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启蒙运动[试读]

诚如克罗齐（BenedettoCroce）所告诫的，历史和历史学家无法免于时代的印记。本书即以克罗齐的教诲为戒，其主旨在反映海内外目前仍持续不歇的关于1919年"五四运动"意义的讨论。当我于1969年开始进行这一研究时，"五四运动"早已是台湾地区、日本和美国学界论争的话题，从当时可资利用的材料来看，"五四运动"的意义既可从政治性的爱国主义，也可从文学改革的意义上来探索。为了扩延对"五四运动"的看法，我致力于研究"五四运动"在文化革命上的意义。我以为，中国的文化革命始自1910年代后期而于1966... 查看全部[ 序言 ]

近代中国对康德提出的"何谓启蒙"的回答，反映了时代的迫切需求。这是一个近代民族主义兴起的时代，是以乡村为基地而展开革命的时代，也是寻求摆脱封建世界观的时代。那些将中国视为第三世界典范的人们，长期以来便认识到这三个同时进行的变革的意义。而关切着现代化与社会变革之间存在着普遍性的紧张关系的社会理论家，至今也仍然是这么认为的。现代化与社会改革之间存在紧张关系的看法是我在《长城怨：近代中国的启蒙问题》"ACurseontheGreatWall:TheProblemofEnlightenment"一文中，首先处理的问题。见《理论与社会》（TheoryandSoci... 查看全部[ 导言中国启蒙运动的特殊性 ]

如同150年前的欧洲一样，在20世纪的中国，理性批判的发现预示着由传统迈向现代化的转变。但不论是在欧洲还是在中国，这种转变却不明确，也不如启蒙者当初想象的那样顺利。参阅BenjaminSchwartz："TheLimitsof'Tradition'and'Modernity'asCategoriesofExplanation",Daedalus(Spring1972)。陈腐过时的基督教和儒家思想的余毒，还残留在自以为现代化了的人们的内心，这一现象震撼了那些试图用客观怀疑来取代迷信和偏见的人们。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惊骇反复不断地再现。目睹和经历多次政治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 查看全部[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的探求 ]

在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启蒙运动先驱们被迫重新思考、重新改造，甚至一度被迫放弃思想解放的理想。政治暴力和反帝运动并存的非常环境，一方面向知识分子提出挑战，要求他们放慢思想革命的节奏；另一方面，则使以知识分子自封的文化觉醒先驱形象备受怀疑。以改造同胞的旧思维习惯为己任的"五四"知识分子，最终不得不改变他们对于已经启蒙了的思想家与尚待唤醒的民众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如第四章所提到的，他们不得不改变了自视高于或优于平民、以新文化领导者自居的想法，而去学习做革命群众队伍中一个普通的同行者。 "五四运动"之初，自我型的"... 查看全部[ 身为启蒙代表的知识分子 ]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世界显得苍白暗淡，在年长的中国知识分子眼里，就像是要将中国和欧洲吞没的漫漫蛮荒之夜。在后儒教世界里苟延残喘的绅士们，哀嚎着同时代青年的道德堕落。他们不愿意"玷污"自己的手来"杀死这些禽兽"最猛烈攻击"五四"知识分子的是林纾（1852-1924）。1919年春，他发表短篇小说《精圣》，讽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的短视、思想苍白。参阅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革命》（Stanford,1960），pp.64-67。，却转而求助于执政的军阀来阻止自由主义改革的大潮。但是，军阀们有着更... 查看全部[ 新一代的产生 ]

1919年5月4日宣言的作者是22岁的北大三年级学生罗家伦。他祖籍江西，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1928-1930）和国民党控制的中央大学校长（1932-1941）。1969年在台湾逝世之前，他担任着国史馆馆长的重要职务，并负责国民党党史档案。身为"五四"事件中的热血青年，罗家伦以他的火暴脾气和非学者式的仪容在同代人中显示出与众不同。在具有自我意识的青年人中，他因"粗鲁的外貌"、"熊爪"和"爱炫族"而著名。许德珩于1983年5月26日在北京与作者的访谈。然而，北大代表团里那些听从他的领导的人们，对那天早晨仓促起草的宣... 查看全部[ 几位"五四"青年 ]

