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制造——β系数及其他

我正站在有效界线的边缘。在外面漆黑世界的某处，我看见极高的风险与回报之灯在闪闪发光。脚下是诸多判断失误的投资组成的一条银河。有效边界的一侧呈弧形陡然下滑，形状正如同射手座的弓箭。但我却在一个陡峭的地方坚持了下来，双脚深深地踩入冰雪之中。在我身后很远的地方，是无风险投资区域适宜呼吸的清新空气。但我已经选择了戴上氧气面罩往更高处攀爬，我的双脚和肺部都疼痛难忍，但对多元化投资这一信仰的坚定信念和完美地平衡风险与回报的迫切愿望，驱使着我不断前行。 "我们称之为OCRA。这是我最喜欢的蔬菜。"我的幻想被卢巴克刺耳的声音打断了。他是个好人，也是个出色的教授。但对我这样一个对金融一窍不通的人来说，他就是死神。很倒霉的一天来临，他骨头冰凉，披肩上有个补丁。他让我极度渴望案例研究法之外的一些东西。《金融学》里有一些基本的、实用的内容可供学习，而且我需要一堂简单的讲座来帮我理解这些内容。对我们小班里那些读大学时学过《金融学》并且毕业后又在这个领域里工作的人来说，《金融学》（一）的内容都很简单，但对刚刚接触这门课的其他人来说，感觉就好像从爱因斯坦的E=mc2公式开始学习物理，同时还要急火火地弄懂运动的基本规律一样。 每次上课开始后几分钟，卢巴克都会称赞波士顿红袜棒球队，68年以来，他们第一次踏上棒球系列赛冠军的征战之路。对班里至少三分之一的非美国学生来说，这没有任何意义。但对我而言，这比随后讨论数字时更容易明白些。对卢巴克来说，《金融学》理论和曲线一定是像水晶一般闪光，非常纯洁，毫不复杂，极具逻辑性。怎么会有人理解不了呢？有人提问题的时候，他站在教室中间目瞪口呆，非常失望。有几个敢于试着回答问题的同学会举手发言，但是我们的讨论有时候会偏离主题。大家在浓雾中摸索，搜寻能够辨认的东西，比如一个树桩，一块岩石，希望能够判断出我们在有效边界的位置。记点笔记就解决一个问题。哪儿有这种运气。 还不到上午9点30分，而我又听得云里雾里，不知所云了。实际上，从巴特勒木业公司那个案例开始，我就拿不准自己是否明白身在何方。在哈佛商学院已经学习了6周的时间，可卢巴克的课对我而言却有如鸡同鸭讲。其他人听得懂，可我却一塌糊涂。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头灰熊，站在山间的一条小溪旁，看着一群鱼游过。我把爪子伸到水里想抓一条鱼，但却无功而返。我一次次地反复尝试。偶尔，我也能抓住点儿什么东西，比如折现现金流量，但却错过了另外许多内容。 在每堂课的前20分钟，我还知道我们在干什么，我能感觉到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的大致情况。但随着粉笔在黑板上吐出一行行字，我就感觉脚下开始慢慢悬空。尽管在我们没有窗子的教室里绝对感觉不出季节的变换，但时间已经到了10月下旬。由于专注和迷惑，空气十分沉重，还夹杂着一股淡淡的炒鸡蛋的怪味。这种味道每天都有。是由一个刚刚开始实施海伊节食法（Hay diet）-摄入大量蛋白质、避免碳水化合物-的同学带来的。他坐在倒数第二排，正在用一把塑料叉子兴高采烈而又津津有味地吃着早餐，全然没有意识到给其他人带来的令人作呕的影响。 最终，坐在前排的一位苏格兰医生举起了手："对不起，请问OCRA是什么意思？" "它是指风险资产最优组合。" "这么说不是一种蔬菜了。" 卢巴克皱起了眉头："不是，我本该解释一下的。它是指你从多样化投资中获取最大化利益的关键。你的投资多元化程度应该足以把得到这种程度回报的风险降到最低，但却又不至于因为过于多元化而造成得到的真正回报低于你应该获得的。" 上《金融学》课之前，我几乎完全是从回报的角度来考虑投资的。我大体知道，我在先锋基金集团拥有的指数基金，与范围更广泛的美国经济有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如果美国经济态势良好，那我的回报也就很高。反之，我就遭殃。但只要我还大致保持不变，我就可以花很少的投资时间得到我想得到的。我所没有意识到的是，真正的投资者对风险的思考和对收益的思考是一样多的。回报可以用简单的百分比表示，而风险却更加不可捉摸，这也使得风险思考成了只有专家才能涉足的地方。 在最初的几节《金融学》课上，我们一直在锻炼着预测一家公司将来的现金流量。就像任何种类的预测一样，这是一个有根据的猜测过程。你从一家公司历年的年收入入手，然后争取将其前推。如果他们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了5年，那么他们有可能依然会以这种速度增长几年，然后才会放慢速度，跟其他公司发展的速度同步。然而，如果一家公司计划收购一家竞争对手公司，或者向市场投放一种革命性的新产品，那么其年收入将会高得多。关键是为将来一段合理的时期-一般是5到10年-作出合理的假设。下一步就是预测成本，成本是否会与年收入同步增长？如果公司更加高效，成本作为年收入的一部分是有可能降低的。年收入的增长是否需要5年之内追加投资或者新建工厂？税率是会有所调整，还是保持不变？最重要的是要在所有能得到的证据基础上作出合理的推断。那么这就变成了一个把数字输入电子表格的简单问题，就像银行从业人员所说的："即输即用。" 到这个程度，你就有了自己公司的比如说10年的预测收入或亏损情况。但这些价值只适用于将来的运营情况。这些现金现在价值几何呢？我们开始学习时，已经接受了这样的理念：今天的1美元到了1年后价值要超过1美元。如果我今天有1美元，我可以买一张许诺5%年利率的一年期国库券，这样1年后我就有1.05美元。而1年后1美元依然是1美元。如果我1年后想要1美元，那么我可以购买0.952美元的国库券，然后再赚5%的利息，同时可以有0.048美元可以支配。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计算一家公司将来现金流量的现在价值。 