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日本，明治维新已经走过了三十多年，在“文明开化”、“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口号下进行的体制改革推动了物质文明的进步，但是，对于物质文明的过度追求，造成了拜金主义的蔓延。同一时期，随着日本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连续不断的对外侵略战争以及结核等疾病、瘟疫的流行也给日本人带来了对于死亡的恐惧。而且，明治三十三年与西历的1900年重合，基督教世纪末的厌世思想也开始在日本流行，厌世与烦闷的话语在青年当中传播。经过明治维新倡导的文明开化运动，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排斥，支撑明治时期日本国民的核心价值观，即所谓文明开化、国家主义受到质疑。如何重建日本人的国民道德成为这一时期的重要课题。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面对金钱至上、道德混乱，尤其青年人失去精神寄托的现状，日本社会的有识之士开出的药方是倡导日本人进行精神修养，试图以此提高国民的道德水平。“修养”作为重新发现的一种伦理训练的理念，在借鉴西方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将东方传统的修身养性的道德伦理观念与欧美的理念相融合，被赋予了近代性的含义。“修养”一词成为英语Culture的翻译词出现在《自助论》等启蒙书籍的文本中，德语的Bildung也随着德国教养主义文化输入到日语的语境中来，东洋文明中的修养观，经过西洋文明的洗刷，受到日本知识界的重视。一时间，修养的话语大行其道。倡导修养的目的是提升日本国民的人格，改造国民性。从明治中后期到大正时代，即1900年前后的日本社会出现了一股“精神修养”的热潮。 从当时的阅读趋势就可以看出“修养”流行的状况。这一时期，冠以“修养”名称的图书杂志真可谓汗牛充栋。从明治三十年(1897)至明治四十五年(1912)这十五年中，书名中存在“修养”一词的书籍，从日本《国会图书馆藏书目录》中可以查到320多种，这也仅仅是存留下来的部分。当时报纸上刊登的出版广告中，有关“修养”的图书也是层出不穷。《太阳》是近代日本具有影响力的杂志，它每年都会刊登有关上一年度社会各界的综述文章，其中一篇综述文章中特别提到了明治四十三年“成功类书籍和修养类书籍大量出版，大力倡导人们加强修养”(《明治四十三年一般出版界》，1911年2月)的话题。这一时代的日本人主要以读书和听演讲的方式获取有关“修养”的知识。著名的评论家、哲学家田中王堂在他的讲演《我的修养论》(《丁酉伦理会讲演集》，1911年9月)中，对当时“修养”的流行作了如下的描述：“当下我国的青年当中最受欢迎的书籍是以修养为题目的。”“看一下报刊杂志上的广告，或者听一听青年人的谈话就可以了解当今的青年人渴望获得有关修养的知识，或者希望受到修养方面的训练。”由此可见，修养书籍的出版大行其道，形成了出版热，“修养”成为明治时代读书界最流行的话题之一。 新渡户稻造的《修养》就是这样的时代思潮中催生出的一部经久不衰的“长销书”。此书自从1911年出版以后到1934年就重印了148次。历经百年，至今，早已成为日本人修养励志的经典书籍。 此书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浅显易懂的语言，对青年人讲述了作者的修养理念。其叙述的方式就是用与青年人谈心或者心理咨询的口吻，既没有理论的铺陈，也没有高谈阔论，而是循循善诱，娓娓道来，令读者倍感亲切。其论述特点也是形象生动，朴实无华。我们从新渡户稻造对修养这一概念的解释就能体会到他的叙述风格。“即修身是以克己为本，不因肉体情欲而心烦意乱，以心为主，然后确定身体的动作或志向，才能不错方向，不乱方寸，井然有序地前进。”“养是养心之意。养这个字正像字形所表现的那样，意思是羊的食物。羔羊是非常温顺的动物，没有什么智慧，如果没有引导者，最容易迷路，就像人的心灵那样很容易受到善恶的影响。”有关“修养”这一概念的解释，有人从哲学的层面，也有人从伦理学的角度，还有人从训诂学的层面，总起来说，大多都是抽象的理论叙述。而新渡户的解释引用了基督教的“迷途的羔羊”这一比喻，把传统的儒学论述中的“修身养性”与基督教中的悉心管理心灵的羔羊这一思想结合起来，叙述浅显易懂，又不失思想的深度。 