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双脚，所以努力奔跑——我不想死，我要活下去

“生活往往在一瞬间就能改变——在任何一个寻常瞬间。” ——琼·迪迪翁 我的肩膀突然变得疼痛难忍。若在平时，就算我在峡谷庄园一口气做上好几个按摩，再去健身房锻炼几个小时，依然可以生龙活虎地去百乐宫上班。但在这一天——1999年7月的一个周四，我的身体彻底崩溃了。接到第三位客户时，我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才给他按摩完毕。整个过程中我都一直在心里默默感叹：天啊，这个人真是把我给榨干了。 我很早就结束了工作，回到了家。一进家门，我就把浴缸里的水龙头打开，开始洗澡，洗完澡就爬上了父母卧室里那张舒适的大床——每次生病时我都喜欢蜷缩在上面。卧室里有台电视机，这样我躺着的时候至少还能看看电视。妈妈给我测了下体温，是38度多。“宝贝，你的脸色看起来不太好。”她说。我耸耸肩，把头深深地埋进枕头中，沉沉地睡了过去。 “应该就是难受个一天的小病，”我想，“睡上一觉可能就好了。”第二天是周五，我们全家人打算一早出城，去参加爸爸组织的一个活动。那时爸爸已经开始负责一些大型的哈雷摩托车锦标赛，那个周末恰好在布赖恩峰安排了一场。“你明天应该待在家休息，”妈妈说，“等你感觉好点了还可以再去。”我当然想去。虽然是摩托车比赛，但感觉更像是场面宏大的热闹聚会，因为家里所有亲人基本上都会到场。但到了第二天，我还是没有任何好转的迹象。 “我真不想把你一个人抛在家。”第二天早上，妈妈准备出门前对我说。当时刚刚早上七点，她要先出门去赴一个更早的约会，然后再回家接上克丽丝特尔，和她一起去布赖恩峰。爸爸早就已经开车出门了。“妈妈，你不用担心，”我呻吟着说，“我肯定会好起来的。我只要好一点儿，就去那里找你们。”那天下午刚好有个朋友会开车过去，所以我打算搭他的车。姐姐和妈妈离开时都是一副很犹豫的样子，我向她们再三保证我一定很快就能好起来。 但是我没有。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大概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从床上爬下来，艰难地挪到浴室，开始呕吐起来。妈妈从路上打来电话，询问我的情况。“你感觉怎么样？”她问。我回答说：“啊！我感觉快要死了！”当时的感觉和得了流感差不多。“多喝点水。”妈妈告诉我，她听起来有些担心，但似乎又觉得我可能会有所夸张。“我觉得你肯定是脱水了。如果你感觉需要去医院看看，那就赶快去。我让你表妹过去陪你。”全家只有米歇尔表妹和辛迪姨妈没有去布赖恩峰。 回到床上后，我用好几条毯子把自己紧紧裹了起来，想办法让自己舒服一些。我闭上了眼睛，大概又过了一个小时，我忽然感觉需要醒过来，但不管我怎样努力去睁开双眼都睁不开。我试了一次又一次，疲倦无力的感觉最终还是战胜了我。我再次沉沉睡去。 不知从哪里响起一个声音，我的眼皮忽然就睁开了。“艾米，快起来，照照镜子。”那个声音说。“谁在说话？”我心里一惊，从床上坐了起来。“艾米，”我又听到这个声音说，“起床，照照镜子。”我心想：屋里有人在陪着我吗？那个声音听起来像是一个真实的声音和我脑袋里的想法混在一起的感觉。 我浑身绵软无力，头晕眼花，心脏咚咚直跳，好像要从胸腔里跳出来似的。等我站起来的时候，双脚没了知觉，已经完全麻木，仿佛身体的一部分已经沉睡了过去。在昏暗的灯光中，我低头瞥见了自己的脚——它们是紫色的。我的天啊！然后又看了看双手，它们也一样——变成了紫色。最后我抬头看了看床边的镜子，镜子里的自己把我吓了一跳。 我的鼻子、下巴、耳朵、脸颊……全都呈现出了一种苍白泛紫的颜色。我顿时惊慌失措，全身开始颤抖，出了一身冷汗，心跳也变得更加剧烈。我从没感觉自己病得那么严重过。 这时，我听到卧室外面响起了脚步声，原来是米歇尔。她拐过门口的拐角，走了进来。“是我。”她说道，然后看到了我的模样。“我的天啊，艾米，你看起来太吓人了！”她喊道，把手包扔到一边，朝我跑了过来。 