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高跟鞋还是高尔夫修改了我的大脑？——2、如果你有个秘密不想让太太知道，为什么要带面具呢？

一天吃早饭时，我的病人简抬起头，看到丈夫埃文正微笑着。他举着报纸，但目光向上，眼睛来回扫视，不过也不是在看她。她见过身为律师的丈夫有过好几次这样的行为。她问道：“你在想什么？你一会儿上法庭要跟谁交锋？”埃文回答说：“我没想什么。”事实上，他自己可能都没意识到，他正在预演晚些时候与对方律师的争辩——他论据充足，正等着到法庭上跟对手大战一场。在这一切发生之前，简就知道了。 ——劳安•布里曾丹《女性的大脑》（The Female Brain，2007） 天啊，布里曾丹给女人设的标准也太高了。我试着回想与丈夫共同生活的这些年里，瞥见他的手指在碗边敲打时，是不是也曾未卜先知地问过：“你在想什么？等会要去付的账单？”但却一无所获。坦白地说，吃早饭时，我更愿意省下脑细胞想想自己的事情，而不是关心别人。不过，虽然布里曾丹的说法有些夸张——但女人是不是真的有特别独特的方法，能比男人更了解他们自己的思想，或者说，“除非别人开始哭啊喊啊，威胁要动手了，不然男人们都意识不到别人有情绪”？对于“女人的第六感”、“女性式的敏感”这些概念，我们都很熟悉。 顺便说一句，分清这两种不同的“女性”能力也很重要。一个男人在寻找让自己振作精神、舒缓眉头的灵魂伴侣时，他要是够聪明，就会关注潜在对象的两个能力：首先，他需要对方能够很快——比如，从他紧锁的眉头中——觉察到他需要宽慰。这就是认知共情（cognitive empathy）：凭直觉知道他人所思所感的能力。但除此之外，这种洞察力还得用在正道上，情感共情（affective empathy）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同情，是指对他人痛苦的感知与关心。具备这两点，你就得到了一位人形天使。巴伦•科恩在《本质的区别》一书中写道，“想像一下，你不仅看到了简的伤痛，还自然地心生关切，似乎感同身受，你觉到自己想要跑过去帮她缓解痛苦。” 我们已经知道，巴伦•科恩认为，一般，女性有“卓越的硬件”，可以感同身受，想要跑过去帮他人减轻伤痛。他设计了共情商数（Empathy Quotient）量表，其中包括“我能很容易地分辨出别人是否愿意对话”“我很喜欢照顾别人”等陈述，以此评估人的认知共情和情感共情的能力与倾向。（作答的人需要在每个陈述后面填写同意或反对的强烈程度。）为了判断他所说的大脑性别，巴伦•科恩还同时配合使用系统化商数（Systemizing Quotient），其中的问题包括：“如果家中的电力线路有问题，我能够自己修好”“看报纸时，我会被表格类信息吸引，如橄榄球赛比分或股市指数”。如果一个人的共情商数比系统商数高，那么其大脑就是E型或女性；结果相反则表明大脑为S型或男性。少数人在两个测试中会取得相近的分数，他们有一个平衡的大脑。巴伦•科恩称，少于50%的女人，和仅有17%的男人，拥有女性大脑。 记者阿曼达•谢弗（Amanda Schaffer）在Slate杂志上撰文指出，大部分女性都会说自己并没有很好的共情倾向。虽然反对并不强烈，但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把女性大脑等同于共情，就很奇怪。她说当她询问巴伦•科恩时，他“承认自己会再考虑男性/女性大脑这个术语，但不会放弃使用”。而且说到术语，不是用了“共情商数”量表这个名字，这个测试就自然成为共情能力测试的。要求人们描述自己的社交敏感度，就像是用“我能很轻松地解微分方程”来评估一个人的数学能力，或是根据是不是同意“我能很快学会新的体育项目”来评价运动技能。这种方法里明显的主观因素很需要斟酌。 事实证明，对共情能力的怀疑，不管是对情感方面还是认知方面的，都很合理。在评估情感共情的性别差异时，心理学家南希•埃森伯格（Nancy Eisenberg）和兰迪•列侬（Randy Lennon）发现，如果评估的内容不是特别明显地是关于共情能力的话，女性的优势会微不足道。