的招牌。现在你却只能偶而在无名之地的边缘,那些被遗忘的小镇上见到它们了。贝内特庭院旅馆显然可做我那合成镇里的旅馆。 我拎包进去,小心翼翼地屈尊坐在床上,然后打开了电视。顷刻间,便跳出一个“痔备H”――一种痔疮膏的广告。那语气非常急迫,我没记住准确的词语,大意如此:“嗨,你!你有痔疮吗?那就来点痔备H!这是命令!记住这个名字,你这个漫不经心的傻瓜!痔备H!就算你没有痔疮,也得来点痔备H!以防万一!”然后,一个画外音又飞快地补上一句:“现在能买到樱桃香味的哟。”在海外住了这么多年,我已经不习惯美国式的强买强卖了,这令我很不自在。同样令我心神不安的是,美国的电视台可以在广告和节目之间来回跳跃,事先没有任何犹豫或警示。比如说,你正躺在那儿看《库扎克》,就在枪战最紧急的关头,突然冒出一个人开始刷起马桶来。于是你坐起来,心想:“什么呀――”然后才意识到那是广告。实际上,还是好几分钟的广告呢。在美国,你可以趁广告时间出去抽烟吃比萨,然后还有时间在节目开始前刷好马桶。 几分钟之后,又是一段广告喧嚣地闯进来,我立刻恢复了知觉。我关掉电视出去对布莱森市进行实地考察。这里可看的东西比我预想的要多,斯万郡法院过去,是一个小小的商业区。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几乎所有的一切都有布莱森市的标志:布莱森市洗衣店、布莱森市煤炭木材行、布莱森市基督教堂、布莱森市电器行、布莱森市警察局、布莱森市消防队、布莱森市邮局。我开始体会到乔治•华盛顿的感觉了,假如他能够死而复生,置身于哥伦比亚特区之中。我不知道这个小镇如此标榜崇敬的布莱森到底是谁,但我从来没见过我的姓氏如此四处泛滥。真遗憾我没带撬棍和扳手,因为许多招牌会是绝好的纪念品。我尤其盼望着把布莱森市基督教堂的牌子摆在我英国房子的前门旁边,然后每个星期都可以挂上不同的教训,比如:“现在就忏悔吧,英国佬!” 没花多长时间,布莱森闹市区所有可能的消遣都被我看了个遍。我差点没发现,就已经走上了出城往切罗基――河谷边的下一个镇――去的高速公路。我沿着它走了一小段路,可是除了几个废弃的加油站和烤肉屋之外,没一点可看的东西。而且,几乎没有多少路肩可以走,结果汽车就在几吋之外风驰电掣,让我的衣服疯狂飞舞,弄得我好不惊慌。这条路沿途都是赞美基督的告示牌和手写的大标语:“掌握你的人生――赞美耶稣,上帝爱你,美国。”还有更玄乎的:“如果你明天死去,将会发生什么?”(嗯,我觉得,首先,就是不用再付冰箱贷款啦。)我转身走回城里。现在是下午五点半,布莱森市就是一个有人行道的地窖,我已完全不知所措。走下一个小山坡,在一条湍急的河边,我侦察到一家A&P超市,好像还开着门,便了走进去,指望找点更有趣的消遣。我以前经常在超市鬼混,罗伯特•斯万森和我十二三岁的时候,令人讨厌透顶,给我们注射致命药物绝对是手下留情。夏天里,我们经常跑到得梅因英格索尔大街上的“神气整齐”超市,因为里面有空调。我们为了消磨时间干的那些好事,我现在都羞于承认――把一袋面粉的底儿拆开,然后观看着某个毫无戒备的女人拿起来,结果把面粉一股脑倒在地上。或者趁别人转过身的当儿,把金鱼饲料和催吐剂这类怪玩意放进他们的手推车。我现在不打算在A&P超市故伎重演――当然,除非我真的很无聊――但我想,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看看年少时那些食品,一定会感到安慰的。