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你懂“英语启蒙”——第一节 哈佛博士想去卖药：天下有没有“最好的”外语教学法？

第二语言，不论是学还是教，没有所谓的“最佳”方法，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一个方法只能适合某一个群体的学习者的某一个学习阶段。 二十多年前我远涉重洋到了美国的UCLA攻读应用语言学的博士学位。出国前，我在国内从事第二语言的教学，当时一方面苦恼于面对的教学方法闭塞而且落后，另一方面纠结于自己连一门第二语言都不过关，还天天在那儿教别人怎么学这样一个矛盾，所以当有幸被专业排名全美第一的UCLA应用语言学系录取以后，我真是雄心勃勃，一心想去学到最好、最先进的第二语言教学方法。 我在校时候的系主任在领域内也是个鼎鼎大名的人物，是哈佛大学毕业的教育学博士。他年轻时选的专业是俄语，雄心壮志，认为在那个美苏争霸的年代，如果能够同时精通英语和俄语就可以走遍天下了，是个很有想法的人。后来因为做和平军志愿者去了中东，他在那里的工作是教英语，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回国后就在第二语言教学方面继续深造了。有一个学期他给我们上一门第二语言习得理论的课，某一天，他一走进课堂就做了一个“郑重宣言”：“我想去卖药！” 他想卖什么药呢？他说，最好有个“动词药”，多少钱一盒，再有个“名词药”、“发音药”、“语法药”等，反正一个语言学习者想学多少第二语言，就来买多少药好了，药到病除，岂不是皆大欢喜！ 是什么事情刺激了他跑来说这么一通？原来，在来上课之前，他在办公室里接到一个电话，来电话的人是一名律师，情绪非常激动，说自己在学韩语，可是两三年了就是学不出来，于是打电话来寻求学习第二语言的最好办法：“你们是UCLA，你们的专业是美国最著名的，我就专门查到系主任的电话，你一定有办法，请告诉我最好的办法！” 是呀，这个最好的办法不正是我不远万里跑来想学的东西吗？而且当时课堂里在座的同学起码有一大半也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 系主任接着说在电话里问了对方都试过了什么方法，对方回答说是上了各种课、试过不同的教材和软件、请过家教、找了韩裔的女朋友、半年前卖掉了房子把家搬到韩国城去了…… 系主任说：“真是佩服您的这股劲头，但我能告诉您的就是，学习第二语言不存在‘最好’的办法。您自己就是最好的证据！请想一下，周围学习第二语言的人，大概都会有上了不少课、学了不少教材的经历，可是有几个能够找到说那门语言的女朋友，又有几个能够下得了决心卖房子搬家呢？您都做到这样了，还不能到达学习的目标，哪里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呢？” 敏于思考的系主任于是坐在办公室里想这个事，怎么才能最好呢？就是能有一批“动词药”、“名词药”，吃了就灵，那就一定是最好了。他还给了我们一个“专业的告诫”：最好我们能够率先研究出这些药，获得专利，这样就可以一辈子衣食无忧，不然如果别人拿了专利，全世界买得起的人吃了就都学会第二语言了，我们语言教育这个行业的饭碗就要消失了。 这可不是一个孤立的案例，寻求“最好的”外语学习方法是我们领域里最经常被问到的问题。因为专业的权威性和影响力，美国各级政府特别是加州政府，在需要做一些跟教育决策相关的研究和教师培训时，往往会立即想到我们系。一些其他国家的政府和机构也会慕名派员前来交流和接受培训，比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社科院就跟我们有一个联合培训项目，留下了很多与中国学生学英语有关的研究成果。人们到这个专业里最权威的地方来寻求“最佳”的英语教学法，那么“最权威”的答案是什么呢？ 因为要不停地举办这一类的教学法培训课，我们系几乎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第一课和最后一课都采用“什么是最好的第二语言教学法”这个题目，直接就奔着这个最受关注的话题去了。 在培训的第一课亮出这个题目的时候，因为来参加培训的多半都是有教学经验的专业人士，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经历都能提出一个两个好方法，可是同样基于他们的教学实践，学员们又可以对其他同学建议的方法指出局限和不足。这时负责培训的老师就要引导指出，没有所谓的“最佳”方法，每个方法都是有利有弊的，要懂得其中的利弊，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地综合使用。在我们的专业圈子里，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反复被提到。 我的导师委员会的一位主席，当时已经是接近退休年龄的老太太了，主讲了一场培训课，规模比较大，听众有两百多人，其中一名学员指出了一个叫作TPR的方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直译：完全肢体反应法）是最好的第二语言教学方法。TPR是个很特殊的语言教学法，它通过语言指令让学生做各种肢体反应，比如说到“左”就伸左手或是向左转，这时要学习的语言直接和学习者的肢体动作对应，免去了中间媒介语言的使用，学生学习得快，而且参与程度很高。但批评的意见就说这个方法对成年人不好使用，或者班级大了会调动不开。于是主讲教授就开始调动在座的两百多名成人学员，通过“左”、“右”、“一”、“二”这样简单的指令，短短一分钟内就把大家调动到了教室两边的墙边上。当时调动的场面太大，连教学录像都没有能够有效地记录下来。 学员们都是调动过语言课堂的内行，大家事后津津乐道的是教授对课堂的控制能力。实际上，示范对课堂的控制和TPR方法的使用只是次要目的，更重要的是她要去论证怎么看待一个教学法的利弊。TPR的局限在于人类语言的表达能力远远超过肢体的表达能力，不是所有语言内容都能够或都适合由肢体反应来表达的。她问，如果让你们做“痛哭流涕”，是不是两百个人就在这里大哭呢？如果做“若有所思”又怎么办？所以这个方法更适合语言和逻辑能力比较弱的儿童或是初学者，同时还不能指望学生在一节课里从头到尾都在那儿蹦蹦跳跳。最好的使用方法是在课堂里穿插应用，比如一个小时的课上到一半时，就安排五到十五分钟的TPR，活跃气氛、换换脑筋，这样才是一堂组织成功、时间利用率高的教学。 根据培训课时安排完成了针对具体教学法的学习之后，结业前“什么是最好的第二语言教学法”这个题目再次出现，这一次一般是让学员做一个结业的团队项目，若干学员分成一组，准备一个二三十分钟的示范课，同时说明使用的是什么教学法、为什么在这个教学设计中使用这个方法、该方法的利弊各是什么。培训到了这个时候，就是希望学员心里能够有底气，所有曾经有过的教学法各有利弊，绝对不存在所谓的“最佳”方法。一个成功的教师、一个成功的课堂，关键就是对各种方法进行有机理解和综合使用，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地开展教学。 有关第二语言，不论是学还是教，没有所谓的“最佳”方法，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任何一个方法只能适合某一个群体的学习者的某一个学习阶段。像那位搬到韩国城去的律师一样不懈地追求“最好”的方法，可以说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本能行为，无可非议但是需要有正确的引导。可是如果一个教学群体或者一名教师，笃信或是渲染某一种教学方法是“最好”的方法，那他们不是在专业上无知，就是受其他利益所驱动了。更要命的是在中国英语学习的大环境里，任何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宣布自己使用的是“最好”的英语教学法。如果我们到网上去搜索一下，冠以“最好”的外语教学法多如牛毛，还可以变相宣传为“本市最好”、“针对儿童最好”的教学方法，甚至还有的用行政领导的表态来证明自己是“最好”方法的。在这样的复杂环境里，做父母的就需要大致了解一下关于教学法的科学知识，不再轻易地被一个又一个“神奇”的方法所“忽悠”，这样才能确保孩子脚踏实地而又快乐自信地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