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学北京[试读]
序
方广锠 1991年4月，应吴芳思（Frances Wood）博士的邀请，我到英国图书馆从事半年的敦煌遗书编目工作。从那时起，我本人、或携内子、或组织工作团队先后七次赴英从事敦煌遗书的编目，每次都得到吴芳思无微不至的关照。她不仅在工作上为我们大开绿灯，在生活上也处处为我们着想。由于她及英国图书馆其他人士的大力支持，我们终于克服重重困难，于2009年完成了英国图书馆藏汉文敦煌遗书的著录。有关情况，将来会在《寻访敦煌遗书》一书中再作介绍。 作为英国图书馆中国组的负责人，吴芳思每年要接待很多中国学者。据我所知，她对所有来访的中国学者都满腔热情地接待，尽力满足不同人的各种要求，尽... 查看全部[ 序 ]
《留学北京》的作者与背景
1975年，由于英国文化委员会的一个交流项目，十名中国学生赴英学习，而我和另外八名英国学生到北京学习了一年。赴英的中国学生都知道他们要干什么：学习英语以便继续进行“文化大革命”。可是我们却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 从1966年开始，中国就被受到“炮打司令部”鼓舞的红卫兵闹得天翻地覆。大学教授、外科医生、艺术家、画家、小说家、电影导演等纷纷受到批判，被说成是追求资产阶级东西的人，他们的思想被说成是与封建的或腐朽的西方思想一脉相承。 到了1975年，大街上已经没有什么暴力冲突。我们发现由工人、农民和党员组成的革命委员会在管理北京大学。这个革命委员会认为我们不需要学太多的东西，以免变成脱离群众的专家... 查看全部[ 《留学北京》的作者与背景 ]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
1968年至1971年，我在剑桥大学学习中文。当时的中国处于“闭关锁国”状态。它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之中。“文革”中的暴力事件遍布全国，但仅有的一些证据只是《人民日报》上的野蛮激烈言词，以及中国外交官在伦敦波特兰地街的中国大使馆前手持资本主义球棒威胁警察的情景。在当时，学习中文就好比是学习一门“死”语言，因为似乎没有到中国使用的可能。大概我们能去的最近的地方就是台湾岛了，于是，所有的语言学习就转向台湾人使用的中文——而其中有许多礼貌用语已被大陆的同志们暂时“遗忘”了。 尽管现在都说“文革”发生在1966年到1976年间（如今中国人称之为“十年浩劫”），但追根溯源，还要归结到党内早就存在... 查看全部[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 ]
第二章 典型的革命生活
1975年9月25日，由英国文化委员会挑选和资助的十名英国学生在香港登上了一架伊尔飞机。罗斯当时正在伦敦学习中国艺术史和考古学。贝斯刚从牛津大学毕业，她比我们几个都忧心忡忡，因为她要有一年见不着自己的丈夫和家里的狗。利兹大学来的人最多，其中格里和吉姆已经毕业，刚刚读完大二的萨拉则显得娇小、稚嫩。罗斯现在是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远东部主任，是备受推崇的陶瓷史学家。贝斯是大英图书馆朝鲜藏品馆的馆长。其余的人有的当了外交官，有的成了救助人员、博物馆收藏家、讲师，有的做起了生意。 在飞往北京的途中，身着古色古香印花布衬衫的年轻中国空姐为我们送上了糖果、中国口香糖（很难嚼）和香烟。一想到将要离开自己... 查看全部[ 第二章 典型的革命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