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市场能做的，我们就不做。凡是市场做不了的，我们就做" 封新城：我记得林老师当年跟我讲过一句我印象很深的话，就是她怎么做老婆--好像你当时在家里伺候孩子啊什么的，十来天以后，林老师就说，哎，你不能在家里待太长时间，赶紧出去吧。 王志纲：对，有这么一回事。因为我当记者嘛，有这样一个顺口溜：嫁个记者郎，夜夜守空房，三月五月回家转，丢下一堆脏衣裳。我们应该承认，一个男人成点事，跟老婆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她不把后方给你安顿好，不支持你，怎么行呢？她给我最大的支持，是我当初决定下海的时候，她如果哭哭啼啼的，肯定是干不了的。我下海的时候可不像别人已经把船搭建好了暗度陈仓，我下海是光着屁股这么下去的，什么都没有。 封新城：当时很困难吗？ 王志纲：是很困难。我下海的时候单位领导就是武大郎，很多人说，你不要对王志纲太过分了，过分了他会离开的。他听了这句话说："哼！他不会走的，他口袋里面顶多七万块钱，他买房子都买不起，我这边只要把房子一收，他住哪呀？他会忍受的。" 封新城：这样一说，如果当时事情不是积累到这个程度，你也不会走。 王志纲：不，当时也想走。当时想走的原因，第一是认为新华社已经到顶了，再玩也玩不出什么名堂来了；第二我还有80%的能量没释放出来。我觉得在体制内已经没有可干的地方了，就考虑只能换一种新的方式了，这个时候单位领导给我推了一把--我走人，就走出体制，自己给自己落实政策。我走的时候，我爹我妈还有同学、所有的亲戚，全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觉得第一你没犯错误，第二你在新华社这么吃得开，第三你又不是去经商，你干啥去了？ 封新城：是啊，那时候搞得大家还挺担心你的。 王志纲：担心我活不出来？ 封新城：对，还有就是总觉得有人要看笑话。 王志纲：看笑话肯定的！包括新华社内部都有很多人说，王志纲是靠新华社这块牌子，现在他没有这块牌子，他靠什么？等着看笑话吧，这是肯定的，也是必然的。那时候我面临巨大的选择，杨国强，就是碧桂园的老板，我下海以后他就拉我，说到我这儿来吧。我想，我怎么可以跟你们这帮家伙在一起呢？没答应。后来钟华生更好玩，他一看我名片上写了一个"中国生产力学会副秘书长"，他说，我这个农民企业家协会比你这个实在多了，给你一个秘书长还不带副的，哈哈。我一想，我怎么能到你那个地方去？我这个人本来就是要挂羊头卖狗肉的，我怎么能去干那个活呢？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些小老板来找我，一个很大的广告公司的老板也来找我，说你来当我的董事长，我当总经理，给你50%的股份，我们一块干，凭你的名声在广东还是有影响的嘛。我没有同意，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我无功不受禄，我要你这些干啥？但是后来我帮他做成了一单生意，因为他知道我的商业价值，就是广信房地产项目。 封新城：哦，就是以前白云机场那块广告牌上的那个？ 王志纲：对。 封新城：我还记得你那个广告词呢，坐拥什么…… 王志纲：哈哈，对对，广信当时是在整个中国开先河，真正的整合传播。 封新城：这是下海以后的第一单生意？ 王志纲：是的，赚了第一笔钱。这一笔钱就买了一套房子，因为我当时最大的困难是单位只给我半年的时间，必须搬家。我跟其他人不一样，其他人离开新华社还赖着不交房子，我这个人说话算话，我必须在半年内为我的尊严而战，为自己挣一套房子，而且这套房子必须比新华社那套宿舍还好--这就是当时我一个很简单的目标。这个跟你还有点关系呢，你当时为我"创造"了一句伟大的"名言"，在中国传得可广了："我的生存压力并不大，金钱只是顺带的结果"，你当时办《七天华讯》，把这句话变成标题了。这句话对我影响非常大！