那时，米歇尔只有16岁，所以你可以想象出当时她有多么手足无措。“我得把你送到医院去！”她带着哭腔说。我踉踉跄跄地走下了楼，双脚完全失去了知觉，所以脚上的拖鞋也四处晃荡。走出门前，我从桌上抓起一壶水，往嘴里狂灌，从没感到那么口干舌燥过。“我们现在得赶紧出去，”我含糊不清地说，“快去开车。” 很明显，我已经无法开车。谢天谢地，幸好米歇尔最近刚拿到驾照。我们好不容易艰难地挪到了前门，她忽然大喊：“天啊，艾米，我觉得我车里的油不够了！”那时的我甚至连头都抬不起来了。 “那就开我的车！”我告诉她。 “但是我不会开手动挡的车！” “我现在就教你开！”我绝望地说。 我们最后还是开了米歇尔的车。我想到如果我们万一半路上没了油，还可以拨打911电话。其实还没出家门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先打911，但人一旦惊慌起来就会忘记一切常识。“赶紧走。”我命令她。于是她把油门踩到底，开始在沙漠中飞奔，而我坐在副驾驶座上，全身蜷缩成一团，还要尽量保持清醒地给她指路，因为我们这里新开了一家医院，但她不知道在哪里。 一路上，我一直呼吸困难，上气不接下气。“艾米，保持呼吸。”我一直在脑子里重复这句话，可是似乎总是喘不过气来。“往（吁）……右（吁）……转（吁）……”我努力从嘴里挤出几个字。她照办了，这时车里油箱指示器上的指数几乎接近于零了。 15分钟后，米歇尔开着车风驰电掣般穿过了医院的停车场，直接从车里冲向急诊室的推拉门，开始尖声喊叫。她把我从车里扶出来，我一下子就摔倒在地。一位路人看到这样的情景，赶快推过来一辆轮椅。“给你，姑娘，快用这个。”他说。当时的我实在是太虚弱了，他只能把我抬到轮椅上。 那天晚上的急诊室人满为患。挂号的窗口前排着蜿蜿蜒蜒的长队。我们挂完号，大概又等了45分钟才等来了一个护士。她推着我进入诊室，将我抬上病号床。我当时只想躺着，于是马上就躺下了。 “我需要你坐直。”她命令道，然后将血压计的尼龙搭扣绑在我的左臂上，开始给我量血压。她静静地坐了几秒钟，通过听诊器听了一下，然后就突然冲出了房间。“快来一位医生！”她一边在大厅里惊慌地奔跑，一边大喊。几秒钟后，一位医生和护士匆匆赶来，用一台轮床将我推进了重症监护室。 当时我的静脉血管和肺部功能都已衰竭，血压跌到了一个低得可怕的危险数值，体温则高达39.7度。我躺在重症监护室中，医生和护士们围绕在我身边，焦急地冲着彼此喊叫，想要弄清楚我的病因。有一位很友善的红发护士名叫佩妮，她尝试着用针头戳我身上的静脉血管，想为我进行静脉注射，却压根儿找不到血管。当时我的身体已经完全麻木了。我从小就很害怕扎针，现在却完全感觉不到她想要扎进我胳膊里的针头。“为什么我一条血管都找不到？”她对医生喊道。“因为她已经心脏骤停了！”医生回答。什么？我心脏骤停了？ “亲爱的，你父母现在在哪里？”佩妮抚着我的额头问。我的大脑一片混沌。“他们不在这儿，”我喃喃地说，“他们出城了。”她马上抓起床头的电话，把它递给了我。那是一种老式的米黄色电话，听筒下面连着很长的弯弯曲曲的电话线。我拨出了妈妈的手机号，又把电话递给了她。鉴于我当时的状态（心脏骤停），我很惊讶自己还能打电话。 “你好，是珀迪太太吗？”她问，然后沉默了一下，“你女儿现在在山景医院的急诊室。我们现在还不确定她的病症，但你必须尽快赶过来，她的身体机能都已经崩溃了。鉴于她现在的状况，可能只能再活两个小时。” 然后就是电话挂断的声音。 这时，我已经恐惧至极，但先前遇到的那位老先生的话却开始在脑中响起：“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医务人员在我身边慌张地喊叫着，我的脑子里却浮现出了那位说自己曾经去过另一个世界的老先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那张布满皱纹的脸庞和深色的皮肤。“我觉得你有一天也会有相同的经历，”他轻轻地说，“当一切发生时，不要害怕。”现在就到了那个时刻了吗？我是正去往另外一个世界吗？他的话是什么意思？