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里,我活了六个王志纲" 封新城:对你来说,说30年,正巧,78级的大学生,到现在正好也是走出贵州30年。 王志纲:有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全中国都在搞30年回顾,很多人、很多机构都把我当成一个人物来谈。也许像你说的一样,一个是我30年正好画了一个圈;第二个呢,这个圈我没白画,前十多年,算是在新华社、社科院搞一些幕后的推手;后15年知行合一,成为实践者,一直就是在所谓的风口浪尖吧。所以我把自己的人生概括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历万端事"。很多人都会想到前面两句,就是没有想到后面一句,我认为"历万端事"可能是这个时代给我们这些人最大、最有意义的东西。 因为在我们之前,我们的祖祖辈辈没有机会去历万端事。一个人一辈子,比如像你我的祖上,即使是大地主、大官僚,当然包括农民,其实他们都是重复自己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句话背后的意思是,在我们之前,我们的祖祖辈辈根本不可能去选择自己,没有选择的自由,而我们躬逢其盛,具备了选择的机会,这是30年来最可歌可泣的一件大事--有了选择的自由。第二,不仅有了选择的自由,还具有同时经历很多种生命形态的自由和机缘,这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我喜欢历史嘛,我读李白,读杜甫,读王阳明,这些人,一路走过来,就是出将入仕,能够当个官;不行的话,在家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发点牢骚,自我安慰就完了。我们可以一次两次三次地重复,包括我本人,你说我活了多少次啊?人家现在说的,已经是六个王志纲了:第一个是学者,做了两年的学问;第二个是记者,当了十年新华社记者;第三个是影视制作人,做了五六个大片子;第四个是什么房地产策划人,其实房地产对于我来说不过就是盘麻婆豆腐,我们真正的强项哪只这些;第五个是城市战略推动者;第六个是区域和产业整合者。现在有了第七个,参与国家战略,包括整个中国的沿边开放。北部湾战略我们参与了;还有东北亚战略,包括你老家吉林的珲春、延边和图们江流域,我们都参与了;还有牡丹江和俄罗斯、远东,我们也参与了;还有黑河的两河一城战略,云南的大湄公河流域战略,我们也参与了。 我很感慨,我说整个中国的事情,为什么沿边开放不去找国务院发展中心,全都找到我们这里来了?大家也觉得很怪,说为什么找王志纲工作室呢?我说可能是由于我们做一些别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永远在当尖兵,在穿越;遇到一些新的问题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寻找到我们这儿来。 封新城:如果你听到这样的话,你该怎么判断--你说老王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团队呢? 王志纲:这是一个尴尬的事情,我也被它所困惑--因为我一直希望人家认识的就是一个团队,这是一个机构,这是一个平台。但是很麻烦,几乎所有的人、所有的机构找过来,一定要打虎上山,一定要见我,把我当作香港名厨,我炒的菜才行,这是第一;第二,包括中央电视台每次请我去做节目,介绍我身份的时候,他们说,王志纲工作室为什么不叫王志纲战略策划机构、王志纲国际咨询集团之类的名字呢,这不是更加名副其实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们了解到我们的实力和能量;但是又带来第三个问题,如果我改成了很商业化的这么一个集团、公司,自己反而不可能轻松地继续穿越了,所以我们只能给人家这么解释:王志纲工作室是一个品牌,王志纲个人是领头羊,其实它是个团队。 封新城:但最后形成的还是你一个人的效果。 