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皇帝的中国[试读]

人类历史的演进轨道： 文化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 经济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 政治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专制）到民权统治（民主）。 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 审视中国在这条跑道上已经达到什么程度，是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历史责任。 这就是本书的目的。 是为序。 周有光 2011年8月1日 时年106岁 （周有光，1906年生，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文化学家。著有杂文集《朝闻道集》、《拾贝集》等。）... 查看全部[ 序一：告别皇帝的中国 ]

7月间，马国川先生来一传真，希望我为他新近完成的《告别皇帝的中国》写一序言。 马国川是《财经》杂志主笔，是一位资深媒体人，曾出版《大碰撞：2004—2006的中国改革纪事》、《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等书，脍炙人口，广受好评。马国川有媒体的专业修养，对时代性的课题有敏锐的触悟与捕捉。2009年4月我在北京出席博源基金会主办的“中国现代化与现代性”会议期间，曾接受过他一次有关大学课题的访谈，他十分到位的问题，平和理性的态度，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显然，这次马国川先生为了《告别皇帝的中国》一书是花了很大的心思与功夫的，从书的主题（辛亥百年）之设定，采访的大纲细目之拟定，到受采访人... 查看全部[ 序二：重思、反思“辛亥百年” ]

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北京《财经》杂志的马国川记者为了进行一次非同寻常的纪念活动，不辞辛劳，采访了大陆、台湾和海外的十二位著名学者。大陆的是周有光、章开沅、李泽厚、袁伟时、杨天石、朱维铮、萧功秦、雷颐和高全喜；台湾的是许倬云；海外的是余英时和刘香成。这些学者大都是对辛亥革命进行过长期而深入研究并有所建树的专家，而且都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国川同志把这些很有分量的采访录汇集起来成为一本大作，题为《告别皇帝的中国》，将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蒙其信任，索序于余。开始我感到，我虽对辛亥革命有所了解，但究非我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难以应命。但旋又想到，对我而言，这个任务是一种光荣，一种责任，... 查看全部[ 序三：“辛亥百年”之我见 ]

“谈到辛亥革命，我希望先了解它的前奏”，朱维铮先生对我说，“我重读近代史，就是希望了解，从明朝晚期一直到‘五四运动’，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希望把历史弄清楚。” 这是2010年夏天的一个午后，窗外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雨。我坐在朱先生的办公室里，听他讲述自己的治学历程。 今年七十五岁的朱维铮先生是无锡人，五十一年前他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最初我跟本师陈守实先生学习中国土地关系史，陈先生是梁启超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时的研究生”，朱维铮先生告诉我，“我后来跟着周予同先生编写大学教材《中国历史文选》。” 1919年5月4日，周予同作为北京高师的代表，参加了“火烧赵家楼”的活动。不过，这位... 查看全部[ 采访手记 ]

马国川： 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作为一位历史学家，您认为从辛亥到现在的一百年间，中国现代化进程里有哪些教训？ 朱维铮：谈历史教训，首先要弄清楚历史的真相。如果不搞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而是“以论代史”，是不可取的。 马国川： 因为将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在研究上就出现对历史的割裂，而且以某些政治人物的论断为依据，以论代史，为了论证某句话，完全不顾事实的真相，甚至把所有的其他历史都屏蔽掉。 朱维铮：中国历史那么长，分段研究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把历史割裂开。因为把1840年鸦片战争作为近代史的开端，后来人们就发明了一些怪论。比如，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闭关自守，中国大门被英国大炮... 查看全部[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闭关自守吗？ ]

马国川： 尽管鸦片战争前中国并非闭关锁国，但是中国改革确实是因为受到了西方的刺激或者启发。例如，康有为的改革思想就明显受到了外来的影响。 朱维铮：严格说来，第一个提出改革主张的不是康有为，改革思潮可以一直追溯到十九世纪。在十九世纪初期，包世臣就提倡整个官僚体制要改变。特别是1815至1816年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里就提出，挽救中国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改革”。他警告说：如果不肯自上而下地主动改革，那么别人就要起来颠覆你。 龚自珍还有一篇描写了所谓的“治世”。他说，现在大家都讲治世，治世跟乱世实际上是很难区分的。看似“治世”，其实乱境不远矣。因为现在的状况是，朝廷里边没有良相，军队里面没... 查看全部[ “如果不肯自己改革，别人就要起来颠覆你” ]