就国库券而言，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将来的现金流量按照5%的比例折算回去。一年之后的1美元今天值95.2美分。我们之所以可以这么做，是因为你的交易对手是美国政府，因此国库券是无风险投资。5%的比例就是人们愿意把钱借给政府的比例，而且这一比例通常是最低的借款利率，因为谁也不认为政府会违约。然而对公司来说，投资者为了补偿他们投资的风险，可能会有更高的回报预期。公司业务的风险越高，人们期待的回报率也越高。通用电气公司因为历史悠久、业务组合多元化，所以能够比刚开业运转的公司，比如一家壁纸公司，更能吸引期待较低回报的投资者。估价的下一个步骤就是搞清楚公司的投资者、贷款方和股权持有人期望得到何种回报。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你会将其称为资金的机会成本，也就是你为了这次投资而放弃的另外的最好投资机会带来的回报。如果你是管理方，那么这就是最低回报率，也就是你做任何投资时期望得到的最低回报。如果你是估价一家公司的投资银行家，那么这就是贴现率，你把该公司将来的现金流量中扣除这个数字来看一下公司现在的价值。不管你用什么称谓，那将是同样的数字。计算此数值迫使我们认真考虑风险，向一家又一家的公司咨询：将来现金流量的风险是什么？这会如何影响我对此估价？又会如何影响管理方应该采取的决策？ 我们每个人都有本能的风险意识，都会本能地察觉为了获得某种回报要冒的风险的性质。有人在肯塔基赛马会上花10美元买一匹不大可能获胜的马，虽然获胜的机会微乎其微，但因为比赛带来的激动情绪让他得到了额外的回报。还有人喜欢尝试身上系着蹦极绳从大桥上跳下去。舒适环境中的人们的主要目的一般是维持现状，但极度困境中的人们却倾向于为了博取更大的回报而冒更大的风险。 在一位刚刚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毕业的工商管理硕士的朋友的帮助下，我在伦敦购买第一套公寓时，他给我设计了一张详细的电子表格，给我演示投资公寓而不是股票的机会成本。 我指着他的笔记本电脑屏幕问道："什么是机会成本？" 他给我解释了房产的低流动性以及与其他投资形式转换是多么容易。他告诉我，普通储蓄账户提供低廉回报的部分原因是因为它们流动性太强。如果你把自己的钱存较长时间，你就可以期望得到更高的回报。当然了，其不利之处是如果你需要钱的话，你不能很轻易地拿到。在回报上的不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么解释：长期、不能流动的投资会让你丧失了其他的投资机会。而你可以期望因此得到回报。我耐心地听着，但还是禁不住觉得这一切有些虚幻。从直觉上来说，我还是无法真正理解机会成本的意义。那似乎是说你在生活中作了一些决定，有的起作用了，有的没起作用，但是你把自己的某个决定赋予某个特定的价格这一理念似乎很是异想天开。我告诉他，我需要的就是有个自己能够负担得起的立足之地，没有银行准备贷款10万英镑让我买股票。 他又试着用另一种方式解释。比如说你周六晚上有两个聚会要去参加，可只能选择其一。结果你作出了错误的选择，从而错过了那个原本可能改变你一生的人。那么你不去参加另一个聚会的机会成本就是巨大的。他告诉我，风险并不仅仅是发生某件坏事的可能性，也是某件好事不发生的可能性。明确这种风险并为这种风险估价并不那么容易做到。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绝妙的窗口来观测人们对金融风险的胃口：股票市场。该市场提供数十年的数据，显示在各个领域内的公司的价格是如何变动的，以及彼此之间的相关性。比如，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一家电信公司的表现，还可以看到更广阔范围内整个电信部门的表现。我们可以探索市场的发展轨迹、掌握所有上市股票的整体情况，然后分析各个公司与部门相比之下的业绩表现。比如说，如果股票市场上扬，那么电信业是以同样的幅度上涨呢，还是以更高的比例增长？或者是下跌？有些公司在股市上涨时的上涨速度会优于市场的整体表现，比如奢侈品类的公司。而另一些公司会在股市上涨的时候表现不佳，在市场低迷时却一路飙升，比如收账行业。通过分析所有数据中的各种类型，可以让我们比较清楚地了解人们对风险的把握情况。 通过这种曲折的方式，我发现自己已经直接接触到了关于市场风险的β系数。β系数是一种非常方便的描述股票风险的方法。如果某只股票的β系数是1，那么说明该股票大致与整体市场完全同步。如果股票市场上涨8%，那么该股票也上涨8%。β系数高的股票是指波动幅度超过整体市场的股票。比如说如果股市上涨10%，那么β系数为1.5的股票就要上涨15%。如果市场下跌10%，那么该股票就下跌15%。β系数低的股票没有整体市场那么活跃。如果市场上涨10%，β系数为0.5的股票只会上涨5%。但如果市场下跌10%，该股票也就下跌5%。β系数低的股票风险小些，因此回报也就少些。计算公司的贴现率也就变成了利用该公司的历史资料来计算其β系数的过程。如果该公司不是上市公司的话，你可以利用类似公司的资料，然后再乘以投资整个股票市场的风险值，然后再将公司内股票持有者的风险和债券持有者的风险相结合，就得到了该公司的贴现率。 发现β系数后，同学们就开始在各种场合下加以利用。有人说自己是高β系数的冒险者，有人说自己是低β系数的避险者。在自助餐厅里，面对一个令人犹疑不定的新选择，他们可能会说："那条鲶鱼是高β系数的一道菜。"或者如果他们看到某人像我这样开着一辆令人讨厌的二手丰田车，他们会评价说我的车是一台低β系数轿车。低风险，因此绝对低回报。等我们班的同学去找工作时，工作也被分为低β系数（比如咨询行业）和高β系数（比如自己创业）两种。 问题在于，用这种简单方便的小办法来表示风险与回报被一些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认为不值一提。比如说，沃伦·巴菲特就反对β系数。巴菲特的理由大致如下：假设有一家完美的公司，收益强劲，成本低廉，具有可持续的竞争力，股票市盈率高于同行。