（所以，如果一个测试很清晰地指明，就是要测试共情能力，而且是让参与的人自己描绘自己，那性别差异就十分显著了。而测试如果没有说明明显的目标，差异就会减小。要是这个测试中衡量共情所用到指标，是一些不起眼的心理状态，或是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的话，那男女的表现就没有差别。）换句话说，男女的实际共情能力几乎没什么不同。不过，借用埃森伯格对谢弗所说的，要是说到“想在别人面前表现得多共情”，男女的表现就会不同。 说到认知共情，很多人都觉得自己对人际交往中的幽微之处非常敏感，但还是会无意中冒犯、误解或无视别人发出的微妙信号，这样的人还不在少数。是什么造就了卓越的共情能力？为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心理学家马克•戴维斯（Mark Davis）和琳达•克劳斯（Linda Kraus）分析了当时所有的相关文献。他们的结论让人大为震惊。在预测人际交往的准确情况时，人们对自己的评估几乎是完全没有用的（评估了社交敏感度、共情、女性特质和体贴程度）。作者总结道：“目前所有证据都毫无疑问地指出，用自我描述来衡量社交敏感度的传统方法，对我们做出判断，几乎没有价值。”最近一项研究“发现人的自我评价和真实表现相关性并不显著”，另一项样本超过500人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出人意料的结论，也就是一般来说，人们都不能准确评价自己解读思维的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也有少数研究发现自己认为的共情能力和真实水平也不是毫无关系。最近，澳大利亚一项针对400余人的研究发现，共情商数与“读眼读思维”（Reading the Mind from the Eyes）测试有一定联系。（测试是一系列的多选题，参与者要根据一系列眼部图猜测人的精神状态。）但与其将这种联系称为规律，倒不如说是一种特例。（在这个研究中，联系背后的原因可能出人意料。）地处阿林顿（Arlington）的德克萨斯大学教授威廉•伊克斯（William Ickes）是共情研究方面的专家，他在《日常思维解读》（Everyday Mind Reading）一书中提出，“很多人可能都因缺乏元知识而无法准确评价自己的共情能力。”这其实是一种委婉的学术性表达，意思就是，要想评估别人的共情能力，你还是省省吧，不如直接找几只猴子做自我测评表吧。 因此，尽管巴伦•科恩发现女性在共情商数测试中得分相对较高，也并不能有力地证明她们实际的共情能力更强。至于为什么她们的自己评价过高，也不难给出一个看似合理的假说。我们在上一节中提到，当性别概念被强调时，人们会以更传统的眼光看待自己。可以想象，共情商数表中的表达会强化她们的性别意识。正如哲学家尼尔•利维所言，共情商数和系统商数表中的内容“常常是在判断性别，因为它要求被试回答是不是喜欢的那些活动，都很明显指向男性或女性（一部分关于汽车、电路、电脑等机器、体育运动、股市，另一部分则与友谊等人际关系有关）”。而且，在作答之前，被试总要先填写性别，我们知道这会激发人的性别意识。那么，女人到底是不是真的擅于猜测别人的想法和感受呢？ “女人的第六感”这一说法并不乏经验性支持。澳大利亚人研究发现，在“读眼读思维”这个测试中，女性成绩高于男性，不过，差距很小。（试题共36道，女性平均能猜对23道，男性为22道。）在一项名为“非语言类敏感度”的测试中，女性成绩也略高于男性。测试中，被试会观看一名女性表演一系列短暂而不连续的情景。每一幕都只有2秒钟，而且被试只能看到部分信息：例如只有躯体和手，或只有面部。被试要根据少量信息选出1~2个可能正确的描述。尽管总体来说，女性的优势并不明显，但实验细节却值得注意。如果在一次宴会上听到别人在讲最近橄榄球赛比分的规律，你可以很容易地礼貌微笑，表示对此感兴趣。