王志纲:实际的效果是,人人都知道我们是谁,很多熟悉我们的客户知道我们是一个团队,但是人家认的是你这个领头羊。 封新城:当然,还有一句话我要紧接着说,在你这里呢,脑袋是生产力,嘴巴也是生产力。 王志纲:因为这15年的探索,使我们积累了中国很多天翻地覆的、深层次的核心内容。在全世界都是这样的,从美国的兰德公司到雷曼兄弟,再到日本的野村证券,讲到战略智库,现在很多人想争,其实不用争,我们就是中国名副其实的战略智库,只不过我们没有张扬。你刚刚讲的是两个表现方式,一个嘴一个脑,但最根本的东西,相当于一个紫砂壶:茶垢就是你积累了多少内存,就是案例库,而这个案例库不像北大的那种案例库,我们是开中药铺的,自采自制,是活生生的东西。 封新城:有个问题,你这些可以复制吗? 王志纲:可能复制不了,但是王志纲可以授徒。 封新城:对呀,所以你有了很多这样的书,每年都有。你在离开传媒这个行业之后,仍然非常善用传媒。 王志纲:哈哈,我哪里是善用传媒,我对传媒是敬而远之。 封新城:是善用者之一,就是传播嘛,你的书是传播,讲堂也是。 王志纲:你应该这样说更准确一点--我懂传媒,甚至是个传媒专家,我知道它是把双刃剑。 封新城:林老师(指王志纲夫人林兰)刚才说得很对,王志纲这一辈子最看重的就是一个王老师。 王志纲:好为人师。 封新城:走到哪儿,别人都喊你王老师,按中国传统,这个过去叫师爷呀! 王志纲:很多人在争当大师的时候,我满足于一个"王老师"就行了。 封新城:对,王志纲的传奇,我说不可复制,因为那完全是你个人的东西;当然,你这个生产力能量还不错,养活一帮人,然后汇集很多人,是吧?这是一个整体的效果。那么多的身份,30年的这些经历,哪一段会让你经常回忆起来?童年、少年,还是上大学? 王志纲:这个就要看哪一段了,因为我这个人一辈子,就是一直在长征,一直在穿越、在冲浪,这可能是我跟别人最大的不同。因此,如果要回顾的话,我可以跟你说出很多个不同阶段,它是个累积的过程。 对我这一辈子可能影响很大的一个阶段,就是文革。那时我十一二岁,刚好是长心智的时候。我们家原来号称书香人家,备受尊重,我爹是个校长,在县城里属于大知识分子,我们从小就生活在那么一种很有尊崇感的家庭里面。我家住在一个很大的军阀的院子里,有一个大门叫朝门,朝门外头的人,我们都叫他们流氓烂仔,不来往的;朝门里面除了我们家,后来又搬进了几家人,都是知识分子,很自尊,很自以为是的。后来,一夜之间,文化大革命来了,第一个被揪出来的是我爹。北京揪的是三家村,照搬嘛,揪最大的知识分子,我爹一下子就被戴上了高帽子,推到万人大会上斗争。那天,我从野外回来,突然看到从我面前过的很多人,包括那些邻居,都流露出一种诡谲的笑容;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黄昏的时候,抬头一看,看到中心广场上一个人挂着很大的一个牌,写着:"打倒反动学术权威、三反分子某某某",就是我爹,我看着他戴着高帽子过去了。我爹每天穿件呢大衣,擦得很亮的皮鞋,就像电影《早春二月》里那个校长肖涧秋,就是属于那种气质的人。突然一下子,就被红卫兵们给带走,还揪上台去了,我一下子成了狗崽子,这个我一辈子印象最深。 当然这是经历了一两年的过程,起码造成了我心智上的两个东西:第一是敏感,自尊心极强,尊严感非常强。从来不看别人的眼色,从来就没有神仙和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这种意识很强烈。而且我很敏感,对我好的人,就是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对我有过什么的人,反正是嫉恶如仇。第二,就是两面性了,一个自尊,一个自卑,同时具备这两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在向下延展的时候就带来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了,当我面对外部挑战的时候,我有可能也有两种选择:一个是苦难的生活,会使一个人像雨果的《悲惨世界》里的主人公冉·阿让一样,洒向人间都是爱,以宽容宽厚来看待一切;一种呢,是在狗群里学狼叫,用一种很凶残的方式来对待周边的一切。