然而突然有一天，首席执行官被人发现和一只"小绵羊"在床上胡搞。而且人们发现他一直拿公司的钱供自己和"小绵羊"一起消遣。首席执行官因此名声扫地，公司也成为全国范围内的笑谈。相对于整体市场，公司的股价直线下跌。因为与公司基本业绩无关的原因，公司股票突然看起来像一支高β系数的股票-变幻无常、充满风险。但对巴菲特这样的价值投资者来说，投资于该公司却戏剧性地变得风险很低。股价现在虽然很低，但却很可能重新走高。因为虽然和"绵羊事件"之前相比投资该公司的风险大致相同，但回报率却要高些，所以客户依然青睐这家公司。关键是你应该专注于股票价格与这一价格将来所能带来的现金流量的关系。而股票价格历年来的波动情况，不管是绝对波动还是相对波动，都几乎毫不相干。关注β系数几乎确定无疑地让你丧失了运用a这一衡量股票是否伟大的工具的机会。 a是投资社区中的白鲸：人人觊觎、万分珍贵，虽然遭到疯狂的追逐，但却很少有人猎获。它反映了你对标准的风险与回报衡量手段蔑视的程度。要理解a，你不妨想象一下这样一幅场景：为了很可能得到的一个苹果，你冒了让别人踩到脚的风险。市场上的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你冒了让别人踩到脚的风险，那么你就应该得到一个苹果，而且他们也可以决定自己是否应该冒险。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在市场上冒了同样的风险，但回报却是一个苹果和5美元。那么这5美元就是a，这就是衡量你是否是最精明的投资者的标准。 在考察10家历史回报率为6%的汽车公司后，如果一位投资者能够挑选出在同样的风险条件下回报率将来会达到15%的那家公司，那么这9%就是他的a。如果他能够找到具有同样的风险预测但却能有20%回报的非常规替代性选择，比如铝期货或纪录片，那就更好了。就像β系数一样，a也会经常出现在哈佛商学院的谈话中："马特的a是他的定量分析技巧，而本的a是他在三分线外投篮的能力。"你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得a，但有两种最基本的方式：选择正确的投资并且选择正确的投资组合，较之单独的投资，二者结合在一起就能以较低的风险得到较高的回报。严肃认真的投资者总是坚持分析"风险调整回报"，而不是单纯的投资回报。这是我从《金融学》课上得到的最重要的教训之一。 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会在教室后面组成一个小组来追踪查德这位金融帅哥为了寻找a所做的投资组合。有些天会得到令人兴奋的a，比如短期持有一家生物技术公司股票后的成功卖出。也有些天会是非常沉闷的β系数，仅仅和市场同步涨跌。偶尔地，在雅虎网站的金融栏目上看到投资出现损失后，查德会用自己肥厚的手掌把铅笔"啪"的一声折为两段。 价值投资界的精神领袖本杰明·格雷厄姆（Benjamin Graham）对风险问题另有一套说法。他喜欢有"安全边际"的公司，比如银行存有现金或者有能够控制的一定数量的债务。顾客需要或热爱的优秀产品是另一个好的标志。一般说来，你评判公司和评判人的方式大同小异。他们工作努力吗？他们诚实吗？可爱吗？有创造力吗？有企业家精神吗？他们是否入不敷出？他们已经完全抵押了吗？如果明天他们失业，会出现什么情况？他们会很快找到另一份工作吗？ 每次上课涉及应用数字时，教授似乎总是会说："这是一门艺术，不是科学。"而且他的嗓音里似乎总是带着一丝遗憾。估价公司时，尽管大家倾注了努力和汗水，但总是会出现一些无法衡量的不确定因素。班里的银行业者告诉我们，他们经常会给客户公司提出附有详细电子表格的建议，其实自己很清楚建议都毫无意义。表面看来，这些建议似乎是他们能力与智慧的结晶，但实际上的意义却微乎其微。这些策划方案不过是一些劳累过度的分析师在20岁出头时用老掉牙的估价手段拼凑而成的，目的是让银行看到他们的工作成果。资金成本一般是10%，必要的话再略微作些调整。在很多情况下，银行从业者把给一家公司做的策划方案拿来稍作调整就给另一家公司用了。对我来说，那似乎甚至连"艺术"也算不上，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我曾经就此问题询问安妮特。自从她气冲冲地干涉我们关于上课时去洗手间问题的讨论后，我就一直很欣赏她。她在芝加哥长大，就读哈佛商学院前在华尔街的一家大型投资银行工作过5年。她上课不经常发言，但却在小班里很有影响。她致力于哈佛商学院的美国黑人社区和鼓励更多的美国黑人申请就读哈佛商学院方面的工作。从事银行业之前，她曾经是个出色的大学运动员和舞者。她承认，从上大学到在华尔街工作再到就读哈佛商学院至今，她的生命历程一直是模仿自己崇拜的那些美国黑人女性。但是她感觉用不了多久，她必须寻找自己的道路的时刻就会来到。她告诉我，干涉上课时去洗手间问题的讨论是因为她感觉那是对她作为成年人的侮辱。她似乎对事情恰当与否看得很认真。"关于这些不正确的估价，你不要激动。"在卢巴克的一节课后，她告诉我，"他们没有声明这些是准确无误的。这些是谈判工具。如果你在银行工作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些技巧和模型都是为银行从业者和其客户的政治需要服务的，如果银行业者提出一项估价方案，而客户却问，你们不能调得再高点儿或再低点儿吗？然后银行业者就会再次研究其模型，将数值调节成客户需要的那样。方案看上去越复杂，可以玩的猫腻就越多。你千万不要错误地以为他们做的工作都是很客观、很科学的。其实最重要的是提出设想，然后不管对金融学有多少了解，任何人都可以参与讨论。主要问题就是理解所讨论的业务。" 因此，在有关金融的混沌领域里，唯一必要的工具不是计算机或者能够理清风险复杂程度的一套公式，而是通过经验磨炼出的老套的判断能力。实际上，经验确实是唯一值得信任的标准，尽管看起来似乎很落后。别的都是闲散的数学大脑们的产品。我得出这个结论后，马上发现这么多周以来费尽心血，有时只是为构建一个最简单的金融模型，这一切都没有白费。