而且也的确如此。这简直就像拜访老朋友――斯吉皮花生酱、玉米馅饼、威尔士葡萄汁、莎拉李蛋糕。我在走道上徜徉,一看到熟悉的老营养品,就咕哝着发出极小声的欢呼,心中感到无限地欢欣鼓舞。 过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几个月前,我在英国看《纽约时报》时注意到一个卫生护垫的广告。这些卫生护垫上有许多小凹痕,它们的名字就是该产品的商标。我当时觉得这真是非同寻常啊,你能想象吗?给卫生护垫上的洞洞起个动人的名字,会是一个人的工作?!可惜我已经记不起它的名字了。所以,现在,就因为没有其它更好的事情可做,我转到了A&P超市卫生护垫区看上一看。此处花样繁多,令人咋舌。我永远也猜不到这个市场竟然如此红火,更想不到布莱森市竟会有这么多内裤需要护垫。我以前从来没怎么注意过这种事情,果然是其乐无穷啊。我在各种品牌间穿梭,阅读上面的使用说明,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又开始自言自语起来,我快乐地专注于某事时,偶尔就会这样。不过我估计肯定是有段时间了。无论如何,就在我拿起一包“新自由丝薄,加圆点漏斗保护(注册商标)”的那一刻,禁不住发出了胜利的欢呼:“啊哈!你在这儿啊,你这小坏蛋!”我略微一扭头,发现在走道的那一边,经理和两个女营业员正注视着我。脸一下就红了,我笨手笨脚地把那一包塞回了货架。“只是随便看看!”我的语气很难说服别人,我只希望自己不要显得太危险或者太愚蠢,然后就奔向了出口。我还记得几周前在《独立报》上读到一则消息,说美国有二十个州,其中大部分在最南部,异性恋者进行口交或肛交还是违法的。我现在可没一点类似想法,你们明白的,可我以为,这表明此地有些地方在涉及性的问题上,可能还在死守教条,很有可能还禁止非法持有卫生护垫哩。在北卡罗业纳这样的地方,没因为无心的性倒错给判上五到十年,我可真够走运的啦。无论如何,我感到自己十分幸运,安全回到旅馆,没有被当局中途拦截。然后,我以极度的谨慎度过了在布莱森市逗留的剩余时间。 大雾山国家公园跨越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两州,占地五十万亩。我到那儿之前没发现,它竟然是美国最受欢迎的国家公园。它每年吸引九百万游客,比其它任何国家公园都要多出三倍。即便是十月一个星期天的大清早,这里就已经人头攒动了。布莱森和切罗基之间的公路就在公园的边上,一条闪亮的小溪从大雾山的一个裂口流出来,乱糟糟的汽车旅馆、蹩脚的汽车修理店、活动房和烤肉屋栖息在公路和小溪之间。这里肯定曾经非常美丽,有郁郁青山从两边拥挤过来,?是现在却只是一片肮脏。切罗基城本身则更加糟糕。它是美国东部最大的印弟安居留地,从这头到那头,塞满了出售俗艳印弟安饰物的纪念品商店。所有商店的顶上和墙边都打着大招牌:“鹿皮鞋!印弟安珠宝!战斧!剖光宝石!各种各样的蹩脚玩意儿!”有些商店前面还有一头装在笼子里的棕熊――我猜想是切罗基的吉祥物――每个笼子周围都围着一群小男孩,企图激怒那动物,让它表演一下凶猛的样子,他们的父亲呢,则在安全距离之外给他们加油打气。在其它商店,你可以花五块钱和活生生的切罗基印弟安人合影,他们身着战袍,耷拉着乳头,一副宿醉未醒的样子。可惜似乎没有多少人对此感兴趣,那些印弟安模特都懒洋洋地坐在椅子上,看上去和那些熊一样倦怠。