虽然不能完全明白，我还是不断在脑子里重复着他的话。然后我就晕了过去。 第二天凌晨四点左右，我重新睁开了眼睛，看到自己的身体连着一台血液透析机，四周全是静脉注射器。妈妈、姐姐和姨妈在我床边站着，围成一个半圆。妈妈在布赖恩峰一接到电话就和姐姐一路超速开车，不到两个半小时就赶了回来。爸爸也赶紧安排自己的合伙人来监管接下来的比赛，正在赶回来的路上。 起初，家人们都没有说什么，但我能从他们的脸上看出震惊和担忧。我们还未来得及交流一字一句，艾比医生——一位有着深棕色皮肤、神色和蔼的斯里兰卡急诊室外科医生就把妈妈拉到了一边。我的主治医师诺文斯医生也和他在一起。艾比医生向妈妈解释说：“你女儿患上了严重的败血性休克，肾脏已经完全衰竭。根据我多年的从医经验，我从未见过肾功能衰竭到像她这么严重的病人还能康复。”妈妈听完后，声音颤抖着开了口：“你是说艾米有可能会死吗？”艾比医生点了点头。“我们不知道引发这种症状的具体原因，”他说，“但我们知道她的白细胞计数现在已经超过了10万，也就是说有严重的血液感染。”诺文斯医生插了一句：“她的存活概率可能不会超过2%。” 凌晨四点半，爸爸赶到了医院。当时我的情况十分危急，哪怕我轻轻抬一下胳膊，动一下手掌，或挪一下身体，我身上连接的所有机器都会疯狂地发出刺耳的警报声。那时医生已经开始向我体内注射了大概190升的盐水，以维持我已经萎缩的血管中的血压。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我的体重加上盐水的重量后，从56公斤飙升至80公斤。 我可以从爸爸脸上的神情看出他被眼前的一切吓呆了。“天啊，宝贝，”爸爸说着弯下身来亲了亲我的额头，“爸爸来了，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身边。”一滴温暖的眼泪从我眼眶中流出，滑落到脸颊。 艾比医生离开后，妈妈走了过来，和爸爸一起站在我的床边。“妈妈，我怎么把自己弄成了这样？”我喃喃地说。她几乎听不清我说的话，因为我的呼吸开始变得沉重起来。妈妈用手拂开我脸上的头发，流着眼泪哽咽地说：“宝贝，我觉得你没有把自己怎么样，问题是什么把你弄成了这样。” 败血性休克——这是身体从末梢调动血液来拯救身体器官时会发生的一种现象。我刚被送进医院时，没有人清楚我到底为何忽然病重。由于我当时的血压极低，医生起初以为我是心力衰竭。但我不是。随后，他们又以为我得了中毒性休克综合征，但在对我进行了一系列检查之后，他们排除了这一猜测。最后，由于我的白细胞计数升高，他们断定我患上了严重的血液感染，但尚不清楚是何种感染，所以才采集了我的血样送去培养，需要五天才能拿到结果。 我奇迹般地撑过了那天夜晚。艾比医生一直都在监控着我的状况，即便离开医院后也是如此。后来他回到我的病房，宣布了他的决定：“我们要对艾米实施麻醉性昏迷。”爸爸听后皱起眉头问：“真的吗？”“真的，”医生说，“在拿到血液培养结果之前，我们必须让她的身体系统保持稳定，这是保证她的主要器官不会衰竭的唯一办法。” 当时，我正困难地呼吸着我能搜寻到的任何一丝氧气。那种感觉就像你的头被按入了水中，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能吸入下一口气。你能想象那种感觉吗？那就是我的身体当时遭受的最大煎熬。除此以外，我的肾功能完全衰竭，每天24小时都在进行血液透析。 当爸爸在家属协议书上签好名字，将我的生命交给医护团队和医疗器械时，他泪如泉涌。在他签完字后，我喃喃地对爸爸说：“我能看一眼我的脚吗？”“宝贝，我们现在最不需要担心的就是你的脚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但是（吁）……它们（吁）……太（吁）……冷了……”我又念叨了几次之后，爸爸走到我的床前，掀开白色的单子，给我脱了袜子。如果说我的脚之前是紫色的话，那么此时只能用深紫罗兰色来形容它们。再往上一点儿到脚踝处，能看到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上面的腿苍白到毫无血色，下面的脚却全是紫色。