罗家伦宣称，学生们已不再在政治上持冷漠态度了，但不到两个星期，陈独秀却提出，中国目前急需的并非爱国主义。为什么经历了同一事件的教师和学生，在看法上会有这种差异呢？这可以从两代人的不同生活经历中，得到部分答案。虽然他们是同一时期的人，但却是社会学家卡尔·曼罕（KarlMannheim）所称的不可比拟的"世代位置"(generationallocation)KarlMannheim,"TheProblemofGeneration",inEssaysintheSociologyofKnowledge（NewYork,1952）,p.291.的产物。每个人都是由... 查看全部[ 改革者、怀疑者与建设者："五四"时代的背景 ]

当中国因1895年对日战争的失败而蒙受19世纪最大的耻辱时，梁启超二十二岁。这次失败比1840-1842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列强一系列战争的失败更为悲惨。它使梁启超这一代人深信，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存有缺陷。一些儒士，尤其是以洋务派著称的耆老改良者，早已强烈意识到中国在物质上的落后，因此他们试图有选择地搬用西方技术以挽救中国。但在1890年代之后，在着手致力于解决中国文化落后问题的梁启超及其他的爱国青年眼里，这种战略已经破产了。这些知识分子同时求助于西方政治学说和中国古代的经典，希望以此来拯救中国的精粹。他们的努力和失败，构成了20世纪启蒙运动的序幕。 1895年的军事失败，增加了儒士们的耻... 查看全部[ 中国启蒙运动的日本渊源 ]

1898年维新运动的失败，促使梁启超抨击中国人的奴性。相应地，1911年革命的失败也使下一代人意识到中国人的奴性是根深蒂固的，尽管这种奴性不再是国家要求的德行。梁启超寄望于上层的立宪改革，新一代的反传统怀疑论者，则穷一生青春从底层进行旧制度的摧毁。他们同梁启超一样，因政治腐败的后果而重新发现文化的重要性。 辛亥革命失败后，这一代人开始对爱国政治产生怀疑，此可见于陈独秀1919年6月8日的警告。在20世纪头十年里，陈独秀这一代人曾热情地投身于救国运动，这把这代人和下代学生的行动主义区别开来。这些行动主义者未曾经历1911年的幻灭，因而能赋予1919年5月4日的游行以新的爱国主义内容。 辛亥革命后... 查看全部[ 革命的失败：启蒙的序幕 ]

这个吸收和保护"五四"一代的教育机构，在"五四"一代进校之前有着复杂的历史。此前的二十年间，它曾是中学和西学鼓吹者之间的战场，也是科举捍卫者和近代教育拓荒者之间的战斗舞台。从创办期开始，新派力量便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和"五四"时期的师生一样，当时也属激进的儒士为1898年夏季一系列不寻常的敕令扫清了道路。在短命的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为建立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提供经费。那些自以为走在时代前端的人，以谨慎的措辞撰写了1898年的规章。但在那种谨慎的背后蕴含着他们创办新式学校，是要以东西方知识培养人才的坚韧决心。而这一教育改革，是在儒士中... 查看全部[ 1916年前的北京大学：知识分子觉醒的种子 ]

1916年12月26日，民国初期最受钦佩的教育家之一蔡元培，受命任北大校长。袁世凯死后继任总统的黎元洪，决定笼络一批以前备受怀疑和冷落的著名学者。起初，黎曾任命蔡为浙江省省长，但为蔡元培从法国来电婉拒，其时蔡正在法国忙于华工教育和中国学生的"勤工俭学会"。周策纵：《五四运动》，p.47。然而，当任命他主持北京大学时，热心教育改革的蔡元培则同意了。蔡在爱国学社（建于1901年）期间以及在担任1911年孙中山内阁教育总长的短暂任期内，便已看到通过教育改革而引发思想革命的可能性，故而渴望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梦想。在德国长期学习以后（1907-1911在莱比锡，1912-1913在柏林... 查看全部[ 蔡元培领导下的北大：1917-1919 ]