我认为自己还从来未曾见过如此丑陋的地方呢,这里挤满了游客,就连他们也差不多同样丑陋――一群胖子,衣着俗艳,照相机在大肚子上摇来荡去。我一边驾车在人群中小心前进,一边懒洋洋地琢磨:为什么旅游者永远那么肥胖,而且总是穿得像白痴呢? 然后,突然之间,我还没来得及对这个问题进行应有的考虑,就已经驶出切罗基,进入了国家公园,所有的庸俗就此停止。美国不像英国那样,人们不在国家公园里居住。国家公园就是真正的荒野――通常是强制的结果。在大雾山脉遥远的山谷里,高高的云端之上,曾经到处是居住在小屋里的山民。但他们都被迫搬了出来,现在的公园已经没有任何人类活动。公园管理当局不是设法保护古老的生活方式,正相反,是彻底将其铲除。所以,无家可归的山民搬到公园边上那些山谷小镇,把当地变成了出卖蹩脚小纪念品的垃圾镇。在我看来,这真是非常奇怪的举措。现在还有几间小木屋保留下来以备参观。公园里的一家游客中心就有那么一个,我尽职地停下车去观看。这一间和伊利诺伊新塞勒姆林肯村的那些真是太相似了,我还没意识到,观看小木屋也有可能过量,就在我靠近那小屋时,开始感到脑死亡突然发作,我只瞥了短得不能再短的一眼,就赶紧撤回车内。 大雾山脉本身令人赏心悦目。这是个完美的十月清晨,陡峭的公路不断爬高,穿过了阳光点点的阔叶林,小径与溪流随处可见。不一会儿来到更高处,一派空中美景展现在面前。公园里沿途都是观景点,你可以停下车,面对风景“嚯!”“哇!”一番。这些观景点都由山得名,听起来像是雅皮的共管开发区――鸽谷、樱桃湾、狼山、熊阱谷之类的。空气明澈稀薄,景色辽阔无边。山脉向遥远的地平线起伏而去,温柔地从浓绿渐变做墨蓝,又转为烟雾朦胧。这里是树的海洋――极目远眺,正如在哥伦比亚或巴西所见的那样,到处是郁郁葱葱,不见半点瑕疵。在这片连绵起伏的广阔空间里,没有一丁点人类的痕迹,没有小镇,没有水塔,没有从孤独农场里升起的一缕炊烟。只有明亮天空下无边无际的沉寂,一片空茫与清澈。只有远处一朵泛蓝的积云,在遥远的山坡上投下了飘荡的影子。 整个早晨我都模糊地感到少了什么东西,后来我恍然大悟,这里没有英国常见的徒步旅行者――没有脚蹬结实长靴、身穿短裤和及膝带穗袜的人,没有装满玛米特三明治和茶瓶的小帆布背包,更没有一排排穿紧身制服戴面包师帽的自行车手,因气喘吁吁地奋力上山而耽搁了交通。此地耽搁交通的是那些巨大的旅行房车,它们笨拙地在山上爬上爬下,有些竟然还在后保险杠上拴了辆汽车,活像个小舢板。在通往田纳西那条漫长曲折的下坡路上,我就困在这么一辆房车的后面。它实在太宽了,简直没法待在自己的车道里,一个劲儿地威胁对面驶来的汽车,要把它们顶到左边那独特的空虚之中。唉,这就是如今许多人度假的方式。他们的全部原则,就是不要让自己有一秒钟暴露于不适或不便之中――千真万确,如果可能,连新鲜空气都不要呼吸。当旅游的渴望抓住了你,你就挤进你那十三吨的罐头宫殿,开上四百英里穿越乡野,与大自然隔绝得密不透风,一停在露营地,你便猛冲过去插上水源和电力,以免有哪一秒钟失去了空调、洗碗机和微波炉的照顾。这些东西,这些所谓的“方便汽车装备”,就像是装了轮子的生命维持系统,上月球的宇航员也不曾享受这么多的后援。“方便装备”人是另外一种生物――而且还是极其疯狂的一种。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把各种小配件装在车上,以应付每一种可能出现的意外。他们的生命已经完全被一种可怕的念头所主宰:没准哪一天,他们会发现自己陷入了无法完全自给自足的境地。