这些努力让我理解各个部分是如何协调在一起的。我开始明白金融学的整体结构和各个组成部分了，而此前我只看到其肤浅的表面。我回忆起米希尔·德赛在《分析论》课上讲过，如果我们不能把金融学解释给母亲听，那么我们自己就还没有彻底弄清楚其内容。在这个问题上我就只欠给母亲打个电话了。 让我极为欣慰的是，我在会计学方面的学习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转变过程，从开始的数字计算转变为后来的哲学思考。我可以更轻松地摆弄数字了，尽管我还是多次惊讶地发现在这一方面其他人是多么遥遥领先。 在学习小组讨论的时候，艾伦安慰我说："数字游戏是咨询人员整天玩的游戏。他们从少量数据中得出各种重要结论。你要知道，他们拿到一家药店的阿司匹林销售量和从这个药店买药的人的数字，然后再算出这个数字占该区域人口总数的百分比，然后把这个百分比应用到美国全部人口数，最后通过计算这家药店的总销量，他们也就比较接近地估算出了阿司匹林在美国的销售量。这像个派对特技，乍一听很棒，可很快就不新鲜了。" 在分析关于一家医疗器材公司通过电视广告销售产品的一个《财务报告与控制》案例时，老师要求我们确定他们的电视广告是资产还是费用支出。他们的广告并非老式的商业广告，而是直销广告-那种深夜时分在电视上滚动播出、带有可以免费拨打购买产品的电话号码的广告。每个广告的电话号码是不同的，所以公司就能很确切地知道每个广告带来了多少收入。这不像更常见的电视广告，那些广告你永远不会真正了解到有谁看到、受众对你的产品是否有反应。就后者而言，因为广告的效益是不确定的，你会把它当做费用开支。而就前者而言，广告带来的收入是可知的，因此你可以将其视做资产，随着时间而折旧贬值。 由此引发了关于资产性质的一次讨论。最后我们确定，资产是一种能够带来可以衡量的可靠现金收益的经济资源。那么什么是开支呢？那更像把自己的钱扔掉却还希望能够再收回来。会计师称为资产的任何东西本身都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甚至是一家化工厂也有可能倒闭，或者其化工产品不再有人使用。但是资产存在的不确定性越多，它就越像开支。现代会计的创始人，15世纪威尼斯的僧侣卢卡·帕乔利（Luca Pacioli），也是第一个描述纸牌戏法的人。而且我也发现，会计工作比想象的更让人印象深刻。有些精确的账目可能符合所有会计标准，却没有任何意义。也有些账目不符合任何规范，但却似乎能够反映公司的真实情况。这就像摄影棚拍摄的没有抓住被拍者性格特点的正装照片和浓墨重彩、寥寥几笔刻画出一个人的肖像画二者之间的区别。正如艾迪反复强调的，我们追求的是经济真相，而以适当的方式记录并解读的账目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真相。账目本身并非真相。 有一次在教堂听布道时，牧师对大家说，如果你想要了解一个人，从他的银行和信用卡账单上就可以得到多数你需要了解的情况。从他花钱时优先考虑的内容，你可以看出他在生活中优先考虑什么。公司的情况同样如此。从那些数字中，你可以发现人的特点，比如性格、韧性、想象力等等。然后你就可以运用老式中学年鉴标签上的套话来加以描述，比如，很有可能……破产；获得稳定的收益；使我成为亿万富翁。 在一个案例中，我们分析了微软公司的财务报表策略。微软公司何以账面上有这么多现金这一问题经常让投资者百思不得其解。投资者一般喜欢看到现金要么投资于公司业务的改善，要么作为红利回馈股东。而看到这些现金数字的会计师、金融家和公司战略家对此的解释则言人人殊。有人说软件业竞争激烈，微软需要用现金缓冲，以便度过困难时期。也有人说这是微软公司的典型花招，他们坚持为公司的商业前景蒙上一层凄惨的氛围，以便把人们的盈利预期降到最低，从而可以一个季度又一个季度地让华尔街的预测落空，让公司的股价走出稳定抬升的曲线。但是比尔·盖茨在华盛顿大学与朋友沃伦·巴菲特座谈时给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解释："对我来说很可怕的事情是，当我开始雇用自己的朋友时，他们期望得到薪酬。而另一方面我们不断有客户破产，而且是我指望会坚持过来的客户。所以我很快就想出了这种保守程度让人难以置信的做法：我要把足够的钱放入银行，即便是我们没有任何收入，也足以支付工人一年的工资。长期以来我一直是这么做的。" 我知道有很多人把比尔·盖茨看做魔鬼。他们宁愿相信，盖茨的所作所为都是他倒挂在太平洋附近别墅潮乎乎的地窖里时想出来的一些伎俩残忍的主意。但当他说自己只是想有足够的钱支付朋友的薪酬时，我相信了他说的话。想象一下开办一家公司、让所有的朋友都辞工来跟你合作、结果你却不能支付他们的薪水时的情况吧。这是一种背叛。微软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现金的数字并不是会计花招，而是盖茨最初创业时心态的直接反映。无论出现什么情况，只要他这家不起眼的小软件公司能有机会生存下去，他是不会辜负自己的朋友的。如果这种做法昔日可行，那么在公司增长到价值几十亿美元时为什么要取消呢？对那些依靠他来养家糊口的人来说，不管出现什么情况他都会给他们支付工资，这一点难道不值得铭记吗？我开始思考，或许会计师事务所在雇用会计师的同时还应该雇用心理分析师。会计师可以处理数字，而心理分析师可以用数字作为指标来解释一般情况下的人类行为。 一天，艾迪带给我们一篇报纸上刊登的文章，文中报道了一家航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对自己以很特殊的方式为公司飞机做账目的解释："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照章办事。"艾迪气急败坏地把报纸扔在了桌子上，"如果我听到你们中的任何一个说出这样愚蠢的话来，我发誓我会亲自去你家，用拳头好好地修理一下你的脑袋。"规则是公司管理和技术进步两方面乱糟糟变化的副产品。律师、游说者、政客和公司都在争夺利益。规则有时候有意义，有时候却没有意义。