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关注现实，雷颐先生对现实的关怀尤其强烈。这并不奇怪，因为除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他感兴趣的研究方向也包括当代中国史。 他在《经济观察报》上长期开专栏，我每期必读。尤其是那些讲述近代史的随笔文章，读着读着，我总觉得似乎就是在讲述当下的中国。我曾经和他开玩笑说，您是不是在以古喻今呢？他说，不是，只能说明中国进步太慢，许多方面在不断地重演历史的悲喜剧而已。 今年五十五岁的雷颐经历丰富。按着他的说法，“工、农、兵当年三个最重要的社会阶层的角色我都有体会”。小学没毕业文革就开始了，复课闹革命后升入中学，但是也不学文化课，每天就是“天天读”毛主席著作，也曾经到工厂去学工。... 查看全部[ 采访手记 ]

马国川：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前后组织了十一次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最惨烈的是1911年4月发动的黄花岗起义，也没有成功。革命党纷纷流亡海外，孙中山也远赴美国，革命处于低潮。可是，仅仅半年后，在孙中山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处于华中腹地的武昌竟然成功起义，而且全国各地纷纷响应。这场革命看起来为什么如此偶然？ 雷颐：辛亥革命看似偶然，其实是多重因素造成的结果，是由一系列因果关系造成的。辛亥革命前夕，满清政府就像一栋老房子，看起来还在那里巍然矗立，其实已经腐朽了。突然刮来一阵大风，甚至是吸烟人的一颗烟头，就足以将它吹垮或烧毁。如果没有大风或烟头呢，它还能侥幸地支撑很长时间。 马国川：武昌起义... 查看全部[ “一步一步地把自己弄垮” ]

马国川：为什么清政府的改革不成功，也就是说，为什么执政者的改革没有符合当时的社会心理预期？ 雷颐：这要从更早一点开始说起。戊戌维新本来是一个好机会，可是被满清镇压了。慈禧全面开倒车，鼓动义和团“灭洋辅清”，招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慈禧仓皇出逃。她杀掉了一百多名大臣，只求自己不被追究责任。到这时，慈禧已经威望扫地，满清政府威信扫地。当一个政府丧失了公信力的时候，不管它做什么，公众都会摇头质疑。尽管如此，一般士绅仍然心存希望，因为他们知道这个社会必须变革，应该在政府领导下自上而下地进行变革。 马国川：是不是说，当时改革仍然是社会共识？ 雷颐：可以这样说，革命思想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是主... 查看全部[ 制度优，则国家强 ]

2008年在采访李银河女士时，听她谈起过许倬云先生。 1982年李银河赴美国匹兹堡大学留学，两年后在人民大学工作的王小波也来到匹兹堡大学学习。“许倬云是我和王小波的导师，当时许先生是匹兹堡大学社会学系和历史系的跨系教授”，李银河回忆说，“许先生一口国语讲得特别好，他的国学好得不得了，学问做得特别棒。” 在李银河看来，“许先生是个自由主义的大学问家，他的自由主义思想和他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对小波有深刻影响。当年小波获得联合报文学奖，也是出于许先生的推荐”。 后来，我在许倬云先生回忆王小波的文章里，读到了这对师生上课时的有趣情景：“（小波）坐姿松松散散，我也一直有坐不直的毛病，师生二人东倒西歪... 查看全部[ 采访手记 ]

马国川：有学者说，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设谘议局等改革措施，史称“晚清新政”。那么，为什么改革跑不过革命呢？ 许倬云：“晚清新政”并不意味着慈禧太后真的要搞改革，而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慈禧是一个有手腕有权谋的女人，但是没有见识，热衷权力。“晚清新政”的改革成果很有限。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本身固然处在改革和革命之间，看上去似乎有选择，实际上中国的选择余地并不多。因为当时维新的力量并不大，维新力量在戊戌政变时遭到了重创，守旧力量重新抬头，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多少。所以，整体讲起来清末改革没有多少准备工作，无... 查看全部[ “中国的选择余地并不多” ]

马国川：诚如先生所说，孙中山的革命动员很辛苦，也一直效果不大，为什么后来革命力量在广东开始壮大起来了呢？ 许倬云：等到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孙中山就往广东走，一些人也跟着往广东走，虽然广东是一个小小地方，没有多少力量，但是真正是全国希望之所寄。孙中山在广东局促一隅，却终于得到了两个意外帮助。 第一拨意外的帮助，就是许多沿海地区的留学生，纷纷往广东聚集。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帮孙中山做了许多事，包括帮助他完成他的理论建构，帮助整理财政，等等。另外一拨意外的力量，就是苏联革命以后，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使他得到了左边的助力，有了组织工作，也使他得到了武装力量。 马国川：文武两拨力量终于... 查看全部[ 孙中山思想的两派继承者 ]