真的，当时你们来采访的时候，我正好解决了房子的事情，就通过市场检测我的价值了。 他们找我，让我开价。当时那个广告公司的老板就问我，王老师你开个价，出场费是多少？当时我们这个行当没有规矩，不知道怎么定价，他们还想把我比照明星，叫出场费。这是我第一次面对面地谈价钱，我说，那让我具体做什么呢？他说，就是帮我把把脉，出个点子策划一下，我们来做广告；我反过来问他，这些明星当中现在谁最红呀？他们说毛阿敏，我说毛阿敏的出场费是多少啊？他们说总有八九万吧，我说她是五位数，那我肯定得六位数！然后我又问，像我现在住的这个房子值多少钱？他们说90平方米可能要三四十万吧，我说，行了，就38万！哈哈哈！他马上就回去给对方汇报，对方一口答应，税金打完以后，把38万给了我。 第一次挣钱，第一次打价，第一次明白自己是谁，所以你们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说了那句话：我的生存压力并不大，金钱只是顺带的结果。当时我的名片是啥？很精彩--自由撰稿人，我就还想继续舞文弄墨；独立策划人，我不依附老板，不依附谁，我是独立的；电视制片人。当时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这三个方面，很明确。后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变成了姜太公钓鱼。从化有个小老板，前两天还在给我打电话，15年前他跟我在一起喝酒，喝高兴了，说什么"叫王志纲啊，就是有志气，有纲领，王者风范"，后来我把这句话写在书里了。那段时间他陪了我半年，我们就在从化的山山水水里骑马、吃野味、打高尔夫。半年调整完了以后，我终于想明白了，就出山了。出山以后，就开始把这三个"一"合成一个"一"，实打实地做战略，做策划。 封新城：有两个问题是很敏感的，老王必须说实话哈--中国的策划界很是热闹了一阵子，但是给人很乌合的感觉，就是说策划在中国名声不算太好。但是，提你王志纲又绕不开策划，你怎么看？还有一个，你跟那些老板、官员打交道的时候，怎么打交道，最后跟他们能够成为朋友吗？ 王志纲：这两个问题非常有意思！首先，如果没有王志纲，可能就没有策划业，因为是我把策划这个大旗举起来的，包括现在很多从事这个行业的人，都很感激我，说我落实了这些所谓的智力行业、创意产业的市场价格。自打我把价格打起来以后，他们砍价的时候，说王志纲要200万，我们要十分之一怎么样？可以了吧？其次，这个行业的确鱼龙混杂，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遍地都是忠义救国军；第三，由于这里面一些人的不争气，使得这个行业几乎全军覆没；第四，非常有意思，当这个行业一次次洗牌，还是我们弄潮儿当向潮头立，这面大旗还继续举起。很多人就说了，既然这样，王老师你怎么不改一下，不要叫策划了。我说，不能这样，做人不能这样，策划本身是一个中性词，不能够因为有几颗老鼠屎，我们就把这锅汤给倒掉了。关键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够站得住，如果我们站得住，这个行业最终成为中国特色的战略智力行业，是肯定站得住的。 我想我这一辈子能够做一些事情，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定力，我认准了一个东西，一般我不会轻易去改变。你看我现在是万变不离其宗，包括我现在从事的这个行业，有从事创意产业和新闻整合传播的很多影子。其实它还是这样，我没有什么可变的，我不去操盘做房地产，我不去投资开矿，我不去赚大钱。当老板智商并不要太高的，挣钱是个很简单的事情，说白了，特别是像我们占据了这么好的地位。真的，有很多人挣不了钱是因为没有席位，你知道吧，你没有入场，你当然难嘛，我本来就是场里面坐着的人，而且还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解释者，而且还不受约束，想挣大钱太容易了。 