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史[试读]
序
复旦大学教授 骆玉明 序 在老一辈学术名家中，钱穆先生以学问淹博、著述宏富著称。不过，他对古代文学这一块说得不多。《钱宾四先生全集》凡五十四册，谈中国古今文学的文章都收在第四十五册《中国文学论丛》中，占全集的比例甚小。这些文章论题相当分散，一般篇幅也不大，只有《中国文学史概观》一篇，略为完整而系统。因此，如今有叶龙先生将钱穆先生1955至1956年间在香港新亚书院讲“中国文学史”的课堂笔录整理成书，公之于众，实是一件可以庆幸的事情。钱先生是大学者，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他的学术的一个以前我们知之不多的方面；而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来说，更能够得到许多有益的启迪。 从前老先生上课... 查看全部[ 序 ]
第十八篇 《文章的体类》
东汉末年时，人心所感觉的预兆，是政治要荒颓了，而此一时期的文学却亲切而流露出真情。即使是曹操，虽当时已是政界领导，但其作品仍不失为普通平民之私己谈吐。如其《短 歌行》之“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其所表现的十足是一首普罗大众的平民诗。与《诗经》《离骚》及汉赋明显有所不同。操子丕、植继承父风，从此树立了文学独立，与政治脱离了关系。 当时曹操已受汉帝之封为魏王，封地并赐九锡，照老例，他所写的《述志令》应该庄严端重，曹操却写得轻松而有亲切感，正如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一般。按照当时外交辞令，应合乎当时政治文体，是要下令的，但他只是“述志”，只谈些从年轻时期起的生活琐事，不成... 查看全部[ 第十八篇 《文章的体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