看到这样的情形，我的泪水夺眶而出。爸爸又将被单盖了回去，握紧我的手对我说：“甜心，我们一定能渡过这个难关。” 麻醉师来了，要为我实施药物催眠。我在麻醉前记得的最后一个画面是房间里围满了我的亲人和朋友，他们都穿着黄色的隔离服和防护面罩，手上戴着乳胶手套。在对我确诊之前，医生必须保护好每一个进入我房间的人。医院院长是我姐姐的一个朋友，也是一个摩门教徒。他将手掌放在我的额头，开始为我祈祷：“上帝，我们的天父，请您照顾好我们亲爱的艾米，让她能够存活下来，能够再次用自己的双脚站在地面上。”然后，我就昏了过去。 待我的状况稳定之后，艾比医生就离开了。但40分钟以后，他忽然有一种强烈的直觉，觉得需要马上做些事情来拯救我，于是又赶回了医院。虽然他不知道具体该做什么，但在开车回医院的路上，他在脑子里起草了一个方案。于是护士们按照他的新指示，小心翼翼地花了整整一天的时间将我从病床上转移到了CAT扫描仪上。移动过程中若出现一丝闪失，都会导致我的血压下降，心率飙升。 当他们终于将我转移完毕时，我的血糖水平忽然骤降，但他们及时稳定住了它。幸亏艾比医生凭借自己的直觉进行了这次扫描，扫描后才发现我的脾脏已经胀到正常尺寸的十倍！于是医生迅速将我推进了手术室，开始进行紧急手术。我的脾脏实际上已经胀裂了，而他及时地将它取出，挽救了我的生命。 不知为何，虽然已经昏迷了过去，还处于药物麻醉的状态，我依然能听到一些声音，能听到医生和护士的交谈。在手术进行中的某个时刻，艾比医生对我说了一句话，让我永生难忘——“艾米，”他轻轻说，“不管你的信仰是什么，现在就想想它。”我脑海中闪现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我相信爱。 我仍然有一些知觉，可以感觉到心脏咚咚直跳——“怦！怦！怦！”似乎要从胸腔中跳出来。虽然感受不到任何疼痛，但我能感觉到艾比医生用手术刀将我的胸腔切开，一直往下切到肚脐，以及我的皮肤被扯开时受到的压力。我仿佛灵魂出窍了一般，从手术室上方俯视着忙碌中的医生和护士。我没有感受到任何人性的情感——没有恐惧之类的感觉，只是冷静而清楚地意识到我正在接受手术这一客观事实。 我的心率突然飙升到了每分钟226次。医生立刻开始大喊：“紧急抢救！她的心跳快要停止了！”整个医疗团队推着急救车冲了进来，开始对我实施电击抢救，希望能将我的心脏电击回正常频率。 我躺在那里心想：我知道他们正在努力抢救我……但是我就要走了……我就要走了……我现在就要走了……我只能伸直指尖，努力坚持着。心脏每跳动一下，我就向死亡的边缘滑动得越来越近。突然之间，“怦”的一声，我的心脏有力地跳动了一下，似乎带走了我所有的呼吸。我感觉自己仿佛被一股力量从躯体中拉走，周遭变得漆黑一片。我发现自己身处一片无尽的黑暗之中，没有了身体的重量，像失重一样飘浮着，再也感受不到自己的身体。我清晰地意识到了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已经死了。 我看见一束光，但并不是那种讲述濒死体验的故事中经常会提到的那种明亮的光，而是一团绿色的朦胧微光。当我进入这一片黑暗时，那团光就已经在那里了。我从这团微光中辨认出了三个人形般的模糊轮廓。他们高度不一，看不出有任何显著的人类特征——皮肤、眼睛或头发之类。但他们也有类似于人的头部和四肢，足可以被识别出来是一种生物。我对他们并没有什么似曾相识的感觉。 那三个生物开始和我进行交流，并非通过声音进行语言的交流，更像是在头脑层面进行沟通，仿佛他们的大脑在和我的大脑进行对话。我能很清楚地理解他们表达的意思。“你可以跟我们走，”我听到，“也可以选择留下。”他们抬了抬胳膊，示意我向他们的方向走过去。我忽然感到万分沮丧，因为我明白要从眼前的两个选择中做出决定——生或死。我用全身所剩无几的力量开始反抗：“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你竟然问我是不是想要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