这样的叙述风格并非作者信手拈来的文字，而是经过一番斟酌推敲的结果。读过《武士道》的读者大概能体会到新渡户的英语文章言辞华丽，讲究遣词造句，也注重篇章结构，采用的是针对知识精英读者的文体，具有很高的品位。而《修养》一书是在《实业之日本》杂志上连载以后，结集成书的。《实业之日本》是一本以工商从业人员为对象编辑发行的修养杂志。用今天的话说是一本通俗读物。在当时娱乐媒体尚不发达的背景下，这样的杂志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食粮，深受读者喜爱。明治四十二年(1909)发行量已经近10万册。面对这样一本杂志的读者，新渡户采取的叙述方法是“文字通俗易懂，即使引车卖浆者、砍柴的樵夫也能读得懂，所以，省略了错综复杂的情节，写作过程中注意文章平铺直叙，浅显易懂”(《修养》序)。据新渡户的后人新渡户琴子回忆，他在开始连载之初，每次都把写好的文章读给家里的保姆和仆人听，然后进行修改，直到他们能够读懂后才交给杂志编辑出版。可以看出《修养》一书的文体也是新渡户呕心沥血创作的产物。 此时的新渡户稻造担任第一高等学校校长，同时兼任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帝国大学的教授，是留学美国和德国归来的知名学者，日本第一个农学博士。在象牙塔里，担任精英教育的新渡户稻造却非常重视对普罗大众的教育，他在致力于高等教育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平民教育。第一高等学校主要是为当时日本最著名的大学输送人才的大学预科(高中)，这里培养出了许多位影响20世纪的日本和世界的优秀人才。这与新渡户稻造推行的教养主义理念是分不开的。依靠自己在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影响力，受基督教思想影响的新渡户稻造采取创办夜校、举办演讲会、在通俗杂志连载文章的方式，实施社会教育，推广修养主义理念。有人嘲笑他作为一个知名的学者为乡野村夫、不学无术的青年撰写通俗文章。而他却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当今最重要的是要对那些连中学都没有毕业或者上不起中学的青年进行教育，以期改变他们的观念。”“高深的理论尽管看来很棒，但是，一般读者根本看不懂。”“必须用浅显易懂的讲解，让大多数人理解。”(《我为什么要做实业之日本出版社的编辑顾问?》)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新渡户稻造在文章中，采取了一系列的文体尝试。他所设定的叙述对象是普通的青年读者，采用第一人称“boku”(我)叙述的方式，在讲究身份的日语叙述中，明确指向平等的朋友关系，而不是从教育家的高处俯视青年人，避免让青年人产生高不可攀的感觉。他的叙述语气就像知心朋友给读者的忠告或者建议那样，没有说教，读起来感到是肺腑之言，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新渡户稻造学贯东西，通晓古今，文章中引用了大量的格言典故。东方的《论语》、《菜根谭》，西方的《圣经》、《英雄论》，东方的和歌、汉诗，西方的诗歌、戏剧，古代英雄豪杰、圣贤名士的故事，现代左邻右舍、亲戚朋友的逸事……随时出现在他的文章里，读来生动活泼，不会觉得作者有意卖弄，而是感到文章深入浅出，事例丰富。在他平凡朴实的叙述中，读者会得到精神的慰藉，知识的涵养。 阅读《修养》一书，我们能够感觉到新渡户稻造是在倡导通过修养提升道德水准和人格魅力。《修养》涉及了青年如何立志、如何选择职业，怎样坚持信念、训练勇气，克己之心如何修养，如何对待名誉，储蓄、读书的方法，身处逆境时的修养、身处顺境时的心得，处世的标准等修养的诸多方面。新渡户明确指出倡导修养的“目的在于阐述我们平时尽自己的职责时所需要的精神准备，目的不是一跃成为英雄豪杰，做惊天动地的大事，受到世人的喝彩。功名富贵不应该成为修养的目的。自省而果断，即使贫穷内心也会满足，即使受到诽谤也能自得其乐，即使身陷逆境，也会感到幸福，怀着感激之情度过每一天。这就是我所讲解修养的目的”(总论)。他的核心思想是希望日本的年轻人恪守作为一个现代人的“本分”，不是好高骛远、不切实际地追求理想。他通过讲述修养的方法以及注意事项，期望“能够为迷茫者指明方向，为气馁者增添力量，为哭泣者擦去眼泪，安抚不满者的心”(序)。