自认是中国新知识分子的北京大学学生在1919年5月4日的示威中，第一次体验到现实生活。其后的几个月里，在起草宣言，组织首都的其他学生，进监狱，面对起诉和发动学生、工人、商人的全国性支持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他们的使命是充当不懈的劝说者。但是，当这些年轻人以中国在凡尔赛蒙辱的消息去唤醒他们的同胞时，他们还未认识到雄辩术的局限性。事实上，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充当的义愤文人角色，在过去的世代里早已存在了。因为他们以无知平民的导师自认，因此坚信有权提醒专权的统治者注意政治弊端。JeromeB.Grieder：《知识分子和近代中国政府》（IntellectualsandtheStateinModernChina... 查看全部[ 世代合作与论争 ]

为"五四"启蒙运动开辟道路的师辈，本身深受儒学的熏陶。尽管这一代的多数人都拒绝参加满清政府所主办的延续到1905年的科举制度，但他们都有坚实的国学基础。进一步说，他们对他们致力推翻的世界观的了解，远超过书本上的知识。在日常生活中，这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被迫结婚、生儿育女、祭奠父母、遵从师长，与中国自身的伦理传统束缚保持一致。即使1919年以前他们曾经留学海外，体验过某些对国内文人而言仍为禁区的思想和行动自由，激进的知识分子怀着单薄的个人解放的希望返回了中国。回国之后，他们先致力于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政治革命。受挫后，才着手于对单纯无瑕的青年进行文化觉醒的工作。 这些专业的教育家敏... 查看全部[ 觉醒的教育者和新青年的探索 ]

对青年的重视，除了使年长而幻灭的一代知识分子产生了共同的使命，也有助于学生们在"五四"运动前夕形成共识。由于充分意识到师辈们对他们的期望和忧惧，1917年至1920年聚集于北大的年轻一代，欣然承担起拯救中国的角色。他们具有师辈们所缺少的凝聚意识(senseofcohesion)和共谋意识(senseofsharedpurpose)。在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宽宏容忍--政策的保护下，他们能在北大形成独特的文化和政治信念。在同一年级里，例如在北大的1917年级里，蔡能容忍甚至鼓励同时存有三个不同的学生社团和杂志--文化上保守的"国故"，... 查看全部[ 觉悟的新青年：传统的受益者 ]

1919年10月13日，《新青年》编委改组后两个月，《每周评论》首次发刊不久，二十二个北大学生为筹组新潮社举行了首次会议。他们当中最小的是二十岁的文学系学生俞平伯（他后来成为红学家，既获得了名望又被批斗得声名狼藉），最年长的是三十二岁的哲学系学生、广州人谭鸣谦（即谭平山，后来成为烈士的中国共产党创建者和组织者）。这些被老师们当作是中国希望的化身而选拔出来的学生，对"空谈"感到厌倦。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文史资料选辑》第61辑（1979），pp.81-128。他们也同老师们一样相信，青年自身还与"新知识分子"的称呼不太相称。青年人必须更具体地向社会表... 查看全部[ 新潮社的创立：共同觉醒 ]

从一开始，"新潮"就令年长的启蒙知识分子既感兴趣，又感疑惑。傅斯年1918年秋为新刊物筹措经费而接近陈独秀，起初遭到断然拒绝。这位文学院院长、直言不讳的"新文化运动"支持者，不相信这位文学系的学生，因为众所周知傅斯年颇接近启蒙运动的敌人黄季刚教授。两个月后，陈独秀为傅斯年的真诚所感动，放弃了原先的看法，对《新潮》给予了财政上和道义上的全力支持。陈给予的经济支持与学生们从《新青年》获得的精神支持同等重要，因为使学生们能够成为报刊出版者，对一代青年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机会。后来，这种财政支持则变成了它脆弱的根源。当北大屈服于保守反对者的压力而停止赞... 查看全部[ 猫头鹰和蛇：关于"新潮"的跨代争论 ]