幸好,我成了前者。 封新城:反正是两个相反的方向,而你走向了今天这个方向。 王志纲:这个方向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历练了起码十年。1978年,我考上了大学。文革结束了,我父亲基本上解放出来了,当了校长。但他之前有个最大的遗憾,就是他培养了成百上千的大学生,我们家没有一个上大学。他一直在说:"唉!我这一辈子育人无数,桃李满天下,到了我们家一门四匠。"当时开玩笑嘛,我是泥瓦匠,我大哥是石匠,我二哥是木匠,我爹是钟匠,给学校敲钟的。后来我们考上大学了,考上大学是我第一次出省外,本来我的第一志愿是北大新闻系,后来当时院系调整,新闻系给了人大,人大又因为校舍有限调整了招生计划,兰大的招生老师就把我要过去了。 封新城:当时不想进兰州? 王志纲:不想。当时我待了三个月左右准备逃跑的,不想读了。当时吃那个面食,总是冒酸水;还有那个发糕,连续三个月没有米饭吃,整天拿着碗,到处找饭吃。你知道什么叫做钢丝面吗?吃了屎都拉不出来。 封新城:咱们说到兰州了哈。 王志纲:后来我很感谢兰州--所以我讲这个人生、命运里啊,有你控制不了的东西,它会安排你,但是看你怎么来处理。比如文革对我们来说是苦难,但是我把它变成一个财富;比如到兰州,后来我很感慨,在很多场合我都说,幸好当初没上北大。因为北大很时尚,可能很时髦,要是当时我到了北大,说不定会成为"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才子。后来我在新华社、在其他地方遇到一些北大毕业的同事,他们为什么做不过我?因为在兰州那种地方,就像一棵苦蒿、一棵左公柳,你没有功夫去变成天之骄子,只能拼命地往那地底下扎,去吸取水分。所以那四年我学政治经济学呀,的确觉得很扎实。现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全球经济游戏规则重新洗牌,马上广东要请我去作一次讲演,我会再谈《资本论》。今天华尔街所出现的一切,当初马克思早就精辟地论述过了,最可悲的是我们还拼命把这个东西作为我们的蓝本,特别是那帮海归,成天营销这个。 兰州对我是非常有价值的,那四年下来,由于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总是这样。兰州大学基本上秉承了苏联式教学方法,一个是没有外在的诱惑,你只能寒窗苦读;第二个是那种一遍一遍的方式,让你读原著,不准你去读别人异化了的东西,读马恩列斯,读《资本论》,读《政治经济学导言》、《政治经济学批判》。除了这些,还读几十本参考书,比如说《经济学说史》、《经济思想史》、《美国通史》、《中国通史》,还有我自己另外选的几十本,包括描述美国近代史的《光荣与梦想》啊,还有说日本是怎么起来的,《激荡的百年史》啊,《日本列岛改造论》啊,等等。就是说,你要了解周边的各种情况,这些辅助性的书籍,利于解读马恩思想产生的来龙去脉,它的长处和它的局限性--这个东西呀,我一辈子受益无穷。 封新城:其实你在兰州应该不止四年吧? 王志纲:我在兰州六年。我毕业以后,在甘肃社科院嘛。我觉得我是最早遇到宏观调控的,你知道我们怎么宏观调控吗?本来我们是天之骄子,但是毕业的时候系主任来给我们训话:"同学们,我们国家要搞四个现代化,需要经济人才,但更需要教经济学的人才。"哈哈,宏观调控,只能当老师啊。当然我很不愿意当老师,因为我父亲的经历在我心理上产生的阴影,使我非常不愿意当老师。当时只能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到甘肃日报当记者,我没去,我从骨子里看不起,这个平台太小了。后来我说,这样吧,干脆到甘肃社科院去,先去做几年学问吧,就去甘肃社科院待了两年。1984年就到新华社了,1984年8月调内蒙。后来因为我太太怀孩子嘛,双胞胎,我老丈母娘说,你不能走,他们带不了。我那个时候要干革命哪,他妈的来了两个臭小子,当时简直是天大的灾难,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