另外一个就是你讲到的跟老板、企业家打交道的问题，有一点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对我们很容易，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卖方市场。这是我在《丙方的观点》那本书提出来的。这本书要出版的时候，我们有个助手当时就给我说，王老师，这个书出了好吗？谈了老板那么多问题？得罪我们的衣食父母，以后我们怎么做生意？我说怎么不好？什么叫商人，商人就是有奶便是娘。你自己只要有实力，弱水三千，我只取一勺。你装傻就行了。本来，弱水三千，你可以让他钵满盆满，你只取一勺。他叫你爷爷都行，你骂他两句算个啥？这就是我的原则。后来这个书出来，果然，老板们争相传阅。 乐百氏的第二把手，杨杰祥，有天跟我打电话，要我给他广告费，说我那本《第三种生存》他买了上百本送人。我说你为什么买，骂你们的嘛。他说骂得太对了，从来没有人把这个老板阶层血淋淋地解剖出来，太绝了。就是做什么事情，你是卖方市场，他们要求你，你还获得了针砭时弊、剖析天下、评点个人的能力。如果你是买方市场，求爹爹告奶奶围着人家转，那你就摧眉折腰事权贵了。你得给人家作出巨大的利益让步，你还必须做别人做不了的事情。离了你张屠户，大家就得吃混毛猪。 原来汪洋在重庆的时候，有个很大的项目，全中国全世界都想抢的，大三峡旅游开发项目。当时重庆市长叫旅游局长来跟我联系，说市领导的意思是请王志纲工作室，中国只有王志纲工作室做过这种事情；但是按照国家的规定要招投标，全球招投标，我们知道你们从来不参与招投标的，能不能给个面子给我们，招投标你们意思一下，但最后的事情是你们做。我的回答是，如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能够找到一个跟王志纲工作室类似的公司和机构，我们跟它们去PK；如果找不到，要么你就信我，要么你就不信我，只有这个选择，本人从来不参与招投标。你让我们去做，就按照我们的规矩来。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你必须是唯一的，你必须是卖方市场。但要做到这一点你要付出很多的努力。所以现在我还有一句话嘛，凡是市场能做的，我们就不做。凡是市场做不了的，我们才做。 封新城：思想是一回事，还有一个表现的问题，就说，老王，你这个能说是从哪儿传来的？ 王志纲：你说我能说吗？ 封新城：不能吗？ 王志纲：哈哈，嘿，你小子。 封新城：我一句不吭声，你肯定也能说一下午。 王志纲：我要跟你讲两三个小时。 封新城：对呀，我知道嘛，当初咱们认识时你就是这样。 王志纲：我讲故事的能力是练出来了。你说我能说是吧，这可能有家族遗传的问题，因为我爹就是一个教育家嘛。但是我比我爹还厉害。 封新城：现在的学生不得了了，个个都像王老师。 王志纲：我们家六兄妹，他们都不会说，就只有我口若悬河。 ◎"我没有跟任何一个老板、任何一个政府政客形成特殊的关系，我们不可能是朋友" 封新城：你那两个儿子都在干啥呢？ 王志纲：王大骐在你那里实习过一个月，之后写了一本书，很快出版了。这个书从16岁写到23岁，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破罐子"，副题叫"一个80后的心灵自传"。其中在新周刊实习了一个月也写了，很精彩。 封新城：你的作品这么多，对你两个儿子怎么评价？你觉得你这两个儿子怎么样？ 王志纲：这两个小子，今年23岁，比我23岁的时候文字水平高多了，比我当年的水平强。 封新城：人说孩子都会这样，是吗？ 王志纲：我经常恨铁不成钢，骂他们，但是他们的文字，的确不错，比我的水平高。但是在其他方面是另外一回事了，哈。我这个儿子，他在留学，今年年底回来，我对他的企盼是，你把这本书写好，就是最大的毕业论文。