但交流中所谓的“渗漏式”方式——像肢体语言和转瞬即逝的微表情——就没这么容易控制了。在非语言类敏感度测试中，女性特别擅长于解读面部表情等可控的交流方式，但对于“渗漏式”方式，优势就比较小了。 这很奇怪。女人的直觉不应该更擅长于解读别人看不到的隐藏信息吗？比如，布里曾丹认为，女人的直觉使她们能够“感觉到孩子青春期中的压力、丈夫对事业一闪而过的想法、朋友目标完成时的快乐以及配偶内心深处的不忠”。但现在看来，女人凭直觉似乎只能识别流露在外的情感，而不是以其他方式悄悄表露的更有趣的真实情绪。对此一种解释是，为更好地融入社交生活，女性都成为了“礼貌的”解读者，她们不会透过休息室的钥匙孔窥探别人无意中流露的情绪。 另外，“读眼读思维”和“非语言类敏感度”等测试也并不是日常生活中解读思维的真实情景。要说，理解蒙娜丽莎的表情，或者和一个身着长袍的穆斯林女人交谈，比较接近前面说的这种能力——但是，更典型的社交情境是包含了别人内容丰富、不断变化的信息（而且这并不是一个有选项的多选题，让你选出可能的感受）。1990年代，威廉•伊克斯等人开发了一项新的共情能力测试，伊克斯可能会称之为这个领域“最严格”的测试。共情准确性测试的场景是这样的：两个被试一起等待实验开始。因为放映机灯泡爆裂，工作人员离开去找新的来换——事实上，实验已经开始了。他们坐在那里等时，摄影和录音持续了6分钟，但他们并不知情。工作人员返回后向他们解释实验的真正目的。如果两人都愿意继续实验，他们将分别观看刚才两个人交流的短片。看录像时，如果他们回忆起当时有某种想法或感受，就暂停播放，然后写下具体的想法和感受。实验的最后一个环节，两人再次观看录像，当录像播放到对方产生了某种感受或想法时会被暂停，并要求观看者辨别这是积极、消极还是中性的。实验就是要推断这些感受和想法是什么样的，然后可以和感受者自己的描述进行比较。 在前面提到的所有实验中，这一个看起来最接近于现实生活中的共情过程，你应该也比较赞同吧。这里没有演员刻意做出的表情，没有单独的眼部区域，没有把声音和双手单独分离出来，也没有精心设计的场景。相反，人们以自然、即兴地方式进行交流，有持续的精神状态，并且其他人可以根据很多线索来推断这些状态。你可能会觉得，男人对这项高难度测试感到吃力，事实并不是这样。伊克斯在《日常思维解读》中指出，出人意料，在使用该方法进行的前7组实验中，没有发现性别差异： 我们通常说的“女人的第六感”这个共情优势，哪里可以看到呢？在和异性的陌生人交流或异性恋人交往中，这种优势都不明显，甚至在新婚或结婚已久的伴侣间也是如此。即使女性两两或多人相处，与男性以同样方式交流相比，也没有明显差异。在德克萨斯、北卡罗来纳或是新泽西也是如此。难道这只是一种错误的文化迷思？抑或是正等待科学揭穿的虚构传说？ 但这时，“令人困惑”的事发生了。在首次共情准确性测试完成4年之后，又相继进行了3组实验，这次的确发现了性别差异。研究人员很快注意到，被试观看录像时所用的表格有点不一样。在新表中，除了要填写自己猜测的想法或情感外，还要自己评价一下猜测的准确度。使用新表时，女人的直觉就开始“存在”了；使用旧表就没有。原因是什么？伊克斯认为，这个微小的变化提醒女性她们的共情能力“应该”更高，从而调动了她们完成任务的积极性。他从实验室研究中得出结论，即“一般来说，男女的共情能力相当，但有证据表明，当环境中的暗示提醒女人，她们的共情能力应该更好时，她们的积极性受到激发，从而展现出较高的准确性”。 如果是这样，那么改变实验环境使其能够激发男性的积极性，他们的共情能力应该也会有所提高。这正是研究人员发现的结果。克里斯蒂•克莱因（Kristi Klein）和萨拉•霍金斯（Sara Hodges）进行了测试，要求参与者先看一段录像，录像是一个女生说自己因为考试分数不够高，进不了理想的研究生院。在这个测试开始前，如果先问被试对这个女性的同情度，来强化女性特质，那么女性被试的成绩会明显高于男性。第二组参与者的流程几乎都一样，只有一个重要差别：表现好的可以获得金钱奖励。具体就是，每答对一题就可以拿到2美元。有了金钱激励，男女的表现就不相上下了，这表明，如果“有人花钱买理解”，男人能神奇地轻而易举战胜迟钝。 