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一种赋予我们意义的力量。 ——克里斯 •海德格斯，2002 年 我成长于黎巴嫩内战时期的贝鲁特。我父亲常常说：“如果美国想内战停火，那它明天就会停火。”结果，他一等就等了15年。从1975年到1990年，每个人都在等待这场造成15万人死亡的内战终结。难道美国真的不在乎死人吗？难道美国没有能力终结这场流血战争吗？难道我们只是后殖民时代的美帝国手中的棋子吗？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因这场战争而一直指责一个遥远的国度？ 孩提时代的我决不会想到，日后我会有机会在这个“遥远的国度”向她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提出这些类似的问题。作为国务院记者团的一员，甚至有时候我会和她一起坐着老掉牙的政府公务机，从华盛顿一路飞到贝鲁特。这些都与我心目中无所不能的超级大国形象有明显的差异。 在这场错综复杂到有时让黎巴嫩人失去理智的内战中，美国收到了最多的求救吁请，同时也受到了最多见死不救的指责。美国只是众多的能对这场内战起作用的国家之一，但一部分黎巴嫩人相信，只有美国能在黎巴嫩快要堕入地狱深渊的时候拉她一把。而另外一部分人则认为，美国才是使得他们遭受灾难的罪魁祸首。不论有多少意见分歧，对美国是爱是恨，他们似乎都达成了一种共识：美国无所不能，权势通天。 我出身的家庭倾向自由主义，没有固定教派。由于母亲是荷兰人，所以我们对黎巴嫩有感情，对西方也有向往。尽管常常对美国关于中东和欧洲的外交政策有矛盾的感觉，我们还是将美国认定为离开黎巴嫩后新生活、新希望的所在。我们不像某些同胞那样认同苏联、叙利亚或者伊朗。黎巴嫩是个政治认同和宗教团体都十分多元的国家。战争催人早熟，13岁的时候我就立志日后要当记者。我不想再费尽唇舌地向朋友和亲戚解说，黎巴嫩没有被炮火夷为平地。 尽管有时炮火太猛烈我不得不待在家里，但还是经常要去上学，周日我们还能趁狙击手不在岗位上的时候溜出去吃个家庭聚餐。我更不想每次在机场递上护照时海关关员都对我侧目而视，觉得黎巴嫩就是个满大街劫机犯和喋血枪手的贼窝子。我只是想告诉世界黎巴嫩到底发生了什么。 某一天早上我们醒来，和平就到来了——或者说，至少看起来和平了。战后社会一般都不太稳定。那时候我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这么多年一直在经历战争，一时难以适应和平恬静的生活。往日炮声隆隆的地方出奇的宁静，烟花的爆炸声经常把我吓得一惊一乍。我有时还盼着突然来一场巷战导致通往学校的街区不能通行，这样我就有借口不做作业了。军队依然在各处出没，坦克在街上轰隆隆驶过，草木皆兵的士兵们终日在检查站里警惕地注视着平民。作为报复战时损失的手段，可怕的政治暗杀不时发生。我的许多朋友在高中毕业后离开了黎巴嫩，到欧洲或美国去上大学，希望过上更好、更平静的生活。我却坚守我的记者梦想，留在了贝鲁特。 我先是为美洲和欧洲的报纸报道本地新闻，后来成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电台和电视记者。在报道了大量关于政治不稳、暗杀、暴动、黎巴嫩新一轮战争、美国入侵伊拉克和中东各地镇压示威的消息后，在2008年我离开了把我培养成记者的贝鲁特，搬到华盛顿，成为BBC的驻美国国务院记者，那年我32岁。我对动荡和未知感到厌倦，到达美国后我觉得总算能舒一口气了。有时候在华盛顿的家中醒来，我总会怀疑现在这种不用每天为生存而奋斗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意义？