我有一次要和一个朋友去爱荷华的达令湖露营两天,他的父亲――一个“方便设备”狂――一个劲儿地想把各种省力设备硬塞给我们。“我这儿有个特棒的太阳能开罐器,”他会说,“你们想带上吗?” “不用了,谢谢,”我们会回答。“我们只去两天啊。” “这个手电筒加雕刻刀怎么样?需要时你们可以把它当汽车点烟灯,万一你们在野地里迷了路,还能用它打求救信号呢。” “不,谢谢。” “对了,最起码也要带上电池微波炉吧。” “我们不想带,真的。” “那你们他妈的怎么在荒郊野外嘣爆米花?你们想过没有?” 已经有一整套工业成长起来,以供应这个市场的需要。(毫无疑问,纽约的齐威格公司是其中的活跃分子)在全国各地的露营地,你都可以看到这些人,站在他们的汽车与附带配件旁边――甲烷动力的制冰块机、便携式网球场、杀虫火焰喷射器、充气式草坪。他们这种人古怪而又危险,无论如何都不应与之接近。 公园的范围止于大山脚下,突然间,眼前的一切又恢复了肮脏破败。我再一次为美国实行的这种古怪区分感到震惊――他们坚信公园内部不允许任何商业活动,但却允许其在外面无限制的发展,即使那里的风景是同样的出色。美国人从来没有真正领会到,你可以住在一处而不把它变丑,美丽不必限制在篱笆后面。在他们心目中,国家公园似乎就是种大自然的动物园。随着我缓缓驶进加特林堡,丑陋强化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个地方显然致力于不断为坏品味的底线重新定义,绝对是粗俗低劣的世界之都。它让切罗基都显得高雅起来。除了一条只有一里长的主街,这里再没什么东西,但主街上从这头到那头,都塞满了最耀眼的旅游大杂烩――艾尔维斯普雷斯利名人堂、加特林堡星光蜡像馆、两间闹鬼的屋子、国家圣经博物馆、山民村、瑞普利信不信由你博物馆、美国历史人物蜡像馆、加特林堡空间探针馆、某个叫做天堂岛的地方、另外一些叫做什么梦幻世界、邦妮●卢和巴斯特乡村音乐秀、卡伯警察博物馆(看看‘大高个’郡警察局长布福德●普瑟的夺命车吧!)吉尼斯纪录展览中心、还有相当重要的明星博物馆之艾琳●曼卓厅和大购物商场。在这一串光彩夺目的消遣之间,散布着许多的停车场和吵闹拥挤的餐馆、垃圾食品摊、冰淇淋小亭和礼品店。礼品店里出售可以写上你名字的通缉海报,还有各种搞笑装饰的棒球帽,比如说,帽沿上有一卷鲜活逼真的塑料大便。在街道上悠闲来去的,是更显拥挤的一群群肥胖的游客,他们穿着刺眼闹心的衣服,照相机在肚皮上蹦蹦跳跳,大吃大喝着冰淇淋、棉花糖和玉米热狗,有的人还同时佩戴着棒球帽,帽沿上得意洋洋地粘着一卷塑料大便。 我爱上这儿啦。在我成长的岁月里,我们从来没捞着机会去加特林堡这样的地方。我父亲宁愿用一把“布莱克和戴克尔”电钻给自己做开颅手术,也绝不在这种地方浪费一个小时。他衡量一个度假胜地只需两个标准:有没有教育意义?是不是免费?加特林堡是明摆着无一沾边的。他理想中的度假天堂,就是一个不要入场费的博物馆。我爸爸是我见过的最诚实的人啦,但是度假却能让他看不见自己的原则。当小痘痘已经在我脸上四处开花,短胡茬也在我下巴上冒出了头,他仍然在售票亭对天发誓,说我只有八岁。他在度假时如此抠门儿,竟然没让我们在废?箱里筛选午餐,让我一直纳闷到现在。所以,加特林堡对我来说是种心醉神迷的体验。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带了一袜子二毛五硬币的牧师,到拉斯维加斯放风来了。