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人，第一次去台湾的心情，对我而言，比任何一次远行都更紧张，也更迫切。从香港到台湾，只需飞行一个多小时，但为了这一个多小时，却等了那么久，久到对岸的一切都变成了传说。在学校的时候，也有台湾来的同学，常听他们说起那边发生的新闻，网络电视里，那面的娱乐节目，也早已烂熟于心。但心里的台湾，总是和这些没什么关系，心里的那个，还是杨德昌、侯孝贤电影里演的那个：天空里总有些雾气，油绿的稻田，灰白的城市，清新的人，飘散着一丝淡淡的乡愁。 临行前，朋友赠我一本电纸书，免得我在路上无聊。小小的电子晶片里，好朋友帮我储了一堆读物，其中一本，便是廖信忠的《我们台湾这些年》。我一面看，一面忍不住透过机舱看窗外，心中，偶尔又泛起在北京看过的话剧《宝岛一村》，它所讲的，也是过去这几十年台湾发生的故事。我慢慢地想象，试图在脑海里勾勒出它的轮廓，然而越是想，越是让它的轮廓模糊，直到泪水充满了眼眶。 低头，猛然发现机翼下的风景已从港岛的摩天大厦变成了鱼池与田野，台湾，已经缓缓登场了。台北的天空，刚下过小雨，跑道边有些许积水，天空中弥漫着一层薄薄的诗意。飞机一落地，我的耳边便传来空姐清脆的笑声。没有意外，没有文化上的冲击，没有任何特别的异样；有的，只是一种从未离开的熟悉，这种感受一直在心里，如此温暖，又如此自然。 “到了吗？”电话那头，是郭伯伯的声音。 台北原本让我有点无依无靠，唯一熟悉的女友宴慈，在我到达前已经回了高雄老家。又是母亲托了同事毛伯伯，找到了他的朋友郭先生。我叫他郭伯伯。 郭伯伯，台湾人，却把大部分职业经理人生涯留在了大陆。他任职的公司，亦是在上海和北京都有办公室，他常年在上海，时不时也去北京出差。 第一次同他讲电话，他正在北京出差：“中午有时间到我的办公室里见一面吧。” 在世贸天阶一座崭新的写字楼里，我见到的他，和想象中的不大一样：浓黑的头发，戴一副黑边眼镜，灯芯绒西装，棕榈色的，看上去不到四十岁，完全不像已近六十的人。笑容，很谦和。似乎台湾人都很会笑，一挤眼，一张嘴，笑容就像发射式地弹出来，磁场很强大，叫对面的人完全没了戒心。 “不要掉以轻心。”我认识的一位妹妹特意提醒过我。去年她从台湾旅行回来，洋洋洒洒地写下8万字的游记，一路认识的台湾人，感动了她，也感动了很多读者。她的游记，亦在台湾出版了。而她却对我说：“不要以为所有的台湾人都是好的，再说，我还是‘黑道高手’呢。”我倒吸了口凉气，我这不会武功的，千万别大意。可是，他们一笑起来，我就全忘了。 “春节不回家，爸妈不挂念吗？”郭伯伯问的是个好问题。去台湾的日子，恰逢中国人最重视的春节。也恰恰因此，我特意计划去台湾。家人亦是理解的。 “总觉得春节来台湾有特殊的意义。”我轻轻地笑。 郭伯伯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书吟，与我同岁，跟了台湾济慈功德会证严法师做善事，据说春节要去花莲做义工，回不了家；大儿子在上大学；小儿子，亦在念大学，一边上课一边在外做工。 “我家里有两个儿子，你一个女孩子，怕是不方便。” 我原想说不介意的，出门在外，虽是女生，但不娇惯。倒是郭伯伯想得细，说他台北有好友，好友的女儿正上大学，恰好也可以采访，住他朋友家应当没有问题。 “我儿子，就叫他们陪你四处看看，也可以做采访。” 我连连说好。他又道：“台湾的年轻人很爱现，人越多的地方，什么火车站啦，捷运站啦，带一台播放机，插上电，就在路上跳街舞。”经他这么一说，这些小年轻儿的形象，就活灵活现了。 “我到桃源机场来接你。” 郭伯伯说好一定来，就不再推托。 一到台北，郭总经理就变成了完完全全的邻家大伯。他穿一件开衫夹克，说话，走路，笑容，说不出和在北京时有什么不一样，但就是觉得更加随和。 进入市政大厅的主干道，感受更强烈。