如果让男人们意识到共情能力具有很高的社交价值，也能改善他们的表现。卡迪夫大学心理学家让大学男生阅读一篇题为“女人的需求”的文章。文章引用虚构的参考文献，提出，与一般观点相反，女性认为“具备阴柔气质的非传统型男人”更性感有趣，要是在酒吧或者俱乐部遇到这种类型的男人，她们是更愿意跟他们一切离开。读过这篇文章的男性在共情准确性测试中的表现优于对照组，也比那些以为实验是要调查所谓不准确的男人直觉的人更好。 显然，认知共情测试的成绩取决于积极性和能力的共同作用。如果社会期望使得男女的积极程度不同，那么这种期望是不是也造成了能力差异呢？在另一个名为“人际知觉测试”（Interpersonal Perception Task）的社交敏感性研究中，女性的平均成绩依然高于男性。测试中，参与者要观看他人自然交流的情景，并通过语言和非语言类行为，推测他们的不同关系。比如，要从两个成年男人和一个孩子的场景中推测谁是孩子的父亲。最近，心理学家安妮•凯尼格（Anne Koenig）和艾丽斯•伊格利（Alice Eagly）通过这项测试研究了下述观点：也许正是“女性社交能力较强”的刻板印象赋予了她们这一优势，尽管并不公平。研究人员向一组参与者介绍说，这个测试能准确衡量社交敏感性，换句话说，就是“准确理解别人的交流的能力，或在日常对话中使用微妙的非语言暗示的能力”。测试开始前，研究人员不经意地提到：“已经有几组人进行过测试了，共有15个问题，不出意料，男性的成绩要低于女性。”这一组的男人表现真的略逊于女人。而向另一组参与者介绍时，研究人员则不带任何性别倾向。他们说，测试目的是衡量对复杂信息的处理能力，换句话收，“人能不能准确处理不同的信息”。这一组的男女表现相当。 这些研究传达的关键信息是，我们不能抛开社会环境讨论人的共情能力和积极性。社会文化对不同性别的共情能力有明显不同的预期，而男女思维又会分别与这种预期相互作用。如果我们让女性暂时觉得自己是男性，会有什么结果呢？上一节说到，人们以第一人称“我”假扮他人时，对方刻板印象中的特征就会渗入“我”的自我概念。这种身份融合能够跨越性别。 几年前，心理学家大卫•马克斯（David Marx）和迪德里克•斯塔佩尔（Diederik Stapel）在实验中请一组荷兰大学生描写学生保罗的一天。其中一半学生使用第一人称（“我”），另一半则使用第三人称（“他”）。随后，要求他们为自己的技术分析能力和情绪敏感度打分。使用第一人称、将自己假想成保罗的女生，改变了自己的自我概念。她们将男性刻板印象的特点融入到了自我概念中。与使用第三人称写作的女生相比，她们对自己的分析能力打分较高，但对情绪敏感度评价较低。换句话说，“自我和保罗的融合，使女被试变得更加‘男性化’”。事实上，她们已经与男人非常接近，在评估有性别倾向的特点时，她们的数据与真正的男人无法区分。但对男参与者来说，假扮保罗并没有影响他们的自我概念，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男性。 他们还参加了一系列情绪敏感度测试。包括：识别不同情绪的面部表情，选择某一复杂情绪（如乐观）由哪两种基本情绪构成，推测当人有负罪感、觉得自己失去价值时会产生哪种情绪（沮丧、恐惧、羞愧还是同情？）。没有假扮男性角色的女人在测试中的表现优于男性，正确率平均为72%，而男性的成绩多在40%左右。那些仅仅是短暂地把自己假想成男人的女参与者，成绩则与真正的男人一样低。 思维与社会预期复杂的相互作用无疑会影响我们的情感共情能力。群体性情绪研究探讨的是这一观点，即当“人们认为自己属于某个团体时，他们的社会身份会被强调，而个人身份相对弱化，这时他们的情绪体验和自我描述将取决于这种团体身份”。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社会身份稍加强化，就能使人体验到群体性情绪，这与他们作为独立个体时体验到的情绪不同。也许，女人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于女性或母亲而不是独立个体比如售货员等角色时，会变得更有同情心？ 