但经济真相是保持不变的。如果会计停止反映真实情况，而且本身成为某种游戏，那就没有意义了，甚至可能很危险。 在此情况下，让我们再看到某些公司在会计业务方面含含糊糊的各种花招就很令人丧气了。比如有一种"盈余游戏"。据称华尔街喜欢那种在每个季度取得稳定增长的公司。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首席财务官会千方百计地一边拖延报告损失，一边把还尚未获得的利润登记入账，把全年的支出累积起来以便明年隐匿利润。这种做法可能会带来光滑的曲线，但是除了产生美感，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呢？难道投资者就不能接受公司业绩可能有些年份好有些年份差吗？曲线平滑有什么好处？在丛林般混乱的商界发现如此完美有序的增长曲线，难道就没有一点儿情况不详或值得怀疑的迹象？对我来说，一家业绩天衣无缝般呈现上扬趋势的公司就像一个人从不皱眉、从不眨眼般难以置信。 从研究公司向外界公开的账目，我们又转移到研究公司可以用来了解自身业务情况的内部账目，这也是《财务报告与控制》课"控制"部分的内容。内部账目不太像是自画像，倒更像是远洋邮轮的控制室。一整面墙上覆盖着各种仪表盘和计量器，告诉你现在速度是多少，还剩多少燃料。每天都会有一系列表格，详细地告诉你乘客消费了多少龙虾色拉，在赌场和温泉疗养池的花销，不去专门商店购物而在房间里看电影的时间有多久。或许你也需要知道员工工作有多努力：厨师们饭菜做得是否够快？侍者的服务是否令人满意？私人教练是终日站在淋浴旁呢，还是真的在指导训练？在所有人唯一希望的就是吃喝享乐的情况下，船上值得配备一个奢华的健身房吗？或许你可以放弃健身房，用这个空间再开一家餐馆。谁消费更多，年轻的家庭还是退休人员？有没有人从收银机里偷钱？你的这艘船，或者说你的公司，是一个庞大的有机体，你要一直关注它的健康，并且希望它更加茁壮。 在某个特定时刻，监控每个细小环节进展情况的成本，会超过某些方面改善带来的收益。而努力去找到这个特定时刻，就是要考虑的另一件讨厌的事情了。但是这还是值得做的。我们分析了一家类似7-11便利店那样的杂货店。查德在追踪他的投资组合的进展情况时也休息了一下，用一个尖锐的问题总结了自己面临的挑战："如果一只死耗子出现在地板上，需要等多久才会在公司的财务指标里面体现出来？" 哈佛商学院的会计学教授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Kaplan）接受了解决如何全盘监控公司这一问题的挑战，最后他发明了平衡计分卡这种解决方法，该方法此后一直被成百上千的大小公司采用。它把财务指标与客户反馈、劳资双方行为评估、学习成长机会等融为一体。如果计算准确的话，从平衡记分卡就可以判断公司的情况-包括方方面面的内容。它会像一个值得信赖的优秀经理那样告诉你一切。如果计算不准确，那么就是浪费很多钱去制造许多无用的数字。 在某些课上，从教室里嗡嗡的讨论声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案例会让大家终生铭记。在一节《领导力与组织行为》课上，我们讨论的这样一个案例涉及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担任eBay公司首席执行官时的工作。这个案例描述了惠特曼的成长历程。她曾在宝洁公司工作，在哈佛商学院求学，在贝恩咨询公司（Bain）、迪士尼、新泰莱童鞋公司（Stride Rite）、观潮网等公司任职，最后在1998年，她去了网上拍卖公司eBay公司，从此成为亿万富翁和商界名流。在课上，我们看了2001年网络行业崩溃之后不久惠特曼在哈佛商学院演讲的一个录像。她让我想起了凯瑟琳·赫本，身量高挑，有点儿洋洋自得，但行事果断又让人愉快，好像随时都会吹声口哨、喊一声，"来吧，伙计们！"就让大家到冰冷的湖里去游泳或围着一架钢琴唱歌。她谈到了即使在所谓的新兴行业也要坚持经典管理原则的重要性。她指出，以资产和投资为基础的回报，绝不会过时。对成本、客户、竞争对手等因素的基础分析仍然有效。经验的增长会提升直觉，而直觉是非常宝贵的。她指出，迪士尼公司是一家值得为之奋斗的优秀公司，而这一切直到她在一家糟糕的公司中任职时才充分体会到。绝对不要轻视公司文化和使命感。为某项使命奋斗的感觉会让员工更有积极性。 但只是在惠特曼谈到职业建议这个话题时，我才发现教室里每个人都精神振奋，准备倾听"秘诀"。她首先说："你绝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好，但你可能也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差。"接着她详细解释了自己的9点人生哲学。第一，要做喜欢做的工作，因为如果不喜欢你就不太可能做好。第二，不管做什么一定要有结果。第三，理清得到的各种教训。她说从哈佛商学院毕业以来，她经历了1.5次成功、1.5次失败，还有1次极为精彩的本垒打。第四，要有耐心，多跟优秀的人共处，多做好的事情。第五，要组建团队并分享荣誉。第六，要让大家喜欢跟你共事。第七，不知道或不理解的事情，要请教他人。第八，不要太拿自己当回事。第九，任何时候都不要牺牲自己诚实正直的品质。 她说很久以前自己就已经不再追求要在生活中处处完美：完美的妻子、母亲、女主人和完美的首席执行官。根本没有平衡，没有灵活变通，只有一系列无休止的关于什么适合自己的选择。在每一天、每个周末，甚至是生命中的每时每刻，她都会问自己，此时此刻对她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请记住这一点，这一点也不是我的强项。"她说道，"你很可能不会回顾过去，慨叹自己工作不够努力……但到最后你的家人和朋友才是最重要的。考虑下一步要做什么的时候，你务必记住这一点。"听她演讲的过程中，我心里想，不知道她是否后悔自己作出的选择。她会放弃商业上的成功来补偿个人生活方面的损失吗？