当辜鸿铭嘲笑"五四"知识分子的自傲时，他并不过分。一些"蛇"，如鲁迅、陈独秀和胡适，一些"猫头鹰"，如傅斯年、罗家伦和俞平伯，这些站在文字改革运动前列的人，实际上就是相信"我们即中国"。"五四"运动本身的行动主义、电报、示威和街头谈话，没有向知识分子的自负提出挑战。甚至当他们接触苦力、店员、小贩和无业游民时，他们仍旧信奉古老的儒家概念："先知先觉，先知觉后知"。1980年春在北京，我与《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的作者殷叙彝、丁守和教授，以及《五四以前五十年中国知识分... 查看全部[ 知识分子和语言：历史的枷锁 ]

在新潮社成员相互结识并创办他们学生杂志的两年之前，他们的老师已因对文学改革的共同兴趣而结合在一块了。他们这种冒险地结合和其他的结合一样，受到了教育经历和思想兴趣迥异的左右。例如，钱玄同树立新文学的信念，是由于他对古典文学和世界语的长久兴趣，这一兴趣开始于1911年之前他留学日本的期间。另一方面，胡适则是在美国研究哲学时，对中国的白话文学传统产生积极的兴趣。相形之下，陈独秀开始从事的文学改革工作，是在1911年他对革命的深切失望之后。当时，他需要一种新的方法，去完成他试图摆脱儒家世界观束缚的"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 向钱玄同和陈独秀提供具体文学改革策略的是胡适。他在康乃尔大学... 查看全部[ 文学革命：跨代合作的产物 ]

1919年"五四"示威前两个月，一群北大学生承担起向平民讲演的使命。在此之前，围绕文学革命的论战和新旧的斗争，一直局限于校园内的期刊杂志和校园外的好奇或义愤填膺的知识分子范围内。学生讲演团的建立是使这些争论超出了文人的圈子，论战的内容也因面对平民而有所变化。如果没有老师们的支持和引导，年轻一代也许不会产生走出校园的想法；同样地，如果学生们不愿意走向街头，导师们的观点很可能被保守知识分子的喧闹所淹没。 起初，参加讲演团的学生们相互不信任。文化思想接近的"新潮"社成员，不以为他们的目标，与1918年冬至1919年冬所建立的"国民"社和创办... 查看全部[ 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 ]

1919年12月，《新潮》创始人罗家伦以公开信的方式，总结了他那代人对启蒙运动的憧憬，这是他对资深无政府主义思想家张继（即张溥泉）给《新潮》编辑部的赞扬信作出的答复。罗选择这种回信的方式，表明了有必要在一种既安全又有意义的条件下，阐明近一年来思想革命的目标。张继最初的那封信，是因为对袁世凯、张勋复辟帝制有感而发所写的。这位温和而又绝望的无政府主义者，把"新潮"视为昏暗的中国文人世界里唯一的希望。在这个大多数群众仍然墨守礼法的社会里，张把北大青年看作中国人的旧思维习惯方式也许可以被挑战的象征。 在赞扬新潮社所作所为的同时，张继也告诫学生，不要被炽热的爱国政治引入歧途。他以为拯... 查看全部[ "五四"启蒙运动 ]

在1918年新潮社成立三周年之前，蔡元培已断言，青年们追求和更新与他们前辈不同的生活观点（lifeperspective）是合理，甚至是急迫的。当其就任北大校长时，他已具备了"世界观教育"的基本思想。早在1912年，蔡元培就以康德式的语言，表述了他的教育哲学观。见蔡元培：《教育目标论》。为了希望能纠正传统文士轻视西方知识的传统，他向北大学生提供机会，使他们向专业教育家学习，自行组织各类学会以便从中接触西方思想和非功利主义价值观。在蔡的保护下，一些反传统主义的教师进一步地对儒家思想最基本的原理提出质疑。这些身为学生导师的知识分子们，视受西方启发的功利主义为衡量符合社会价值之世... 查看全部[ 探索科学的世界观 ]