这本书将会形成中国的一个话题，最适合《新周刊》的一个话题和现象，完全是一部中国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里面有很多诗歌，他自己写的，很抓人的。那两个小子，一个比较理性，喜欢哲学、经济学；一个比较感性，喜欢文学、电影和戏剧，下一步可能会做电影。让他到美国去继续学电影。 封新城：那在他们的眼里，你仍然是一个比较强势的人吧？ 王志纲：肯定的。他们认为是生活在我的阴影下面。 封新城：你现在有没有烦恼？ 王志纲：什么？ 封新城：烦恼。你这个年龄很敏感，就是说，你心又很重，你能没有烦恼吗？ 王志纲：小烦恼，比如高尔夫我这么用心去打呢，应该打到更高水平。要打到70多杆才行呢。我现在80多杆嘛，不是90多杆，但是我想要成为顶尖的。就凭我的智商和我的投入，应该达到这个顶尖的水平，但没有达到。我刚从日本回来，日本的高手，一个70岁的老头跟我打一场球能打75杆。那天跟老头打完以后，我很感慨，说：第一个，你改变了我对高尔夫的看法；第二个，你振奋了我的精神；第三个，我终于有目标了。你70岁，还打70多杆，80岁打80多杆，我还有20年，一定要往这个目标去走。 封新城：其实我也觉得这个很奇怪，像你这样的出身，最爱好的一个运动是高尔夫。 王志纲：你要有时间我跟你讲高尔夫呀，不得了。 封新城：哎，你只能简明扼要地说。 王志纲：打高尔夫就是体验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你打一局球，就是一个人生的起承转合。有突飞猛进，有饱受挫折，有飞来横祸，全在里面了。这个过程是自我战胜的过程。这个东西一般人感受不到，这是我对高尔夫的一个最大的感受。第二个呢，同样是打高尔夫，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又是山，完全是不同的。有的人，像你们，可能看到的是球场，90多杆、100杆这些东西；还有更高一些的，80多杆的人，看到的可能是球道、果岭、地台这些东西；还有一些人，像我们，我看到的是灵魂，球场的整个风格、设计思路和设计方案。就像看一个美女一样，弱点在哪里，优点在哪里。我现在全中国的球场是全打遍了，四百多个球场。 还有什么烦恼啊？钱啊现在都说不清楚，现在开始心如止水。有个小子骗了我200万，如果是原来会气得要死，现在想一下，一笑就释然了。还有个小子我借给他几百万，到现在没还钱，摆在股市上亏了几千万，你怎么烦恼呢？笑一笑就行了。就是我现在已经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这样一种状态了。就像孔老夫子说的一样。孔老夫子很伟大呀，那时人类短寿，他怎么会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哎，我记得我在你们《新周刊》上说过的生活家的说法，好像传得比较广。"有点钱，有点闲，有点爱好有点权。" 封新城：啊，对呀，这个是好东西呀。其实呢，就像你有这种经历的人，再包括我们这样的传播者，往往是用很轻的方式，把一些真正的生活的真谛传递出去。那最好。如果再用你的几句话，咱们还是有默契的嘛，你说过我们《新周刊》怎么样，你的那几句话很精彩，我用来做了我们《新周刊口述史》的广告语：一个时代，一本杂志，一群人，一个传奇。 刚才我提的那个问题，你还一直没有回答我。我说你跟老板、官员打交道最多，其实也是最难打交道的这些人。那么，这里面你能真正交到朋友吗？ 王志纲：应该这么说吧，你既然跟官员、老板打交道，就是个业务关系。我基本上坚持一个原则，同流而不合污，和光而不同尘。就是说我跟你是一事一议，事情完了也就完了。我让你得到了一种升迁的机会，但是我跟你不发生人身上的依附关系。第二个，我尽可能地保持距离，我基本上到目前为止从不走到前台，没有跟任何一个老板、任何一个政府里的人形成很好的关系，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得很好，我们不可能是朋友。 