我想象着她如果更加直言不讳时可能会说的话："你们要知道，说句实在话，所有的钱，所有的赞誉，我都可以放弃，只要我能回到过去那些年。那时候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而不是跟家人朋友聚在一起。实际上，为了换回那些岁月，我愿意放弃我的全部财产。"那又怎样？教室里的每个人几乎都在思索将来每周工作90个小时、牺牲个人换取事业成功的那种生活。惠特曼是否本可以讲出更多可能改变他们主意的话语呢？ 2004年总统选举的前一天，我跟我们小班里的一个女同学聊天，我以为她会关注大选结果。她曾经获得过政治学的学位，为一位参议员工作过，最后又在投资银行和私募基金行业工作了4年。她会关注即将产生的结果吗？"不，"她明确地告诉我，"我已经不再考虑政治和选举问题了。我不能改变它们，它们对我也没有直接影响。这些事情不值得我花时间。"学生报纸的一次公共投票显示，在哈佛商学院的美国学生中，8.3%的人认为他们"对政治漠不关心"（我觉得在一个以领导力为核心的研究生院里，这是个不低的比例），49.4%的学生声称支持民主党（其中15.4%为强硬派，35%是温和派），34.8%的同学支持共和党（其中9.5%是强硬派，25.3%为温和派），还有7.5%支持其他党派。竞选结束一周后，学生报纸《The Harbus》很不情愿地报道了结果："哈佛商学院校友在紧张的连任竞选中胜出。乔治·W·布什-或许是哈佛商学院最著名的毕业生（哈佛商学院75届毕业生）-经过艰苦努力，在本月早些时候战胜了民主党挑战者约翰·F·克里。" 《技术与运营管理》课的前一半课程数据任务很重。我们学会了计算复杂的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周期和产出率，研究了加工车间和流水线的益处。最让我们头疼的是国家越橘公司（National Cranberry Corporation）。从越橘入厂到分级、清洗、包装，每一过程都需要计算产出率。谢天谢地，期中考试结束后，我们上了一节关于丰田公司生产系统的课，大家头脑才清醒过来。在发展初期，丰田公司就设立了以尽可能高效的方式生产一系列可以让普通民众买得起的汽车这一目标。丰田公司生产系统的设计目的就是消灭各种形式的浪费，不管是生产过剩、员工失误还是零部件库存过多。这其中的一个方面就是即时生产：需要之时立刻生产，不做任何无用工作。另一种方式称为"自动化"：让任何问题都立刻暴露无遗，并马上停产解决。任何与正确的生产流程要求不一致的地方-包括员工的失误-都被认为是浪费。 为了实行"自动化"，丰田公司必须清除员工在叫停生产过程时产生的耻辱感。在每条生产线的操作台上，都安装上一个开关，公司鼓励工人一旦发现问题就按开关，随后灯光闪起，大音量的音乐声发出提示，生产线组长就会立即跑来。判断出问题之后，组长会带领自己的小组问5个为什么，目的是追根究底发现问题的根源。如果只问一个为什么，你只会发现该问题的直接原因。如果再多问4个为什么，你就会找到问题的根源。公司鼓励员工不要把任何过程视为金科玉律，改动不得，而是要不断追求改进。这被称为"改善"。泽伊内普告诉我们，这就是过程的力量。丰田公司之所以如此成功，就是因为他们认为公司之事无小事。这家公司在不断地追求进步，哪怕是操作过程中最微小的细节也要做到尽善尽美，并让每个员工参与其中。这些体会来源于世界各地的生产厂商和车间，比单纯的一门《组织行为学》课程要让我们产生更多的共鸣。我有一部丰田车，已经开了10年，但是运转依然良好。"改善"确实有效。那天晚上，我看见布跑到街道对面的杂货店买晚餐。"PDB①，"他挥舞着一只手大声喊道，"我再也不会大量买东西了。以后都是即时购买。改善，改善。我喜欢！" 在感恩节休假的前不久，商学院为所有的小班和教授们组织了感恩节宴会。我去晚了，在卢巴克身边找了个位子。我们的谈话避开了《金融学》，而是谈到了他作为必修课课程主任的身份。他告诉我，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改革这个教育过程。他希望学生对学业落后的恐惧少些，不要时刻感觉是在被迫遵守规则。他说已婚学生比未婚学生在学校里要好过一些。"可能他们在努力学习方面准备得更充分。"他担心年轻些的学生出去喝酒太多。"最近我们与金·克拉克一起在一个小班吃午饭时，他站在那里作关于学习经历、为人谦逊和商学院使命的报告。我抬头看了看，在他身后的黑板上有人用很大的字写着'快乐时光晚上9点'，那是个周三。"卢巴克告诉我，为了更好地了解并改善学生的学习经历，商学院已经启动了一项纵向调查：选择了大约50名学生，每隔两个星期，让他们花两小时描述一下自己在学校的生活。在校两年间他们一直要这么做，毕业后依然如此，但不这么频繁。不管我有时候对学校多么绝望，但校方如此重视其方法和目标却让我感觉无可指责。 在《领导力与组织行为》课上讨论小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想》的演说时，发生了一件怪事。在我们读了这篇演讲词、看了金站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演讲的录像之后，波多尼让大家发表评论。有什么可说的呢？把关于办公室政治和公司领导力的那些见解用到金身上，跨度似乎太大。教室里沉寂了好久。救星最后居然来自一个出人意料的位置-前排右侧。那里坐着本尼。他是非洲一大笔石油行业财产的继承人。到现在为止，只要不被点到名，他始终保持沉默。大部分上课时间他都躲在一个棒球帽的帽檐下补前一天晚上的觉。但是在这个敏感的时刻，他打破了教室里的沉寂。 "我在想，列举事实时，金或许应该多用一些数字。"依然没人举手。 "本尼，你想到哪种数字了？"波多尼说道，尽量忍着不笑。 "你知道的，表示美国黑人痛苦程度的数字，比如私刑杀人的数量。" "金的演讲有待改善，应该运用更多数字，少些修辞手段，还有其他人这么认为吗？"波多尼问道。安妮特在后排首先笑了起来，不久整个教室就充满了笑声。 那个学期晚些时候，波多尼发给我们一份1976级6名同学的概况，那是他们毕业10周年和20周年聚会时写的。