日本现代学者武田清子认为：“新渡户的《修养》是一本关于人格形成的优秀的论著。不仅在明治后期至大正时代形成一股时代思潮的各修养组织的思想运动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书中提出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其中蕴涵着从根本上改变日本人民族气质的目标和独特的方法论。”(《新渡户稻造全集(第七卷)》解说)以儒道佛为中心的传统道德观念，在近代物质主义观念的冲击下，走向没落。在新的精神道德需要重建的时代，新渡户稻造所提倡的以追求个人的精神独立、提升民族素质为目的的修养理念显示出了影响力。 中国读者已经通过《武士道》对新渡户稻造有所了解，但是，多数读者或许并不了解新渡户稻造在重建日本人的国民性方面所做的启蒙工作。如果说《武士道》是他向世界介绍日本人的精神生活是什么样的一本书，《修养》则是他时隔十年后重新探索日本的精神生活应该怎么样的一本书。把这两本结合起来阅读的话，也许可以纠正读者对于《武士道》一书认识的偏颇。除此之外，新渡户稻造有关道德修养方面的著作还有《随想录》、《随感录》、《自警录》、《处世之道》、《人生杂感》、《人生读本》等。 由于种种原因，中国读书界并不太了解新渡户稻造其人以及其思想，即使见过5000日元纸币头像的人大概也不会关心此人乃何许人也。作为1984年版纸币的头像人物，新渡户稻造和福泽谕吉、夏目漱石一起成为代表近代日本的历史人物。他可以被称为农学家、教育家、思想家、外交家。他出生在日本东北地区的一个武士家庭，幼年丧父，少年时代跟伯父在东京上学，十岁进私立英语学校读书，十五岁时考入札幌农学校学习农学，受时任农学校教员的美国人克拉克的影响，信仰基督教。札幌农学校毕业后，在北海道开拓厅工作两年。1883年，新渡户考入东京大学学习英语和农业经济。1884年留学美国，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1887年留学德国，1891年回国，先后在札幌农学校、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任教。其间1906年至1913年任第一高等学校校长。1918年任东京女子大学第一任校长，1920年至1926年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事务次长，1933年因病在加拿大去世。作为一个农学家，他在农业史和殖民地农业政策方面颇有建树。作为教育家，他向近代日本传播了教养主义和修养主义。作为外交家，在国际联盟工作时代，他在世界各地讲演以推动世界各国间的和平友好，并主持成立了世界知识界人士参加的委员会，即当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前身。作为思想家，他对于日本人精神道德的论述，对于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成为日本近代思想宝库中的珍贵资源。 前面已经提到，新渡户稻造在担任第一高等学校校长期间，在青年学生当中传播他的教养主义思想的同时，积极从事社会教育，为不能受到中学教育的社会大众，尤其是社会青年提供启蒙教育。《修养》一书就是他这一时期修养思想的集大成，出版后成为最受读者欢迎的畅销书。时隔百年后，当我发现这本书，沉浸在阅读的喜悦当中时，意识到此书对我们当下所面临的道德困境有许多启示，遂发愿翻译成中文，介绍给我国读者。 翻译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实业之日本社1914年出版的《修养》作为文本，并参考了橘出版社的2002年版的《修养》。坚持直译的原则，努力保持原作的风貌，尽量把作者的叙述风格传达给中文读者。本书序言至第八章由王成翻译，第八章至第十七章由陈瑜翻译，全书由王成校阅。由于译者的水平所限，译文有不妥之处，还望读者指正。在翻译此书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央编译出版社的谭洁女士、贾宇琰女士、好友周诗鸿、周敏西的支持，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王成 2008年10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