笔直的林荫道后，竖着不少日据时期修建的房屋，仍是政府的办公地点。抛开历史不谈，仅说建筑，至今看来依然很标致，融合了日式与欧洲建筑的风格，简洁，大气，沉稳，又不失细节。 行至中正纪念堂，郭伯伯说：“蒋介石以前就在这里发表演说。就站在那上面。”我顺着郭伯伯指的方向看去，二楼的演讲台，今天已经成了咖啡厅，几顶遮阳大伞下，隐约露出几位客人的头顶。楼下的广场上，三四个少年在玩滑板。 西门町。这里，曾是台北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在新区出现以前。今天的西门町，依然是年轻潮人的聚集区，琳琅满目、色彩纷呈的时装店及打扮新奇的少男少女，让人想起北京的西单。中心广场的诚品楼外贴满了广告牌，真善美剧院上挂着《极速秒杀》的巨型海报，整形医院、日本的大创百货、HTC等广告夹杂于其中。广场上，穿白衣黑裤的男子，戴着白手套模拟天王迈克·杰克逊的舞姿，看客，围了一圈又一圈。西门町，曾是日本人占领的区域。西门红楼，是日据时期修建的剧场，而今天，它已经变成了台北的创意市集。 郭伯伯替我订的宾馆，是王家卫电影里出现的那种，昏黄的调子，镶了金边的古朴的灯，枣红色的桌子，宽大的床，被围绕在满满一圈镜子里。我心里喜欢，但四面都贴满镜子的墙，却也有些让人害怕。 “我菲律宾的朋友们都很喜欢这家宾馆，每次都托我订这家。”郭伯伯在楼下等着，等我放好行李，就带我去周边转转。 这些，可是他打小就走过的道，说起来滔滔不绝，曾在哪家电影院看过电影，在哪条街道的书店里找过乐，又在哪家小吃店前驻足……庆幸的是，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却总能找到些痕迹，许多食店依然健在，吃客，还是如往昔般排着长队。这对我这个来找台北印象的人来说，真是太感激了。 先从卖年货的华荫街转起，一路上都是吆喝声，每个摊位前都围满了看客，吵翻了天，却不让人心烦。从红糖姜母茶到健康膳食，从保健酒到现磨豆浆，走过路过，买不买，都先拿个小杯，请你品尝。台湾人很重养生保健之道，一路顺着街逛，就顺着吃过去。 “蚵仔煎，原来就是这样的啊？” 面前这位老哥，在洁净的煎板上，打下4个鸡蛋，白的白，黄的黄，四朵鲜花一般得好看；再撒上新鲜的蚵仔，便是小牡蛎；他左手放豆芽，右手撒嫩绿的生菜，新鲜的葱花倒下去，水淀粉一裹，盘子里透亮的，正是蚵仔煎。 “吃一个？”郭伯伯走到后面的小桌前，拉开椅子，叫我坐过去。台湾的小吃摊，在我们那儿俗称地摊，却是一尘不染的。金属包过的桌面，擦得锃亮，一点儿油污也不见。 “没见过蚵仔煎吗？”老哥一边做一边问。 我老实地点头。不一会儿，两份蚵仔煎就飘着香气过来了。蚵仔，又嫩又鲜，肉汁丰满，鸡蛋煎得酥酥的，咬下去很筋道，再加些生抽，满嘴都在流汁。 “怎么会没见过蚵仔煎呢？”老哥这会儿空下来了，抽根烟，走过来同我聊天。那神情像是说不知道蚵仔煎都不能被叫做地球人似的。 “我没见过世面嘛。”我头也不抬地开玩笑。 老哥笑得更开心了：“好好吃，欢迎你到台湾来！欢迎欢迎！” 旁边做鱼丸汤的阿姐听说客人是从北京来的，也很欢喜。 “来两碗鱼丸汤！”郭伯伯兴致极高。 这鱼丸，和平日超市里买的、吃火锅时放的，都不一样，是地地道道用鱼肉捏出来的手工丸。 “把旗鱼和虱目鱼肉打碎了再捏。”阿姐在一旁做解说。仔细一看，果然，旁边放了好大一盆雪白的鱼肉，另一个盆里，是捏好的鱼丸，却没有规则形状，全是放在手掌里，使足了劲挤压出来的，咬起来却很带劲儿。 “来来来，你洗个手，也来捏一个。”阿姐好热情。 我笑着看她，摇摇头，汤却喝得一滴不剩。 再往下走，就不知不觉到了宁夏夜市。天，算是黑了，灯火照在街上，比白天还热闹。 “我从小就在这条街上吃小吃。”郭伯伯像小孩子一样喜悦。
出发，和每个人谈一次梦想——台北亲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