"五四"青年并非是第一代对传统家族制度习俗提出质疑的人。尽管自认是通过刊物为其他中国青年勾画出蓝图，但事实上，他们只是反抗父权制斗争的传人，这一斗争在1919年以前至少进行了二十年之久。关于反对父权制的历史观点，见JudithStacey：《中国的父权制和社会主义革命》（PatriarchyandSocialistRevolutioninChina；Berkley,1983），特别是pp.66-107。在他们之前，已有两代政治批评家将中国的昏睡与落后，归因于孝道的重累。学生们的不同贡献在于，他们乐于承认自身也是顺从这种自我压抑的人之一。他们不是简单地攻击旧有传统缺乏个人自主... 查看全部[ 反抗奴性的家庭伦理观 ]

两代"五四"知识分子都向西方寻求出路，因为那儿有自我意象、叛逆的道德观和思想批判的范例，这些都与他们当时环境的需要相吻合。西方对于他们的困境，既未提出问题，也没提供任何答案，它的作用只在于提供了观点。对西方文学、哲学和科学的探求，使这些思想家能够步出自己的传统，在不同的时空里着手批判它。如果没有一个可资镜鉴的立足点，他们就不具备唤醒中国的号召力。对西方的好奇求知，使这些知识分子得以更有效地拓宽中国世界观的限制。西方提供了一种可资替代的自我观念，使这些启蒙者可用以唤醒同代人，形成一种新的、更自主的国民意识。 试图以他人的眼光看待自己和所处的社会，既不简单也不舒服。那些囿于传统... 查看全部[ 转向西方和批判国民性 ]

按照傅斯年的观点，有所责任感就是愿意培养自身和他人的批判思考能力。这种对怀疑能力的关注，把傅斯年这一代和胡适那一代的师长连在一起；但也使他们与师长脱离，因为年轻一代的怀疑比师辈一代更急切。"五四"之后，它也使学生们比上代知识分子更快地对根深蒂固的盲从和麻木不仁的状况感到绝望。1920年4月，傅斯年的"新潮"战友罗家伦在副标题为"三W主义"的辛辣文章里，表达了那代人对中国培育批评精神之缓慢的失望，也表明了作者对本国文化的悲观。罗以为中国知识界非常缺乏理性的怀疑（reasonabledoubt），他引用外来语，概括出这种精神缺乏的缘由：中... 查看全部[ 从批判的思想到反传统 ]

在"五四"事件后的一年里，学生们震撼地发现，旧的思维习惯深深根植于同胞之中。虽然他们的爱国动员号召，迅速得到全国的响应（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证明了这一点）关于1919年"五四"游行后商人罢市、工人罢工情况的论述，见周策纵：《五四运动》，pp.117-144。，但"五四"积极分子们发现，广大的民众对思想觉醒的呼声仍然无动于衷。他们越是对北大启蒙师生之外的民众演讲，就越加意识到他们所倡导的批判的自觉，实际上并不为人所接受。由于他们在北大之外的街道与乡村所进行的启蒙思想传播努力受到了挫折，"五四"学生们因而面临两种选择：放... 查看全部[ 从思想转变到社会革命 ]

在"五四"前夕，想象"未来属于那些敢于思想的人"是勇敢的，也许这样做可能有点愚蠢。直到学生游行爆发之际，大部分的中国民众仍然未听说过（同时也不太关心）什么"自由思想"。此外，保守派对新文化的公开反对，也迫使蔡元培试图限制"新潮"思想自由地在社会中漫涌。促成新思潮从北大冲向校外街道和乡村的，不是思想说服力，而是"五四"爱国运动。 但是，"思想洪流"并未解决知识分子的两难境地，也没有解决怎样使启蒙运动遍及中国，从而使民众摆脱奴性道德束缚的问题。这更未能使知识分子消除对自己不适当地... 查看全部[ 知识分子在"后五四"时期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