每次5年一度的聚会前，每个班的成员都要求写几段话说一下从哈佛商学院毕业以来的生活情况。这些文字会汇编成一本书，并且只在本班成员中分发。在这6个人中，有一个把全部精力献给了饭店事业，结果女儿哭着在街上追他，因为那时他已连续工作了42天；还有一个女人与丈夫离了婚，而且很少去看她那有基因缺陷的女儿；还有一个把自己描述为"有独立见解的企业家"，不知疲倦地在美国各地开办很多公司，并避免了"几次即将到来的婚姻"，一直保持单身状态。到现在为止，最心满意足的是一个毕业后就去华尔街而且一直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的人，他在纽约有自己的家，在康涅狄格州有一套乡村别墅，私人生活以家庭和社区为中心。他认为自己的主要职业目标是"度过每一天"，他对称心如意的工作环境的定义是"有意思、能赚钱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的将来：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既有工作压力，也有家庭问题。在赚钱和随心所欲之间作着无休止的斗争。 波多尼让我们明白：哈佛商学院从来不会盛宴款待那些走上社会、让世界运作起来的人和那些在生活中获得幸福，兼顾家庭、工作和友谊的人。被请到伯登礼堂来给900名同学作报告的，是那些管理大公司或者赚了大钱的人，是那些告诉我们"必须在生活中找到平衡"的人，而他们自己却经常承认找不到平衡，就像梅格·惠特曼一样。 我们小班的摩门教徒中有一位25岁左右、有3个孩子的男同学。他很激动地讲起了按照哈佛商学院模式成功的压力："为什么到现在才让我们了解这个从事银行业又爱上这一行的家伙？我们从没听到哪位哈佛商学院的毕业生说过：'我干这一行不是因为钱。我会在家乡开家小公司，每天下午5点下班和孩子待在一起，一年休4周的假。'"我同意他的意见。我们虽然会拍拍他们的肩膀说"不错"，但却认为他们的成功无足轻重，不像极度活跃的怪人杰克·韦尔奇取得的成功那么让人艳羡。波多尼告诉我们，为了有一种安静而又能够如意的生活，我们可以减低期望值，只要一小部分人感激羡慕我们。对很多人来说，尤其是对哈佛的工商管理硕士来说，他们一生的时间都是在赢得掌声、夺得冠军中度过的，所做的一切-不管是计算、社会服务，还是体育-都被人褒扬，因此谨慎私密、称心如意的个人生活与公众瞩目的巨大成功等同这种想法几乎是不可理解的。 曾经在银行业工作过的西非人锡德里克说，或者有些东西可能根本就没法估价。"我觉得工商管理硕士们做这些比较困难。"他说，"我们那么热衷于估算价值或者用数字看问题，结果要是有东西不能估价，我们就干脆不予理会。如果一边是与孩子保持健康的关系，另一边是十分明确的价值，比方说，100万美元的红利，那么你如何比较呢？"对那些在金融市场追逐100万美元红利的人来说，"无价"的概念并不是指"没有价格，所以是世界上最珍贵的"，而是指"不可能估价，所以当另一个选择非常明确时，就不值得争论"。 在这节课最后的15分钟里，波多尼要求我们想象一下会为哈佛商学院毕业10周年纪念册提交什么样的描述，然后写下来。我写道：我住在纽约郊外的一栋舒适的房子里，在花园里的办公室上班。我和玛格丽特依然是恩爱夫妻，孩子们在一个健康、安静的环境中成长。我拥有一些媒体资产，还有一小批志同道合、热情洋溢的员工。我自己安排时间表，想休假就休假，并且热爱自己的工作。实际上，我的工作和生活界限并不明显。波多尼让我们把写的东西跟坐在旁边的人交换一下，然后叫一个日本姑娘读她手里的那份。那是一个华裔美国人写的，就读商学院之前他曾是一名管理咨询人员。"我依然在奋斗。"他是这么开始的，"我的工作任务远远超过我所愿意承担的，经常一周工作90个小时，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妻子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我很享受所做的工作，但却无法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恰当的平衡。我们有一套体面的房子，也有体面的收入，但是我们还计划将来什么时间要孩子，不过现在对如何安排这件事却一筹莫展。我俩必须有一个人退一步，但我们不知道谁该让一步。承担移民家庭的期望是个负担，但我也为此感到自豪。" 每门课结束的时候，每个教授都会给大家作一个简短的报告。艾迪·里德尔教授给我们展示了一张幻灯片，上面写道："我为什么这样做。我开这门课程的目的是基于这样一种想法：你们这个集体将来会作出一些影响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资源的流动、影响无数个体生活的决策，而在某种程度上，那些决策的质量可以因为你们在这门课上学到的东西得到改善。"教室后排马上就有人提出异议，"你不该用'数十亿'这个说法。"那人说道。里德尔看上去有点儿难堪。"应该说'万亿'。""你说得对。"里德尔回答说。"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们支配的资金数额让人感觉很荒谬。"波多尼把"serendipity"（偶然的发现）一词写到了黑板上。他说道，你以期望得到甲事物开始，结果得到了乙事物。他讲到自己为了到哈佛教书、为了和我们A小班共度过去的4个月，他的职业生涯中经历的波折。他告诉我们，他觉得为我们上课很有意义，很有成就感。 斯腾伯格给我们讲了他父亲的故事。他父亲大腹便便，在垒球场上经常被人轻视。轮到他击球时，敌队总是把外野手召回来，而他就会把球高高地击过他们头顶，然后笑嘻嘻地跑完4垒。斯腾伯格从施乐公司辞职回到学术界时，很多朋友不理解他的选择，但他却说在教学中找到了其他领域没有的快乐。 泽伊内普说她年龄太小，没有什么大智慧传授给大家，所以就不作报告了，而是给我们另一个案例让大家阅读。那是哈佛商学院一位名叫贾伊·耶库马尔（Jai Jaikumar）的教授的故事。耶库马尔是印度人，酷爱在喜马拉雅山登山。