难道生活就是公式化地每天坐办公室，和朋友吃晚饭，周末在家无所事事，这样周而复始吗？——我总算找到了新的、更健康的刺激：我成为了随行记者团的一员，将要跟踪报道国务卿本人在华盛顿和全世界的一切外交活动，包括在政府飞机上紧急制订出访日程、坐在外交车队的车里在各国首都街头呼啸而过、听高级外交官大谈战争与和平。 以往BBC总会委派英国人担任这个职务，而且随行记者团里的其他成员也都是西方人。我的非西方背景增加了我报道的深度和厚度。以往我一直生活在美国外交政策的接收端，我深知在白宫、国务院和五角大楼所做的决策会造成怎样的真实影响。现在我则来到了政策的生成端，近距离目击政策的形成、成功和失败。 在从伦敦前往喀布尔和北京的旅途中，我总会听到无数对美国或失望或期盼的评价，我自己也能产生共鸣。即使如今的美国陷入了债务危机，被两场战争拖得筋疲力尽，受到大大小小的对手国家的挑战，世界上数以百万计的人仍然像我小时候那样，觉得美国只要打个响指就能使形势发生或好或坏的变化。 但在华盛顿，我发现美国官员对推进本国利益过程中要跨越的障碍感到沮丧和疲惫不堪。美国似乎确实在衰落，或者这不过是这个错综复杂世界里无法回避的现实？ 在努力发掘答案的过程中，我深感电台和电视报道无法充分表达我所形成的看法——是时候提笔著书了。我不想简单地记录下我在旅途中的观察和反思，我更希望从所见的那些幕后策划与行动中心的人出发，将视角深化到在公众视野中展开的事件里面去。这些决策时刻往往为简短的报道和头版标题所忽略，但它们能丰富事件发生的脉络，使之更加完整。在这一年里，我在华盛顿和其他各地采访了数十位美国资深和新手外交官及各国外交部长和他们的顾问。有在外交危机中的即时采访，也有事后的采访。他们中的许多人和我面谈或通话过多次，谈话往往持续数小时。我采用的是“深背景”式访谈，这个采访词汇意味着我会选用采访中获得的叙述、趣闻、个人观察和分析，但我不会透露消息来源。这种匿名保证使受访者能更坦诚地描述事件，深入分析，以及述说他们的个人感受和想法。书中有引号的对话是发言人或其他记者对我陈述的内容。对话过长需要浓缩或受访者不确定采用什么词汇时，我会进行改述，但对话的脉络和内容绝对完好无损。 这些努力的成果，是一幅纷繁复杂的图景：多角度地叙述奥巴马政府在过去4年所面对的重大外交事务，从“阿拉伯之春”一直到重返亚洲，从巴黎爱丽舍宫到沙特国王的沙漠度假别墅，这段旅途跨越数十万英里。不变的旅伴，是美国权力背后有血有肉也会犯错的、在日益复杂的世界局势中谋划美国外交政策的那群真实外交官，以及每天与他们合作、碰撞和冲突的各国外交官。 这也是我从贝鲁特到华盛顿的旅途，一路上我都在不断反思自己对美国权力的误解，努力回答那些自孩提时代就萦绕在心头的问题：美国真的不在乎黎巴嫩打仗和流血吗？当今中国、土耳其、巴西、印度和其他国家纷纷加强自己在国际事务上的发言权，那么美国还有多重要？ 在世人的眼中，希拉里和奥巴马总统一样代表着美国（希拉里可能更有代表性）。透过她的目光，我观察着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权力这一宏大图景。这4年来我与希拉里*克林顿同坐一架飞机进行外交旅行，在机上深思她所说的每一个字，试图发掘美国权力与影响力的精要所在。我也目击了她自己从败选的总统候选人到备受全球尊重和钦佩、获得美国史上最高民意支持的明星级外交官的整个征程。我看着希拉里*克林顿从错误中学习，逐渐适应国务卿的角色。 当她挑起重建美国声誉的重担时，美国正处在十字路口上。经过布什政府8年的折腾，各国对美国唯恐避之不及。作为奥巴马总统派往世界的使节，希拉里自成为国务卿的第一天起，便致力于把美国重塑成受欢迎的伙伴，扩展新的影响力，探索21世纪外交的新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