有很多人见了我，说我们是哥们，是朋友。我说不对，朋友是一个神圣的概念，我们才认识两天嘛，怎么会是朋友呢？什么叫朋友？什么是酒友？什么是弈友？最伟大的是朋友，什么"无依无求找朋友"，有人说朋友就是无私帮助别人的人，但是在这个谁都有私的时代，到哪里去找这样无私的人？朋友这个玩意啊，你们都可以作为一个选题。到底什么叫朋友，我也糊里糊涂。 就是说我这30年下来，之所以能够走到现在，跟所有的人打交道，都是啥呢，一种委托关系。你委托我，我把这个事情做得非常漂亮，我们至此为止。我从来不保留任何一个人给我的电话，包括很多官员把手机号写给我，我扭头就把它交给秘书，我自己没有任何电话。 有个商人跟我讲，说王老师啊，你要注意啊，你以后没朋友啊。我说，那你说说，你是我的朋友吗？他说，你就我这么一个朋友啊。我说，不，错了，你根本就不是我的朋友。他说是吗，我怎么会不是你的朋友？跟你玩了七八年了。我说你呀，你不是损友，但你也不是朋友。为什么呢？因为你是有所图的。你跟着我这八年你看我帮助你多少生意。所以你不要用他妈的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讲这个东西。我说这个时代就是一个非常功利的时代，我们在这个城市生活，为什么你成天围着我形影不离？就是因为我有生意给你做能帮衬你嘛。为什么我那些同学朋友，反而十年八年还见不了面呢？因为没有利，没有交织。这是这个时代的悲剧。可能等到我们都无利无求的时候，就可以成为朋友了。这二三十年的确是一个大浪淘沙和激流奔腾的时代，大家成天都是在挣钱，所以朋友这个事情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封新城：其实我们在1997年的时候也专门做过朋友这个话题的调查，听到过各种各样的说法。现在说这个话题可能会让你爱恨交加吧。 王志纲：嗯，特别在一个城市，深圳，我感受很深。我先是在北京，后来到了深圳。我没在深圳住的时候，到了深圳还会跟一些人打个招呼，见个面；到了深圳以后，住了12年，突然间撞到了，一算，哟，有12年没见了。为什么？我才发现背后的原因，就像这个宇宙空间一样，大家在不同的轨道上运作，而且非常快，特别是所谓成功人士的运作，运作得越快交织的可能性越小。然后它某一天交织了一下，哗，12年了。 这就说明了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所谓成功，就是以这个拼命的加速度的运作为表现形态的。正因为你加速度运作，大家都是成功者，大家反而不容易在一起交织。真正每天在一起交织的，是不运作的人--闲人。是闲人就会产生酒友、牌友、棋友、驴友、网友。这个时候反而容易成了朋友了。那些跳秧歌的老干部们，成天就是以朋友的身份聚集在一起。像我太太按道理应该有很多朋友，很多人以甘肃为背景会形成圈子一起玩。她也跟他们玩一玩，但是后来觉得没趣了，因为她还有一些她自己的事情要去做。所以她运转的速度不一样，就很难形成一个圈，形成一个集合，形成一个所谓的朋友的概念。 我经常遇到很多借钱的，借钱说白了，就是合法抢劫，没有一个还钱的，这是我最清楚的。你刚才说到我是强者，我的确是强者，这十多年我走下来，大则几百万，小则几万、十几万、几十万，没有一笔钱是还了的。当然我还是借给他了。我有一个同学，说想见我，其实就是过不下去了。从好的方面理解，他是用一种善意、温和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尴尬和落魄，所以我不点破，就借了他一笔钱，七八万块吧。财务问我，到期了是不是还要钱，我说不要了，何必把这疮疤给他揭开呢？他就困难，就是这么回事，这种情况比较多。 所以我认为到六七十岁以后，可能会有朋友。(录音整理/王丹) 转自2008年第22期《新周刊》，有删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