当年在印度读大学时，他在一次登山过程中发生了一次可怕的意外坠落，在布满岩石、树木和冰雪的山崖上翻滚了数千英尺。他受了重伤，登山伙伴也遭遇不幸。忍着剧痛步行了24个小时后，他意外地在一片空地上发现了一间小屋。一位牧羊女把他搀扶进去，给他吃的，为他包扎伤口。然后这位牧羊女背着他走了3天，把他送到了最近的村庄，从那里他骑着驴子又走了两天才到了最近的医院。身体康复后，他重拾学业，并由此来到美国，最后又来到哈佛大学任教，专门研究制造科学。但他一直没有忘记那位牧羊女，经济条件允许后，他在牧羊女所在的村庄建了一所学校，并且为教师的薪水和各种补给筹集资金。他总是鼓励学生们要享受生活、赞美生活，而不是郁郁寡欢。他对学生讲，成功是好运气的结果，而成功也给你带来了对他人的责任。后来在他53岁那年在厄瓜多尔登山时不幸遇难。 在这些"最后一课"和期末考试之间的某一天，我与路易斯一起吃了午饭。他是个具有一半法国、一半阿根廷血统的企业家，也是哈佛商学院足球队的前锋，还是我们小班大龄组的一员。对许多非美国籍学生来说，他是一位夸夸其谈之徒。你会看到他在校园里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德语喋喋不休，或是领着一帮拉美学生去波士顿泡酒吧。就读哈佛商学院前，他在马德里做咨询工作，然后与别人合伙开了一家网上购物公司。20世纪90年代末，他在欧洲各地设立了办事处，后来2001年互联网经济泡沫崩溃时又被迫将这些办事处全部关闭。我经常感到奇怪：商场经验像他这么丰富的人为什么还要来哈佛商学院呢？ "我已经经历了开公司的整个过程，但我感觉需要重新从基础学起。"他告诉我，话说得很快，也很有激情，"我是通过血与火的考验学习的。在咨询业，最初我学了很多，然后就开始一遍遍地重复。开始时有点儿疯狂，我学习的曲线呈现陡峭攀升的态势，但是我感觉有很多东西需要静下心来认真学习。" 决定到商学院学习后，他就想一定要去一家顶尖的商学院，因为商学院的关系网对他来说至关重要。他的姐夫曾经到过哈佛商学院并且很喜欢这所学校。在接受一位"头发上喷着发胶的典型西班牙投资银行家"面试时，他以为自己表现很糟糕，结果却喜出望外，他被录取了。到达学校后，他惊奇地发现：同学来自世界各地，而且看起来都很年轻。"有很多年轻人，他们在分析和技术方面非常敏锐，但是我能判断人们具有的技巧，而且班里同学几乎没有什么经验这一点也让我感到吃惊。大家说起话来好像很有经验，但坐在教室里我经常在想，'实际上，你说的办法根本不会奏效。'"这类情况在《领导力与组织行为》课上出现的频率最高。"同学们经常说，把那个家伙炒了。但如果你从来没有炒过某人，你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情况，你也想象不出来。我们应该专门有这么一门课-招聘和解雇。我们都接受过'迈尔-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测试，但没人教我们如何在招聘时利用这种测试手段。我觉得这门课缺少一些非常实用的东西。" 我还碰到了薇拉。她是位中国人，和丈夫一起移民来到美国，曾经在硅谷一家大型技术公司工作。本学期鲍勃组织了一个"小班学伴"系统，规定每一个人都要监督一个同学的课堂发言，并反馈其表现情况。薇拉就是我的学伴。她英语说得很棒，但也带有很重的口音，却又不得不强迫自己在班里发言，这也让她很恼火。"我讨厌关系网络、人际交往、在别人面前喋喋不休地唠叨这些烦心事，"她说道，"可这恰恰是我们被训练要做的事情。这不是中国移民心目中的商业。我们认为商业是跟绝妙的主意和努力工作有关的。"对她来说，成绩的50%取决于上课时的发言情况这一点让她很难接受，这不仅仅是因为她认为公开发表观点很不自在，也是因为她觉得听到的内容大多都很平庸。因此她已经决定上课时按照自己的套路表现，不管其他任何问题。 这学期结束时，我们学过的5门课程全部都要笔试。考试以开卷的方式进行，但我还是花了好几天时间复习每门课程的笔记，尽量把它们浓缩成几张纸，这样我就能更有效率地答题。教授告诉我们，此前只要按时上课、预习案例，那么考试内容不会出乎大家的意料，就是迄今为止我们学过的一些概念的回顾。当然，考试考得好并不能证明你擅长商业运作，只是证明你善于在商学院学习。 考试时我们被分到两个教室，因此每个人就有两张桌子的空间。有的学生戴上耳机来遮蔽噪音。还有的带着口香糖和糖果，好像要去远足一样。有的来的时候双眼呆滞迷离、满脸汗水，好像刚刚通宵学习过。我们都把笔记本电脑插好电源，等监考人宣布考试开始。最让我担心的是《金融学》，但当我翻看试题时，我忽然感觉非常冷静。我开始按部就班地解答问题。 一家电影院的老板想弄明白是否该购进新的数码投影设备。值得吗？我预计了一下自由现金流量，计算了资金成本，计算了一下当前的投资价值。据此我提出了一个建议。最后在4个半小时的努力之后，我打印出自己的表格，写上名字交给了老师。我感觉非常满意。考《财务报告与控制》、《技术与运营管理》、《市场营销学》和《领导力与组织行为》的时候，我仍然有这种成就感。付出了这么多努力，我感觉自己终于可以讲这种新的语言了。尽管我还远没达到熟练的程度，但至少也已经可以交流了。我的成绩比第一次上《分析论》课那天晚上想象的要好：《技术与运营管理》和《领导力与组织行为》都是1分，《金融学》（一）、《市场营销学》和《财务报告与控制》都是2分。我明白，就学业而言，至少我还能承受得住。 考试结束后，我才意识到在这最初的5个月里我学了多少商学知识，对自己又有了多少新的了解。没有职业身份的那种感觉很奇怪。我已经习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记者，改掉这一习惯比我想象的要困难得多。在教室里总是跻身大龄成员组的那种感觉也很古怪。人们说哈佛商学院都是关于关系网络时，我曾经很担忧，因为自己为社交花费的时间很少。可是我已经熟悉了小班的同学，吃午饭或喝咖啡时也结识了一些人，而不是站在房间里看有人把嘴唇冻到冰槽上。总体而言，这一切也让我的交往范围超过了以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