我们不得而知，但埃克赛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心理学家米歇尔•瑞安（Michelle Ryan）等人发现，社会身份能改变人面对道德困境时因同情而产生的犹豫。1980年代，卡罗尔•吉利根（Carol Gilligan）提出男女处理道德问题的方式不同，这一观点颇为有名。她认为“正义伦理（ethic of justice）”偏向于抽象的准则，如平等、互利、普适规律，更常为男人所用。相反，“关怀伦理（ethic of care）”则倾向于考虑人的感受和相互关系，主要为女人所用。后来又有研究人员认为，使用哪种伦理主要取决于道德困境涉及的对象：男女都会把抽象的普适规律和原则应用于陌生人，但要是涉及到朋友等关系亲密的人，就会转向关怀伦理来解决问题。两性在处理道德问题方面的差异，似乎不是天生，因为它可能会随社会身份改变而消失。 瑞安等人给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学生出了一个道德难题：一个地方职业技术与继续教育项目的学生，急需一本书来完成明天必须交的作业。没有这本书，他就没法完成作业。但这个学生自己学校的图书馆中没有这本书。研究人员问国立大学的学生，愿不愿意帮那个学生从自己学校的图书馆借书？ 在给出这一难题之前，实验人员要求被试先对一个辩题头脑风暴一下，来控制他们呈现出的社会自我。随后再向他们提出这一困境，要求他们说明自己会考虑那些因素，会怎样应对。在一组被试中，先头脑风暴的议题是“男性依然强势”和“女性已非弱者”），这就强调了性别刻板印象。这一组被试的道德推理方式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女生考虑关怀性因素（如减轻他人的痛苦）的可能性会加倍。这可能会让我们觉得，男生在处理道德难题时不容易共情——但情况不是这样。 在另外两组中，并没有强调性别，而是强调了作为学生的身份。第二组学生假设自己是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那么，那个需要帮助的学生就是他们中的一员。最后一组则强调了他们的独特身份——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学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可能是当地最好的高等学校。）第二组中，男生女生都倾向于从关怀他人出发考虑问题，鲜有关于正义的说理；但最后一组被试，作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学生，则感到其关系与苦恼的职业教育学生较为疏远，表现与第二组相反。 也就是说，如果并不立足于“男”或“女”的身份，那我们的看法会相同，男女都容易受到社会距离的影响，亲疏关系会成为推动力，把道德判断推向“关心-正义”轴上的不同方向。但道德推理还会受到另一个社会因素的影响——性别的突出地位。因此，作者认为“男女的差异，并不来自性别本身，而是因为对性别及相关行为准则的特意强调”。当然，他们同时指出，“在大多数情况下，性别是最普遍最突出的分类了。” 让我们回到简和埃文的早餐桌上再观察一下。 18世纪时托马斯•吉斯伯恩高兴地观察到，女性要履行其社会责任最需要的那些品质，自然刚刚好那么合适地赋予给了她们。如今，这一观点已经彻底变了：女性选择了最适合她们思维的社会角色。不过，也许吉斯伯恩已经接近了真相。在社会环境的潜移默化下，思维利用女性的身份认同，给自己装备上了敏感、同情、怜悯心等文化认为它应当具有的特质。随后，令人惊异的是，这种增强作用又消失了。这就像魔法一样。但在下一节我们会看到，社会心理学中充斥着这种忽隐忽现的把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