所有的喧嚣与诱惑,尤其是那种在短期内任意挥霍的可能性,真教我眼花缭乱、晕头转向了。 我在人群中漫步,在瑞普利信不信由你博物馆的门口犹豫了半天。当我看那宣传海报时,我能感觉到,在一千里之外,我的父亲开始在坟墓中慢慢地转身了。海报上说,我可以在里面看到一下子在嘴里放三颗台球的人、有两颗头的小牛、一头前额上伸出角来的人形独角兽、还有其它几百种令人目不转睛的奇珍异宝,都是不知疲倦的罗伯特•瑞普利从世界各地搜罗起来,又一箱箱运回加特林堡,以启迪像我这样有眼光的游客。入场费是五块,当我看钱包时,父亲转身的速度加快了,当我挑出一张五块钱的钞票,心虚地递给售票亭里那个没有笑容的女人时,父亲的转动已经变成了令人眼晕的飞旋。“去他的吧,”我一边走进去一边想,“起码能让那老头子运动运动。” 哇,里面真是好极了。我知道,对几分钟的消遣来说,五块可是一大笔钱。我都可以看到父亲和我站在外面的人行道上争论不休。父亲会说:“不行,那是个大骗局。有那么多钱,你可以买能用好几年的东西啦。” “比如说什么――一盒地砖吗?”我会以老练的挖苦回敬他。 “噢,求你了,爸爸,就这么一次,不要这么小气嘛。里面有一只两颗头的小牛呢。” “不行,儿子,我很抱歉。” “我以后会永远听话。我每天都把垃圾拿出去,直到结婚为止。爸爸,里面有个人能一下子放三颗台球在嘴里吔。还有个人形独角兽呢。爸爸,我们要把这辈子唯一的机会给白白放过啦。” 可是他丝毫不为所动。“我再也不想听谁说起它了。现在大家都上车,然后开上175英里,去“糖蜜角古战场”。关于1802年美国和厄瓜多尔那场没啥人知道的战争,你们会学到好多有价值的东西,而且还不用花我一分钱。” 于是我在“瑞普利信不信由你博物馆”认真参观,细细品尝着每个赝品和没品味的稀奇古怪。这儿真是太杰出了。我是真心实意这么说的,你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看到全部用鸡骨头做成的哥伦布旗舰“圣母玛丽亚”的复制品呢?而亲眼目睹方糖建成的八尺长的马戏团模型、或者约翰•狄林格的死相翻模、或者由英国曼彻斯特的雷格•波兰全部用火柴棍搭成的房间(做得好,雷格,英国为你骄傲),你又怎么可能为之开出价格?咱们现在谈论的,可是持续一生的记忆啊。我很高兴地发现,在所有展品之中,英国还有一个更杰出的代表:一个大约1940年的烟囱帽。信不信由你哦。这儿的一切都太精彩了――展现得干净漂亮,有时甚至很可信――我在那儿度过了快乐的一个小时。 参观结束之后,我感到心满意足,买了一个婴儿头那么大的冰淇淋筒,在午后的阳光下,拿着它在人群中漫步。我逛了一串礼品商店,还试了试帽沿上有塑料大便的棒球帽。可惜最便宜的也要七块九毛九,于是我决定,出于对父亲的顺从,一个下午不可以太过放纵。如果想要,我不是可以自己做嘛。这样想着,我就转身走向了汽车,奔向阿巴拉契亚那险峻的冈峦。
失落的大陆——第一部分
书名: 失落的大陆
作者: [美] 比尔·布莱森
出版社: 上海译文出版社
原作名: The Lost Continent: Travels in Small Town America
副标题: 美国小城之旅
译者: 温华 | 张艳蕊
出版年: 2009-01
页数: 336
定价: 29.00
装帧: 平装
丛书: 布莱森旅行随笔系列
ISBN: 9787532745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