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通知去北大和北大的学生一起参加面试，并且由于简历交得晚，我是面试的最后一个。我顶着十月的寒风旷了一个下午的英语课，骑着自行车从红庙横穿了半个北京城到了北大。我整整早到了两个小时，呆坐在那里，没有一个人跟我说话，北大的学生一个一个进去一个一个出来，脸上挂着自信的微笑。带着强烈的心理劣势，我见到了我一生中的第一个面试官：Paul ，一个讲着很好普通话的香港经理。 进门的时候他和我握了一下手。无论是面试还是面见客户，握手都很重要，要把整个手掌递给人家，而不是几个由于紧张而湿漉漉的手指头。手掌应该扎扎实实地握在对方手上，不能太轻也不能太重。对于女孩子而言，太重是不太可能了，那就一定不能太轻。很多人握手只是轻轻碰一下对方的手掌，整个手握起来软绵绵的，感觉非常不好，似乎不太自信。我在后来的工作中一直在感受别人的握手，总经理级别的人握手都是很有力度而且恰到好处，而刚刚工作或者一看就不太自信的人握手则会软绵绵湿乎乎。 我很敬佩Paul坐在那里面试了一天还能带着礼貌的微笑毫无倦怠地跟我聊天。Paul笑着跟我说：“你的简历里说你的‘英文听说读写俱佳’，那我们用英文来聊聊天吧。”我的心里当时后悔了一万遍自己写了那句话，但还是佯装自信地点点头说：“好呀。” 之后的四十分钟，Paul用极流利的英语跟我讲解安达信的审计理念和审计方法，可惜的是，我基本没有听懂。我装作很明白的样子微笑、点头，点头、微笑，直到Paul问我“How many universities in Beijing（北京有多少所大学）”的时候，我还在那里点头微笑。Paul“嗯”了一声，我这才慌张地回忆出刚说的最后一句话似乎是个疑问句的升调。就这样，在极度紧张中，我完成了第一次英文面试。两年以后，我无意中看到当时的面试记录，所有的方面都是“优”，除了“英文交流”。 那是我第一次面试外企，准备经验严重不足。第一，我没有提前想好面试官可能问我的问题，以及用双语准备答案；第二，当面试官问我：“你有什么问题要问我的吗？”我完全愣住，因为没有想过需要去问面试官的问题。后者会让人觉得，我对这家公司不关心，对自己的职业生涯也不关心。 我至今感谢Paul在我的英文交流是“low”的情况下仍旧给了我第二次面试的机会。遭受了第一次的英文打击之后，第二次面试我用英文准备了自己的介绍以及面试官可能会问的问题的答案。通常面试官面试学生无非就是问问爱好，在学校里是否参加过什么活动，印象比较深刻的事情，为什么选择这家公司面试，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有什么规划之类的，即便问的问题不一样，回答时也可以往这些准备好的话题上靠。我用英文把这些问题的答案背了又背，非常纯熟。 第二轮面试我的是一个中国本地的经理，叫Roger。让我措手不及的是，他完全是用中文提问，并且让我用中文回答。他让我介绍家庭，我的英文发言稿一开头是：“My parents are teachers and I have an elder sister.”换成中文我突然就不会说了，支吾了一会儿回答：“我爸是老师……我妈……也是老师……”Roger奇怪地看了我一眼，笑了笑。好在毕竟中文是我的母语，我赶紧把自己调到了中文频道，后面的交谈才颇为顺利。 第三轮面试是一位女性合伙人，香港人。有了上两次的经验，我问题准备得非常充分。最让我得意的是，我在准备时特别去网上浏览了关于安达信的新闻，看到当时安达信审计和安达信咨询正在闹分家。在校园招聘的时候其中一家“五大”的合伙人讲述自己公司的实力时也曾经提到过，说安达信正在动荡期，正在经历“CivilWar（内战）”。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赶紧把“CivilWar”这个词记住了。当那位女性合伙人问我：“你对我有什么问题吗？”我立刻回答：“我想知道安达信的发展是否会因为‘CivilWar’而受到影响。”女合伙人大概完全没有准备我会问这么一个问题，凝视了我的眼睛三秒钟然后问：“Where did you get this information?（你从哪里知道这个信息的？）”我迟疑了一秒，决定立刻把那家“五大”卖掉，于是老实回答：“From XX’s campus recruitment.（在XX的校园招聘会上说的。）”女合伙人思考了一会儿，非常认真地回答了我这个问题。那个时候我就知道，这份Offer我一定拿到了。 面试了三轮之后，我接到了安达信给我的录取通知书。 人事部先是给我打了电话，当时家里电话一响我就会一跃而起，跃起了几次之后，终于有一个陌生的女声对我说：“你好，我是安达信人事部，通知你被安达信录取了，麻烦你来拿一下通知书。”我觉得她这个职业真好，永远处在快乐的感染中，我当时应该高兴得语无伦次，只是一再说：“太好了谢谢你。” 至今回忆当时的情况，仍旧能感觉到热血沸腾，这是一种梦想实现后的轻飘飘的感觉。我从来不后悔当初的决定，这一步踏出，我的职业生涯从此无比清晰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